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不悔改他们那些凶杀……的事。”
《新约-启示录》第九章第二十一节

第七部 斯大林死后
第一章 事到如今,左右为难

当然,将来人们是会谈起我们的。我们对此并没有丧失希望。因为凡是历史上发生过的事情,其真相迟早总会为人们所知。但是,原来没想此事绝不会很快发生,总要等到我们这些人大部分去世之后,而且将是在环境完全改观的时候。我把自己看作古拉格群岛史的编纂者,一直在写啊,写。可是,对于生前能看到它问世,我并没有抱多大希望。

历史的进程经常以其意外转变使我们吃惊,就连最有洞察力的人也不例外。我们未能预见到这一切将会怎样发生。并没有觉察到有什么迫不得已的理由。可是,竟然一切都突然颤动起来,开始有所进展了。于是,刹那间,通向这个社会的深渊的门扉仿佛微微开了一道小缝儿,而且有两三只真理的小鸟居然趁着那门扉还没有重新长久地关闭之前得以飞了出来。

我有多少前辈未能写到底,写出的东西未能保存下来啊!他们未能坚持到最后,未能攀登到上面来!而这种幸福却落到了我的头上:我得以在铁门扉重新关闭之前,从它的缝隙里把极少的一点真相第一次传递到外面去。

立刻,这点真相,好似由反物质所包围的物质一样,爆炸了!

它爆炸了,随之发生的是读者来信的激流滚滚而来,尽管这也是意料中的事。然而,接着便是报刊文章的激流冲过来了,但那激流是透过咬牙切齿声、压抑着憎恨和满心不快冲过来的,这样一些满篇赞扬俗套的官样文章委实令人厌恶。

当从前蹲过监狱的人们听到所有报纸一齐发出的这片叫好声,得知有一本关于劳改营的小说“问世并受到报界吹捧时,他们一致断定:“这又是杜撰!难为他们想得出还要借这个题目来造谣!”的确,要说我们那些通常言过其实的报纸会突然热心地赞扬起真理来,这确实无论如何也很难设想!有些人则对我的那本小说干脆连看也不看一眼。

可是,当他们一旦开始谈它的时候,却不约而同地拼发出一片呻吟声——那是喜悦的呻吟,也是痛苦的呻吟。于是,信件又像雪片一般飞来了。

这些来信我都保存着。我国同胞们是极少有机会说出自己对社会

问题的看法的,以前的囚犯尤其如此。要知道,他们曾经多少次不得不放弃自己的信念,曾经受过多少次欺骗啊!但是,这一次他们相信了:一个真理的纪元终于开始。现在可以堂堂正正地说话,可以大胆地写作了!

但是,当然,他们又一次受骗了。这已是第多少次了啊!……

“真理取得了胜利,但是迟了!”他们这样写道。

实际上甚至比这还要迟,因为它根本没有取得胜利……

自然,确实有一些头脑清醒的人,他们不肯在信尾署名(余生无几,我还要自已保重呢!”),或者就在报纸上吹捧得最厉害的时候向我提出了这样的问题:“我很奇怪,沃尔科伏依怎么会同意你发表这部小说的?我很不放心,你现在是否又被关进了加强管制工棚?请速回信。……”或者就干脆问道:“怎么搞的?怎么还没有把你和特瓦尔多夫斯基”关起来月

就是这样。是他们的捕兽夹子卡住了,一时没有发动起来。那么.沃尔科伏依之流该怎么办呢?只好也抄起笔来,也写信,或者就给报纸寄反驳文章。他们中间有些人还确实有点文采呢!

从这第二种来信的洪流中,我们懂得了应该怎样称呼这些人,也就是知道了这些人自己是怎样称呼自己的。过去我们一直在寻找一个恰当的词,曾把他们叫做什么“劳改营的统治者”、“劳改营主人”或“劳改营首长”。不,他们叫“实际工作者”!噢,这个词可太漂亮,太妙了!要说是“契卡工作人员”吧,也不大贴切,于是他们自己找到了“实际工作者”这个词。

这伙“实际工作者”在信里写道:

“伊万-杰尼索维奇天生是个善于拍马的人!”

(B-B-奥列伊尼克,于阿克纠宾斯克市)

“舒霍夫这个人既不使人同情,也不叫人尊敬!”

(马特维耶夫,于莫斯科)

“对舒霍夫判刑完全正确……把囚犯放出劳改营外,他们有什么事可干?”

(西林,于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

“对这些灵魂卑鄙的侏儒判刑太轻了!我丝毫也不可怜……这些卫国战争中的败类!”

(E-A-伊格纳托维奇。于基莫夫斯克市)

“舒霍夫是个害人的老手,是一只狡猾残酷的胡狼。他活着就是为了填饱自己的肚皮!”

(乌斯宾斯基,于莫斯科)。

一作者不去描写那些最忠诚的人们在一九三七年是怎样死去的,却选择了一九四一年的劳改营来描写。可那时被关进劳改营的大都是些只顾自己的家伙户一九三七年的时候就没有像舒霍夫这类人。当时那些人是在忧伤中默默死去的,他们当时想的是:这是谁的需要?”

(潘科夫,于克拉马托尔斯克市)提到劳改营的内部制度时,这一类人在信中说:

“为什么要给不劳动的人那么多饭吃?他们的精力反正用不完……我看,对待犯人们还是过于宽大了。”

(戈洛温,于阿克摩林斯克市)

“至于伙食标准,不应忘记他们不是在疗养院。他们只应通过诚实的劳动来赎罪。这部小说侮辱了内务部的士兵、军士和军官们。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但是这个人民被写成了什么样子……?——被写成了一群‘鹦鹉’、‘糊涂虫’、‘笨蛋’。”

(巴祖诺夫上士,于奥伊米亚肯市。五十五

岁,在劳改营服兵役到老)

“劳改营里滥用职权的行为比其他任何苏维埃机关(!!)都少。我敢肯定,现在劳改营里的制度比从前严厉多了!

警卫人员并不知道是什么人、为什么事在坐牢。”

(卡拉哈诺夫,于莫斯科近郊)

“我们这些执行法纪的人也是人,也希望自己有一番作为:我们也并不是总向那些倒下去的人开枪的,而且我们自己也冒着危险呀。”

(格里戈里-特罗菲莫维奇-热列兹尼亚克)

“这部小说里的一整天充满了囚犯们的恶劣行为,根本看不到行政当局的作用……要知道,劳改营里管制囚犯的制度严格并不是由于个人迷信的结果,那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

(格里戈里耶夫)

“照索尔仁尼琴的描写看,似乎劳改营内整个工作中根本不存在什么党的领导。可是,要知道,那时也和现在一样,劳改营里也是有党的组织的,是党组织在凭着良;心安排整个工作的。”

(而实际工作者们则)“只是按照规章、指示、命令的要求执行任务而已。而且,就是这些当时在那里工作的人们现在还在那里工作(!!),或许人员还增加了大约百分之十。这些人工作出色,多次受到表扬,他们一直被列为优秀工作者。”

“此书引起了内务部全体人员的极端愤怒-…-这部作品中所包含的仇恨之深,简直使人惊讶……它有意煽动人们反对内务部的情绪!为什么我国有关机关竟允许对内务部的工作人员如此横加侮辱?……这大卑鄙了!”

(安娜-菲利波芙娜、扎哈罗娃,于伊尔库茨克

州。本人自一九五0年在内务部工作,一九五六年

入党。)

请读者听听吧!听听吧!“这太卑鄙了!”她从内心发出了这种号叫。在她看来,把群岛上的人折磨了四十五年则是不卑鄙的。而现在发表了一部小说就卑鄙了!

“我们从来看到过这么卑鄙龌龊的东西……而且这不是我一个人的意见,和我有同感的人非常多,我们的名字是一群。”

简单地说吧:

“所有图书馆和阅览室均应立即全部撤掉索尔仁尼琴的这部小说!”

(A-库兹明,于奥廖尔)’

这一点确实照此办理了。不过是逐渐地进行的;

“本来就不应该印刷出版这本书,应该把材料作为罪证送交克格勃机关!”

_(匿名,十月革命同龄人)

事情也确实大致是这样发展下去的,算是被这位“同龄人”猜中了。

还有另一位匿名者来信,不过这次是一位诗人:

“俄罗斯,你可听见,

我们的良心

洁白无瑕!”

又是这“该死的匿名者”!让我们知道一下也好呀,你究竟是一个亲自开枪打死过人的,还是下过命令送人去死的?或者你只是一个普通的正统派分子?哼,匿名!一个洁白无瑕的匿名者!……

最后,也有人提出了广泛的哲学见解:

“历史是从来都不需要‘过去’的(!!),而社会主义文化的历史现在尤其不需要它。”

(A-库兹明)

“历史不需要过去”们请看这些正统分子们竟说出了什么话!那么,历史需要什么呢?它需要未来,是不是?怪不得这一类的人正在编写历史呢!……

如今,面对着他们所有的人,面对着这个无知的整体,该怎样进行辩驳呢?现在该怎样向他们解释呢?……

要知道,真理似乎永远是羞怯的,在过于强大的无耻谎言的压力下,真理往往就沉默不语了。

由于国内长时期不能自由交流消息,在社会上整批整批的人们之间,几百万人与几百万人之间已经造成了下道互不了解的鸿沟。

我们简直不再是一个统一的人民了,因为我们大家确实在使用不同的语言讲话。

无论如何,总算实现了突破!那堵谎言之墙看来曾是建造得绝对坚固可靠,永远不会倒塌的,可是,现在它竟也裂开了一道缝,让消息冲出去了。直到昨天我们国内还是没有什么劳改营,不存在什么古拉格群岛的,而今天,全国人民和整个世界都看到:有劳改营!而且是法西斯式的!

怎么办??经营了多年的、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们!老牌吹捧家们!难道你们居然会忍受这一切?你们居然退缩?你们竟会屈从、示弱?……

不,当然不会!这些善于歪曲事实的老手们自己一马当先冲向了这道裂缝!他们似乎多年来就在等待着这裂缝的出现,准备着用他们那长着灰色翅膀的躯体去填塞它,并且快乐地——正是快乐地!——扑扇着翅膀把这道裂缝遮住,唯恐惊讶的观众透过它看到古拉格群岛本身。

他们一瞬间想到的,下意识地发出的第一声喊叫就是:这一切绝不会重演!光荣归于党!这一切绝不会重演!

好一些聪明人啊!不愧为填塞漏洞的专家!因为,既然说了“这一切绝不会重演!”,那么这本身也就自然意味着:今天没有这一切!既然将来绝不会再有,今天当然也就不存在罗!

他们在裂缝处那么巧妙地扑扇着翅膀,以至于刚刚进入视野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立即变成了海市蜃楼——它并不存在,将来也不会有,嗯,也许过去存在过那么一阵子,但……但那是由于个人迷信嘛!(这个“个人迷信”可委实方便得很呢!只要一提这个词,就似乎已经把某个什么问题解释清楚了。)那么,什么才是真正存在的、始终存在的、能够填满裂缝的、今后也将永远存在的东西呢?那就只有“光荣归于党!”了。(最初的“光荣归于党”似乎是针对“这一切绝不会重演!”说的;而后来,几乎忽然变成了似乎也是因为古拉格群岛本身的存在才“光荣归于党”的。这二者慢慢混成一片,使人分辨不清了。人们还没有拿到刊载那部小说的杂志,就已经听见到处是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喊声了。人们还没有读到怎样用短皮鞭抽人的地方,已经从四面八方响起一片“光荣归于党!”的声音了。)

这些聪慧的撒谎天使,这些谎言之墙的捍卫者,就是用这样巧妙的应急措施度过了第一关。

但是,裂缝总还是留下来了。所以,这些舞动翅膀的人自然也不会就此罢休。

于是他们采取了第二手——偷换!就像魔术师几乎不用方巾遮盖就立即把母鸡换成橙子一样,他们偷换了整个群岛,使群众看到的已不是小说里描写的&拉格群岛,而是比它要美好得多的完全另外一个群岛了。起初,他们的这些作法还相当谨慎(他们误以为小说的作者是天子身边的人了),因此搞偷换的同时仍不忘对这本小说连连吹捧。比方说发表一些群岛“目击者”的叙述啊,有关劳改营中的共产党员的记事啊,这些党员固然“……并不交党费,但却常在夜间秘密召开党的会议(?),讨论政治新闻……他们因为小声吟唱《国际歌》而被眼线们告密,蹲禁闭,吃尽苦头……班杰拉分子和弗拉索夫分子们对真正的共产党员横加侮辱,伙同(!)劳改营当局共同残害这些人……但是,这一切在索尔仁尼琴的小说里都没有得到反映。看来,在这种可怕生活中还有某些东西是作者所未能观察到的。”

尽管书评作者并没有在劳改营呆过,但他却“观察到”了!看,这手段难道还不够巧妙吗?劳改营里的一切原来……不是苏维埃政权搞的!不是党搞的!(照这么说,法院大概也不是苏维埃的吧。)原来是弗拉索夫分子和班杰拉分子伙同劳改营当局在劳改营横行霸道!(可我们相信了扎哈罗娃的话,以为劳改营头头们是持有党证的人,而且一直是有党证的呢!)

也不是所有这些人都能在莫斯科报纸上发表这类文章的!例如,我们梁赞州的作家头子H-顺季克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为苏联新闻社,也是为西方提出了对古拉格群岛的新看法,但是这个谈话没有被刊用(会不会苏联新闻社也曾是伙同时?……)。

“应该诅咒国际帝国主义,是它的阴谋促使制造了这些劳改营!”

够聪明的!这个提法可真妙!但是,它没有行得通……

那就是说,一般说来劳改营本来就是某种外国货色,是异族的东西,不是我们的国货;或者是贝利亚分子搞的,或者是弗拉索夫分子搞的,要么就是德国鬼子搞的,反正,天知道!而我们的人则只是被关在里面受折磨。而且所谓“我们的人”也并不是所有我们的人,要报道所有我们的人恐怕动用起全部报纸还不够,这里所说的“我们的人”只指共产党员们!

读者已经同我们一起阅历了古拉格群岛的各种生活细节,难道您能够找到一个可以小声唱《国际歌》的地点和时间吗?从伐木场收工回来,跌跌撞撞地走在路上,大概不会唱歌吧?如果你是整天呆在“储藏室”里的,那又自当别论了……

再说,党员们夜间开会讨论些什么?(话又说回来,要是你们都住在“储藏室”或者在卫生室当辅助人员(杂役)的话,那当然就可以在白天开会,为什么偏要等到夜间呢?……)人们在会上表示对中央的不信任吗?那你们简直是发疯了!表示怀疑贝利亚吗?这也是绝对不能允许的,他是政治局委员!不信任国家安全机构?不行,它是捷尔任斯基亲手建立的!怀疑我们的苏维埃法院?这就等于不相信党,提一声都使人不寒而采。(要知道,错误仅仅发生在你一个人身上。因此,你选择朋友还必须谨慎些,他们都是正确地被判刑的嘛!)

一个普通汽车司机扎戈鲁伊科没有相信这些翅膀的扑扇声,他写信给我说:

“并非所有人都像伊万-杰尼索维奇那样吧?那么,其他人怎样呢?他们并不服服帖帖吗?或许劳改营里还有共产党员们领导的什么‘抵抗支队’吗?那他们抵抗谁呢?反对党和政府吗?”

那简直荒谬绝伦了1怎么可能有什么“抵抗支队”?!……可是,如果没有,开会讨论什么?讨论交不交党费的问题?可是党组织并没有来收呀!讨论政治新闻?那为什么必须开会呢?两个信得过的人(那可得好好想想,究竟谁信得过*凑到一起,一交头接耳不就足够了吗?剩下就只有一件事要在劳改营里开会了:讨论我们的人如何才能占据并且把持住所有的杂役职位,而把那些不是我们的人,不是共产党员的,统统踢开,随他们去烧死在伐木场的冰“炉膛”里吧,随他们憋死在铜矿的毒气室里好了!

此外,实在想不出那些共产党员还有什么可以讨论的事。

由此可见,早在一九六二年,当小说单行本还没有送到读者手中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决定了日后逐渐偷换古拉格群岛的总路线。而当他们渐渐得知作者并不是天子身边的人,而且完全没有后台时,当他们得知甚至作者本人也不过是个幻影时,那些善于颠倒是非的老手便肆无忌惮了。

他们回过头来又看了看那部小说,这才犹如大梦初醒:哎,我们原先害什么怕呢?!我们干什么要奴性十足地吹捧它呢?“他(索尔仁尼琴)描写的人物是很不成功的……他没有勇气去窥视人物的灵魂。”他们又分析了一下主人公,也发现:这个人物原来是个“典型的非英雄!”舒霍夫这个人物是“孤独的”,是“远席人民的”,是个只为填饱肚皮而生活的卑微小人,而且他并未进行斗争!最使大家愤怒的正是这一点:对呀,为什么舒霍夫不进行斗争?!请问,,是让他去推翻劳改营制度呢?还是希望他拿起枪来到什么地方去?对这一点他们却又不予回答,只是指责:他为什么不斗争?!(这时我已经写好了关于肯吉尔暴动的剧本,但是我没敢打开我的稿卷发表它……)

他们自己没有向我们显示出哪怕一“尔格”“的斗争精神,现在却以“吨公里”这样的单位来要求我们了!

事情总是这样的:战事过后勇士多.

“说实话,舒霍夫的兴趣十分低级。而个人迷信所造成的最可怕的悲剧在于把一些真正先进的苏联人,把我们国土上的精华,我们时代的真正的英雄们关到铁丝网里去了。”这些人“也并不反对偶尔多‘搞到’一份烂菜汤吃……不过他们并不是卑躬屈节地去取得它的。”(那么,是怎样取得的呢?这倒很有趣,怎么搞到的?)

“索尔仁尼琴把重点放在描写折磨人的艰苦环境上面,离开了严峻的生活的现实。”而生活的现实,据说,就在于那些“经过斗争的烈火考验的”、“列宁的党培育出来的”人们……怎么样了呢?斗争了吗?不,没有-…-他们“一直深信无法无天的黑暗时代终将过去!”

“有些作者所描写的饥饿的痛苦是令人信服的。但是,谁能否认思想上的痛苦甚于饥饿百倍呢?”(尤其是在你没有尝过饥饿痛苦的情况下!)

而他们的所谓“思想上的辅苦”,就是他们在思考:将会发生什么事?怎样发生?什么时候宽恕我们?什么时候召唤我们重返领导岗位?

整个第二十二次党代表大会不就只是讨论了一个给什么人树碑立传的问题吗?是给死去的共产党员们立碑!那么,死去的普普通通的伊万们呢?给他们也立碑吗?不,连提都没有提到他们一句,他们的死一点也不可惜嘛。(《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之所以成为一颗炸弹,就在于它给他们塞进去一个普普通通的伊万。)

他们在大墙裂缝前飞舞,并不知疲倦地扑扇翅膀已经快二年了。善于编织神话蛛网骗人的人在这期间就编织好了这种蛛网。例如,《消息报》(1964年4月25日)就担负起了教导我们如何斗争的工作:原来我们应该从劳改营里逃跑I(可惜我们那些逃亡者们不知道该文章的作者叶尔莫洛维奇的住址。否则不是可以跑到他家去躲一躲吗?……不过,总的说来,这个主意是有害的:如果逃跑成功,不是有损于内务部的声誉吗!)好吧,就逃跑吧,可是,以后怎么办呢?

《消息报》编造税,一九四四年春天有个名叫阿列克谢的人(不知为什么又不肯说出此人的姓氏)似乎从雷宾斯克劳改营里逃到前线去了。在前线,他被一位负责政治工作的少校(“使劲摇着头驱散了自己的疑虑”)很高兴地录用了,让他在部队服役(这位少校的姓氏也不清楚),而且不是录用他去干点什么普普通通的工作,而是把他派到团的侦察部队去,而且放他去执行侦察任务!(好)就请上过前线的人说说着,难道那个少校不怕丢掉他的肩章?不珍惜自己的党证?要说是一九四一年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冒险也许还有可能,可是到了一九四四年,正在建立起严格的汇报制度,而部队里已有除奸组织“死灭尔施”的时候,这位少校敢这样作吗?)而且这个阿列克谢居然获得了一枚红旗勋章l,(访问,呈报授勋的文件怎么填的?)战后阿列克谢才“急忙转入了后备队”。

第二个例子甚至是有名有姓的了:德国共产党人克萨维尔-施瓦尔茨缪勒,一九三三年从希特勒德国选来苏联,一九四一年因为他是德国人而被捕(这些倒像是真的)。好了,下面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到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应该怎样在劳改营里进行斗争了!正式的通知书上写着:此人一九四二年六月四日死于奇斯托波尔(进劳改营不久就死了,特别是对外国人来说这倒很像是真实的),于一九五六年终死者恢复了名誉。那么,他到底在哪儿进行了斗争呢?是这么回事:据传说,一九六二年有人(一个老太婆呗!)在里加市好像是看见过他.那红星说.助没开.而且批购了一于是人们急忙去查阅劳改营的死亡者登记卡片(一张胡乱断下来的纸)。谁想到:那上面竟没有死者的照片!哪会有这种事?这就是说,很清楚:他是逃跑了,而且后来这些年一直在进行斗争!那么他怎样斗争的呢?不知道。对谁斗争呢?不知道。那他现在为什么还不肯公开自己的身份呢?还是不知道。

编造这类童话给我们听的,竟是堂堂权威的政府机关报!

他们是想用这类童话的蛛网遮住已经显露出来的古拉格群岛的影子,不让我们看到它!

在同一份《消息报》上还刊登过另一个童话:就在不久前,有一个人得知给他死去的父亲恢复了名誉。那么,此人,这个做儿子的,此刻的主要感受是什么呢?是因为他父亲当年无辜被残害致死而感到愤怒吗?不是。相反,他“感到高兴”!感到“好极”。当他得知自己的父亲“无愧于党”时,他“该有多么幸福啊!”

人们大编其谎言的蛛网,各显其能。这种蛛网一层差一层,一套连一套,终于在光天化日之下把个世界给遮住了,使群岛变得模糊不清了。

当他们加紧在裂缝旁边扑扇翅膀、编织这一切的时候,在里面,在大墙的局面,正在搭起脚手架,一些长于此道的“泥瓦匠”正在爬上去:有资格加入这个泥瓦匠行列的还必须多少能称得上是个作家,还得是亲自受过点苦难的,自己在劳改营里呆过的才行;不然的话,连傻瓜也不会相信他们写的东西。爬上去的有:鲍里斯-季亚科夫,格奥尔吉-谢列斯特,加丽娜-谢列布里亚科娃,阿尔丹-谢苗诺夫。

他们那股热情就不必说了。他们从一开始就急于上去填塞这道裂缝,在还没有搭起脚手架的情况下他们就自己跳起来,把灰浆抛向裂缝,可惜够不着……

谢列布里亚科娃最卖力气,地搬来一整块石板去堵它,石板很大,看来堵住裂缝还有余呢——她写了一本小说,描写审讯共产党人时的惨状:怎样挖他们的眼睛,怎样用脚踩他们。但是,她热心过度了,人们对她说:你这块石板不合适,不对路,它只能造成新的裂缝。

那么格-谢列斯特呢?这位前全俄肃反委员会部队的旅长早就把自己的小说《天然矿》推荐给《消息报》了。但是,当时这类题材还没有开禁.他算什么人?!现在呢,在裂缝出现之前十二天,当人们已经看清将会在什么地方出现裂缝时,《消息报》便把谢列斯特的这贴膏药赶紧贴在那里了。但是膏药没有贴住,裂缝还是发生了,就像没有贴过膏药一样。

墙上裂缝处还在冒烟。于是季亚科夫又匆匆跑来,抛出自己的《杂役札记》拼命往缝里塞。不料拉克申的评论文章又像砖头一般打在他的头上:季亚科夫被揭露了,原来他在劳改营时一向是只顾自己温饱,不管他人死活的。

不行,这样可不行。必须想个根本对策才好。他们这才认真地开始搭脚手架。

为此花了大约一年半的时间。这期间就暂时靠报刊上的文章勉强招架着,蝙蝠们继续不断地扑扇着翅膀。一旦搭好了脚手架。装好了吊车。砌补裂缝的工作就全面铺开了:一九六四年七月发表了季亚科夫的小说《遭遇》和阿尔丹-谢苗诺夫的《断崖上的浮雕》,九月又发表了《科雷马纪实》。周年,在马加丹州还出版了维亚特金的小说《两次诞生的人》。

这就行了。裂缝算是堵塞住了。并且在堵塞处的正面画上了一些完全不同的图画:棕桐树,海枣树,躺在海滨穿着游泳衣的岛上居民。这是古拉格群岛吗?倒也有点像群岛。那么,是不是被人偷换了?是的,是被偷换了……

对于所有这些书,我在前面谈到那些正统派分子时(第三部,第十一章)已经提到了。而如果我与他们之间的分歧仅仅止于对文学作品的评价,那我就根本没有必要再评论这些东西。可是,既然他们编造的谎言涉及古拉格群岛,那我就认为自己有责任指出他们在什么地方进行了伪装布景,尽管花费很大力气读完本书的读者很可能自己也已经看得十分清楚了。

他们的第一项,也是主要的一项谎言是:在他们的古拉格群岛上没有关押苦苦进平民,没有我们的苦苦通通的伊万们。不管这些作者是单独地还是共同想出了这一点,但他们的谎言十分一致,即把群岛上的囚犯分为两大类:1)诚实的共产党员(其中又把“热情的非党共产主义者”单独分开);2)白匪一弗拉索夫分子-伪警察一班杰拉分子(大杂烩)。

但是,实际上,上述各种人加在一起至多不过占劳改营囚犯总数的百分之十至十五。其他的百分之八十五却在他们笔下不见了,失踪了。而这百分之八十五的人则是普通的农民、知识分子和工人,是整个犯了刑法第五十八条的人及其他无数不幸的所谓“扰乱社会治安犯”(即偷了一团线或用衣襟包了一些麦德回家的人)们。这些人之所以在作家们笔下“失踪”,是因为这些作家抱着一片赤诚而没有看到自己苦难的人民!在他们看来,这些芸芸众生既然从伐木场下工回来时没有小声哼唱《国际歌》,那么这些人实际上等于不存在。谢列斯特在他的小说里隐约提到某些教派的女信徒(甚至没有提男信徒,因为他在男囚劳改营里没有见过信徒!),或者还在什么地方提到了某个微不足道的破坏分子(即被当作破坏分子的人),还有一个小小的普通犯,如此而已。被放逐到边远地区的多少民族在他们笔下也不见了。其实,按季亚科夫问劳改营的时期来说,他至少应该看到过从波罗的海沿岸各国强制迁移去的人吧?不,没看到!(他们还很不得把西部乌克兰人也都藏起来,但因为西部马克兰人过于活跃,他们没做到。)

群岛上著居民的整个光谱在他们笔下全模糊了,只添了两条边线!因为这是描画图式所必需的,没有边线就画不出图式来了。

在阿尔丹-谢苗诺夫所描写的囚犯队里唯一出卖灵魂的家伙是什么人呢?是小说人物中唯一的农民杰维亚特金。在谢列斯特的《天然矿》中谁是头脑简单的傻瓜?又是那里唯一的农民戈卢博夫。看!这就是他们对待普通群众的态度!

他们的第二项谎言是:要么根本没有劳改田的劳动,要么那里的劳动就是既不可怕,又不累人、不伤人的轻松工作。他们书里的主人公通常都是不参加真正劳动的看守帮手(杂役),这些人整天呆在储藏室,坐在会计室的办公桌旁,或者就在卫生所里混日子。(谢列市里亚科娃的小说里描写了十二个囚犯,都住在医院的一间“称作共产主义定的”病房里。试问,是谁把这些人集中到一起去的?为什么住在这间病房里的全是共产党员?难道不是互相凭着关系拉到那里去休养的吗?……)而实际上,劳改营里最主要的“吸血鬼”就是那每天十至十二小时的沉重劳动。这劳动也就是充满古拉格群岛上每日全部生活的全部内容。

他们的第三项谎言是说饥饿并没有吞噬劳改营的囚犯,并没有每天夺走十来个患糙皮病和营养不良症的人的生命。那里没有人在村水池里捞东西吃,没有人需要考虑:该想个什么办法活过今天。(季亚科夫毫不在意地说;“劳动改造营里的制度还算是比较宽大的。”那么,请你本人也去在这宽大的制度下蹲一个时期试试看!)

他们这三条谎言足以彻底歪曲古拉格群岛的生活现实,使真实性荡然无存,真正的三维空间完全消失了。这样,作者们就可以按照他们总的世界观发挥各自的想象力,像搭积木、绘画、绣花、编织一样,随心所欲地写作了:在一个臆造的世界里是什么都能办到的。如今便可以用许多篇幅去描述主人公的崇高思想(独断专行何时结束?何时才能把我们召回领导岗位?),描写他们对党的事业如何忠诚,如何坚信党一定会逐渐纠正这一切错误。也可以描述囚犯们认购公债时的欢乐情绪。(应该认购公债,而不要留着钱去小卖部买东西吃!)他们就可以把经常沉默无声的监狱描写成充满谈笑声的地方,(卢宾卡监狱的理发师竟会急于打听季亚科夫是不是共产党员……简直胡说!)也可以在囚犯点名时插进一些从来没有提问过的问题,(“是党员吗?……担任过什么职务?……”)可以编造一些不舍使人发笑,而只能引起呕吐的所谓“笑话”(季亚科夫编造说):囚犯党去向自由民的党委书记告状,说有一个自由民诬蔑了他这个囚犯,这位党员!(试问:哪个驴耳朵听得进这类话?……)或者,阿尔丹-谢苗诺夫就缔造说:一个走在被押解的队伍中的囚犯(基洛夫的老战友,高傲的彼得拉科夫)竟敢迫使整个因犯队伍在途中转向列宁纪念碑并脱帽致敬,连押解的士兵也不得不摘下帽子!!(访问,这时士兵们用哪只手端着冲锋枪呢?)……

而在维亚特金的笔下,一群来自科雷马的小偷竟也在派工地点自动脱帽悼念列宁。纯系胡诌!(即使真有其事,这也不会给列宁带来多少光彩。)

谢列斯特的《天然矿》则更是一篇彻头彻尾的笑话。究竟要不要把找到的天然矿交给劳改营当局?要考虑这个问题,首先就要有不顾一切的勇气;要知道,弄不好会被枪毙的!(甚至提这样的问题本身就会被枪毙!)好了,人们交出了天然矿,而将军则反而下令对该作业班进行搜查。可想而知,如果不交出去会怎样?作者自己不是也提到隔壁的“拉脱维亚人班”吗,那个班在劳动地点和工棚里都受到搜查。所以,这里根本不存在要不要交出天然矿支援祖国的问题。问题是:为了这块天然矿值得不值得四个人去冒生命危险?小说的整个情节都是为了表现他们的共产主义和爱国主义精神而臆想出来的。(当然,不被押解的工人们就不同了。而在阿尔丹一谢苗诺夫的小说里,偷天然矿的人既有民警少校,也有石油工业人民委员部的别委员!)

但是,谢列斯特还是没有看准风向:他在描写劳改营的统治者时过于粗俗,甚至是流露了憎恨,这是正统派分子所绝对不能允许的。而阿尔丹-谢苗诺夫在谈到那个有名的恶棍、砂金矿矿长时,是这样说的:“他是个精明的组织者!”根据阿尔丹-谢苗诺夫的道德观来看,只要遇到一个好头头,在劳改营里就能够愉快地劳动和轻松自由地生活了。维亚特金的调子也一样。他描写的那个科雷马的刽子手,“远北建设总局”局长卡尔普-帕夫洛夫,对于自己制造的惨祸要么就是“不知道”,要么就是“不明白”,或者就已经开始悔悟了。

为了尽量不露破绽,这些作者也不得不在自己画的布景上多少添上几笔真实的细节。于是,阿尔丹一谢苗诺夫描写押解士兵把囚犯来到的金子攫为己有,谁不给就收拾谁,全然不把制度和法律放在眼里;大部囚犯在零下五十三度的严寒中工作;小偷们在劳改营里享清福;青霉素等药品被头头们扣下来。而季亚科夫则描写了押送士兵的粗暴;他写道,有一次,在泰谢特火车站上,因为没有来得及摘下囚犯身上的号码,其他乘客得知后便纷纷把食物和香烟扔给囚犯们,而押运的士兵则把这些东西抢走;他还描述了节日前的严格搜查。

但是,作者们完全是为了取得读者信任才花费这些笔墨的。

至于他们的主要目的,评论家们已经说得很清楚:

“在《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里,警卫人员几乎全是野兽。而季亚科夫的小说则表明,警卫人员中也有不少人在痛苦地进行着思索。”(不过,什么也没有“思索”出来。)

“季亚科夫把生活中的无情的真实保留下来了……对这位作家来说,劳改营里的无法无天只是一种……背景(!),主要的是他表明了苏维埃人在肆虐的暴政面前没有低头……季亚科夫也看到了一些诚实的契卡人员,他们在建立功勋,是的,正是在建立功勋!”

(这“功勋”就是把共产党员们安置在好位置上。同时,作家也在因犯——共产党员科诺科京身上看到了这种“功勋”,这个人“尽管受到无理判决和凌辱……失掉了自由……但仍继续从事他的药剂师的工作!”他的功勋就在于:不给人以借口把他赶出卫生所,不去干一般劳动。)

季亚科夫的小说怎样结尾的呢?请听:“一切令人沉痛的东西都已成为过去,”(他是无须怀念死者的)“一切美好的东西又都回来了。”“什么也没有被剥夺。”

阿尔丹一谢苗诺夫则说:“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但我们并不感到委屈。”光荣归于党!正是党消灭了劳改营嘛!(可说是诗一般的结尾了!)

不,难道党把劳改营消灭了吗?……没有留下点什么吗?再说,这些劳改营到底是谁建立的?……对此他们就绝口不谈了。

在贝利亚时期究竟存在不存在苏维埃政权?怎么出现了这种事?掌权的是人民,而人民竟然容许对人民实行这样暴虐的统治?

这些作者是无须考虑自己那份口粮的,他们也不必劳动,而只是专门在那里思索着深奥问题。那就请你们回答一下吧!

但他们不吭声,一片沉寂……

这就行了。裂缝上的窟窿已经堵塞住了,涂上了颜色(戈尔巴托夫将军还给它涂上了一层颜色)。这样就可以说场上根本没有出现过窟窿。至于古拉格群岛本身,即使它出现过,那也是虚幻的、不再实的、微不足道的、不值得注意的。

还需要别的吗?为了预防万一,还可以由新闻记者们再来修饰一下。于是,尽心尽力的(除了文学之外什么也不放过的)《文学报》使委派米哈伊尔-别列斯京斯基到叶尔采沃车站去了。原来这个人也是有过坐牢体验的。可是他为群岛上的新统治者所深深感动了!他说:“简直无法想象今天管理着劳动改造机关和监禁场所的人们!他们同沃尔科伏依毫无共同之处……现在管理着这些地方的是一些真正的共产党员;他们严厉,但是心地善良,为人公正。当然,不能把他们想象成无翼的天使-…-收种看法显然还是存在的……——作者注)铁丝网和岗楼,很遗憾,目前还是需要的。但是军官们高兴地介绍说:“‘人员’补充是越来越少了。”他们高兴什么呢?是因为担心工作维持不到退休年龄而不得不调换岗位吗?)

现在剩下的古拉格群岛只是很小的,袖珍式的。但它是十分需要的。何况连它也像冰块那样正在融化掉呢。

堵塞工作已经完成了。但是,看来还有一些热心的人拿着瓦刀、排笔,提着满满的灰浆桶往脚手架上爬来。

于是,只好对这些人喊叫:

“去!回去!根本不许再提起这件事!要干净、彻底他忘掉它!没有过什么古拉格群岛!无论好的坏的,都根本没有存在过!绝对不许再提它!忘掉!”

总之,他们最初的对策是忙忙乱乱地扑扇翅膀。

第二步是彻底牢固地修补裂缝。

第三步对策是忘却。

外界了解古拉格群岛的权利又回到原先的、一九五三年的状态,即毫无所知。

现在,任何一个文学工作者又可以放心大胆地描写改造刑事犯的“佳话”了。或者,又可以去拍摄军犬拼命地向火扑去,把他撕裂的影片了。

一切都应该做得像大墙上根本没有出现过裂缝那样。

而被诸如此类的忽左忽右的摇摆弄得晕头转向的、疲惫的青年们,也就只好对这一切都把手一摆,置之不理,心里说;大概也不曾有过什么“个人迷信”吧,不曾有过什么恶梦般的恐怖吧,也许这些全都照例是一派胡扯?1于是,他们就跳舞去了。

俗话说得好:打你时,你就拼命叫;打完之后。再叫也没人相信了。

赫鲁晓夫抹着眼泪批准出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的时候,他坚信。那里讲的全是斯大林时期的事,在他赫鲁晓夫的政拉下没有这些东西。

同样,特瓦尔多夫斯基在为该书得到最高当局批准而奔走的时候,他也是真诚地相信:书中讲的全是过去的事,这一切都永远地过去了。

是的,对于特瓦尔多夫斯基是可以原谅的,因为他所接触的整个首都舆论界当时确实是这样看待生活的:现在解冻的时期来到了,看,现在不再抓人了,已经开过两次净化性的党代表大会,许多一直杳如黄鹤的人们也回家来了,而且人数很可观!粉红色的、美丽的、恢复名誉的烟雾把整个古拉格群岛笼罩住,使它完全隐入迷雾中了。

但是,我呢?我自己呢?!我不是也受到了这种影响吗!而对我来说这就是不能原谅的了!要知道,我当时并不是要欺骗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呀!我也曾真诚地相信我拿给他的小说里讲的……全是过去!莫非我的舌头忘掉了烂菜汤的滋味?可我确曾发誓永不忘记它的呀!难道我还没有彻底认清那些养狗人的本性?可我在决心成为古拉格群岛文编纂者的时候,是自信已经认识到古拉格群岛是我们这个国家本身的产物并为这个国家所需要的呀!“事情容易记不清,好了疮疤忘了疼”?我可是确曾坚信自己绝不会受这条规律支配的呀!

但是,我竟然忘了疼!竟然落入了陷阱!竟然信以为真了……我也相信了宗主国的慈善。相信往后自己的新生活会是顺遂的。加之当时从那里回来的一些朋友们的谈话,都说确实缓和了,似乎是制度放松了!说是正在不断释放人!营区一个个关闭了!内务部也在精减人员……

不!我们都是尘芥我们是受尘芥规律支配的。任何分量的痛苦都不足以使我们学会永远感受到共同的痛苦。而只要我们一天不超脱这种尘芥状态,地球上的任何制度都不可能变得公正,不管采取民主制度的形式。还是独裁制度的形式。

正因为这样,我收到那第三类来信,即现在的囚犯们寄来的信件时,就难免感到有些意外了,尽管这种来信才是最最理所当然的,才是本来应该首先期待的。

这是些用秀铅笔头写在揉皱了的纸片上的信,信封则是随手抓到的一张什么纸作成的,信封上的字往往是外界的自由人代写的,也就是说,信是从“小道”投递出来的。今天的古拉格群岛通过这些信向我提出了它的反驳意见,甚至表达了它对我的愤怒。

这些信件也同样汇成了一片共同的喊声。不过,这个声音是在问:“那么我们呢!!??”

要知道,报刊上围绕我的那部小说掀起的一片鼓噪,是千方百计地适应狱外世界和国外的需要的,其总的调子是:“曾经发生过这类事,但这一切永远不会重演了。”

正因为这样,囚犯们便叫喊起来了:我们今天还被关在里面呀I条件还和原先一样,怎么能说不会重演了呢?!

各地的囚犯来信异口同声地说:“从伊万-杰尼索维奇的时候起到现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囚犯读了您的小说,感到痛苦和委屈,因为现在一切仍旧是老样子。”

“既然斯大林时期颁布的判处二十五年徒刑的各种法律依然有效,那么到底什么东西改变了呢?”

“既然我们今天又在无辜坐牢,那么现在又是在搞谁的‘个人迷信’呢?”

“我们被藏在黑色烟雾中,谁也看不见我们。”

“为什么沃尔科伏依这类人至今仍然逍遥法外?……他们还在担任着我们的教育员呢!”

“从微末的看守到劳改营管理局的长官,全部同劳改营的存在有切身利害关系。看守人及为了罗织罪名、编造决定,便到处吹毛求疵,行动人员任意涂改囚犯们的案情材料……我们这些被判刑二十五年的人们就像是奶油甜面包,喂肥了那些生来就该教训我们的、少廉寡耻的德行家们。当初的印第安人和黑人在殖民者眼里也都不完全是人,我们现在不是一样吗?要想动员社会舆论起来反对我们。那是十分容易的,只须写上一篇《铁窗里面的人》之类的文章就足够了……第二天人们就会集会游行,要求把我们扔进炉里烧死。”

对。的确是这样。

“您采取的立场正是起了他们的后卫部队的作用!”——瓦尼亚-阿列克谢耶夫的这句话,对我来说,更是有如晴天霹雳。

所有这些来信都使我这个自命不凡的人认识到自己愧对所有的人:确实怪我这十年来丧失了对古拉格群岛的痛切感。

对于他们,对于这些今天的囚犯来说,“我的那本小说如果没有下文,如果我不继续把他们的情况也说说,那本书就不成其为书,那里所写的真实也就不成其为真实了。必须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为了求得改变!如果只是说说,不谈实质问题,不能使人有所作为,那么这种话有什么用?那不是无异于僻乡黑夜里远方的犬吠声吗?

(我愿意把我这种议论献给我们那些现代派。告诉他们:我国人民向来是习惯于这样理解文学作品的,而且他们不会很快丢掉这种习惯。何况,难道应该丢掉它吗?)

于是,我清醒过来了。透过恢复名誉这层粉红色的芳香云雾,我又辨认出了庞大的、怪石嶙峋的古拉格群岛的真面目,看清了它那布满岗楼的灰色轮廓。

我们的社会状况酷似一个物理场。这个场的所有力线都从自由的一端引向暴政的一端。这些力线都十分稳定,它们像是深深嵌进去了、变成了化石,根本不可能使它们松动,不可能敲下或弄弯它们。任何进入这个场的电荷或物质都立即被轻易地吸向暴政那一端,简直不可能到达自由的一端,除非套上一万头公牛来拉。

今天,我那本小说早已被公开宣布为有害读物,认定它的出版是犯了错误(“这是唯意志论在文学中造成的恶果”),它已成为社会上所有图书馆的禁书了。今天,在古拉格群岛上只要提一提伊万-杰尼索维奇或我的名字,就被看作大逆不道。但是,当初呢?!当初,赫鲁晓夫曾经紧握着我的手在一片掌声中把我介绍给那三百名以苏联文艺界精华自诩的人物:在莫斯科曾使我成为“头号新闻人物”,新闻记者们不辞劳苦地等在我的旅馆房间门外;当初曾公开宣布:党和政府“肯定这样的作品”;最高法院的军事法庭引为自豪的是它管我恢复了名誉,(现在大概又后悔莫及了!)而那些上校军法官们曾在军事法庭上宣布:劳改营里的人们应该读读这本书!就在当时,那种没有声音、没有形象、没有名称的场力便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作用,它顶住了——于是,我的书便停止不动了!!早在那时它就停住了!只有极个别的劳改营合法地得到了这本书,通过劳改营文教科的图书馆允许人们借阅它。接着这本书便从图书馆藏书中被查禁。如果从外面,从社会上寄给某人的印刷品邮件里包括这本书,它立即被没收。于是,自由工人们便非法地偷偷把它带进劳改营,每本向囚犯们索价五卢布,听说甚至高达二十卢布(这是赫鲁晓夫时期的卢布!这是索取囚犯们的钱!但是,凡领教过劳改营周围社会的无耻作风的人,都不会感到奇怪人囚犯们带着它提心吊胆,就像带着自制的刀子一样,躲过搜查,进入劳改营,白天藏起来,夜间偷偷阅读。在北乌拉尔的某个劳改营里,人们为了能够长久地阅读,给这本书包了一层金属书皮。

既然那个无声的、但却为大家所接受的禁令已经深入到劳改营周围的地区,对于囚犯们就更不必说了!北方铁路线上的维斯车站有一个自由人妇女玛丽娅-阿列耶娃给《文学报》写了一篇书评,赞扬这部小说。不知是她把价投进信筒了,还是她粗心大意地把信放在桌上被别人看见了,总之,在她写好评论五个小时之后,党组织的书记希什金就把她叫去,指责她进行政治挑拨,(多么会找词儿!)当场便把她逮捕了。

在蒂拉斯波的第二劳改区有个囚犯叫涅多夫,是雕塑家。他是个杂役,闲时在屋里用蜡泥塑造了一个囚犯的塑像。不料被区段的长官索洛江金大尉发现了:“你在给囚犯塑像?谁允许你干的?这是反革命行为I”他说着便抓起塑像的腿,一扯两半,扔在地上,“这都是因为你读了什么《伊万-杰尼索维奇》的缘故!”(幸而他并没有再用脚去踩那塑像。他走后,涅多夫把两半塑像藏了起来。)索洛江金向上汇报了这件事,劳改营长官巴卡耶夫立即传唤汉多夫。不过,汉多夫已经利用这段时间及时地在文教科找到了几张报纸,记住了那上面的几句话。“我们要审判你!你这是唆使人们反对苏维埃政权!”巴卡耶夫长官对涅多夫吼叫。(看来他们懂得一个囚犯的形象意味着什么!)“请允许我说句话,长官公民!……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说……还有,伊利乔夫同志也说过……”“看你说话的样子,像是要同我们平起平坐?!”但巴卡耶夫也只好叹一口气。涅多夫在经过半年之后才敢把那两半塑像拿出来,粘到一起,用巴比脱合金铸好,终于通过一个自由工人把它送出了营区。

开始在整个第二劳改区搜查《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了。生活区进行了全面大搜查。没有找到。有一次涅多夫想捉弄他们一下:一天晚上,他拿着一本捷维凯良写的《花岗石岂能熔化户偷偷看,装作故意不让屋里的人们看见的样子,并且当着眼线的面故意请伙伴们把自己挡住,而他坐的位置恰好从窗外可以看到。不一会儿就有人去汇报了。突然三名看守冲了进来。(第四个看守在窗外监视着,看他把书递给谁!)这下子可找到了!把书拿到看守办公室去,锁进了保险柜。看守奇日克带着一大串钥匙,两手叉腰说:“涅多夫,查到了你的书!哼!等着去监狱吧!”但是,第二天早晨值班军官一看:“哎!笨蛋!……去还给他!”

囚犯们就是这样阅读“党和政府肯定的作品”的!

一九六四年十二月苏联政府曾发表声明,声明中有这样的话:“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应该逃脱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法西斯杀人犯的暴行是无与伦比的。”

当时发表这个声明,是为了对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施加压力,因为西德正准备批准适用二十年的“时效”期限。

可他们就是不想审判自己,尽管他们自己也曾“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

我国发表了许多文章,大谈惩罚在逃的西德战犯之重要。有的文章探讨对纳粹分子曾进行过怎样的思想训练,才能使他们觉得大规模屠杀是自然的、符合道德的?有人简直成了写这类文章的专家。如今立法者寻求辩护说,判决不是他们执行的,而执行者说,法不是他们立的。

这声音多么熟悉啊!……刚才还看到我们那些实际工作者们的来信上说:“把囚犯关进劳改营……是在执行法院的判决嘛!……警卫人员并不知道哪个囚犯为了什么事坐牢。”

不,如果你们是人的话,你们就应该设法知道才对!正因为你们对于自己所看守的人们既没有用一般公民的眼光,也没有用十的眼光去看待,所以才把你们称为恶棍的!难道纳粹分子不也是在执行命令吗?难道纳粹分子不是也曾相信自己是在拯救他们的雅利安种族吗?

自然,我国的侦查员们也会毫不犹豫地(他们确实也没有犹豫,而是立即)反问:那么囚犯们自己为什么要把供?我们严刑拷问他们的时候,他们应该坚贞不屈嘛!为什么告密的人会提供假情况?我们是把这些告密看作证人证词,作为依据的呀!

这些人也有过很短一段时间感到不安。前面我们曾谈到B-H-伊利英(前国家安全部的中将),他在说起斯托尔布诺夫斯基(审讯戈尔巴托夫将军的侦查员、将军提到过他)时说:“哎呀呀,一真糟糕1他现在的B子可真不好过,虽说他拿的养老金不少。”正因为这样,扎哈罗娃才不得不写文章的,她害怕的是,这样下去将会对所有的人开刀了。于是她写了一篇文章,极力为曾经被李亚科夫“抹了黑”的利霍舍尔斯托夫(!)大尉辩护,她激动地说:“他现在也还有大尉军籍,担任着党组织的书记(!),在农业移民区工作。大家可以设想一下,当有人写这类东西攻击他时,他的工作会遇到多大困难!据传说,要开始审查利霍舍尔斯托夫,甚至要追究(!)他的责任。访问:这是为什么?假如这仅仅是‘传说’还倒好,可是并不排除他们真下手的可能性呀。这就会在内务部的工作人员中间造成真正的混乱!难道因为他执行了上级的所有指示就对他进行审查吗?是要求他现在去替那些下达过指示的人负责吗?这太妙了!让小兵当替罪羊!”

但是,这惶惶不安的状况很快就过去了。不,谁也不必负责。不必审查任何人。

也许,个别机关的人员编制有所削减。但是,暂时忍耐一下嘛!将来会扩充的!暂时可以先让那些还没有退休资格或者需要工作到退休年龄的国家安全人员去当作家、当记者、当编辑、当反宗教宣讲员和思想工作人员嘛!有些人还可以去当当厂长、经理。改头换面之后,他们仍旧是要领导我们的。这样更可靠些。(至于愿意退休的人,就让他去享清福好了。例如,退役中校胡尔坚科就是这样。中校I这个官可不小!大概总指挥过一个团吧?不,他是一九三八年从一名普通监狱看守起家的,只靠拿着强迫灌食的软管折磨囚犯便升到了中校!)

而在各个档案部门里,则正不慌不忙地翻阅并且销毁一切多余的文件:被处决的囚犯名单、送惩戒隔离室和加强管制棚的批示、劳改营里的侦查材料。眼线的告密信、关于.“实际工作人员”和警卫人员的多余材料等等。还有卫生所和会计室也都得进行清理,那里也有多余的文件、材料、不应留下的痕迹……

……我们将会来默默参加筵席。
在世时我们不配来到你们这里。
今天,我们已死去,并不言语,
但,死去的我们仍使你们恐惧!
(维克林丽佳-格,科雷马女囚)

照这样看来,真的,怎么总是怨小兵们,怨小兵们呢!?那么,运动指挥部呢?比看守、警卫士兵、实际工作人员更高些的人们呢?那些只须用手指指点点的人呢?那些只从讲台上发出几句指示的人呢?……

让我再问一次:你们是怎么说的?——“那些犯下骇人听闻的暴行的罪人……无论在什么时候,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正义的惩罚……企图灭绝整个整个民族的……无与伦比的……”

嘘!嘘!不许作声!正因为这样,才在一九六五年八月的思想工作会议(一个关于如何指导我们思想的秘密会议)的讲台上宣布:“现在是时候了,‘人民的敌人’这个既有用而又正确的概念应该恢复起来了!”

(未完待续)

([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著,群众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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