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杨百顺十岁到十五岁，在镇上老汪的私塾读过五年《论语》。老汪大号汪梦溪，字子美。老汪他爹是县城一个箍盆箍桶的箍桶匠，外加焊洋铁壶。汪家箍桶铺子西边，挨着一个当铺叫“天和号”。“天和号”的掌柜姓熊。老熊他爷是山西人。五十年前，一路要饭来到延津。一开始在县城卖菜，后来在街头钉鞋，顾住家小之后，仍改不了要饭的习惯，过年时，家里包饺子，仍打发几个孩子出去要饭。节俭自有节俭的好处，到了老熊他爹，开了一家当铺，这时就不要饭了。一开始当个衣衫帽子，灯台瓦罐，但山西人会做生意，到老熊手上，大多是当房子、当地的主顾。每天能有几十两银子的流水。老熊想扩大门面，老汪他爹的箍桶铺子，正好在老熊家前后院的东北角，使老熊家的院落成了刀把型，前窄后阔。老熊便去与老汪他爹商量，如老汪他爹把箍桶的铺面让出来，他情愿另买一处地方，给老汪他爹新盖个铺面。原来的门面有三间，他情愿盖五间。门面大了，可以接着箍桶，也可以做别的生意。这事对于老汪家也合算，但老汪他爹却打死不愿意，宁肯在现有的三间屋里箍桶，不愿去新盖的五间屋里做别的生意。不让铺面不是跟老熊家有啥过节，而是老汪他爹处事与人不同，同样一件事情，对自己有利没利他不管，看到对别人有利，他就觉得吃了亏。老熊见老汪他爹一句话封了口，没个商量处，也就作罢。
老汪的箍桶铺面的东边，是一家粮栈“隆昌号”。“隆昌号”的掌柜叫老廉。这年秋天，汪家修屋顶，房檐出得长些，下雨时，雨顺着房檐，滴洒在廉家的西墙上。廉家的房檐也不短，已滴洒了汪家东墙十几年。但世上西北风多，东南风少，廉家就觉得吃了亏。为房檐滴雨，两家吵了一架。“隆昌号”的掌柜老廉，不同于“天和号”的掌柜老熊。老熊性子温和，遇事可商可量；老廉性子躁，遇事吃不得亏。两家吵架的当天晚上，他指使自己的伙计，爬到汪家房顶，不但拆了汪家的房檐，还揭了汪家半间瓦。两家从此打起了官司。老汪他爹不知打官司的深浅，也是与老廉赌着一口气，官司一打两年，老汪他爹也顾不上箍桶。老廉上下使钱，老汪他爹也跟着上下使钱。但汪家的家底，哪里随得上廉家？廉家的粮栈“隆昌号”，每天有几十石粮食的进出。延津的县官老胡又是个糊涂人，两年官司打下来，也没打出个所以然，老汪他爹已经把三间铺子折了进去。“天和号”的掌柜老熊，又花钱从别人手上把三间铺子买了过来。老汪他爹在县城东关另租一间小屋，重新箍桶。这时他不恨跟自己打官司的“隆昌号”的掌柜老廉，单恨买自己铺子的“天和号”的掌柜老熊。他认为表面上是与廉家打官司，廉家背后，肯定有熊家的指使。但这时再与老熊家理论，也无理论处，老汪他爹另做主张，那年老汪十二岁，便把老汪送到开封读书，希冀老汪十年寒窗能做官，一放官放到延津，那时再与熊家和廉家理论。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的意思。但种一绺麦子，从撒种到收割，也得经秋、冬、春、夏四个季节，待老汪长大成人，又成才做官，更得耐得住性子。性子老汪他爹倒耐得住，但一个箍桶匠，每天箍几个盆桶，哪里供得起一个学生在学府的花销？硬撑了七年，终于把老汪他爹累吐了血，桶也箍不成了。在病床上躺了三个月，眼看快不行了，正准备打发人去开封叫老汪，老汪自己背着铺盖卷从开封回来了。老汪回来不是听说爹病了，而是他在开封被人打了。而且打得不轻，回到延津还鼻青脸肿，拖着半条腿。问谁打了他，为啥打他，他也不说。只说宁肯在家里箍桶，再也不去开封上学了。老汪他爹见老汪这个样子，连病带气，三天就没了。临死时叹了一口气：“事情从根上起就坏了。”
老汪知道他爹说的不是他挨打的事，而是和熊家廉家的事，问：“当初不该打官司？”
老汪他爹看着鼻青脸肿的老汪：
“当初不该让你上学，该让你去当杀人放火的强盗，一来你也不挨打了，二来家里的仇早报了。”
说这话已经晚了。但老汪能在开封上七年学，在延津也算有学问了。在县衙门口写诉状的老曹。也只上过六年学。老汪他爹死后，老汪流落乡间，以教书为生。这一教就是十几年。老汪瘦，留个分头，穿上长衫。像个读书人，但老汪嘴笨，又有些结巴，并不适合教书。也许他肚子里有东西，但像茶壶里煮饺子一样。倒不出来。头几年教私塾，每到一家，教不到三个月。就被人辞退了。人问：“老汪。你有学问吗？”
老汪红着脸：
“拿纸笔来，我给你作一篇述论。”
人：
“有，咋说不出来呢？”
老汪叹息：
“我跟你说不清楚，躁人之辞多，吉人之辞寡。”
但不管辞之多寡，在学堂上，《论语》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一句，哪有翻来覆去讲十天还讲不清楚的道理？自己讲不清楚，动不动还跟学生急：“啥叫朽木不可雕呢？圣人指的就是你们。”
四处流落七八年，老汪终于在镇上东家老范家落下了脚。这时老汪已经娶妻生子，人也发胖了。东家老范请老汪时。人皆说他请错了先生，除了老汪，别的流落乡间的识字人也有，如乐家庄的老乐、陈家庄的老陈，嘴都比老汪利落。但老范不请老乐和老陈，单请老汪。大家认为老范犯了迷糊，其实老范不迷糊，因为他有个小儿子叫范钦臣，脑子有些慢，说傻也不傻，说灵光也不灵光。吃饭时有人说一笑话，别人笑了，他没笑；饭吃完了，他突然笑了。老汪嘴笨，范钦臣脑子慢，脑与嘴恰好能跟上，于是请了老汪。
老汪的私塾，设在东家老范的牛屋。学堂过去是牛屋，放几张桌子进去，就成了学堂。老汪亲题了一块匾，叫“种桃书屋”，挂在牛屋的门楣上。匾很厚。拆了马槽一块槽帮。范钦臣虽然脑子慢，但喜欢热闹，一个学生对一个先生，他觉得寂寞，死活不读这书。老范又想出一个办法，自家设私塾，允许别家的孩子来随听。随听的人不用交束脩，单自带干粮就行了。十里八乡，便有许多孩子来随听。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本不打算让儿子们识字，但听说去范家的私塾不用出学费，只带干粮。觉得是个便宜，便一口气送来两个儿子：二儿子杨百顺，三儿子杨百利。本来想将大儿子杨百业也送来，只是因为他年龄太大了，十五岁了，又要帮着自己磨豆腐，这才作罢。由于老汪讲文讲不清楚，徒儿们十有八个与他作对。何况随听的人，十有八个本也没想听学，只是借此躲开家中活计，图个安逸罢了。如杨百顺和李占奇，身在学堂，整天想着哪里死人，好去听罗长礼喊丧。但老汪是个认真的人。他对《论语》理解之深，与徒儿们对《论语》理解之浅形成对比，使老汪又平添了许多烦恼。往往讲着讲着就不讲了，说：“我讲你们也不懂。”
如讲到“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徒儿们以为远道来了朋友，孔子高兴，而老汪说高兴个啥呀，恰恰是圣人伤了心，如果身边有朋友，心里的话都说完了，远道来个人，不是添堵吗？恰恰是身边没朋友，才把这个远道来的人当朋友呢；这个远道来的人，是不是朋友，还两说着呢；只不过借着这话儿，拐着弯骂人罢了。徒儿们都说孔子不是东西，老汪一个人伤心地流下了眼泪。由于双方互不懂，学生们的流失和变换非常频繁。十里八乡，各个村庄都有老汪的学生。或叔侄同窗，或兄弟数人，几年下来，倒显得老汪桃李满天下。
老汪教学之余，有一个癖好，每个月两次，阴历十五和阴历三十，中午时分，爱一个人四处乱走。甩开大步，一路走去，见人也不打招呼。有时顺着大路，有时在野地里。野地里本来没路，也让他走出来一条路。夏天走出一头汗，冬天也走出一头汗。大家一开始觉得他是乱走，但月月如此，年年如此，也就不是乱走了。十五或三十，偶尔刮大风下大雨不能走了，老汪会被憋得满头青筋。东家老范初看他乱走没在意，几年下来就有些在意了。一天中午，老范从各村收租子回来，老汪身披褂子正要出门，两人在门口碰上了。老范从马上跳下来，想起今天是阴历十五，老汪又要乱走，便拦住老汪问：“老汪。这一年一年的，到底走个啥呢？”
老汪：
“东家，没法给你说，说也说不清。”
没法说老范也就不再问。这年端午节，老范招待老汪吃饭。吃着吃着。旧事重提，又说到走上，老汪喝多了，趴到桌角上哭着说：“总想一个人。半个月积得憋得慌，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这下老范明白了，问：
“活人还是死人？怕不是你爹吧，当年供你上学不容易。”
老汪哭着摇头：
“不会是他。是他我也不走了。”
老范：
“如果是活着的人，想谁，找谁一趟不就完了？”
老汪摇头：
“找不得，找不得，当年就是因为个找，我差点丢了命。”
老范心里一惊，不再问了，只是说：
“我只是担心，大中午的，野地里不干净，别碰着无常。”
老汪摇头：
“缘溪行，忘路之远近。”
又说：
“碰到无常我也不怕，他要让我走，我就跟他走了。”
明显是喝醉了，老范摇摇头，不再说话。但老汪走也不是白走，走过的路全记得，还查着步数。如问从镇上到小铺多少里，他答一千八百五十二步；从镇上到胡家庄多少里，他答一万六千三十六步；从镇上到冯班枣多少里，他答十二万四千二十二步……
老汪的老婆叫银瓶。银瓶不识字，但跟老汪一起张罗着私塾，每天查查学生的人头，发发笔墨纸砚。老汪嘴笨，银瓶嘴却能说。但她说的不是学堂的事，尽是些东邻西舍的闲话。她在学堂也存不住身，老汪一上讲堂，她就出去串门，见到人，嘴像刮风似的，想起什么说什么。来镇上两个月，镇上的人被她说了个遍；来镇上三个月。镇上一多半人被她得罪了。人劝老汪：“老汪，你是个有学问的人，你老婆那个嘴，你也劝劝她。”
老汪一声叹息：
“一个人说正经话，说得不对可以劝他；一个人在胡言乱语，何劝之有？”
老汪对银瓶不管不问，任她说去。平日在家里，银瓶说什么，老汪不听，也不答。两人各干各的，倒也相安无事。银瓶除了嘴能说，与人共事，还爱占人便宜。占了便宜正好，不占便宜就觉得吃亏。逛一趟集市，买人几棵葱，非拿人两头蒜；买人二尺布，非搭两绺线。夏秋两季，还爱到地里拾庄稼。拾庄稼应到收过庄稼的地亩，但她碰到谁家还没收的庄稼，也顺手牵羊捋上两把，塞到裤裆里。从学堂出南门离东家老范的地亩最近。所以捋拿老范的庄稼最多。一次老范到后院新盖的牲口棚看牲口，管家老季跟了过来，在驴马之间说：“东家，把老汪辞了吧。”
老范：
“为啥？”
老季：
“老汪教书，娃儿们都听不懂。”
老范：
“不懂才教，懂还教个啥？”
老季：
“不为老汪。”
老范：
“为啥？”
老季：
“为他老婆，爱偷庄稼，是个贼。”
老范挥挥手：
“娘们家，有啥正性。”
又说：
“贼就贼吧，我五十顷地，还养不起一个贼？”
这话被喂牲口的老宋听到了。喂牲口的老宋也有一个娃跟着老汪学《论语》，老宋便把这话又学给了老汪。没想到老汪潸然泪下：“啥叫有朋自远方来呢？这就叫有朋自远方来。”
但杨百顺学《论语》到十五岁，老汪离开了老范家，私塾也停了。老汪离开私塾并不是老范辞了他，或是徒儿们一批批不懂，老汪烦了，或是老汪的老婆偷东西败坏了他的名声。待不下去了，而是因为老汪的孩子出了事。老汪和银瓶共生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老汪有学问，但给孩子起的都是俗名，大儿子叫大货，二儿子叫二货，三儿子叫三货，一个小女儿叫灯盏。大货二货三货都生性老实，唯一个灯盏调皮过人。别的孩子调皮是扒房上树，灯盏不扒房，也不上树，一个女娃家，爱玩畜牲。而且不玩小猫小狗，一上手就是大牲口。一个六岁的孩子，爱跟骡子马打交道。喂牲口的老宋不怕别人，就怕这个灯盏。晚上他正铡草或淘草，突然回头，发现灯盏骑在牲口圈里的马背上，边骑边打牲口：“驾哟，带你去姥姥家找你妈！”
马在圈里嘶叫着踢蹬，她也不怕。大货二货三货没让老汪费什么心，大不了跟别人一样，课堂上听不懂《论语》，一个女娃却让老汪大伤脑筋。为灯盏玩牲口，老宋三天两头向老汪告状，老汪：“老宋，不说了，你就当她也是头小牲口。”
这年阴历八月。喂牲口的老宋淘草时不小心，挑钢叉用力过猛，将淘草缸给打破了。这个淘草缸用了十五年，也该破了。老宋如实向东家讲了，老范也没埋怨老宋，又让他买了一口新缸。范家新添了几头牲口，这淘草缸便买得大，一丈见圆。新缸买回来，灯盏看到缸新缸大，又来玩缸。溜边溜沿的水，她踩着缸沿支叉着双手在转圈。老宋被她气惯了，摇头叹息，不再理她，套上牲口到地里耙地。等他傍晚收工，发现灯盏掉进水缸里，水缸里的水溜边溜沿，灯盏在上边漂着。等把灯盏捞出来，她肚子已经撑圆，死了。老宋抄起钢叉，又将新缸打破，坐到驴墩上哭了。老汪银瓶闻讯赶来，银瓶看了看孩子，没说别的，抄起叉子就要扎老宋。老汪拉住老婆，看着地上的死孩子，说了句公平话：“不怪老宋，怪孩子。”
又说：
“家里数她淘，烦死了，死了正好。”
杨百顺十五岁的时候，各家孩子都多。死个孩子不算什么。银瓶又跟老宋闹了两天，老宋赔了她两斗米，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一个月过去。赶上天下雨，老汪有二十多个学生，这天只来了五六个，老汪打住新课，让徒儿们自己作文开篇，题目是“不患人之不己知，患不知人也”，自己对着窗外的雨丝发呆。又想着下午不能让徒儿们再开篇了，也不能开新课，应该描红。出去找银瓶，银瓶不在，不知又跑到哪里说闲话去了，便自己回家去拿红模子。红模子找着了，在银瓶的针线筐下压着；拿到红模子，又去窗台上拿自己的砚台，想趁徒儿们描红时候，自己默写一段司马长卿的《长门赋》。老汪喜欢《长门赋》中的两句话：“日黄昏而望绝兮，怅独托于空堂。”去窗台上拿砚台时，突然发现窗台上有一块剩下的月饼，还是一个月前，阴历八月十五，死去的灯盏吃剩的。月饼上，留着她小口的牙痕。这月饼是老汪去县城进课本，捎带买来的。同样的价钱，县城的月饼，比镇上的月饼青红丝多。当时刚买回。灯盏就来偷吃，被老汪逮住，打了一顿。灯盏死时老汪没有伤心，现在看到这一牙月饼，不禁悲从中来，心里像刀剜一样疼。放下砚台，信步走向牲口棚。喂牲口的老宋，戴着斗笠在雨中铡草。一个月过去，老宋也把灯盏给忘了，以为老汪是来说他孩子在学堂捣蛋的事。老宋的孩子叫狗剩，在学堂也属不可雕的朽木。谁知老汪没说狗剩，来到再一次新换的水缸前，突然大放悲声。一哭起来没收住，整整哭了三个时辰，把所有的伙计和东家老范都惊动了。
哭过之后，老汪又像往常一样，该在学堂讲《论语》，还在学堂讲《论语》；该回家吃饭，还回家吃饭；该默写《长门赋》，还默写《长门赋》；只是从此话更少了。徒儿们读书时，他一个人望着窗外，眼睛容易发直。三个月后，天下雪了。雪停这天晚上，老汪去找东家老范。老范正在屋里洗脚，看老汪进来，神色有些不对。忙问：“老汪，咋了？”
老汪：
“东家，想走。”
老范吃了一惊，忙将洗了一半的脚从盆里拔出来：“要走？啥不合适？”
老汪：
“啥都合适，就是我不合适，想灯盏。”
老范明白了，劝他：
“算了，都过去小半年了。”
老汪：
“东家，我也想算了，可心不由人呀。娃在时我也烦她，打她，现在她不在了，天天想她，光想见她。白天见不着，夜里天天梦她。梦里娃不淘了，站在床前，老说：‘爹，天冷了，我给你掖掖被窝。’”
老范明白了，又劝：
“老汪，再忍忍。”
老汪：
“我也想忍，可不行啊东家，心里像火燎一样，再忍就疯了。”
老范：
“再到牲口棚哭一场。”
老汪：
“我偷偷试过了，哭不出来。”
老范突然想起什么：
“到野地里走走。走走散散，也就好了。”
老汪：
“走过。过去半个月走一次，现在天天走，没用。”
老范点头明白，又叹息一声：
“可你去哪儿呢？早年你爹打官司。也没给你留个房屋，这里就是你的家呀。这么多年，我没拿你当外人。”
老汪：
“东家，我也拿这当家。可三个月了，我老想死。”
老范吃了一惊，不再拦老汪：
“走也行啊，可我替你发愁，拖家带口的，你去哪儿呀？”
老汪：
“梦里娃告诉我，让我往西。”
老范：
“往西你也找不到娃呀。”
老汪：
“不为找娃，走到哪儿不想娃，就在哪儿落脚。”
第二天一早，老汪带着银瓶和三个孩子，离开了老范家。三个月没哭了，走时看到东家老范家门口有两株榆树，六年前来时，还是两棵小苗，现在已经碗口粗了。看着这树，老汪哭了。
杨百顺听人说，老汪离开老范家，带着妻小，一直往西走。走走停停，到了一个地方，感到伤心，再走。从延津到新乡，从新乡到焦作，从焦作到洛阳，从洛阳到三门峡，还是伤心。三个月后，出了河南界，沿着陇海线到了陕西宝鸡，突然心情开朗，不伤心了，便在宝鸡落下脚。在宝鸡不再教书，也没人让他教书；老汪也没有拾起他爹的手艺给人箍盆箍桶，而在街上给人吹糖人。老汪教书嘴笨，吹糖人嘴不笨，糖人吹得惟妙惟肖。吹公鸡像公鸡，吹老鼠像老鼠，有时天好，没风没火，还拉开架势。能吹出个花果山。花果山上都是猴子，有张臂上树够果子的，有挥拳打架的，有扳过别人的头捉虱子的，还有伸手向人讨吃的。如果哪天老汪喝醉了，还会吹人。一口气下去，能吹出一个花容月貌的女孩。这女孩十八九岁，瘦身，大胸，但没笑，似低头在哭。人逗老汪：“老汪，这人是个姑娘吧？”
老汪摇头：
“不，是个小媳妇。”
人逗老汪：
“哪儿的小媳妇？”
老汪：
“开封。”
人：
“这人咋不笑呢，好像在哭，有点晦气。”
老汪：
“她是得哭呀，不哭就憋死了。”
明显是醉了。老汪这时身胖不说，头也开始秃顶。不过老汪不常喝酒，一辈子没吹几次人。但满宝鸡的人，皆知骡马市朱雀门的河南老汪，会吹“开封小媳妇”。
老汪走后，“种桃书屋”的徒儿们作鸟兽散。杨百顺杨百利也离开老范家的学堂，回到了杨家庄。杨百顺跟老汪学了五年《论语》，入学时十岁，现在已经十五岁了。原想着还要跟老汪待好久，《论语》还读得半生不熟，没想到老汪说走就走了。在学堂天天跟老汪捣蛋，十二岁那年冬天，和李占奇一起，偷偷跑到老汪的茅房，拎起老汪的夜壶，在底上钻了个眼；夜里老汪撒尿，漏了一床；现在老汪一走，倒想起老汪许多好处。其中最大的好处，有老汪在，他可以天天到学堂胡混：老汪一走，就得回家跟卖豆腐的老杨做豆腐。但杨百顺不喜欢做豆腐。不喜欢做豆腐不是跟豆腐有仇，而是跟做豆腐的老杨合不来。与老杨合不来不是老杨用皮带抽过他，因为一只羊，害得他睡在打谷场上，记恨老杨；而是像赶大车的老马一样，从心底看不上老杨。他看上和佩服的，是罗家庄喊丧的罗长礼。他想脱离老杨，投奔罗长札。但麻烦在于，杨百顺对罗长礼也不是全喜欢。他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罗长礼的醋，十天就泛了白毛。但做醋是罗长礼的生计，喊丧是罗长礼的嗜好，为了喊丧，还离不开做醋。醋大家一天三顿要吃，啥时候会一天三顿死人呢？弄得杨百顺也是左右为难。
杨百顺的弟弟杨百利，和杨百顺一样，也不喜欢做豆腐的老杨，他喜欢贾家庄弹三弦的瞎老贾。瞎老贾并不是实瞎，一只眼瞎，另一只眼不瞎。瞎老贾除了弹三弦，还会用一只眼睛给人看相。几十年下来。阅人无数。人命各有不同，老贾一说，大家就是一听，并无在意，瞎老贾阅人多了，倒把自个儿阅伤了心。因为在他看来，所有人都生错了年头；所有人每天干的，都不是命里该有的，奔也是白奔；所有人的命，都和他这个人别着劲和岔着道。杨百利和杨百顺不同的是，杨百顺只喜欢罗长礼的喊丧，不喜欢罗长礼的做醋，杨百利对瞎老贾弹三弦和看相全喜欢。杨百利瞒着卖豆腐的老杨，偷偷跑到贾家庄，要拜瞎老贾为师。瞎老贾闭着眼睛，摸了摸杨百利的手：“指头太粗，吃不下弹三弦这碗饭。”
杨百利：
“我跟你学算命。”
瞎老贾睁开一只眼，看了看杨百利：
“自个儿的命还不知在哪儿呢，算啥别人。”
杨百利：
“那我是啥命呢？”
瞎老贾又闭上了眼睛：
“远了说，是个劳碌命，为了一张嘴，天天要跑几百里；就近说，人从你脸前天天过，十个有九个半，在肚子里骂你。”
师没拜成，落了一身晦气。杨百利在肚子里骂瞎老贾，一天要跑几百里，不把人累死了？一边骂瞎老贾算命不准，一边又跑回了杨家庄。
第四章
杨百顺十六岁那年，延津县新来了一个县长叫小韩。小韩之前，延津的县长叫老胡，湖南麻阳人，前清举人，赤红脸。老胡他爹在麻阳是个中医，一辈子治好过人，也治死过人。别的中医诊完病，开方子一挥而就；老胡他爹把完脉，每下一笔都犹豫再三。病人走后，人问：“老胡，下个方子，比生个孩儿都难，病没把准？”
老胡他爹：
“好把的是病，猜不透的是人心。”
人说：
“咱治的是病，就别管他的心了。”
老胡他爹叹息一声：
“咋能不管心呢？”
又说：
“病相同，人却不同；不同的人，开同样的方子，药也未必管用。”
又叹口气：
“医庸，就庸在这个地方；人死，也死在这个地方。”
老胡中举放官，离乡来河南延津赴任时，麻阳的亲戚邻里皆出门相送。锣鼓喧天中，老胡披红戴绿，骑在马上。看众人抚掌，老胡他爹拉着老胡的马：“儿啊，十里八乡皆为你贺，独我为你哭。”
老胡：
“又不是去法场，哭个啥？”
老胡他爹：
“你生性老实，闷着头读书行，做官如在豺狼中行，怕是要吃人的亏。短则一年，长则三到五年，如果不进大狱，怕是还得回家。”
老胡：
“别人上任都图个好彩头，您老倒说了一大堆丧气话。”
老胡他爹：
“这还不是我要说的。”
老胡：
“您老到底要说啥？”
老胡他爹：
“如果有朝一日官位不保，千万别想不开，还回麻阳跟我学医。不为良相，宁为良医。”
老胡来延津上任后，县官却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官位长久不是说老胡懂当官的道理，老胡他爹看走了眼，恰恰是因为老胡不懂，他才歪打正着，坐稳了官位。做官讲究迎来送往，逢年过节，得给上峰送礼。老胡做了延津县令之后，对上峰和同僚，不迎，不送，逢年过节，也不给上峰送礼。延津归新乡管，新乡的知府叫老朱。老朱为人贪，逢年过节，别的县官都给他送礼，唯有老胡不送。老朱收礼之后，又爱说自己清廉。下峰九个送，一个不送，这一个不送的，就成了老朱一个说辞。酒宴之上，老朱常对上峰和同僚说：“都说我是个贪官，你去问问延津的老胡，他可给我送过一文钱？”
比给上峰送礼更重要的，是送话。大庭广众之下，说些上峰的政绩和功德。老胡又不懂这个。老胡不但不懂送话，就是平日说话，也是自说自话。别人做官讲个人乡随俗，老胡来延津十年，说的还是湖南麻阳话。呜里哇啦说上一阵，知府老朱听不懂。同僚听不懂，延津百姓更听不懂。大堂上断案，原告被告说罢，他呜里哇啦说上一段，原告被告如坠云雾之中。由于相互不懂，案被断得七零八落。正因为断得七零八落，延津大治。不到万不得已，不到杀人放火的程度，延津人不告状。大家的是非大家自己解决，延津倒显得一派太平。由于告状的人少，老胡闲来无事，喜欢上一门手艺：做木工活。白天断案老胡无精打采，一到晚上，县衙灯火通明，老胡脱下官服，换上短打扮，开始敲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别的县衙一股衙气和潮气，延津的县衙，一股刨子花和油漆的味道。县上一帮捕快衙役，穿上官服是捕快衙役，脱下官服是老胡的木匠徒弟。延津出好木匠，源头就在这里。让衙役当木匠，衙役本该不情愿，但老胡既不知给上峰送礼，断起案来，也不知其中的奥妙，就给这帮捕快衙役留下空子，于是甘心当老胡的徒弟。知府老朱来延津巡视，闻到县衙的味道与别处不同，也摇头一笑。由于延津一派太平，老胡的县令一口气当了三十五年。到老胡六十岁的时候，按官制该退休了，才彻底告老还乡。与他同时来河南做官的同僚，或县令，或知府，三十五年中，如老胡他爹所言，一大半或进了大狱，或上了法场，或被罢了官。知府老朱，就在老胡五十岁那年进了大狱。这时同僚皆骂老胡：“都说延津的老胡老实，谁知他个龟孙最有心眼。”
但老胡退休之后，只告老，并无还乡，留在了延津。没还乡并不是无乡可还，而是在延津生活了三十五年，已服了延津的水土。延津是盐碱地，水咸，水苦，含大量的碱和硝。这水不但人喝了摇头，牲口喝了也摇头。延津人爱摇头，源头就在这里。摇头不是说对这人或这事不满意，仅是个习惯而已。老胡刚来延津时，吃了苦水，天天拉肚子，学会了摇头；几年过去，不拉肚子了，回湖南麻阳省亲，麻阳水淡，缺碱和硝，倒开始天天大便干结。七天不吃饭人还可以活，七天不拉屎就把人给憋死了。老胡这时又摇了头。老胡退休之后，只好认他乡为故乡，留在了延津。延津县城正中有一条津河，老胡用三十五年的积蓄，在大桥下买了一处院落，彻底当起了木匠。初当木匠一身轻松，一个月后，老胡又开始为当木匠发愁。老胡当县官时，做木匠活是忙里偷闲，只是打个桌椅板凳箱子柜。木匠分房木匠、车木匠、家具木匠；三种木匠中，家具木匠手艺最易学；车木匠，轮鞣辐辏，学起来就比打家具难些；房木匠，抖棋檐棋，雕梁画栋，又比车木匠难些。老胡本不甘心只当个家具木匠，但毕竟是六十多岁的人了，从头再学车木匠和房木匠，已力不从心，只好仍在家打些家用什物。过去当县官时，别人把桌椅板凳箱子柜打成啥模样，他就打成啥模样；现在成了本业，便想推陈出新，处处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这又难了；或者，想打得跟别人不一样还容易，想打得跟自己不一样就难了。白天发愁一天，夜里掌着灯，端详着解好方的一堆木料，一直端详到五更鸡叫，还无下手处。这时往往摇头感叹：“都说做官难，谁知当木匠比做官还难。”
延津人半夜从津河上走过，看到桥下老胡家还灯火通明，往往感叹：“老胡还没歇着。”
“老胡还在为当木匠发愁。”
老胡退位当了木匠，县长就换成了小韩。小韩三十出头，嘴小，能塞进个花生豆，梳个背头，是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女人嘴小常见，男人嘴小就少见了。小韩是河北唐山人，一口唐山口音。在延津人听起来，湖南麻阳话和河北唐山话皆难懂，但相对而言，小韩的唐山话，还比老胡的麻阳话好懂些。正是因为这个好懂，给延津带来了麻烦。小韩一到延津，就对延津生了气。生气不是说延津民风不淳朴，延津被老胡调教了三十五年，已开始路不拾遗和夜不闭户；或是过去的县衙成了木匠铺，里里外外皆是刨子花油漆味，呛着了小韩。而是小韩生来爱说话，小嘴不停；一天不吃饭死不了人，一天不说话就把人憋死了；每天断官司之余，爱给民众讲话。小韩的唐山口音大家又将就能听懂。小韩就更要讲了。小韩是延津的县长，本来啥时想讲，啥时就可以讲，但几场话讲下来，小韩对延津的民众彻底失了望。话是能听懂，但话里的意思听不懂。为了一个懂字。小韩决心办一座民学。讲话先从学堂讲起，再普及民众。但当时的延津，除了乡下稀稀拉拉有几处私塾，县城竟没有一座学堂。老胡县令当了三十五年，只顾打桌椅板凳和箱子柜，倒把学堂的事给忘了。但现盖一座学堂，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盖学堂需要钱，延津是个穷县，急手现抓，一时哪里抓得来？就是现成有钱，没有一年半载的工夫，盖不起一座学堂。小韩等不得，只好因陋就简。延津有一个天主教教堂，能容三百来人做礼拜，天主教教堂的牧师是个意大利人，本名叫希门尼斯·歇尔·本斯普马基，中国名字叫詹善仆，延津人叫他“老詹”。小韩让人在教堂门口贴了一张告示，教堂就变成了学堂。老詹跑到县政府找小韩：“县长，你办民学我不反对；你没收教堂，上帝是不会答应的。”
小韩咂嘴：
“我昨天跟上帝商量了，他说他同意。”
老詹：
“县长，这玩笑开不得，你要这么弄，我到开封教会告你。”
天主教会，当时在中国还很有势力，官府也让三分，老詹以为这话会吓着小韩，没想到小韩拍了一下腿：“詹先生，我别的都怕，就不怕打官司，您快去快回，我在县衙等你。”
没想到小韩这一刀，恰恰扎着了老詹的软肋。延津教会本属开封教会，但老詹与开封教会的会长有隔阂。开封教会的会长是瑞典人，名叫雷吉奥·古斯塔夫，大家都叫他“老雷”。老詹和老雷有隔阂，并不是生活中有过节，而是有教义之争。教义上有分歧，这教越传，就离老雷的想法越远。老雷早惦着把延津教会取消，合并到其他分会去。老詹说去告状。也就是那么一说，没想到没吓住小韩，倒是第二天一早，教堂门楣上“天佑东方”四个字，就变成了“延津新学”。老詹这才知道小韩的厉害，没收教堂也不是一时冲动，也对教会和老詹的情况先有了解。
学堂有了，小韩又在县域内招教师。小韩招教师既重学问，又讲口才。讲口才不是讲你如何能说，是讲你如何不能说。最后选出十几个教师，皆是闷嘴葫芦。选这类人并不是小韩喜欢笨嘴拙舌，而是怕他们像自己一样，嘴也不停地说；小韩一说能说到正点上。他们不停地说，如果说下了道，就把话说乱了。接着在全县范围招学生。小韩招学生也有自己的标准。过去没上过学的孩子小韩不要，入新学者，须在乡下念过五年私塾。因小韩办学的目的是为了讲话，现栽苗现浇水，小韩嫌季节太长；念过五年书的人，才能听懂小韩的话。既招男学生，也招女学生。由办学小韩又想到官制改制，将来县政府各科的科员，也准备从“延津新学”毕业的学生中遴选。延津是个穷县，县上财政一时维持不了“延津新学”。学生的学费还须学生家长自己掏腰包。小韩办学虽有些张冠李戴，但学生上了新学之后，就有可能到县政府当科员，许多乡下财主，便把自家的孩子从私塾拔出来，送进了“延津新学”。本来这事跟杨家庄卖豆腐的老杨没关系，过去他把杨百顺和杨百利送到老汪的私塾学《论语》，是因为不用交束脩，学是白学；现在小韩的新学上个学还要交钱，老杨打死也不会送杨百顺杨百利进城上学。何况他也不想让他们哥儿俩将来到县政府当科员，不当科员在家里做豆腐是自己一个徒弟，当了科员就更不把爹放到眼里了。但在小韩的新学开学的头五天。老杨又改了主意。老杨改主意不是因为老杨，而是因为赶大车的老马。老马家里要翻盖厢房，头一天请老杨去做豆腐。豆腐做完，已是晚上。老马以为老杨累了一天要回家歇着，马家庄离杨家庄还有十五里路；但老杨从灶房钻出来，还要拉着老马聊天。老马跟老杨在一起不怕别的，就怕聊天，因为老杨跟他根本聊不到一块去。聊起话儿来，每次都是老杨占他的便宜；自打认识老杨，老马给老杨出过不下一百个主意；老马从老杨那里，听到的却全是废话。粗开玩笑行，细聊不行。更烦人的是，老杨出门就说，他跟老马是好朋友，好像两人在一起，每件事都有商有量，谁也不占谁的便宜。还有，老马累了一天，也想早睡。而老马每天睡前，还得吹两口笙。这个吹笙，从赶大车来。老马本不喜欢赶大车，只是换了许多营生，如泥匠、瓦匠、铁匠、石匠，皆不如意，又回头赶大车。这一回头，赶了几十年大车。再赶起大车，便爱在大车上吹笙。别的把式在车上栽嘴，老马赶大车在吹笙。别人以为老马图个高兴，老马吹笙却是为了忘掉赶大车。别的牲口闻鞭而动，老马的牲口闻笙而动。老马使过的牲口，别的把式就没法使了，因为光抽鞭子没用，牲口不听笙不走。久而久之，临睡之前，老马也爱给自己吹两口笙。就像有的人睡觉之前，得喝两口酒一样。同是吹笙，吹给牲口是为了让它们不打瞌睡，吹给自己是为了睡。也算笙同意不同。本来老马每天不睡这么早，今天张罗一天也是累了，便盼着老杨早点走，他好吹笙睡觉。如果是放到平时，老马会说：“还聊啥？累了。”
但看到老杨给他家做了一天豆腐，头上的汗积成了白碱，只好和老杨坐在院里槐树下，听老杨在那里瞎扯。老杨东一葫芦西一瓢地说了一大片，老马一个字也没有听进去。不知怎么就说起县上小韩办新学的事，老杨说着说着自己急了：“啥学？上个学还要钱？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好像小韩坐在对面逼他。这话题老马也不感兴趣，但老马觉着如果不在一个话头上截住老杨，老杨就会这么没完没了地扯下去；而截住他的最好办法，便是在一个话头上，横着给老杨一闷棍，老杨一时磨不过弯来，就会回到家自己琢磨，老马也就脱身了。于是截住老杨的话头：“你这话说得不对。”
老杨吃了一惊：
“哪里不对？”
老马：
“我娃是年龄大了，如果你娃是我娃，我就送他进新学。进了新学，不就等于进了县政府？”
老杨：
“说的就是这个，就是为了不让他们进县政府，就是为了让他们跟我在家做豆腐。”
老马点着老杨：
“不是我说你，长着一对老鼠眼，看啥事，只能看一寸长。我且问你，过去的县令老胡知道不？”
老杨：
“不就是那个木匠吗？断案断得七零八落。”
老马：
“我不说断案，我说木匠。现在老胡不当县令了，专打家具，打一件卖一件；同样一张条几，别人卖五十，他卖七十；上回打了一张八仙桌，‘丰茂源’的掌柜老李，花一百二的高价买走了，为啥？”
老杨愣了愣：
“他木匠活做得好？”
老马：
“一个二半糙子，活能做好吗？是因为他过去当过县令。”
又说：
“世上的木匠千千万，但当过县令的木匠，也就老胡一个人。”
又说：
“一张八仙桌没啥，八仙桌加上县令，它就出奇了。”
又说：
“老李在家里摆的不是八仙桌，是县令。”
又说：
“老杨家有一人在县政府，不耽误老杨家做豆腐；等老杨家的人从县政府出来，再回头做豆腐，老杨家的豆腐，不就成老胡的八仙桌了？”
一席话说得老杨恍然大悟。赶大车的老马，眼圈子果然比他大。本来老马也就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话头，但老杨从老马那里讨主意讨惯了，也就当了真。于是，不是为了新学，也不是为了科员，还是为了豆腐，老杨又要把儿子送进小韩的“延津新学”。但因为上新学要交学费，老杨又决定杨百顺和杨百利两人之中，只选送一个。有一个人将来到县政府混一圈，家里的豆腐就不是豆腐了。如果没有县政府在前边晃着，杨百顺和杨百利谁也不愿去上“延津新学”，如同又进了一趟老汪的私塾，还要再吃二遍苦，再受二茬罪；如今有县政府的科员在前边晃着，虽然还不知道最后能否被小韩挑中，但万一被挑中，成了县政府的人，也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了。比这更重要的是，从此也就出门在外，脱离豆腐和他爹了。为脱离豆腐和他爹，杨百顺本想投奔喊丧的罗长礼，杨百利想投奔算命的瞎老贾，现在两条路均被堵死了。退而求其次，去县政府也算一条出路。去了县政府，也就彻底摆脱了他爹和豆腐。老杨送孩子去“延津新学”是为了豆腐，杨百顺杨百利上“延津新学”也是为了豆腐。哥儿俩在私塾相互赶着与老汪捣蛋，现在却争着要上“延津新学”。但谁能去“延津新学”，还得老杨说了算。哥儿俩自生下来头一回，开始相互赶着讨好老杨。老杨做豆腐不爱吃豆腐，爱吃一个不花钱的东西——老鸹蛋。杨百顺五更起床，到后河沿爬了七棵大榆树，给老杨掏蛋。天刚傍黑。杨百利给老杨端来一盆滚烫的热水：“爹，一天卖豆腐乏了，快脱鞋烫烫脚。”
卖豆腐的老杨更觉得老马的主意高明。比老马主意更高明的，是老杨的主意，两个儿子中，只选一个上新学。让两个人同去他们觉得是应该，两个人中选一个。两个人都开始看老杨的脸色。但两个儿子到底让谁去呢？卖豆腐的老杨又犯了愁。老杨一犯愁，又跑到马家庄找老马。老马本来只是随便说说，好止住老杨的啰嗦，没想到老杨当了真，反倒更啰嗦了。老马觉得自己当初失了策。但事到如今，老马也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路走到一半，将车掉头磨回来，老马更费劲，老杨会更没完没了。老马问：“他们俩谁脑子好使，谁脑子笨呀？”
老杨摸了摸胡茬：
“要说脑子好使，还是老二，老三脑子死性。”
老二是杨百顺，老三是杨百利。老杨突然明白了老马的意思，遂拍一下大腿：“老二脑子好使，就让老二去吧。”
但老马摇摇头：
“还是让那个脑子死性的去。”
老杨吃了一惊：
“为啥？上学不得脑子好使？”
老马：
“上学是得脑子好使，但要说值得着，还得那个脑子笨的。人就像鸟一样，脑子好使，翅膀一硬就飞了；脑子笨，撒出去才能飞回来。”
老马又说：
“再说，上学做官是为了啥？是为了回头卖豆腐；脑子好使的，豆腐拴不住他；脑子笨的，才能飞回豆腐上。”
老杨又恍然大悟，佩服老马的见识。但又有些犯愁：“让老三去，老二跟我闹咋办？”
老马：
“二挑一的事，抓阄呀。”
老杨：
“万一老二抓着，老三没抓着咋办？”
老马呸了老杨一口：
“我看不是老三脑子死性，是你脑子死性。”
老杨又恍然大悟。老杨从老马家回来，杨家就开始抓阄。抓阄是在晚上，一个饭碗，里面放了两个阄。老杨抱着饭碗使劲摇晃，突然将碗扣到桌子上，掀开碗说：“抓吧。谁抓着抓不着，都是自个儿的命；谁抓着抓不着，都埋怨不着我。”
杨百顺杨百利都有些战战兢兢。由于战战兢兢，都不敢自己先抓，相互倒客气了。杨百顺：“弟，你先抓。”
杨百利袖着手：
“你是哥，得你先抓；哥不抓，我这手剁下来。也不会先抓。”
杨百顺只好先抓。抓到手里，打开阄，上边写着“不上”。另一个阄肯定是“上”了。杨百利向杨百顺打了一躬：“算哥让着我。”
于是杨百顺留在家跟老杨做豆腐，杨百利到县城去上“延津新学”。
（未完待续）
（长江文艺出版社，201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