经济史家诺斯站在制度学派的立场，提出制度变迁的“路径依赖”一说。在一切人类的自发演进秩序当中，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改弦更张的。这个意义上，一切貌似斩钉截铁的革命，等到尘埃落定时再看，也不过还是改良。
戊戌变法的激进主义者谭嗣同，曾说吾国是“两千年之政皆秦政也”。毛泽东亦说类似的话（“百代皆行秦政制”）。如果我们将谭嗣同和毛泽东所言的“秦政”，作为从变法到革命运动厕身其间的“路径依赖”，那么我们判断1911年辛亥革命及其一手拉开的暴力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在多大的意义上获得了成功，就可以取决于革命后政治与“秦政”之间的对比。这个对比是我在这里无力作出的，但毛泽东在50年代作过这样的表白：“我们就是秦始皇加马克思”。
如果我们将“秦始皇加马克思”理解为一半的“路径依赖”加一半的西方资源，那么既然帝制已经在辛亥年间被一劳永逸的废止，这个“秦始皇”的表述又究竟意味着什么呢？
我将“秦始皇”这一辛亥年间的“路径依赖”理解成两个方面，一是作为“政统”的君主制，一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和君王思想。在政统与道统之间，我们看到辛亥革命，尤其是后来的继续革命，几乎所有力量都义无反顾地坚决指向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对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的意识形态着墨甚少，甚至在某种程度，此种意识形态下形成的威权反而成为对抗君主制的革命运动当中不可或缺的“本土资源”。
恰恰因为一场从专制主义土壤里萌发的暴力革命对于威权的迫在眉睫的需求，辛亥革命在对于“道统”的破坏上反而不如戊戌变法。在我看来，这一点正是孙文本人在革命早期设想的英美式宪政道路在革命后无力为继的根本原因。
1911年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一位士绅特意远来南京参观民国新气象，他见到孙文时行叩拜之礼，被孙总统阻止。孙说：“民国的总统在位一天，就是百姓的公仆。”士绅问道：“若是总统离职之后呢？”这个问题就超越政体，问到了“道统”的层次。孙文答曰：“总统离职后就回到百姓中间，成为普通人。”发问者听到这里，方才长叹一声，说：“我今天终于见到民主了。”
这位乡绅体现出对于道统的难得的关注和清醒。并不是总统这个头衔对于君主的取代，而是孙文所允诺的总统的“退出机制”让他感到民主有望。但我们却遗憾的看见，从孙文就任大总统开始，整整一百年，担任过中国最高领袖的人物，没有一个人真正实现了华盛顿式的解甲归田。没有一个人像孙文所说“最后回到了百姓中间”。
包括孙文自己后半生的继续革命和向专制主义转向之后的穷兵黩武，亦是对于“回到百姓中间”以及成为一个中华民国开国纪念品的心有不甘。
尽管文化与制度的路径是绝不可能被彻底超越的。但在1911年娜拉出走之后，三百年之王朝与两千年之政体灰飞烟灭的关口，却毕竟面临着社会“范式”的巨大改观。历史在此时撕开了口子，最大可能的向这个古老帝国和文明敞开了未知前途的可能性。
尽管历史不可因假设而变更，但对于历史路径的假设却并非毫无意义。至少让我们回头看看错过的东西为什么一再被错过。看看在辛亥之后，历史在每一条路口的张望，在每一道岔口的哭泣。
一、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
武昌首义后到南北和谈，如果说革命军对于民主共和政体的殊死坚持，是君主制最终被放弃的主要原因。那么这种坚持当中，除开思想上对于民主政体未来前途的绝对自信和对于两千年帝制和近代以来国嬴民弱的深恶痛绝，又有没有对于革命团体既得利益的殊死维护呢？如果帝制不能被推翻，革命的合法性实际上就成为问题。因为驱除鞑虏的口号是与建立民国相联系，而非依赖于“天命已不在清室”这样的本土革命理论。
事实上，就在汉阳被清军攻克后，黎元洪曾明确向袁世凯表示可以接受“君主立宪”的政体，由此获得了在英国调停下短暂的停战局面。等到各省纷纷举事宣告独立，革命军对于共和政体的坚持便再也没有丝毫动摇。孙文回到上海后即公开宣称：“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
另一方面，尽管袁世凯本人在私下里透露过他愿意接受民主共和，但在和谈前及谈判早期，袁世凯的公开态度是非常肯定的，即坚决维护帝制传统，决不做辜负“孤儿寡母”的曹阿瞒。他在与黎元洪签订停战协议的同一日发表声明，明确表示“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
但袁世凯提出了一个对于政体之争的颇为民主和现代的解决方法——“国民公决”。他在声明中对中央和掌握各省的革命党及保守党（立宪派）三足而立的局面进行了说明，接着说：“余拟召集各省人民，以研究此中国究应为何等政体之大问题”。
唐绍仪与伍廷芳是年12月31日达成协议，南北双方就政体问题召开国民议会，听从国民公决。但南方坚持国民议会在上海举行，时间定于1912年1 月8 日。北方则坚持在北京举行议会，双方僵持不下。结果孙文于1912年1 月1 日在南京正式就任临时大总统，并加紧了北伐的备战。
失去了革命党一度承诺的民国大总统初夜权的袁世凯，勃然大怒，全面推翻议和，南北内战一触即发。袁世凯致电孙文，坚持“君主、共和问题”付之国民公决，绝不承认临时政府。
正如孙文所言，“革命之目的不达，无议和之言也”。此时的孙文面对星星之火居然燎原的局势，对于暴力革命的社会改造已经充满迷信，政体问题听从国民公决，这种方式及其可能的后果都是革命党决不能接受的。所以和谈不过是革命军一个虚与尾蛇的花招，先把临时政府建立起来，形成既定事实，再以大总统职位迫使袁世凯倒戈，孙文自己顺便也把“开国之君”的初夜权先占了再说。
孙文复电袁世凯解释为什么就任大总统一事，一则表达了“君主、共和”不容再议的态度，二则指出自己经各省推举实在却之不恭，三则欲盖弥彰的说：“若以文为有诱致之意，则误会矣”。
以当时情势看，若因政体之争南北开战，革命军断无获胜的局面。但对袁世凯而言，胜负之数也是未明。在一个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大总统唾手可得的前景下，以后半生的荣辱得失为君主制的去留而战，实在不大符合袁的一贯习气。所以对君主立宪的坚持，成为袁世凯的砝码。和谈前他便明确指示和谈代表唐绍仪，“我方应坚决主张君主立宪，直至争论到最后，方能考虑调停办法，借以博取天下之同情”。
社会名流们的态度也很明确，当时国内思想界普遍主张君主立宪，康有为发表《救亡论》，反对革命，指出“虚君之共和”才是最佳方案。梁启超秉承师意，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首先肯定了革命的必要性，接着分析当时世界上六种共和政体的优劣，认为“虚君共和”较为圆妙。
在解释为什么要设一个“虚君”时，梁说目的在于“可以息内争而定民志”。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在专制主义和威权主义的道统还根深蒂固之际，而君王作为这一“道统”的有着深厚渊源的象征被断然取消，可谓“内争”已起、“民志”已乱。无论袁世凯还是孙文，实际上都梦想成为道统意义上的“开国之君”。
章太炎、严复等一大批有名望地位的社会贤达也明确主张君主立宪，严复警告说“他们”（指革命党）如果轻举妄动并且做得过分的话，“中国从此将进入一个糟糕的时期，并成为整个世界动乱的起因”。因而严复主张历史的渐进，认为“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
西方列强也纷纷表示支持中国建立虚君立宪制。尤其是英国和日本在这一立场上态度坚决，甚至表示如果清室被废，将不惜以武力干预。而美国公使也明确向革命党表示美国“绝不会承认中华民国”。另一方面，清室则于当年11月1 日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当月3 日颁布《宪法信条》》19条款，——明确了君主的权力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当月6 日又释放了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等六人。可以说清室开始主动的朝着虚君立宪的方向前进。
在南北力量和内外形势的博弈拉扯之下，君主制的深厚传统若是能够震得住台面，通过虚君立宪得以保留，一则可以免去威权象征被打破之后长达数十年的地方混乱和军事割据，二则必然使真正的宪政建设走上正轨，如梁启超所说，各种力量在遵奉一个最高象征的前提下所进行的竞争，必然将在名分已定的宪政框架内展开，因为这样一可以防止君主权柄卷土重来，二则可以挟天子（宪政）以令诸侯，取得政治上的合法性与主动权。
建立和维护宪政，逐步消泯作为道统的专制主义意识形态，就将首先成为各种势力维护自己利益的手段和需求。争夺尽管在所难免，但将下降为世俗意义上的争夺，而非意识形态的争夺。这将瓦解中国当代专制主义形成最本质的一个根源：政教合一。
贡当斯在路易十六被杀，拿破仑成为独裁者之后，曾说：“我承认两种统治的合法性，一种是名正言顺的，它起源于自由选举；一种是心照不宣的，它源于世袭制。”而辛亥之后长达百年，中国的政治始终在心照不宣的世袭制与名正言顺的自由选举之间痛苦挣扎，沦为漫长的“比君主制还不如的”（贡当斯）的僭主政治。
当道统的象征被毁，新的统治者就必须既是凯撒、又是上帝。事实上，“枪杆子下面出政权”这句话只说对了一半。在君主制下周而复始的王朝更迭中，新的统治者只需要枪杆子即可。但在几千年的政治合法性火炬被彻底吹灭，新的自由选举和社会契约论的政治合法性尚未建立之前，新的统治者光有枪杆子是远远不够的。
最能说明这一点的就是1916年袁世凯去世后到1928年间军阀政治的失败。新的统治者必须建立一套新的政治仪式和政治伦常，即“一个国家一个主义”的现代意识形态。从这种视角看袁世凯的复辟，所谓复辟只不过是袁对合法性危机万般无奈的回应。袁世凯上台后的政治实践，并非简单的个人野心的膨胀。从制度的深处看，府院之争和集权倾向都是君主制被废止后“道统”与“政统”之间的必然冲突。
我自己的设想，如果是孙文继续就任大总统，这种冲突将比原立宪派出身的袁世凯只会来得更加凶猛。
缺乏这种意识形态资源的袁世凯，发现自己手中的强权“失去了传统的依据，又无法提出现代的依据”（费正清），最终不得不回到“君主制”的本土资源下，方能维持住事实上的集权体制。用后人评价蒋介石的那句话“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来评价袁世凯，就是“民主无量、唯有独裁”。
一个事实是，自君主制的政体被废，道统独存，中国一百年间事实上作为“天子继承人”的僭主不断涌现，唯一的区别是，自袁世凯之后，集权主义政体的合法性来源便由孙文效仿苏联模式一手建立起政教合一、党国合一的现代意识形态和党治国家传统，再由蒋介石和毛泽东分别发挥直至极点。
余英时在《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中问道，“民国以来，皇帝制度已经从中国历史上消失了，但是无形的精神上的‘君统’是不是也一去不返了呢？”。他的回答是直到今天，“至少从形式上看，废除中书省、打乱行政系统之类的君权仍然存在。相信君权的绝对性，也许会在我们的潜意识里发生一种暗示作用，使人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 charisma 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
有论者指出，袁世凯之所以在民初战胜革命党人，一个最重要的原因便是乱世之中人民渴望强权人物，而袁世凯当时被普遍视为能够得到各方面认同的强势人物。他的较革命党人更加温和稳健的主张更加符合当时国内大多数人的立场。所以废除君主制的做法无疑是为此类强权人物的僭妄提供了条件。
直至今天，余英时所说“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 charisma 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仍然是中国社会每一代政教合一的领袖人物及其广泛追随者的主流思想。
君主立宪制的主张，为什么会在当时革命军并不具有明显优势的情势下被各种政治力量迅速摒弃？除了上述袁世凯、孙文等人对于缔造共和的开国功勋的个人梦想和袁本人的政治投机选择外，清皇朝的异族统治是导致帝制被废的最根本因素。革命党最具影响力的口号并非“建立民国”，而是“驱除鞑虏”。
“排满”其实是这场全国革命暴动的本质。梁启超在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后便意识到这个难题，他派人去上海、北京活动，意图说服清室“改中华国，从汉姓”。又建议说把孔子后裔“衍圣公”请出来做皇帝。可惜杯水车薪，无力扭转局势。
阿城在谈及台海形势时开玩笑的说，倘若君皇尚在虚位，两岸的死结便只有“皇帝老儿有面子作调停，说两家兄弟和了吧。皇太后找两家兄弟媳妇凑桌麻将，不计输赢，过几天也许双方的口气真就软了”。所以阿城感叹道：“可当今简直就找不出这么个场面人儿。”
虽是小说家言，但按前面的分析继续看，虚君立宪的主张若能在辛亥年的众声喧哗当中侥幸得以确立，两岸的死结也许根本就不会结下。恰恰是从袁世凯的复辟礼炮到孙文党治领袖的血手印，给共产主义进一步的暴力革命主张和对意识形态制高权的苦心经营留下了余地，撕开了更大的口子。
二、内阁制与总统制
孙文归国抵达上海的次日，即12月26日，便召集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这次会上，年轻的宋教仁提议采用内阁制，受到坚持总统制的孙文极力反对。讨论持续到晚上，双方“面红耳赤、几至不欢”。
关于这次争论，孙文的亲信胡汉民和宋教仁的传记作者及其朋友们的记载各执一词，殊有不同。有史家认为各有不实之处。
所谓内阁制，便是主张董事长与CEO 要分开，宋教仁主张的是政党内阁，以政党政治在议会进行政治博弈。宋的主张等于是在“道统”的意义上彻底废除君主政治，对于共和政体下的“大总统”，也要尊其贵而虚其位。
而孙文在这时的态度便反映出其只反“政统”、不反“道统”的立场。他在评价内阁制与总统制时，认为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有人站出来说，这样的人只有先生一个。此言一出，众皆翕然。
余英时所谓“相信权力集中在一个具有 charisma 的领袖之手是最有效率的现代化途径”的君权思想，由此可见一斑。那个以后要求党员宣誓画押、绝对服从并为达目的并不择手段的列宁式领袖的影子，似乎也可以略略看见。
宋教仁最终在压力下屈从。民国临时政府在孙文就任大总统之后采用了独裁的总统制。
关于大总统的推选过程亦是意味深长。最初的人选有四：黎元洪、黄兴、袁世凯和孙文。黄兴受各省推举，但坚持在孙文归国之前不组织政府，并在总统的选举中极力主张孙文，于孙文的当选功业不小。袁世凯如果反清，则推举其为民国首任大总统，这基本上是革命党包括孙文在内一致的意见。西方列强亦纷纷表示非袁不可。同盟会内部对孙文也一直有不同意见，章太炎、宋教仁都不赞同孙文。12月29日17省代表投票选举，孙文最终以16票当选，可谓众望所归。
这次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无记名投票推举最高领袖的选举，望前看意义深远，实在是振奋人心的进步。朝后看也是意义深远，其出炉过程一举开了吾国领袖人物选拔之滥觞。
就在12月26日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上，由于黄兴的努力，大多数人主张推举孙文为总统人选，尽管有不同意见，但最终形成决议。3 天之后，来自17省的代表投票选举，候选人除孙文外，还有黄兴和黎元洪。但此时总统人选盟内已有定论，这一定论并非秘密，而流传至盟内外皆知。由同盟会掌握的省份自然是服从党议，其余各省则几乎完全承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领导地位，尊重其提名。最终孙文以16票绝对优势当选。
即便当时没有同盟会的盟内决议案，以当时情势论，孙文的地位业已是舍我其谁，当选总统自然是情理中事。但这一选举在宪政体制的开篇序盘，便在“正当的程序性”上开了恶例，革命党超越于国家政体之上的党治国家模式实际上已经初露端倪。自此以后，直至21世纪初，吾国国家领袖的选举依然追循着这一模式：即先由革命党对重大人事变动和制度创设形成党内决议，再以此决议提交名义上的立宪机构正式表决。
耐人寻味的是，就在孙文以“非常时期”需要非常威权的理由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坚持董事长兼总经理的总统制之后仅仅3 个月，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任临时大总统，第二天孙文便仓促的在南京颁布了《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来了个180 度的的大转弯，完全采纳宋教仁当初的内阁制设想，意图牵制袁世凯的权力。
想起当时最高干部会议上的“面红耳赤”，此举实在不可谓不是用心良苦。孙文将自己任大总统时绝对无法接受的责任内阁制套在了袁老三的脖子上，让他去尝尝消解道统的滋味。如果说此时即将卸任的的孙文，其思想当中对于英美体制的推崇占了上风，意识到了君主道统的存在和自己所谓五权分立的必要，那么3 个月之前踌躇满志的孙大总统，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就是先知先觉，就是绝对不需要“复设防制之法度”的呢？
从这个意义上看，袁世凯接替孙文就任临时大总统，实在是一件好事。至少让宋教仁的政党内阁和议会政治的主张获得了一个实践的机会，至少使民初的宪政建设和政党政治达到了一个高峰。而这一切是决不会发生在孙文的总统制下的。宋教仁若是胆敢逆孙而动的话，第一个要杀他的人毫无疑问就是孙文。
所以上面笔者认为，袁世凯上台后的府院之争，实际上是道统与政体之争。尽管临时约法把责任内阁制绑在了袁世凯身上，但当时的民众普遍希望出现一个强有力的政府（这也是孙文当初坚持总统制的原因），希望总统事实上是一个“天子的继承人”。所以袁唐之间矛盾升级，唐绍仪的第一界内阁垮台时，国内舆论普遍支持袁世凯，连同盟会对唐绍仪都没有给予应有的支持。
袁世凯最后暗杀宋教仁之举，要换了孙文，只会是杀得更早、杀得更为坚定。无论是袁世凯还是孙文，抑或是当时大多数的民众，骨子里面的“道统”都是如出一辙的，相信武力、相信乾纲独断，相信意见纷纭是祸乱之本。
袁世凯在1912年就对新闻舆论和政党林立表示不满，认为其“怀挟阴私、飞短流长”，会使共和时代遭遇灾祸。而孙文在1912年让位时提出定都南京的主张，企图牵制袁世凯，遭到章太炎、宋教仁和其他一些议员强烈反对，认为这么做无异于放弃满、蒙。最后参议院投票表决的结果是奠都北京。这一结果让孙文大为光火，表示极大愤概。后来在黄兴的努力下，迫使参议会再次投票，改变原议而决定定都南京。这个例子是对余英时先生“君权还在不在”问题的最好回答。
在辛亥年，通过革命赢得了一个机会，即把一个名义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君主制的被废等于断送了这个机会。接下来中国一百年来的努力，就是企图把一个接一个事实上的“皇帝”拉入宪政体制。但这个努力直至今天还看不到结局。宋教仁的被刺原本可以成为这一努力的又一个起点，当时政府与刺宋案有关的证据被自由的新闻媒体曝光，相对独立的司法局面下，主审此案的法官居然坚持公开传唤国务院总理到庭作证。
以前一直站在孙文一边的黄兴主张在现有框架中寻求法律解决，和孙文发生分裂。结果由于孙文的激进革命主张，贸然发动二次革命，在国内外失去普遍同情，最后的结果几乎使革命党的力量毁于一旦。袁世凯的声望则达到顶点。孙文再次感受到乾纲独断的重要性，要反对袁世凯的独裁，自己首先就必须独裁。于是以二次革命为界，放弃宪政框架在海外重新组织秘密会党中华革命党的孙文，开始完全倒向作为本土资源的君王“道统”。
在还没有完成“马克思”的中国化之前，辛亥革命除了完成一个共和制的外壳外，最大的后果就是在孙文的手中完成了“秦始皇”的现代转型。
三、联省自治与中央集权
有论者认为，清朝设立省制，中叶之后，各省督抚权力日益扩张，尤其在同治中兴的过程中，地方大权慢慢移至汉人之手。这是大一统的皇权思想被削弱的一个重要因素。也是导致辛亥之后帝制被废的一个历史的“路径依赖”。
宪政体制的根本之处在于对权力的程序性的限制，而这种限制一定是来自于自下而上的权力渊源。即所谓“共和”是建立在个人对国家、地方对中央的层层授权和让渡之上。某种程度的地方自治乃是宪政体制的题中之义。因此真正与“宪政”格格不入的本土资源并非作为“政体”的君主制，而是作为“道统”的春秋大一统，即自上而下的中央集权体制及其意识形态。
以孙文为首的老一辈革命家没有人有能力认识到这一点。能够超越“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这样的政体之别来看问题的只有一个章太炎。他在民国之初就公开宣称：“民主立宪、君主立宪，此为政体高下之分，而非政事美恶之别。专制非无良规，民主非无秕政。”
但对于导致美恶之间的专制主义道统，章先生也是缺乏认识的。孙文在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之后一段时间，曾真心诚意的推崇袁氏，主张同盟会为袁世凯的强势政府让路。他和黄兴都宣布退出政治舞台，转而经营实业。并对宋教仁的政党活动多有批评。
这一思想与孙文当年坚持总统制的初衷是如出一辙的。即信奉领袖人物的乾纲独断。这种根深蒂固的道统思想从组织秘密会社开始，直到晚年建立列宁主义式的独裁党治（1923年国民党党章取消了领袖的选举制，直接任命孙文为党的领袖，并规定其享有对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任何决议的否决权，孙文再也不必担心他的建议像当年定都南京的提议那样被代议机构否决了），可以说越演越烈。
事实上，通过此起彼伏的革命运动，革命领袖的“天子继承人”的身份不是被淡化而是被强化了。最终对于国家最高权力的制约，反而远远落在清室1906年立宪诏书的水准之下。
君主立宪与民主共和的国体问题解决了之后，接着便是中央与地方间的政制问题。无论孙文还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他们当时所领导的事实上都是一个联邦制的共和国。在清末袁世凯主政的7 年间，作为开明的立宪派人士，袁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在各省设咨议局，进一步将清末以来地方自治、皇权衰微的局面引向立宪制的方向。这是辛亥革命一声炮响能够得到全国响应的重要原因。
各省立宪派和革命派举重若轻，一夜之间宣布独立可谓水到渠成。立宪政府建立之后，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依然在相当程度上保持。这时候最重要的分歧开始出现。
中国历史上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循环往复，都发生在在春秋大一统的道统之下。在这种道统之下，地方势力被称为“割据”。最终将会出现一个胜利者一统天下，恢复中央集权的皇权政制。而辛亥年间所面临的一个可能性，就是历史路径所形成的可能持续较长时期的地方自治局面，如果能够在民主共和的现代政体的合法性当中，找到新的存在和整合的理由（比如联邦体制和20年代的联省自治运动），就可能有助于打破大一统中央集权的道统。在两千年帝制的灰飞烟灭之后，再一次推动两千年中央集权道统的灰飞烟灭。做到了这一点，方可说终于不再行“两千年之秦制”。
在这一方面，袁世凯和孙文也表现出了惊人的相似。袁成为“天子的继承人”后，先和内阁之间发生冲突。中国的政治传统没有在一个独尊的领袖之下的分权理论，所以袁世凯最终取得胜利，解散内阁、甚至以后解散国会，并在天坛宪法草案中改内阁制为总统制，这些举动事实上在当时都得到了舆论和民众的支持默许。
接下来袁世凯一改当年推进地方自治的态度，开始循着中央集权的传统思路对独立的地方进行改制。另一方面，孙文二次革命后，在南方与陈炯明之间的冲突，其实质也是孙文的中央集权思想和武力统一全国的主张，和陈炯明主张联省自治、反对武力统一的英美式思想之间发生不可调和的矛盾。
尽管孙文拥有美国护照，长期居留海外，早年受英美道路影响较大。然而事实上，孙文思想当中作为本土资源的“两千年之秦制”的道统深入骨髓，其对英美民主宪政的理解远远不及宋教仁、章太炎乃至陈炯明等人。如本文前言所述，在秘密会社的革命运动中，那种专制主义和乾纲独断的组织手段成为革命运动中不可或缺的资源。
专制手段与民主目的之间的那条鸿沟，在革命屡受挫折之后，孙文实际上已经慢慢意识到了。这是他改弦更张，从英美式的革命蓝图走向苏俄式独裁党治，实行先知先觉者对大众无期限“训政”的重要原因。从孙文、袁世凯到以后衮衮诸公，如毛泽东所说，都是在“秦始皇”的底子上往上面加其他的西化资源。
辛亥之后一百年间，超越了“秦始皇”道统的政治家，一是坚持政党政治和内阁制的宋教仁，二是坚持省内民主改革和联省自治道路的陈炯明。除此之外，几乎再无他人。
1912年参议院通过省官制案，仿照普鲁士的做法，在中央集权与地方自治局之间进行妥协，将地方政权分为自治机关和官制机关。议会自治，省长则由中央兼任。这一做法一则照顾到各省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二则也是袁世凯一贯推崇的德国思想的体现。但即便如此还是遭到各省督军的通电反对。
以后再提出“虚三级制”，即虚省一级，变为事实上的二级政府。熊希龄内阁则正式提出废省计划，认为明清政治所以不如从前的原因就在于省一级坐大，所以主张回到汉宋之制，实行二级政府。熊的目的是想以此削弱地方军阀，将地方势力纳入宪政体制来。觉得地方割据有碍于政治统一，这是典型的春秋大一统的思维方式。原意是削弱地方，却在为中央集权的再次兴起张目。
1913年，袁世凯下令各省军民分治，但没有效果。二次革命后袁的声望实力达到巅峰，觉得时机成熟，于1914年6 月30日下令裁撤各省督军。以后慢慢演变为由中央任命各省省长。这一中央集权的胜利完全建立在袁世凯本人一时的威权之上。所以1916年袁世凯去世，各省即刻恢复事实上的独立状态，从此到1928年国民党完成北伐，中国处于所谓“军阀混战”时期。
军阀混战、民不聊生。这是我们在大一统思想下对于1916－1928年历史的一种简化。事实上，一百年来君权嬴弱下的地方自治局面在此时终于达到高峰。袁世凯的死则带来了一个难得的既无皇帝、亦无僭主的威权人物的“真空”时期。
如果地方势力能够支撑足够长的时间，如果宪政实践能够为地方自治提供新的合法性的依据，如果真正对君权道统起到冲击的新文化启蒙运动能够提前；更重要的是，如果这一切能够发生在新的“天子的继承人”出现之前。那么中央集权的专制主义道统就完全可能在事实上的强有力的地方自治之下得以瓦解。“两千年之秦政”亦将失去最重要的根基。
另一方面，地方的分治也势必在横向的维度发生作用，削弱中央的政教合一。尽管这一切有着我们太多的假设，但历史的确在此时此地敞开了可能性，以军阀混战的代价给予了中国再一次消除中央集权思想的机会。
各地的军阀中，最为杰出的代表人物是山西的阎锡山和广东的陈炯明，另外还有冯玉祥。阎锡山以“模范长官”闻名于世。他在山西推行社会改革，包括废除缠足，有限度的改进妇女教育，改善公共卫生和教育。袁世凯在1914年曾颁布《地方自治章程》，推行地方行政试验制度。阎锡山秉承其志，于1917年推行“山西村制”，利用乡绅通过教育和改造公共道德以求乡村复兴。成效斐然，得到梁漱溟的好评。
就在孙文在南方穷兵黩武、梦想以武力统一全国的十年间，北方各省一度出现进步的趋势，各项民生事业持续发展，除了少数军阀，大多数地方主事者对内都较为开明，积极兴办各项事业。即便是臭名昭著的大老粗比如山东的韩复榘亦是如此。迄今为止，中国内地许多县分上的教育和公共设施，还都是那个时期留下的成绩。
陈炯明受西化教育影响甚大，早年活跃于广东咨议局。他主政期间，设立新学校，为留学生提供资助，沿着更加民主的道路改革广州政府，促成了地方民权法案的出台和反对军人干涉民政的条款。20年代，他是联省自治运动最有力的推动者。
与此同时，孙文对这些鸡毛蒜皮的点滴进步似乎毫无兴趣，与反对武力统一的陈将军发生极大冲突，直至双方破裂。
一个值得注意的事实是，所谓军阀时期，几乎所有的地方军阀都在形式上保持了对于文官传统的尊敬和对北京政府的承认。这一点有些像春秋早期诸侯国对于周室名义上的遵奉。而北京政府一次次的宪政实践也一直在持续进行。没有一个军阀另立中央，搞分裂。
孙文在广东就任总统宣布不承认北京政府之前，中国一直保持着政体的统一。所以1928年国民党完成统一之说是大可商榷的。一则是国民党分裂国家在先，从二次革命开以武力解决党争的恶例以来，始终坚持武力征服的道路，事实上放弃宪政共和转而寻求独裁政治。二则这种看法取决于对于“统一”与“割据”的认识。
在中央集权的思路下看，军阀割据即是分裂。但事实上全国的立宪政府框架依然存在，全国在名义上维持着政体的统一（却不再有道统和威权的统一），军阀割据不过是走了样的地方自治。这种局面最终在大一统的集权思想下被武力消灭，而不是在联邦制的现代合法性依据下演变为“秦制”之外的新的选择。等于白白的割据了一回。历史的起承转合，实在令人气馁。
四、政党政治与党治国家
在革命胜利，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作为革命领导者的秘密会党同盟会应该何去何从？革命者的下一个身份又是什么？孙文黄兴等人对此全无理论、其做法幼稚之极。孙文的思想如前述，主张总统制，信奉独尊的领袖人物。他一度对袁世凯充满信心，甘愿让路。于是决心以在野身份从事实业建设，具体从事修筑全国铁路的工作。
孙文此时对经济发展重要性的认识，主要出自于梦想国家昌盛的民族主义目标。并非意识到经济和民间社会的独立之于民主政治的关联。至于另一个想法，则是主动从事一个较不重要的工作，好把政治舞台让与袁项城一个人去表演。这一点往往在道义上为后人称道。但孙文的此项选择，如上述分析，重要的并非与个人道德有关，而是与其骨子里对不受制衡的强权的崇尚相一致的。
作为最重要的一支现实政治力量的领导人，不在宪政框架设立之后去推动和稳固其发展，不在政府之外形成最重要的批评与监督的力量，不去从事政党政治的建设，反而舍本逐末，去搞铁路建设。这是孙文在辛亥之后巨大的失误。也反映出他留美多年，对于民主政治的理解却实在过于肤浅。
以革命党人半壁江山的实力，倘若同盟会在孙文的领导下成为第一大反对党，积极推进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制，致力于消解君权道统。那么民初的议会政治和宪政实践的高峰将不会随着宋教仁的遇刺而终止。孙文有这样的实力，却自愿放弃了将袁世凯拉入宪政体制的努力。
不仅如此，反而还对宋教仁的此种努力多加批评，认为他没有将思想认识统一到袁核心的想法上来。这种自愿放弃的原因，正在于孙文本人专制主义“君统”思想的根深蒂固。无端的赞美其高风亮节，不过是一种对历史伦理化的误读。
但另一方面，对同盟会在国家政治中的作用与地位，孙文和宋教仁的看法却似乎恰恰相反。宋教仁力主同盟会应从秘密状态转为公开状态，成为公开的谋求组阁的政党，在宪法的框架内从事议会竞选活动。事实上，从同盟会到国民党的整个改组工作是由宋教仁一手主持的。宋教仁的目的其实就是要把同盟会从“革命党”变成一个“执政党”，体现了他对于宪政框架的尊重。
而孙文的态度却坚决反对改组，他似乎希望同盟会依然在他手中成为一个随时可以东山再起的革命团体。换句话说，他希望同盟会超越于宪政体制之上。孙文对袁世凯也不是全无戒心的，但区别在于宋教仁的解决方法是通过政党政治的竞争去防止袁世凯的蜕变，而孙文的方法则是在手中保留着暴力的手段，在袁世凯有道时选择退出政治舞台，在袁世凯无道时则随时准备拔枪。
所以在宋教仁遇刺后，孙文便从一个极端滑向另一个极端，完全抛开宪政框架，再次诉诸无止境的暴力革命，从此以“革命”的独裁去对付“反革命”的独裁。
如果说继续革命的原因是袁世凯背叛了宪政。那么二次革命后，我们看到孙文致力于建立的恰恰是一个非宪政的、一党专制和个人独裁的地方政权，将政党慢慢驾驭在国家代议机构之上，形成现代党治国家之雏形。当北方的总统多少受制于宪政框架，不断发生府院之争的时候，孙文在南方已经建立起一个不受任何制度约束的独裁军政府，成为君权道统下的新的继承人。
南北双方究竟哪一个政府更加民主？更加具有现代政治的合法性？距离专制的君权道统更远？自由主义政体的失败和现代独裁政体的兴起标志着民主主义革命的彻底失败，也许这是辛亥之后必然的结局。而历史的最终走向，如同费正清在剑桥中国史中写下的，“自1928年起至今日，中国的政府便一直受着这个或那个列宁主义式的政党监督（党治与训政——笔者按）”。
对于同盟会的前途，章太炎等人的姿态更加激进。辛亥之后章就大唱“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此主张与宋教仁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道路虽然有异，但对于革命党的继续存在将给宪政体制带来潜在危害的警惕和担心，则是一致的。
党内元老给孙文致函，要求其“为民国前途计”，正式宣布解散同盟会。在说明其理由时，这位元老特意提到了“可免陆军行政上无数之障碍”。同盟会当时对民国军队事实上的控制，正是党治超越于宪政之上的征兆。也是上述孙文手中保留的一张可以随时揭竿而起的王牌。“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军队国家化的方向。一支脱离于政党势力之外的军队，是政党政治得以展开的前提。
虽然没有明确说明，这一点其实也是宋教仁改组国民党开展议会政治的题中之义。意即放弃对军队和秘密会社手段的控制，转而在宪政框架内展开合法的角逐。章太炎在其主张不被接受后，转而组建统一党，公开声称与同盟会对立。他在给梁启超的信中说同盟会“气焰犹胜、暴行孔多”，而自己组党的主要目的便是“以排一党专制之势”。
民国初期，一时间政党林立，蔚为大观。章士钊提出“毁党造党论”，主张解散所有政党，然后重新组成两个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事实上“两党论”在民初得到了立宪派和革命派的普遍支持。这种局面既非袁世凯所愿，同时也与孙文的设想并不符合，反而被孙文痛心疾首的视之为革命队伍的“分裂”。
在民初的政党政治中，孙文的位置实际上已经边缘化。他注定是一个革命家，而非政治家，他的再度兴起只有一个机会，就是宪政体制的失败和暴力革命的继续。
如何将一个革命党融入革命成功之后的宪政体制？使其在宪政的框架内继续发挥作用，而不是成为一柄高悬于宪政体制之外的达摩利克斯之剑，和专制道统的现代载体？可惜孙文在这个问题上继续迷失，从不问政治的极端走向推崇党治国家的极端。从此国民党与国家政权的关系，就只能等到8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执政地位，才可能得到历史的又一个机会。
君主立宪、联省自治、政党政治和责任内阁，如果不是暴力革命的激情势不可挡，在辛亥年间历史向中国敞开的岔口上，也许其实有机会一一成为现实？但接下来的问题是：那种似乎势不可当的暴力革命主张又是如何从历史的路径中生长出来，使得一切妥协和渐进的选择都被革命领袖所藐视？这种极端的意识形态来自于中国本土的造反者传统，还是来自于西方的某种思想资源？但这已是本文无力探讨的了。
当完美主义者的建构理性一百年来被证明总是破坏大于建设，在历史的所谓“路径依赖”面前，不免令人气短。中国社会自辛亥以来的“范式”转换，布局似乎不错，中盘却一塌糊涂，“两千年之秦政”，经过了无数次革命，经过几千万同胞的尸骨，也不过得到一个“秦始皇加马克思”的局面。现在能做的，已经年无非是开始收官，经过精心计算，也许可以争取赢他个一目半目。接受现实，力求改良，告别革命，反对激进，是辛亥年的张惶留给后人的教训。心有不甘者欲想推倒重来，那都是想也不应该去想的。
悲哉快哉，以为辛亥革命90周年之纪念。
王怡 2001-10-04 于包家巷
作者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转载自《中国研究》（http://zgyj.126.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