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风雨台湾
第7节 台中，冒烟火车的年代
我在台大的助教工作忙碌起来，大陆来的教师多了，文学院长由沈刚伯先生接任（钱歌川先生回了大陆，后来转赴美国），外文系由英千里先生担任系主任。他由北平辅仁大学来，单身在台，初期也不定时上班，我仍须每天早上去开门，黄昏锁门下班。系上的公文、教材仍由我经手，打字、分发，新来的助教侯健和戴潮声在楼下研究室上班。
台大在舟山路与罗斯福路一巷内，新接收了一批小型的日式教员住宅，“资深”助教可以申请。经济系的华严配得了一户，告诉我快去申请。外文系只有我一个资深助教，所以我也可以配到一户。那小小的榻榻米房间有全扇窗子开向种了花木的院子，我很开心地向裕昌说这好消息，原以为他也会高兴，不料他听了沉吟不语。第二天，他很正式地对我说，他不能刚一结婚就作妻子的眷属。我们两个公教人员，只能分配到一处公家宿舍，他若去住台大宿舍，今后便不能申请铁路局的房子。最重要是，他的工作是全年无休，要随时保持铁路畅通，不可能每天搭换两路公共汽车准时上班，唯一自己能调度的是脚踏车（我的嫁妆里有一辆菲利浦脚踏车，在那时很帅，差不多像今天的汽车一样），若遇到工程有急需，从景美到台北站需骑半小时，会耽误公事。台北段近百里铁路，实在责任太大，所以他不赞成搬到台大宿舍。他的意见，我父亲完全同意，他在我由上海回台湾前已多次郑重赠言:“不能让丈夫耽误公事，也不能伤他尊严。”
不久，铁路局台中电务段长出缺，裕昌和我商量，想调到台中段。他认为，那里的段长宿舍很好，有相当大的院子，我们在那里养育儿女比较舒服，台北段公事忙，事务多，局里局外的人事复杂，厌于应付，而台湾面临的政治局势，也令人忧虑。到了台中，我们可以静下来过自己的生活，静心看看自己的书再想前途。台湾若能安定下来求发展，铁路运转的枢纽在中部而不是台北，也许将来电务段的工作并不只是修修行车沿线的电线杆和通讯而已。
他请求调台中时，铁路局的人都说，“这个老罗真奇怪，在台北首席段长做得好好的，却自动要调往小段去!”我向台大辞职时，前一任的系主任王国华教授说，“Miss齐，没有人在台大辞职。”但我一生工作皆随夫转移，如此，我便随他迁往台中，一住十七年。
一九五0年六月五日，我第一次走进台中市复兴路二十五号的前院，玄关门外的那棵树开满了灯笼花，好似悬灯结彩欢迎我们。
大约二十坪的榻榻米房子，分成两大一小间，走廊落地窗外是个宽敞的院子，一端是一棵大榕树，树须已垂近地面。我立刻爱上了这个新家。
这时我已怀孕六个月，九月十九日在张耀东妇产科生了第一个儿子。由于分挽过程太长，挣扎至第二天夜晚已陷入昏迷状态。我母亲惊吓哭泣，在旁呼唤我的名字，和当年舅舅在汉口天主教医院呼喊她的名字一样，从死神手中抢回我的生命。医师用产钳取出近四公斤的胎儿，我约二十多天不能行走。
婴儿近三个月时，我母亲必须赶回台北，嫂嫂在十二月底生她的第二个孩子。
妈妈走后数日，裕昌下班时间仍末回家，屋内黑暗阴冷。我大约气血甚虚，竟不敢留在屋内，抱着孩子拿个小板凳坐在大门口。房子临街，复兴路是条大路，有许多脚踏车和行人过往。
靠铁路调车场，一直到台中糖厂，有大约三十户铁路宿舍，我坐在门口，将近九点钟，电务段的同事廖春钦先生走过，他不知我因害怕而坐在门口，告诉我，“段长今天下午带我们去涨水的筏子溪抢修电路，桥基冲走了一半，段长腰上绑着电线带我们几个人在悬空的枕木上爬过去架线，一个一个、一寸一寸地爬，这些命是拣回来的!”
不久，远远看到他高瘦的身影从黑暗中走到第一盏路灯下，我就喜极而泣，孩子饿了也在哭。他半跑过街，将我们拥至屋内时，他也流泪地说，“我回来就好了，赶快冲奶粉喂孩子吧。”
我的婚姻生活里布满了各式各样的铁路灾难，直到他一九八五年退休，近四十年间，所有的台风、山洪、地震……，他都得在最快时间内冲往现场指挥抢修。午夜电话至今令我惊悸，我得把沉睡中的他摇醒，看着他穿上厚雨衣，冲进风雨里去。然后我就彻夜担心，直到他打电话告知身在何处。
实际上，在他退休之前，凡是天灾或火车事故之后他都不在家。十大建设凡是铁路所到之处都是他的责任，他那衣物漱洗的随身包放在办公室，任何时间，一个电话，他就奔往高雄;再一个电话，奔往花莲。去几天呢？不知道。扩建苏花线的时候，坐工程车沿线看着，车上放个板凳，可以坐在轨道旁监工：隧道塌了再挖，他就多日不回家，逢到假期节日他们奔波操心更无宁日。我们在台北丽水街的邻居，陈德年先生，也是电机工程师，任局长五年内，从末在家过年，除夕晚上他坐慢车沿线到各站慰问回不了家的铁路员工。他的太太病重去世之前，正逢铁路电气化工程一个重要关头，他必须到现场打气，不能整日陪在病榻前。我对普天下的工程人员充满了同情与敬意。
第8节 永恒漂流的父亲
我们搬到台中后二十天，外面世界突然发生剧变:韩战爆发。美国杜鲁门总统宣布，太平洋第七舰队协防台湾，遏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使台湾中立化。接着，美国海、空军及地面部队加入战争（汉城已陷落），抗阻北韩越过北纬三十八度线进攻南韩。七月底，由联合国授权统帅亚洲联军的麦克阿瑟将军访问台湾，受到极盛大的欢迎。他一年后解职回美时，纽约七百万市民夹道欢迎这位二次大战最伟大的美国英雄。蒋总统败退来台，困顿数年之后，又回升至反共盟国伙伴，不仅有了安全保障，也开始真想反攻了。那时台湾的人口一千万左右（一九四六年民政厅统计六百三十二一万），一九五四年大陆人口统计有六亿五千六百六十三万人，如何反攻？
同年八月四日，自北伐后定都南京起即负责国民党党务的陈立夫受命去瑞士参加世界道德重整会一九五0年年会，会后自我流放。转往美国在新泽西经营农场养鸡（至一九七0年回台养老）。在他启程后第二天召开之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全部摒除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的干部，代之以政学系或青年团部的人，选陈诚任行政院长，蒋经国正式登场。负责纪律、干部训练等忠贞、情报工作。检讨战败过程中，认为军人背叛和共党煽动民间的不满是主因，必须展开绵密的反共防谍网，巩固蒋总统的领导权。
初到台湾时，立法院最大的同仁组织是“革新俱乐部”，约有一百七十人左右（东北籍立法委员来台的有三十多人），由陈立夫、萧铮、张道藩、程天放、谷正鼎、邵华及齐世英等人召开，以民主、法治、人权、自由为主张，希望国民党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陈立夫流寓海外后，部外人士进入陈诚的内阁，专职立法委员的革新俱乐部成员，对于戒严体制的施政有时会提出一些批评。
一九五四年底，齐世英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为增加军费而电力加价，令蒋总统大怒，开除他的党籍。这件事是当时一大新闻，台湾的报导当然有所顾忌，香港《新闻天地》的国际影响较大，标题是（齐世英开除了党籍吗?），认为国民党连这么忠贞二十年的中央委员都不能容，可见其愿硕独裁，而蒋先生不能容齐，不仅因为他在立院的反对，尚因他办《时与潮》的言论较富国际观，灌输自由思想与国民个人的尊严，对确保台湾安全的戒严法不敬。
一九五五年元旦，电力公司遵照立法院决议。电价增加百份之三十二。立法院当然会通过电力加价案，那反对加价者齐世英的政治生命和当年老革命者的头颅一样，砍下来挂在城门上哪!
在家里，我那五十五岁的爸爸泰然自若地看书、会客，客人少些。书看得多些。开会的时候，早上精神抖掷地搭交通车上班。自嘲房子越住越小，车子越坐越大。那十多年间，监视他的人在门外“执勤”，家里没有小偷光顾。他原未曾利用身份做过生意，也从未置产，幸而尚有立法委员薪水，家用不愁。我母亲随着他颠筛一生，清朴度日。
以这种方式离开了国民党，在我父亲来说，那时可以说是一种解脱。他自二十八岁以志趣相投入党，一生黄金岁月尽心投入，当年将爱乡观念扩大为国家民族观念，抗日救国，谁知胜利不过三年，失去了一切!蒋总统身边的江浙政客怎能了解东北独特的伤痛!齐世英一生理想岂是在这小长安的功名利碌!
但是，君子绝交不出恶言。他尊重领导抗日、坚持到底的蒋委员长，终生称他为蒋先生，在《时与潮》上论政也对事不对人。他对多年政坛上的友情、义气、风范，仍很珍惜。他当年在沈阳同泽中学、黄埔军校、政校、警校、东北中山中学的学生到台湾来的不少，多在教育、党、政、军方面工作。我父亲与雷震、夏涛声、李万居、吴三连、许世贤、郭雨新、高玉树等人聚会筹组新党，一九六0年雷震因《自由中国》案入狱之后。立法院革新俱乐部数十位资深委员共同公开表示“如牵连到齐世英委员。我等不能缄默，请转告当局。”也许因此保护了我父免受牢狱灾难。当时年仅三十四岁的梁肃戎在《立法院时期的齐世英）一文（见《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中说，此举“表达了早期政治人物同志爱的节操，使人永世难忘。”
梁肃戎先生（一九二0~二00四年），二十四岁在沈阳秘密参加国民党，以律师身份掩护进行抗日地下工作，被日本人追捕入狱，幸两年半后胜利出狱，次年当选辽北区立法委员。不久东北沦陷，他带着老母幼子一家七口来台，与我父亲关系最为密切，政治牵连也最大。但他是位有情有义有理想的人，最受中外政坛重视的是出任雷震叛乱案辩护律师;虽然雷震仍被判十年牢狱，但他在中外记者采访及有关人士百余人旁听的法庭上侃侃为自由人权辩护。写下台湾法制史的新页。后又慨然担任党外前辈彭明敏教授之辩护律师，并且协助彭离开台湾前往美国。他为法制人权挺身而出的胆识与情操，展现了知识分子的风骨。可惜彭明敏在民进党成立后回到台湾，竟然因为梁肃戎坚守国民党体制内政革的立场，而否认梁对他曾做有效协助…统独之辩起后，梁甚至成为他们的敌人了。
他自立法院院长任满退休后。以个人名义成立“海峡两岸和平统一会”时已七十五岁，早已不计个人得失。他忠诚对待一生投入的政治信念和朋友，更不可能相信共产党，抱病犹在奔走呼号两岸和平，希望帮助建立一个民主，自由，普享人权的和平世界，这也是他对东北故乡半世纪怀念所化成的大爱。不论是他魁梧的身躯或是洪亮的声音，生前死后，都令我想到“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在家乡原野上驰马千里的豪迈汉子。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父亲对蒋之不满起源于东北胜利后的变局。东北地区广袤，其历史、民族背景与中国两千年来的兴衰密不可分。二十世纪初清亡前后，接壤数千里的俄国和隔海近邻日本对这块土地侵扰不已。一九三一年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之前，他们知道必须先炸死张作霖和他的军事高级将领才能侵占东北;因为张作霖用最了解当地民情的“智慧”建立了他的权力，维护地方安定已二十年，他集威权于一身，他若不死，日本人想占沈阳都办不到，遑论全东北!
抗日胜利来临得太快，蒋先生也许来不及多加思索，派熊式辉作东北行辕主任，主持东北接收大局。熊既无任何大局经验，又无政治格局，即使在军中，他连个儒将也不是，最高资历是江西省主席，曾协助过蒋经国赣南剿匪工作，所以得到蒋家信任。东北这一大块疆土。他大约只在地图上见过，既无知识基础也毫无感情根基，这匆促或者私心的一步棋，播下了悲剧的种子。
对创深痛巨的东北，在这关键时刻，蒋先生如此布局的态度令有识者心知东北大祸即将来临。
熊式辉就任之初，对原受中央党部东北协会指挥的地下抗日的东北人士保持疏离，理由是不愿引起抢先接收的俄国人误会。一九四六年春，蒋经国以东北外交特派员身份由长春致私电给蒋先生，谓东北党部不受约束，有反共情事，影响中俄外交（署名“儿经国叩”）。蒋先生下令给组织部，谓不受约束即押解来渝（重庆），并附上电文。组织部把它交给我父亲去“约束”，过去二十年服膺三民主义思想、抗日以求复国的地下工作者，在各个分布遥远的革命据点接到命令，全然迷惑不解;他们不懂为什么苦盼到胜利了，竟然眼睁睁地看着老毛子（俄国人）来家乡劫收，甚至奸杀虏掠。老毛子走了，中央派来的军队对东北多年的痛苦却毫无体恤。
《齐世英先生访问纪录》谈到东北接收大局败坏之始：
“我看熊式辉是小官僚而非政治家，有小聪明，善耍把戏，对东北根本不了解。那时中央调到东北的军队，除孙立人部而外都是骄兵悍将，熊一点办法都没有，而熊又不能与杜津明、孙立人合作。中央派到东北去的文武官员骄奢淫逸，看到东北太肥，贪赃枉法，上下其手，甚至对东北人还有点对殖民地的味道，弄得怨声载道……中央在东北最大的致命伤莫过于不能收容伪满军队，迫使他们各奔前程，中共因此坐大。林彪就是利用东北的物力、民力，配上苏军俘来的日军和伪军的武器组成第四野战军，一直从东北打到广州和海南岛。据说一直到现在（一九六八年），湖广．一带的地方官不少是东北人，都是第四野战军。我们的人自已不用给人用，说起来实在痛心。我们那时东北党务（主要是以地下抗日工作作核心）做得很好，如果能把这些人用在地方上做号召，我想共党在东北是起不来的。中共过去在东北的组织力量微乎其微，早在张家父子时代对共党就绝不优容，张作霖在北平就曾抄过俄国大使馆、杀李大钊。就是日本进占中国也是反共，而伪满又是执行日本的命令……一直到我们收复东北时，中共在东北还没有什么力量，以后依赖俄国的扶持才坐大。俄国扶持中共固然是促成东北沦陷最主要的原因，而政府用人不当，方法不对，也须承认。尤其胜利后。东北人民不分男女老幼皆倾向中央，只要中央给点温暖或起用他们的话，他们一定乐意为国效劳。”
“温暖”，在东北人心里是个重要的因素，那是个天气严寒、人心火热的地方，也是个为义气肯去抛头颅洒热血的地方。蒋先生自一九三六年张学良“西安事变”后即不信任东北人，任用来自江西的熊式辉接收东北。政府经略东北欠缺深谋远虑，致使抗战胜利后，中共在东北的军力远胜于国军，国共“三大会战”之一的“辽西会战”（又称辽沈会战）即在东北：从一九四八年九月至十一月，五十二天，中共人民解放军东北野战军以伤亡不到七万人的代价，消灭、改编了国军四十七万余人，占领东北。会战期间，东北已进入冬季，天寒地冻，难道不会令那些来自云南、两广、湖南等地的军队感到困惑？胜利了，剩下这条命，不是该还乡了吗？他们进驻地广人稀的东北各地，一天比一天寒冷，冻彻骨髓的酷寒，倒下的士兵几曾梦过这样的日子？在那一望无根的黑土白雪地上，没有一块这些军人的墓碑，因为他们是夺取了政权者的“敌军”。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东北全部沦陷，我父亲致电地下抗日同志，要他们设法出来，留在中共统治里没法活下去，结果大部份同志还是出不来。原因是，一则出来以后往哪里走？怎么生活？二则，九一八事变以后大家在外逃难十四年，备尝无家之苦，好不容易回家去，不愿再度飘泊，从前东北人一过黄河就觉得离家太远，过长江在观念上好像一辈子都回不来了。三则，偏远地区没有南飞的交通工具，他们即使兴起意愿，亦插翅难飞。这些人留在家乡，遭遇如何?在讯息全断之前，有人写信来，说:“我们半生出生人死为复国，你当年鼓励我们，有中国就有我们，如今弃我们于不顾，你们心安吗？”
我父亲随中央先到广州，又回重庆参加立法院院会。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重庆开了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议，会后备了两桌饭，吃饭时大家心情非常沉重，有散伙的感觉，次日搭上最后飞机飞到台湾。初来台湾时肺部长瘤住院，手术后一夜自噩梦惊醒，梦中看见挂在城墙上滴血的人头张口问他:“谁照顾我的老婆孩子呢？”
二十年的奋斗将我父亲由三十岁推入五十岁，理想的幻灭成了满盈的泪库，但他坚持男儿有泪不轻弹。五十岁以后安居台湾，我终于可以确确定定的有了爸爸，风雨无间阻的能和父母相聚。他去世前两年，我因车祸住院，他看到伤兵似的我，竟然哭泣不止。从此以后，他的泪库崩溃了，我一生懂得，他每滴泪的沉重。那男儿泪里巨大的憾恨，深深的伤痛。
第9节 洒在台湾的汗与泪
五0年代，台湾局势渐渐稳定。喘息初定的政府开始改善岛内生活（虽然反攻大陆的口号喊了多年，少数人也确曾幻想期待了许多年），而铁路运输的现代化是最重要的事。日本占领时期，所有铁路局中级以上工作都由日本人担任，他们战败遣送回去前，对一万七千位台籍员工说，台湾铁路六个月内就会瘫痪。那时火车进出车站仍靠站员挥动红绿旗，各站之间全靠列车长身手利落地在火车头喷出的浓烟中接递臂圈，他们是“看火车”儿童心目中的英雄。局里下令电务方面研究科学技术设备以取代人力（那时城里的道路连红绿灯也不太普及），但是无人知道由何研究起。运务处长陈树曦是交大毕业。相当骄傲，他对于部下的口头语是：“你懂吗？”，提到了西方铁路有些已用CTC系统，但无人见过。当时大家默默无言散会。
裕昌回到台中后，心中对此念念不忘。中央控制行车制（简称CTC）是电讯工程新念，只有在美国可以找到数据。我知道杨俊贤的哥哥在美国教书，也许可以帮我们寻找数据。那时极少人有亲友在美国，是今日难以想象的。
我写信给在台北的俊贤，不知杨大哥能不能帮这个忙？谁知两、三个月后，一个又大又重的邮包送到我们复兴路二十五号的门口，这个包裹开启了裕昌一生工作的展望。
俊贤寄来的邮包装着十多本美国铁路协会出版之《美国铁路号志之理论及运用》，其中第四章即为CTC的详细说明及图表，共一百七十七页。在靡页写着：“谨以此书赠裕昌、邦媛以及思齐侄三周岁纪念。贻烈、俊贤，四十二年（一九五三）八月十四日”。
此书得来不易，是美国在二次大战中发展的新科技，台湾当年无法得知，杨大哥以学术研究之理由购得。
裕昌欢欣鼓舞地翻阅了第一遍，极有兴趣，写了些笔记，为了想深入研究。决定动手译成中文，可以归纳、综合，作整体了解。他认为我必定会帮他，所以将绪论、新设备目的、工作所需条件等叙述文字交给我中译，他负责技术说明、电讯线路、操作运转的重要图表等。每天下班后。忙完家事，哄睡孩子（二儿思贤十五个月了），我们至少讨论一小时译文，约半年，完成全书一六六页另加百多幅图表的中译。
裕昌去局里开会，得知局里已正式向美国铁路协会购得一套CTC说明。但不知从何着手研究，计划也无从做起，全部电务主管人员二、三十人都未受过全自动控制号志的教育，甚至连听也没听过。据说战后日本国铁在美国占领军的协助下装了一套半自动控车系统。韩战开始后，台湾得到一些补给的生意，岛内物资运往港口的运输量大增，铁路局的重要性也大幅提高，急迫需要现代化的设备。
局里先派裕昌等人去日本，再由陈德年先生率领去美国考察。一九五四年后，以台湾铁路实际情况开始拟出安装CTC系统设备的计划，先由裕昌详列由彰化至台南（当时仍是单轨）一百四十二公里，二十七个车站的号志机及行车转辙器的第一期计画。制部招国际标，由瑞典的易利信(Ericsson)公司得标，自一九五七年开始在彰化动工装设。动工前一年，铁路局分批派许多电务员工前往瑞典实习。裕昌所译的《中央控制行车制》（一九五九年正式出书）原为自己兴趣研究的手稿，已被印成简易手册，作为工程有关人员必读。到瑞典验收待装的设备时，Ericsson的负责人认为，Mr Loh才对此通讯系统之了解精确完整，“可以对话”，对台湾铁路施工及使用有相当信心，双方合作愉快。
但是，一九五六年的台湾，对瑞典人来说，大约是个完全神秘不可知的落后地区或末开发的亚洲丛林。他们派到台湾铁路来的工程师Jocobsson先生，在斯德哥尔摩搭飞机到香港转往台湾之前，在机场与家人告别时，他的母亲哭得好似生离死别一样。他到台中数月后，觉得可以活下去，才把太太接来。他说，用四百个英文字可以跑天下，他太太的英文比他多很多字，到了台中看到我可以用更多的英文帮助他们衣食住行，极为安心。
那时，台中（或者全台湾）的家庭还没有人用煤气（或瓦斯），仍是用一种直径十七、八公分（七、八吋）上面凿了许多洞通气的煤饼放在瓦炉子里煮饭，宽裕一点的人家间以木炭炉烧水煮茶。铁路局的办事员给Jocobsson夫妇租了一所新盖的水泥小洋房，帮他们雇一个“会英文”的女佣，买了必需的家具。那时刚刚有三轮车代替黄包车，送他们进新家时，我指给他们看巷口的三轮车“站”，并且把我家地址写在纸上留给他们，有事可以去我家（那时尚未装市内电话）。
当天晚上，Jocobsson先生就坐三轮车来敲门，他说蚊子太多了，怎么能睡觉？女佣说自来水不能喝，烧了一大壶开水太烫不能喝，需要几个瓶子装冷开水。我把客房用的蚊帐借给他，再拿几个干净的空米酒瓶给他。
过了两天，换Jocobsson太太坐三轮车来看我，坐下不久就哭起来，说她丈夫早上去彰化工地上班，很晚才回家，她”terribly homesick”。我去找了一只很漂亮的小猫送去给她，那只刚刚三个月的小狸猫十份可爱，大约很能安慰她的思家之情。我也常去带她走走，但是台湾和瑞典的文化、气候差异太大，她可真是举目无亲，半年后仍然回瑞典去了。
铁路装CTC的工地在彰化车站，距台中二十份钟车程，那时公务工程两用的汽车是裕隆公司最早出品的帆布篷大吉普车。每天早上，裕昌带Jocobsson先生和副段长陈锡铭先生一起去，晚上再一起回台中。施工后，陈家搬到彰化的铁路宿舍。星期日，工程亦不停，我和三个儿子常常坐他的蓬车去陈家，最喜欢去彰化调车场闲置的空车厢。陈家小孩两男两女与我孩子一起长大，陈太太张琼霞女士，和我成为共患难的好朋友，五十年来分享了生儿育女、为丈夫担惊受累的年轻岁月，也一起看到他们凝聚智慧和毅力的工作成果。她带我们去看她田中祖居，西螺妹妹家，去许多电务同事的家吃拜拜，真正认识台湾的风土人情。
至今弄不明白阴极阳极磁场的我，看着那一批CTC工程人员，不分晨昏接受科技的挑战，在那些迷魂阵似的电器线路间理出脉络，登山涉水地架设台湾铁路现代化的最早联络网，分享他们大大小小的失败与成功，我真感觉荣幸，又似回到抗战时期，愿尽自己所有的后援之力。
一九五九年，工程进入最艰困阶段。八月，彰化与台中之间的大肚溪铁桥被台风冲垮，大水淹没了彰化市，CTC的主机房岌岌可危，幸好那晚裕昌在彰化留守赶夜工。八七水灾是台湾史上最大台害之一，大肚溪流域一片汪洋，直到第三天早晨，两岸露出堤岸，有少数抢修工程的队伍用小木筏来往。
裕昌打电话给我，主机房的问题严重，要我把Jocobsson先生和另一位瑞典人，线路专家Andersson，从他们家带到河边，有台中电务段的同仁会用小船把他们送到彰化。另外，需买些水瓶、饼干、电筒、换洗衣服，他们得在彰化住到水退。我必须去办此事，因为需用英语说明他们将面对的状况，而且只有我认识河边接应的人和地点。
那天早晨，我坐着裕隆蓬车，带着脸上难掩不安的两位瑞典人到达台中大肚溪岸，在刚泡过水，踩上去仍松软的一小块临时“打”出来的土堤上，把他们交给接应人员，望着那小小的木船载着那两位工程师，在一望惊心的汹涌的黄浊洪水中“跳舞”似地横划过洪流，终于到对面一处干土地上了岸，我第一个要做的事是告诉他们啼哭的妻子，他们已平安渡河了。
第二年（一九六0年）七月二十五日，是台湾铁路史上极具纪念意义的日子。在盛大的启用典礼之后，由省主席或是行政院长那一类的大官按钮，一列火车自彰化站开车，由全亚洲第一座全自动控制行车的号志指挥驶往下一站——六点六公里外的花坛站，火车开到那悬灯结彩的站台时，裕昌回家说，他们的工程伙伴，站在层层官员后面的铁轨上（站台太窄），全都热泪盈眶，当天晚上全体喝醉酒。
但是，快乐的日子还不满一天。第二天早上，总控制房里的调度人员和工程人员即互相喊叫，所有人的心脏都捏在调度员的手指间;按错一个钮就是灾祸。而那像银河星系的控制板是他们一生从未梦过的复杂，火车行进每一里，他们都似在跟着跑。那时候。他们几乎不回家，回到家，电话立刻追踪而至，常常听到裕昌对着墙上的铁路专用电话喊:“他们怎么这么笨!叫他不要乱按，我立刻就来…”然后抓起雨衣冲进蓬车，自己开车往彰化飞奔。那时公路上大约只有他和公路局车，常常有公交车司机伸出头来问他们是不是不要命了。
那时的我，带着三个男孩，大的九岁，小的五岁，白天要上课，晚上备课，改作业，活得和陀螺一样，如果有祷告的时间，只祷告不要撞车，因为汽车和火车似乎都在灾祸的边缘疾驶。
果然，盛大启用后不久，行车控制已到二水站，因台风来袭，一年前八七水灾冲毁的大肚溪堤防再次崩溃，彰化又泡在洪流中，一片汪洋，铁路多处冲坏，CTC机器失灵，所有的客货车全误点。有一辆军事专车被迫停在斗六市的石榴站（距彰化四十七公里），那原是专为装载石渣的小站，灾后用水全无，小站在荒郊野外，数百乘客在炎阳之下困了半日，苦不堪言。车上电话催发也动不得，有一位军官说再不开车。就用大炮轰调度室。但是，一切仍以安全为重，到黄昏才得进目的地潭子站。
在天灾巨大的摧毁力之下，长期不分昼夜活在紧张状态中的工程与调度人员。渐渐产生了患难柑共的情谊，互相支持，二十四小时轮流当班。尽量解决问题，虽极辛苦，都以能参与此项划时代的革新工作为荣。但是，水灾后四个月，当一切渐“上轨道”时，突然发生人为灾祸;两列货车在浊水溪桥上追撞，后列的火车头倾倒在大桥的衍梁上，拖吊抢修极为困难，而且追撞的第二天原定全面行车改点，新时刻表已印发。据当年调度员蔡仁辉先生在他《闲话台铁五十年》一书中回忆说:“这时所有与CTC有关系的人“都进了一场可怕的梦境里”。列车运作失常，可说是坏到极点，工作人员的“罪过”真难想象，这里可拿一句话来说，是空前绝后（愿不再发生）。”
在铁路几乎是唯一大量运输工具的时代，车站上货物堆积如山，货车和客车同样重要。淹水后又逢调整班次，CTC总机无法“自动”时，就得退回旧制用人工指挥，货车停在中间站等候的时间往往比行走的时间还长。彰化的总调度室有二十四个车站，五十八座“站场继电室”的电话扬声器，这些时日中，工程检修人员，车站，列车的人都在嗓门比赛，调度室轮班四小时下来，人人声嘶力竭，七厘散（润喉中药）不离身，回家休息。有时梦呓呼叫，令家人惶恐。那时那一批人几乎没有家庭生活，总局最初反对改革的人也认为电务部门自不量力，让大家丢脸。报纸上（幸好尚无电视）每天责备，冷嘲热讽，有一张漫画上画一位乘客，下车打着雨伞走路，比火车早到车站。
第10节 同甘共苦的铁路人
那些年月，真是磨难重重的日子!但也是我们生命扎根的关键时期。一个在中学被同学称为“罗几何”的四川青年，因为向往火车的奔驰而进入台湾铁路局，在台中边缘化的冷落日子里，自己寻求工作与生活的焦点，贯注研究，开创一生的事业，也实际带出了台湾铁路现代化自己施工的队伍。最艰苦的彰化到台南CTC工程由跌跌撞撞到站稳脚步，使用调度成功之后，一九六四年由原班人马装设第二条海线CTC设备，曲彰化到竹南。一九六九年完咸山线CTC，一共三百二十三公里。
这一批曾经一起吹风泡水，不眠不休同甘共苦的伙伴，一起工作到退休。他的第一位副段长陈锡铭，一九二八年生于彰化县田中，一九五0年自台湾大学电机工程系毕业，进入铁路台中电务段。先后七次赴欧、美、日等国考察铁路号志、电化技术。在台铁服务四十二年，历任工务员，各级工程司，兼任股长、段长，副处长、处长、总工程司，副局长等职务，于一九九三年二月退休。三十多年间与他一同“打拚”，成为终身至交（互相最佩服的是对方的头脑）。陈家和我家共七个孩子由襁褓到青年一起长大，如今皆已进入中年，天南地北有时重聚，最爱回忆的是彰化废轨道上推空列车的快乐。
一九五0年到一九六0年，笑泪交迸的奋斗日月，真是我们所有人的“黄金十年”!在台中复兴路，那座小小的日式房梁上，系绳垂下的摇篮里的三个婴儿，半岁后移往我们请木匠依照Dr.Spock的BabyCare书中画图所装的小木床，四周有纱窗，上面有纱盖，当时被亲友戏称为纱橱，比一般木制婴儿床安全。“一暝大一寸”，三个婴儿长大后陆续由台中国民小学毕业（校名“台中”，也许不是全市最早的小学，但是以市名为名，必是有些道理吧）。林海峰是校友，他赢得围棋名人本因坊荣衔后曾回母校怀念童年，我们都感觉非常光荣。
那十年间，我在那大操场边上看了无数场躲避球赛，那种球的打法，对我是新鲜事，至今我总觉得它对人生有嘲讽的况味。我上过那么多小学都没有看过这种球，它似乎不讲究球技，只以击中敌人数目定输赢，是一种消极的运动。好像在拥挤的地方消灭过多的人，自己才能生存。我心中一直凛然于躲避球的人生观，悲伤地看着那些孩子在操场的尘土里四面躲避，以免被击中出局。我希望普天下的孩子平安稳定地生长，不必为躲避灾难而培养矫健的身手。
他们童年环境的安详，很令我羡慕。那纱橱婴儿床，满院子各形各色，大大小小，世代相传的猫，和后院那棵大榕树是台中罗家三景。那榕树胡子又多又长垂至地上，树干上有一个洞，每逢有他们喜欢的客人来了，我的三个儿子就到玄关，把他们的鞋藏到洞里，然后进房说:“现在你走不了啦!”客人一定作大惊失色的样子。这样的玩法多年不厌，直到他们上了中学。那十七年!我们五个人都在成长。台中其实是我和孩子们拥有童年回忆的故乡，我自己的童年几乎没有可栓住记忆的美好之地。
第11节 听不到的涛声
一九六六年，铁路局突然调派裕昌前往台北总管理处，参加国家十大建设，铁路电气化计划工作。第二年，我们离开居住了十七年的台中，搬到台北。两个读高中的儿子必须参加转学考试，小儿子刚由小学毕业，面临竞争激烈的台北初中入学考试。
自此到一九七九年，裕昌全副精神投注在电化工程上。铁路全面现代化，不烧煤不冒烟的火车将在通了电的轨道上飞驰!那是政府监督，全国百姓瞩目之事。刚刚进入所有家庭的电视，每天几乎都要报告它的进度，身为工程负责人的他，常常也必须在现场说清楚——那些年，他和他的家庭过的日子也并不容易!职务头衔由电务处长到总工程司，到副局长，只是配合工作的名称而已。三万员工的铁路局是有老传统的“衙门”，阶级森严，不到层级，连说话的机会都没有（我认为是个极不温暖的地方）。但是，裕昌生性淡泊，没有征逐名利的兴趣，这么大的工程由他执行，是对他能力的肯定。他在一场又一场的线路、图表、系统中全神贯注地使用精致细密的思考，看着它们一站又一站地施工成为实体。看到火车在新的轨道上行驶，他所得到的满足就是最大的报偿了。自一九五0年代的中央行车控制号志工程到电化铁路，可以说是一个工程师轰轰烈烈的日子。
但是想不到在这最忙碌的时候，情报机构的“两路案”竟延烧过来。
据我个人仅知，“两路案”是调查局一九七0到一九八0年间，两岸隔绝时期，对公路局和铁路局一些高级技术人员的审讯。起因于台湾荣民工程处在泰国和印度尼西亚修公路时，有几位工程人员写信给在大陆家乡的家人，致使大陆交通界对台湾工程师喊话，召唤他们回归祖国服务，遂引起有关单位怀疑他们对国家的“忠贞度”;被拘捕、审讯、判刑的全是一九四六年与裕昌同船来台的运输人员训练班同学，大约四十余人。当时电化工程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阶段，继任的铁路局长董萍至警备总部力保他毫无牵连可能，并言现阶段无法失去执行负责人。调查局同意让裕昌先详细写来台后行踪、工作、家庭、交往的自白书缴上后再议。
我记得那几个星期，眼睁睁地看着他拖着疲惫不堪的身体回家，晚上在餐桌上写至午夜。最初的十四页自白书缴去后，又受命再补资料……。他少年曾患中耳炎症，在忧劳过度、睡眠不足情况下复发。白天只能到铁路医院打消炎针，实在没有时间进一步治疗。一九七九年，电气化铁路现代化工程辉煌地完成，通车典礼标示着十大建设的大成功。他获颁五等景星勋章，且被聘为国家建设研究会研究员。但他的耳朵却只剩下一半听力，勉力完成北回和南回铁路的扩建工程，看到台北到花莲直接通车，但是他已听不见那美丽的海岸海涛击岸的声音。一九八五年退休的时候听力只剩十份之一、二。他与我有事相谈时也多半靠笔写，退休后不易与人交往，淡泊之外，更加沉默了。
（未完待续）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