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台湾、文学、我们
第1节 寻求台湾文学的定位
台湾文学是什么？它一直是个有争论的名字。争者论者全出于政治目标，有时喧闹，有时襟声，全靠当时局势。他们当时不知道，文学和玫瑰一样，它的本质不因名字而改变。台湾文学是自然的“发生”（happening），不因名字而改变它的存在。
自从有记载以来，凡是在台湾写的，写台湾人和事的文学作品，甚至叙述台湾的神话和传说。都是台湾文学。世代居住台湾之作家写的当然是台湾文学；中国历史大断裂时，漂流来台湾的遗民和移民，思归乡愁之作也是台湾文学。
被称为海东文献初祖的沈光文（一六一二～一六八八年），明亡之后漂泊海上，“暂将一苇向南溟，来往随波总未宁”，遭遇台风，漂至台湾，在此终老，历经荷兰人统治，郑成功三代到清朝统一。一六八五年（康熙二十四年），他与渡海来台的官员文士纽织第一个诗社“东吟社”，可说是台湾文学的起源。中间经过明郑遗民及日本殖民的文学文字沧桑，在沈光文之后，整整三百年后，随着中华民国政府迁来的军公教人员和他们的眷属约二百万人在台湾登岸，他们来自中国各地，各有伤心的割舍故事，是一个庞大的乡愁队伍！
一九四六年十月光复节，国民政府制定语文政策，所有报纸和出版品清一色使用中文。自一八九五年到一九四五年半世纪，日本殖民时代的本省日文作家，大多数结束了文学创作之路，当时重要作家如赖和、龙瑛宗、吕赫若等人的日文作品都已译成中文，是台湾文学经典一环。开始用中文创作那十年，不论是来自大陆，还是台湾本土的作家，除了新诗似乎是最有信心的写作，大多数都有在灰蒙蒙的雾中摸索奔跑的感觉。《新生报》副刊“桥”由歌雷（原名史习枚）主编二十个月，鼓励各种创作，没有地域性的偏见，是很诚恳热切的文学推动者。那时大量乡愁作品，虽常有粗糙、重复之作，似是初上岸的落难者在火堆旁取暖，惊魂初定的哭泣。渐渐也走上成熟叙述之途，甚至帮助了当时的教科书，作为年轻一代中文辅助的读物。
一九七三年当我开始编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台湾文学已渐成形。英译台湾文学的愿望，最早潜伏于两次因傅尔布莱特文化交流计划去美国访问。那时经常在访问活动中受邀“谈谈台湾”（say something about TaiWan，）。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九那些年，许多听众总是会先问：“你们在非洲吗？”“你来自有金佛寺的泰国（Thailand，音与TaiWan相近）吧？”自此以后，我在国外公众场合，尽量穿矮领，自然宽松，下摆开叉在膝盖下，走路毫不拘限的旗袍，绝不戴帽子，至少不要被误认作日本人。在最早的交换计划中，美国似乎比蒋总统更实践“以德报怨”主张，我第一次去访问时，同期竟然有四个日本人！而我代表“中华民国”（The Republic of China）却只有一个人，一直是孤军奋战。所以我必须努力保持国家的尊严，“输人不输阵”。
“谈谈台湾”，这看似轻松的题目，却是最复杂的考题。常常和我同组，也是唯一来自南韩的教师高玉南自我介绍时，只要说“我来自韩国”（I am from Korea），全场都完全了解她的身分。那时美国刚刚打完韩战，全国都是南韩的“盟友”；而我所代表的中华民国，却已不在中国大陆。我家来自满洲，我们现在的政府在台湾，隔着台湾海峡，距上海六百余里……。接下来就不甚好讲了，我必须很自信地说：“我们在台湾，是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保持中国文化的高水平，追求富足与和平。”
那时，这些话并不仅是口号和宣传，而是全民的企盼，在这三万六千平方公里的海岛上，将近一千万的人口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的人靠这个想法活着。一九四九年前，槛褛疲乏的“棉被兵”和他们幸存的眷属，多数仍在临时搭建的眷村中，怀乡念旧，同时也尽量教育子女安身立命。十年，二十年，三十年过去了，政府已喊尽了反攻的口号。走下心来全力建设台湾。国民义务教育由六年延长到九年，大约是老蒋总统下的最后一张，也是最具有永久影响的手谕。台湾文坛也渐渐传出一些清晰的声音，能帮助我回答外面那些问题，诸如：“台湾是怎样的地方？人们怎样活着？心里在想什么？将往何处去？”
我胆敢主编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的另一个信心也来自两次访美期间，我在密西根大学和印第安纳大学那样有规模的图书馆搜寻询问，都没有看到一九四九年以后大陆真正的文学作品。这两校都开设不错的中国文史课程，虽然也有少数亲共学者努力帮中共说“解放”的好话，但多数学者指着书架上一排中共建国后的样板文学，如《向雷锋学习》、浩然《金光大道》、丁玲《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老舍《龙须沟》等，说道：“中共虽然闭紧铁幕，但是他们政治斗争之无情，人民生活之艰苦悲惨仍是举世皆知的。我们能在这里的教室宣传这些歌功颂德的宣传文字吗？怎么对美国学生解说这些谎言呢？”然后。他们转换话题间我：“台湾有文学吗？”
我望着图书馆放置中国当代文学的书架，空空荡荡，心中暗自想着，也许我回台湾后，有机会可以借着文学评介具体为台湾说些什么吧！就是这一个长期存在的意念，我接受了国立编译馆编纂英译台湾文学的工作。
那是个共同寻求定位（identity）的年代，都似在雾中奔跑，找寻属于自己的园子，最早的年轻作者和读者并没有太大的省籍隔阂，大家读同样的教科书，一起长大。日治时代的记忆渐渐远去；大陆的牵挂和失落感也渐渐放下，对“流亡”（exile）一词也能心平气和地讨论。编纂英译《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时，自以为已经找到了共同的定位。因为发行者是国立编译馆，所以选取作品必须有全民代表性，编选公平，不可偏倚遗漏。我们五人小组中，何欣和余光中参加台湾文坛活动最早，拥有台湾文学的资料最丰富。我自回台北后，阅读重要作品甚少疏漏。开始教“高级英文”后，更是勤跑书店，新出版的书尽在掌握之中，和在美国读书时一样，可以跟上时代阅读重要作家的研究。从那年起，我那小小的书房里渐渐有柑当齐全的台湾文学作品。譬如黄春明的《锣》，房页有作者写给我的话，就和《英国文学史》八世纪第一篇初民史诗《贝尔伍夫》并排而放；司马中原《荒原》、《黎明列车》与朱西宁《破晓时分》、白先勇《台北人》，这些初版于一九六、七〇年代的小说，随我自上海带来雪莱、济慈全集的珍藏本并列齐观。我曾经相当欣赏年轻女作家萧佩，她所有的小说则和薇拉·凯瑟、舍伍德。安德许、伯那·玛拉末等美国作家作品并肩而立。我往返于两种文字，乐在其中，有助于我写评论文章的视野与层次。
第2节 台湾文学登上国际会议舞台
一九七三年，由台大外文系朱立民、颜元叔和中文系叶庆炳提议的“中华民国比较文学学会”获准成立。发起的宗旨是：对内促进比较文学研究之迅速发展，对外与世界各有关机构联络，促进国际间之相互了解与文化交流。从此国内国外会议甚多，台湾文学作品皆成为主要讨论的题材。
一九八二年我应美国旧金山加州州立大学曾宪斌之邀作访问教授，讲授一学期台湾的“中国现代文学”，当时他们已使用我编的选集作教材。选课的学生大约有二十个，一半是华裔青年，文化上隔阂很小，对文学作品的情境及心理不必太多剖析，师生可以更接近中国文学的心灵。那半年的文化交流，让我真正认识他们称之为“屋仑文学”的旧金山华裔作家文学，认识根源文化所做的努力。
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附录“台湾文学”详加赞扬姜贵《旋风》，可说是开启西方对台湾文学研究之始。他与刘绍铭合作英译《台湾短篇小说选1960-1970》同时提供许多研究的资料。刘绍铭是早期由香港到台湾升学的侨生，在台大外文系与白先勇等同班，参与《现代文学》杂志的创办，到美国修得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后，进入威斯康辛大学教书，讲授中国现代文学课程，一直对台湾文学相当肯定与维护。后来又英译一些评论和两本台湾小说，一本是《香火相传：一九二六年以后的台湾小说》，一本是《中国现代中短篇小说集》。许多年间，一直在海外坚持文学超越政治，也常应邀来台参加各种文学会议，对事有褒有贬，诚恳关怀，是台湾真正的朋友。
一九七九年，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在奥斯汀举行第一次以台湾文学为主题的研讨会：翌年，论文集《台湾小说》由印第安纳大学出版。会议主题有“台湾文学中的现代主义和浪漫主义”、“台湾小说中写实主义的两个方向”、“台湾乡土文学展望”以及“台湾文学中的苦难形象”，讨论作家包括陈映真、黄春明、王祯和、张系国、白先勇、王文兴、七等生、陈若曦等人的小说。主持此次会议和论文集主编珍妮特·浮若特在序中说：“一九六〇到八〇年代。台湾产生了一些第一流的中文小说，由于经济的繁荣，教育之普及，产生了一个相当大的中产阶段（级）读者群，鼓励了各种意识形态的文学创作。作品内容和风格兼容并存。思乡怀旧，现代派的技巧，乡土派的写实，由不同的角度呈现一个充满活力的台湾。”
对台湾文学有进一步的肯定与阐释，很可贵的是白之教授的“台湾小说的苦难意象”。朱西宁的《铁浆》中新旧交融时的剧烈痛苦；王祯和的《嫁妆-牛车》中看似愚钝却实深沉的贫苦；黄春明的《儿子的大坑偶》对命运的屈从和对妻儿的爱恋，表面上偶有喜剧的闪现，实际人生却甚沉痛。白之在英美汉学界位尊望重，他编的中国文学选集多本，由早期到现代，皆是英美大学的教科书。自一九五0年代后期起。有一些优秀的学生由台湾到柏克莱加大进修，在他门下读书，由师生交往及阅读中，他对台湾的情况有相当认识与同情，认为这三篇所写的苦难，读后难忘，反映了台湾的处境。
夏志清先生在致闭幕词的时候，对台湾文学有详细的介绍及肯定。
这本会议论文集大约是“台湾文学”定名的开始。我编英译选集时，不仅台湾的作家大多数认为我们是承袭发扬在大陆因政治而中断了的“中国现代文学”，世界汉学界二十年间也如此认定。正因为我们是主流的延续，因此可长可久。
第3节 两岸文学初次相逢的冲击
旧金山教书结束时，我应邀参加纽约圣约翰大学金介甫主持的中国现代文学研讨会，第一次遇到来自大陆的中国作家，他们的代表大约三、四人，我知道的有北大教授乐黛云和著名作家王蒙。
自英译选集之后，我在世界各处开了许多大型的文学会议，在圣约翰大学这场真正的群英大会，我第一次看到政治的炎凉如何移转到文学界的炎凉，也第一次看到了文革的厉害，进而促使我以宏观角度省思“台湾文学”的定位与定名。
那真是一场盛会啊……所有人都很兴奋，所有的眼睛，所有的耳朵都充满了好奇，专注于首次在西方世界现身的铁幕作家身上。中午吃饭，我被安排与他们同桌，大约是象征两岸交流，而我看起来是最没有战斗精神的人吧！首次见到对岸的人，都不知道问题从何问起才好，他们知我家乡在东三省，说：“回祖国看看吧：”大家只好傻笑。夏志清兴致很高，他说：“你们到了美国，多看看吧，，”
午餐后回到会场，正在听大陆作家一篇文坛近况报告，突然会场门口一阵喧哗，在一大群人推推拉拉制止不住的混乱中，奔进来一个高大漂亮的年轻中国人，他直朝大陆作家冲去，大声喊叫：“你怎么好意思代表那个暴政到此讲话？”接着占据了讲台。嘶吼喊叫控诉文革的残酷。主办的师生好不容易把他拉到门外，他在门外还骂了一阵才被劝走。大家惊魂甫定才知道，这年轻人即是那时在西方世界畅销，揭露大陆文革惨相《革命之子》（Son of the Revolution）的作者——梁恒。他与共同作者夏竹丽结婚得到美国政治庇护，得以英文写完并出版此书。《革命之子》叙述文革的种种暴行，使西方世界看到大陆几成人间地狱，那些红卫兵之凶狠无人性，令读者寒栗，血脉贯张。我读时悲愤地想：这是我念念不忘的祖国吗？
赶走了闹场的人，会场气氛已变，最初单纯的兴奋与好奇被破坏了，早上各种立场的演讲与所营造的表面平静都不见了。尽管讲台上照程序进行论文宣读与讲评，台下的人多在悄声讨论刚才闹场者的背景和他的控诉。大家对表情尴尬的大陆代表的好奇心就更复杂了。当时，二次大战后美国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新一代的“汉学家”几乎都在场，他们怎么想？而我，在离开大陆三十多年后第一次看到铁幕后的真人真事，内心激荡，好似看到一片历史真相的实况，不是任何电影或文字所能呈现的真实。令人伤心。
会后我在纽约停留数日。一天晚上，我台大的学生，《中国时报》记者林馨琴邀约晚餐，在座六人，有两位就是《革命之子》的作者。饭后受邀到他们的小公寓，谈到深夜。他由静静的叙述转为激动，有些书中未载的情景。人对人无法言说的背叛与残暴，令听者岂止惊骇落泪而已。是什么样的警醒力量，使这二十多岁的红卫兵在那样血腥的浪潮中，游向人性的岸边，对自己参与的暴行提出控诉？是什么样的政治魅力驱使数代的青年，从学潮到文革。相信只有推翻和摧毁才能建立新中国？这些人的心。若非真变成麻木无情，必也是伤痕累累，如何得以平复回到正常的人生呢？当他们长大，统治中国，那将是怎样的国家呢？
夏天的夜晚，走在纽约街头，真不知人间何世！我清晰地记起自己二十岁的时候，躺在武大女生宿舍阁楼的斗室中，仰望满天的星斗，在三江汇流的水声中，为侯姐姐骂我没有灵魂而流泪，只因为我不愿随她再去读书会，读那些俄国阶级斗争的书，唱那些幼稚的“东方红，东方出了个毛泽东……”我记得在乐山狭窄的街上，学潮队伍中仇恨的口号和扭曲的面孔。一九四七年，我若没有来到台大看到那两屋子书而留下来，我的人生会是怎么个样子？
那些年在西方，同样令人震撼的文革真相名著还有西蒙列斯（simonleys）《中国大陆的阴影》和白礼博（Richard Bernstein）《来自地心》等，大陆的“伤痕文学”到台湾出版，又是多年之后了。
第4节 两岸三地文学再相逢
自此之后，我与王蒙在国际性的会议又相遇五次，也曾有些议题之外的谈话，虽然大陆文坛和土地一样广大，但王蒙在大陆文坛确实有相当地位和代表性。他不仅有天生才华，还有一种沉得住气的观察力和应变智慧，所以他才得以在翻天动地的年月活下来吧！
我第二次遇见他是一九八五年在柏林，能与他谈话，则是多年后在香港中文大学两次同任“世界华文青年作家文学奖”小说组评审。一九九三年底《联合报》主办，由王德威、郑树森和我策画的“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会议”，我们邀他来台湾参加，他带来二十位大陆作家首次在台湾见面，国外请来六十多位，台湾有一百余人，盛况空前，会里会外真正有些诚恳的交谈。会议论文由王德威和我主编，先出版《四十年来中国文学》，后译成英文Chinses Literature in the Second Half of A Modern Century: A Critical Survey。全书十五篇论文讨论大陆、台湾、香港和海外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的文学趋向。印第安纳大学出版社曾于一九九九年出版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更》第三版；再争取这本论文集，就是希望它与《中国现代小说史》同时印行，给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完整的评论。
王蒙在台北邀请台湾作家下次到大陆去开会。一九九五年，中国作家协会和《联合报》文化基金会合办，由我邀集了十四位台湾作家前往山东威海参加王蒙主持的“人与大自然”研讨会。那也是个空前的大聚会，台湾与会者有刘克襄、胡台丽、王文进、李丰研、陈信元、林明德、瓦历斯诺干、金恒镳、杨南郡，都是台湾书写自然的作家，他们写的论文扎实，论述“人与自然”称得上国际水平，我感到很骄傲。
大陆作家大约有五十多位，许多是我已读过作品的。在北京转机去烟台的时候，王蒙介绍一些重要作家，我看到相当钦佩的张贤亮，禁不住像个台湾歌迷似地说：“啊！你的《绿化树》好令我感动……”我记得在旁几位大陆作家略带诧异的笑容。后来才渐渐明白，两岸作家对反映文革痛苦的作品，如对《绿化树》的看法并不相同。即使是台湾人人知道的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他们评估也不会如此之高。凡事稍涉政治观点，人与人之间立刻保持相当距离。
会议开幕式和许多互相访谈的场合，我们诚恳地期许文学心灵的交流。在沉痛地共同走过甲午战争纪念馆的那一整天，我与张贤亮和另外几位作家，曾经相当深入地谈到中国人这一百年的境遇。小汽艇绕着一八九四年清朝庞大的海军被小日本舰队打得全军覆没的渤海湾缓缓地开了一大圈，海水平静澄蓝，天上的云也舒展自在。历史上的国耻地——威海卫，如今改制为威海市，当选为全国最清洁都市，有许多新兴计画，一片“往前看”的繁荣，连着几天都是晴朗的明月夜，我们台湾去的会友，每晚都沿着海边散步，步道离海只有数尺，浪潮轻拍海岸，海水下还埋着一些百年前的沉船和骨骸吧……海景美得令我叹息，恨不能把这月光打包带回去！这月亮，一百年前清清楚楚地见证了台湾的割让。
百年之后的渺小的我，站在渤海湾的海边，往北望，应是辽东半岛的大连，若由此坐渡轮去，上岸搭火车，数小时后即可以到我的故乡铁岭。但是，我只能在此痴立片刻，“怅望千秋一洒泪”，明天一早我们要搭飞机，经香港“回”台湾了。结婚、生子、成家立业，五十年在台湾，仍是个“外省”人，像那艘永远回不了家的船，在海浪间望着回不去的土地。
在台北，一九八0年代后期，新地、洪范、远流等出版社，出版许多大陆作家作品，最早是阿城《棋王树王孩子王》，然后王安忆、莫言、余华、苏童、张贤亮等相继出现。这些作家也都来台北参加大大小小的会议，虽然彼此认识一些可以交谈的朋友，但是“他们”和“我们”内心都明白，路是不同的了。诚如佛斯特《印度之旅》结尾所说：全忘记创伤，“还不是此时。也不是此地。”（”not now, not here.”）
第5节 柏林的苦兔儿（Kultur）
“到柏林去……”大约是我前世的憧憬。
我出生的时候，父亲在柏林留学，在二月冻土的故乡，柏林是我年轻母亲魂牵梦萦的天外梦境。一九八五年整个春天，我在几乎是新建的柏林不停地走着，常常在想六十年前母亲的旧梦好似在此复苏，那个没有见过父亲的，孱弱的婴儿，如今到柏林来担任客座教授，德国人坚持和访问教授（Visiting professor不同）。正式讲授给学份的文学课程，印在厚重的课程表上：“台湾文学”。就在那半年前，我接到国科会人文组华严主任的电话，说西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a tBerlin）要找一位教台湾文学的教授，他们想推荐我去，问我能不能去？当时我手里拿着电话，怎么说呢？几乎不能相信我的耳朵，这么遥远、转折的邀请，隔了我父亲雷雨多难的一生，我要到柏林去了。我到柏林的时候是四月初，全城的树都是枯枝，只偶见一丛丛的淡黄色迎春花，接机的郭恒钰带我到大学单身宿舍，并且教我如何从邻近搭公交车去学校。我住的街名是Thielallee，读作“梯拉里”，好听极了，因此我从未迷路。第二天早上，我须乘U-Bahn（读作“乌邦”）地下铁路到系里与学生见面。
原来的柏林大学（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沦陷”在东柏林，被迫走苏共的路线。三年后，大部份学生，还有教授出走，在西柏林集会，决议成立一个学术自由的大学。一九四八年初，在西柏林美军占领区，在美国大力援助下，创建“柏林自由大学”。二〇〇八年，六十校庆，同时入选为德国第九所“精英大学”，有学生三万一千多人。
开设“台湾文学”为该校正式课程的两位关键人物，一位是那时的校长Dr．Dieter Heckelmann（海克曼）。他曾在一九七〇年代两度到台大法律系任客座教授，带着妻子儿女住在台大宿舍两年，对台湾极友善。台大许多杰出教授如翁岳生、戴东雄、廖义男、陈维昭、王泽鉴等都曾前往担任访问教授。我在怕林时常是他的座上客，他也经常回台湾来与老友欢聚，且经常抽空到台北大屯山等地深入攀登。德国统一后，他曾出任柏林内政部长。另一位是负责中国研究所的郭恒钮教授，山东人，一九六〇年离开日本东京大学大学院前往西柏林，在怕林自由大学进修历史取得哲学博士学位后，留校任教。一九九〇年初曾到台大历史系作访问教授，讲授德国史一年。
西柏林自由大学中国研究所座落在一幢名人的豪宅，上下五层，宽敞明亮，德国人百年根基的建筑。我很勇敢地从“梯拉里”宿舍的迎春花丛找到U-Bahn的车站，到Podbielskiallee街四十二号，从外表朴实的门庭进去，才知道别有洞天。
郭教授用德文介绍我，他称我为“台湾来的教授”，又一再她提到“苦兔儿”（kultur，德文“文化”发音），“苦兔儿”这声音令我印象深刻，记得在孟志荪老师课上背过汉乐府“古艳歌”：“萤萤白兔，东走西顾，衣不如新，人不如故。”想到台湾，乃至中国的文化，这百年来不也相当凄凄惶惶吗？
他们请我自我介绍及说明教学计划。我原以为只是与选修自己课的二十位左右的学生见面认识而已，如今却须对全系的一百多人演讲，内容和语气当然不同，我决定采取“大立足”点的讲述法。我先陈述自己出生时，年轻的父亲刚从柏林大学转学到海德堡大学读哲学系，一心想了解历史与人生，想如何用教育帮助中国富强向上。台湾的处境举世皆知，我们所代表的文化意义，在西柏林的自由大学应该是最能了解的。我今日来此希望藉台湾文学作品作心灵交流，深一层同情东、西德两个份裂国家人民的生活态度和喜怒哀乐……。我教的台湾大学学生和诸位一样是追求自由思考的学术青年，我希望能真正认识德国，你们也真正认识我们台湾。郭教授后来一再提起，说我这一场订交演说得到学生的肯定，是个成功的开始。我赴德国前寄去三百多本台湾文学作品，全数捐赠自由大学中国文化系所，他们的图书馆做了一个印戳：“齐邦媛教授捐赠，1985”。
我上课的教材以小说为主，有赖和《一杆秤仔》、吴浊流《先生妈》和《亚细亚的孤儿》、白先勇《台北人》。在我主编的选集作品之外，还加上一九八五年前已英译的作品，包括袁琼琼《自己的天空》、萧枫《我儿汉生》等。按照学校的要求，每周上课时发一张授课大纲。我用英文上课，书名人名必须载明中译名。系里请讲师车慧文协助，必要时译出德文，讨论时用德文、英文与中文作为师生间进一步沟通。车慧文，东北人，二十年前在台湾就读淡江文理学院英文系，嫁给一位来台在师大语言中心修习中文的德国青年ErikvonGroeling，随夫回到科隆，但年轻的丈天意外死于手术台上，她辗转来到柏林，靠抚恤金独力抚育四岁和一岁的稚子。这样的生命历程。使我同情感佩。柏林期间，课内课外她也对我协助照顾，我们因而成为好朋友。她也是我在柏林的导游，使我在那里不致瞎撞，如识途老马，带我认识真正的柏林。
上课两周之后，决定找一所自己的住处，慧文带我按照广告到处看房子，那真正是认识一个城市的最好方法。我唯一的希望是有一张书桌，窗外有个院子。我原以为柏林是文化古都，当然家家都读书，但令我惊讶的是，看过的六、七处出租屋子都没有书桌，即将放弃时，来到一个树荫绵延的小街，在大花园似的巷里一幢小楼，楼下前后两大间和小厨房、餐桌，走进里面一间，第一眼看到一张大大的、真正的书桌！
桌旁全扇的窗户，外面是一座花树环绕的真正的庭院！租金比别处加倍，但这就是我在柏林最合理想的落脚之地了。那四个月间。我每天看着全街不同的花圃由含苞到盛放，从树荫中走进来走出去，忧患半生，从未有如此长时期的悠闲境界。刚到那几个周末，远远近近听到礼拜堂的钟声，收到海音寄来“纯文学”出版的书，写信告诉她：“礼拜日，满城钟声。”她以一贯的急惊风速度回信：“恨不得也到柏林来！”
五月八日，郭教授告诉我，柏林的学生都得去看一部记录像片《柏林沦陷四十年》。我到市中心库当大街我赖以衣食维生的KaDeWe百货公司门口，车站和街上充满了各种游行的队伍，静静地举着不同的标语，在保存炸毁面貌的大教堂四周有些激昂慷慨的演说。这部记录片真是令人意外的完整与清晰，从希特勒开始鼓动人心到开战，战争重要场面及人民生活；而大部份是纳粹末日，欧洲战场溃败。盟国空军按城市地图，有系统地轰炸柏林，而且事先预告，你们如仍不投降，明天炸毁哪几条街。影片上逐日照出地图区域和轰炸前后实况，可谓弹如雨下，只见整排整排的街道都在盟军炸弹之下灰飞烟灭成为瓦砾，原来这权力之都百外之六十以上是如此毁灭的。五月二日盟军进城之日，幸存的百姓躲进地下室，被抢先进占的俄国兵拖出来刺死、强暴，接着进城的英国军车在路边捡拾小孩，带他们去吃饭，美军在旁警戒……，画面清晰详细，不忍看也得看。这是德国人自己摄制的记录，留给后世子孙看的。
这天我回到住所天已黑了，全楼未亮灯，原住楼上的房东太太气喘病发。住在医院。我一个人夜坐灯下，反复出现《柏林沦陷四十年》许多城毁人亡的场景，不免想起重庆在日机轰炸下的那些年，我们对死亡不得不采取赌命的无奈态度。看了柏林被炸毁的区域地图，才明白这美丽的新城原是盖在废墟上的！这书桌、这床铺下面会不会原是上一代的埋骨之地呢？悚然而惊，连续数日夜不成眠。
那一周的《时代》杂志以怕林投降四十周年为主题，有一篇社论《空前的灾祸），大意是德国投降时，苏俄坑杀降卒二十万，埋在由汉堡流往捷克的易北河沿岸：而日本投降前，广岛、长崎毁于原子弹，两国都认为自己灾难最大，但是遭受最大灾难的岂不是死了数百万的犹太人吗？其实，灾难是无法比校的，对每个受苦的人，他的灾难都是最大的。
半世纪以来犹太人的悲痛成书近千，而中国人在八年抗战中的悲痛几乎无人详记。一九四九年中共占据大陆后，那八年正面抗日的是国民党，留在大陆侥幸末死的都必得否定过去一切，那时殉国的热血军民，在政权改变之后，都在“第二次死亡”时被湮没遗忘了。而我，在那场战争中长大成人，二十年来在国际文学交流之际热切地宣扬“我们台湾文学”，又何曾为自己生身的故乡和为她而战的人写过一篇血泪记录？
从此。我和自由大学这班学生问答之间就有了一层层沉重的涵义。阅读王祯和《小林来台北》时，他们认为你必须到柏林才能感觉到德国近代史的深度，这吸引观光客的围墙，只是一道浅浅的象征罢了。我提到初闻柏林钟声的喜悦，有人说，战后许多不同宗教教派在不同的灾难地点修筑教堂，不仅是追祭亡魂，也是希望有持久的赎罪，终得平安的祈求之地。你看……柏林的教堂特别多！从此，我听到钟声再无喜悦之感。回到台湾，连寒山寺夜半到客船的钟声也没有。小林到了台北又如何？
战后柏林复苏，在废墟上重建大城市，遍植树木，用欣欣向荣的生命覆盖死亡。英美占领的西德实行真正的民主选举，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她最大的愿望是恢复文化大国，所以国际文化活动很多。我到柏林不久即见街头挂出“地平线（Horizon）世界文学会议”的预告，也知道将有盛大的大陆作家团参加。开会前我收到白先勇短简，他与陈若曦、钟玲、李欧梵和郑树森受邀将代表台湾和海外华文作家参加。他们到柏林后，郭教授与我和车慧文竭诚招待，但是主办单位虽在节目表上排出他们五人的发言及作品朗读时间，会议大厅树立的大型广告牌上有大陆的作家，却无台湾五人，我们都很愤慨。虽然自由大学先举办台湾文学座谈会，但是，形势比人强，大陆十位作家受到的关注和接待明显热烈。柏林和旧金山一样，对这些早期由铁幕来的作家充满好奇和趋炎附势的姿态。
第6节 译介台湾文学的桥梁——中华民国笔会
我既是作学术交流的人，必须先站稳台湾文学的立足点。自一九八五年柏林经验之后，我得以从美国以外的大框架欧洲，思索台湾文学已有的格局和未来的发展。令我震撼至深的是一九八六年在德国汉堡举行的笔会年会上，西德著名作家葛拉斯（Günter Grass）对支持俄共威权的东德作家，咆哮责问：“文学良心何在？”
一九九二年在巴塞隆那的笔会年会，几乎是该城向西班牙争取独立的一个论坛，我们收到的文件一半是使用该城的加泰隆尼亚语，以示他们古老语文的存在意义。而最强烈的启发则是一九九四年，在捷克布拉格的笔会年会，主题是“国家、种族、宗教、社会的容忍与文学”，由捷克作家总统哈维尔主持，其中有一场座谈会题目是“小语言与伟大文学，小语言写作者的难题”。另一场是“我们自知几许？”第一次看到语言有大小之分，第一次听到苏俄解体后，五十多位作家各自回到独立的国家，不用俄语陈述，而是重用小语言的母语创作，陷入另一种困境。
我曾根据他们的话写了一篇《我的声音只有寒风听见》，文中并未明言我的忧虑，世界的汉学界已将注意转移至中国大陆，台湾重要的作家多已停笔，本土化的声浪日益高涨，当年大家用中文写作的热情不再，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面临小语言、小文学的处境？从此，我对台湾文学的关怀，就不再只是单纯地鼓励与评介，而是它在末来的发展和定位。一九九二年正式接任中华民国笔会英文季刊总编辑的工作，将近十年，得以深耕台湾土她的文学创作，对这个大问题有切身的领悟。
这本英文季刊自一九七二年创办以来，我一直是个实质的顾问。主编选集后，我对台湾文学的发展，以不遗漏的阅读，保持真正的了解。因为“台大哲学系事件”（一九七三年）而离开的赵天仪被教育部安排到国立编译馆任人文组编审。以及接办《现代文学》的柯庆明，都助我深入认识本土作家。当时台湾诗社如雨后春笋，我一直是订户读者，日后主编笔会英文季刊选稿来源仍是维持公平的态度，尤其没有“政治正确”的立场。
在自由世界，文学作者原不必有“会”，写作是个单打独斗的行业，文坛原本无“坛”，只是有时文人相聚也有可谈之事。一九二一年由英国和一些欧洲作家在伦敦成立了国际笔会（The International PEN），PEN是Poet，Essayist，Novclist的缩写。
一九二四年，中华民国笔会成立于上海加入总会，发起人有林语堂、胡适、徐志摩等人，第一任会长是蔡元培，开始做各种文化交流，作品互译，作家互访等拓荒工作。
我自幼逢书便读，读后常有难忘之事，他们邀请印度诗人泰戈尔访华的事，启发我多年的想象。
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笔会会员国参加战争，立场对立，文学交流停止，直到一九四六年，在中立的瑞典重开。中华民国笔会一九五三年在台湾复会，第一、二届的会长是张道藩和罗家伦。一九五九年首次回归国际总会，参加每年一度的年会。
一九七〇年林语堂当选会长，在台北召开第三届亚洲作家大会，邀请川端康成、张大千等及韩国、泰国、菲律宾等国重要作家前来，台湾作家将近百人参加盛会。王蓝、彭歌（姚朋）和殷张兰熙（Nancy Ing）三人负责办事，在刚刚落成的圆山饭店将大会办得有声有色，大大地提高了台湾的声誉。林语堂说，台湾应该有一份发表作品的英文刊物，让我们在东方与西方之间搭一座桥。
一九七二年秋天，《中华民国笔会季刊》创刊号出版。由母语是英文的殷张兰熙担任总编辑，王蓝和彭歌是编辑顾问。从创刊到一九九二年，殷张兰熙独撑二十年，我继编九年，彭镜禧、张惠娟、高天恩和现任的梁欣荣都是我台大外文系的年轻同事，以拔刀相助之情前来兼任总编辑，助理编辑兼秘书只有一人，前十五年是刘克端女士，近十五年是项人慧，发书时增一工读学生，大出版社很难想像那种“孤寂”。三十六年来，春、夏、秋、冬四季运行，和大地运行一样，《中华民国笔会季刊》至今发行一百四十四期，从无一季脱期，是国际笔会最稳定最持久的刊物。在一百多个会员国的文学界，台湾是个有信誉的地方。
殷张兰熙是最早作台湾文学英译的人。一九六一年美国新闻处资助Heritage Press出版社英译小说和新诗，殷张兰熙就是《新声》的主编，选入者白先勇、赏虹、王文兴、陈若曦、叶珊（后改笔名为杨牧）等作品。因此执编笔会季刊之前，殷张兰熙已有数年孤军奋战的经验了。
殷张兰熙的名字和季刊几乎是不可分的。她选稿，翻译每期的诗，寻找高水平译者，读译稿、校对、发排。创刊后三年开始用台湾艺术作品作封面，刊内介绍，她又增加了另一个领域的挑战，在这方面协助最多的是王蓝，我接编后是林文月、丁贞婉等好友。
殷张兰熙金发碧眼的美丽母亲，一九一七年嫁给中国同学张承标先生（来台后曾任审计长），由美国维吉尼亚州到中国湖北县城成家，生儿育女。十多年后兰熙长大，毕业于成都华西大学外文系，一九四九年随夫婿殷之浩先生来台湾，创立大陆工程公司，因为出国开会而冠夫姓，文坛好友都只称Nancy。她爱文学，有时也写诗，一九七一年曾出版One Leaf Falls诗集。
一九七二年我从台中搬到台北，恰巧与兰熙住在邻巷，街头路狗又常遇到。各自主编笔会季刊和《中国现代文学选集》，总有说不完的话题。最基本的话题是值得译介的书稿。英译的人才，字字句句斟酌译文，整体的安排，呈现的效果，国际读者的反应等等，好似长河流水，永不厌倦。
兰熙是个开朗温暖的人，忙碌中热情洋溢。每年在各地召开的年会前，催集论文，安排演讲和讨论议题，准备礼物，到会场结交天下士，握住那么多伸出的友谊之手。大陆的“中国笔会”文革后参加总会，多次在会场排挤我们。兰熙收起她自然温婉的笑容，登台发言愤慨迎击，保卫自由民主的台湾代表权。直到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他们不再出席年会。在今日政局情势下，会籍立场仍会被提出，但是兰熙与当年代表所建立的国际友谊，以及我们的季刊三十多年稳定的出刊，丰富的专业形象，已让中华民国笔会立于不易撼动的地位。中美断交后，兰熙受邀在美国十家地方电视台上“谈台湾”（Talk about TaiWan）节目，侃侃而谈，以条理的分析，清晰的言辞，呈现台湾在文化、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进步。英文的笔会季刊更帮助增加了解。那些年，在西方世界为台湾发声的事，兰熙做了很多，但是在台湾反而少有人知。最可贵的是，这些奉献和她主编笔会季刊二十年的投入，都受到丈夫殷之浩先生全心全力的支持。季刊收入仅有外交部和新闻局所付国际赠送的那数百册书款，国内在诚品等地出售则不及百册，主要的支出如稿费、印刷、发行及人事费用，皆由殷先生资助。笔会会址原也设在大陆工程公司所在地，殷先生去世后，一九九六年开始租屋在温州街，即将面临断炊时，殷氏“浩然基金会”开始资助，得以编印发行至今。
（未完待续）
（三联书店，201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