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二 第一章 打麦场（3）
说着，脏人韩就有些下作，他老人家不懂如何从别人兜里往外掏东西，也已经多年矣。他不喊衙役和班头，说着说着，自己就下手到刘全玉和郭老三兜里乱掏乱摸起来。连个乱摊乱派的名目都没有。这就激起当事人和大众的愤怒了。你整天编的顺口溜都在讽刺和编排干部的种种贪赃枉法，你现在的所做所为，不和你讽刺的对象殊途同归了吗？这时觉出你平日的讽刺肤浅和隔靴搔痒了吧？就算你不是为私而是为公，就算刚才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行为，就算你不是为了兜里的东西而是为了诗歌和人本身，那么刚才几个小流氓摸人不成，现在你脏人韩摸人就成了吗？这样一串话问下来，刚才还洋洋得意的脏人韩，这时也有些发愣和不知所措了。接着就有些结巴和不能自圆其说了。刚才？我和刚才的流氓是一样的性质吗？刚才那几个小流氓摸的是女的，我现在下手摸的，不是我的同类吗？脏人韩不说这话还好些，一说这话，就更被我们抓住理了。刚才几个小流氓摸的是女的，你现在摸的是你的同类，正因为这样，你比刚才的小流氓，犯的罪过还大呢！现在故乡是什么时期？是同性关系者回故乡时期，你摸同性所犯的流氓行为难道不比几个小流氓摸异性性质要严重得多吗？和你比较起来，人家那么做倒是关心、爱护别人顶多是开了一个玩笑，你倒是彻头彻尾地耍流氓了。而且还不是一般的流氓，是借讨论诗歌之名耍流氓之实的有组织有预谋的行动。你把郭老三和刘全玉当成什么人了？郭老三和刘全玉是那样的人吗？说到这里，我们不但对脏人韩怀疑，对郭老三和刘全玉也有些疑惑了。打麦场上这么多人，为什么他不摸别人的身子单要摸你们的身子呢？单单用一个为了诗歌的理由就能解释通吗？今天不进一步说清楚，你们就不要想走出这打麦场一步。本来刘全玉和郭老三对于脏人韩的突然出现抓住自己的手就很感突然和讨厌，特别是刘全玉，本来也就是自己在那里自艾自怨，说了那么一句话，因此引来郭老三的手已经让他没有思想准备和不知所措，现在在这牛粪里，又插进一只手，这只手插进来还乱搅和，要和他们争名夺利；事情闹着闹着，连麻烦和官司也落到自己头上，他和郭老三这时恼怒的倒不是那顶桂冠，而是因为闹的这一切给他们惹来的麻烦和在这么好的月光下让人不能清静。于是两个人就不着边际当然也不着目的地恼怒起来。令人更恼的一层是，他们恼的理由和恼的目的竟这样相差十万八千里你又不能不恼。于是两个人的恼怒又加上一层同归殊途的羞耻就有些恼羞成怒了。当然也是为了用行动说明自己，说明自己和脏人韩并不是一伙的，欧洲教授也忘记自己文雅的身份而脱出自己在故乡时的本相，两人都像地里赶牛的夯汉一样，脱下自己的鞋底子——没有工具可借的时候，就借自己的鞋底子——谁说我们的故乡不会依赖工具呢？——开始追着脏人韩满打麦场赶打。脏人韩被鞋底子打得“嗷嗷”乱叫和抱头鼠窜。这时视察各乡的县委书记从这里路过，看到这个场面说：
“我们对脏人韩没有办法，他的同类对他是有办法的。以后谁再要求出国，就让他出国嘛。我们把他训练不过来，让他的同类训练他嘛。如果我们这样训练脏人韩，一场训练下来，他不知又要怎样编排我们呢？现在好了，我看他也只顾抱头鼠窜了！”
刘全玉和郭老三见自己的举动无意中受到了领导的表扬——这又是无意之中的事，心头和手下就更来劲了，鞋底子下去得又快又狠，边撵边打嘴里还边说：
“领导不敢教训你，我们也不敢教训你吗？你不是当过领导吗？现在就让你看看把我们惹急了群众造反的滋味！官逼民反，欺人太甚，把我们的物质利益剥夺了，我们能够忍耐，把我们的精神生活剥夺了，我们还能忍耐，把我们的自由剥夺了，我们也能忍耐，但你就是不能剥夺我们的想象能力。如果你把我们的想象能力也剥夺了，我们还怎么像阿Q一样活着呢？我们日常的生活靠什么支撑着？我们掏的是牛马力，吃的是猪狗食，我们在掏力和吃食的时候，我们在大田里踹牛粪的时候，我们脑子里靠什么支撑着我们难熬的时间呢？也就是靠我们脑子的想象了。这个想象的标志是什么呢？也就是‘吭哟吭哟’和‘嘿哼嘿哼’的诗歌创作了。你以为我们的创作像你一样纯粹是为了个人和自娱吗？错了，我们一旦进入创作状态，就不是个人的事而代表整个故乡人民呢。人民性体现在哪里？它不是一句空话，就扎扎实实地体现在像《最后的离别》这样伟大的篇章中。你现在下兜掏我们的桂冠，你这单单是掏我们个人的东西吗？如果单单是掏我们个人的东西，这样一个沽名钓誉的东西，我们早就扔给你了，我们早就弃之如敝屣了，但是事情并不这么简单，这顶帽子从戴到我们头上那一刻起，我们就不再是个人身份而是人民的代言人了。这时你如果再掏我们的帽子，就不单单是掏我们一个帽子的问题了，而是在掏我们故乡人民的心呀。我们是在捍卫自己的帽子吗？不，我们是在捍卫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想象力呢。我们是在捍卫真理和正义呢。想到个人利益我们身上没有动力，但一想到故乡千千万万的人民——人民是如何把我们哺育和培养大的，人民是如何把我们送上诗歌创作的道路的，现在该我们捍卫人民了——我们就浑身是劲，我们手中的鞋底子，能不下去得又快又狠吗？打死你个丫头养的，打死你这个不单是物质的上乞丐而且也是一个精神上的扒手。让你以后再骗人，让你以后再抢人的东西！……”
两个打一个，可怜一个脏人韩，现在只有招架之势，没有还手之力。何况他还输了理呢。人怕输理，狗怕夹尾；脏人韩就成了一条夹尾的狗和慌乱过街的老鼠了。这时不单刘全玉和郭老三追打，连在场的群众也被老刘和老郭的一番话给发动起来了——原来这追打中也代表着我们的利益呢，平常遇到和我们毫无关系的追打，我们还在那里起哄和打一个太平拳呢，现在一切和我们有关了，我们加入其中不就更加有理由了吗？脏人韩就成了一个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何况在那些和平的日子里，也有好多人对脏人韩的创作看不惯呢。你也有今天，你也有栽到人民手里的时候。如果不是猪蛋和冯·大美眼怕因小失大引起别的风波及时上前劝阻，我们的脏人韩，恐怕早就被大家的鞋底子打成一块肉饼了。当脏人韩满脸是血浑身挂彩躲到打麦场一角向隅而泣，边泣边在那里呜咽着说：“这就是时代吗？我就这样生不逢时吗？”时，猪蛋倒笑着对冯·大美眼说：
“这个老脏，教训他一顿也好。如果不及时教训他，任其发展，任其不知天高地厚地将他的顺口溜编下去，很难保证他将来的创作中仅仅是编排县委，而不涉及到我们村干部。让他知道一下马王爷三只眼，自由和创作自由也不是绝对的，他以后就会老实多了。比这更妙的是，这次我们领导既没有出面，又让群众把他给教育了，最后倒是我们把他给解救了，让他什么都说不出来，打碎的牙只好往肚里咽，这也体现了我们当领导的政策和策略水平哩！”
说完这个，两个人看着远远哭泣的脏人韩，倒矜持而不自满。倒是这时的刘全玉和郭老三，在那里有些得意过份了。刘全玉说：
“我在欧洲，就是这样对待侵犯我人权和著作权的人的！”
他现在这么一说，倒是把他刚才打人鞋底子的意义给降低了。郭老三却说：
“操他个大爷，不是考虑他过去对历史还做过些贡献，你们众人能劝得住我？我郭老三是什么人？我在历史上的贡献，仅仅是一个诗歌吗？别想往我眼里揉沙子，真不行，我也能挖个坑埋了谁！什么能骗过我的火眼金睛？其实象脏人韩这样的人，在生活中也不只一个，有时包括你身边的战友，心里到底怎么想，都还保不齐呢。我就是现在不揭穿他，给他留一点反省的时间和余地罢了。如果他再不觉悟，总有那么一天，他的下场也比现在的脏人韩好不到哪里去！……”
说完这个，就近从基挺·米恩手中拿下人家正喝的矿泉水，毫不客气地喝了一口。基挺·米恩在此时此景，也没敢说什么。郭老三教育了脏人韩，我们大家也都受了惊吓。还真有些敲山震虎的作用呢。倒是刘全玉听了郭老三的一席话，心里有些不大受用呢。他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呢。他还有许多话外之音和弦外之意呢。但因为刚刚和一个共同的敌人闹过矛盾，他身上还有许多掣肘，如马上再挑起一场战火，也有些力不从心，于是就咽了一口唾沫，暂时将这不满藏在心里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先放你十年再说。倒是从这一点上，大家看到了刘全玉和郭老三的区别，人家到底是欧洲教授，比一个赶牛的土头土脑的郭老三有头脑多了当然也狠多了。从这一点看，故乡诗歌的教父，说不定就是这个白面书生的教授呢。至于郭老三这一席话给自己带来的损失，就是他本人所能知道的了。当然这也都是他们个人之间的争斗，对于整个打麦场来说，也还只是一个枝节——我现在想说的是，就是人和人之间出现了这么大的原则上的争论、分岐和打斗，打麦场上还是没有引起大规模的骚乱。这场争论和后为的骚乱依然无关。我们的打麦场，安稳不动如山。这场争斗之后，打麦场上又出现了一场争论和争斗。本来小蛤蟆在那里抽水烟，他的水烟袋是从白蚂蚁手中借来的。本来白蚂蚁不会把他的水烟袋借给别人，除了那些他认为对自己现有时有利的人——过去有利不行，将来有利也不行，就是得现得利，他才可以借给你。当然也有例外了，就是在他高兴的时候，我老白在世界上高兴了，那么我对世界就有一个新说法，这时不管对我有利还是没利，我都可以把我的水烟袋借给你小子吹一吹。吹一吹吧，吹着玩吧。譬如以前在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理论研讨会上，白蚂蚁研讨得高兴了，就把自己的水烟袋借给过孬舅的魂灵；后来又不高兴了，纯粹是因为身子困了和乏了，就没有将烟袋借给外宾巴尔·巴巴，因此让巴尔·巴巴灵机一动利用水杯制造出新的第二代流线型水烟袋。本来今天白蚂蚁是不会把水烟袋借给小蛤蟆的，小蛤蟆现在对他没用，他老白今天也不是特别高兴。但今天情况又有些特殊，因为小蛤蟆送给他两只繁殖的蝌蚪，白蚂蚂看着蝌蚪在瓶子里游得分外高兴，于是就想象着等打麦场上的会散了，自己如何回家和两个蝌蚪玩游戏。蚂蚁戏蝌蚪，听起来不也很色情和很特别吗？不也是一个话题吗？于是就同意把自己的烟袋借给小蛤蟆抽上两分钟。在白蚂蚁赏玩瓶中的蝌蚪和小蛤蟆吹着白蚂蚁水烟袋的时候，老吕伯奢这时走过来，他手里拿着一杆旱烟，要借小蛤蟆水烟的纸媒子火用一用。借火没有引起什么，小蛤蟆痛快地把火借给了老吕。但等两个人点着水旱两烟对吹的时候，老吕首先挑起了话头。他抽着旱烟，突然就看着抽水烟的小蛤蟆不顺眼。这时他想起原来两个人是仇敌呀。两个人在谁是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鼻祖问题上，还有过相互不服气相互争论的历史呢。两个人在这个历史问题上的争论还没有定性和盖棺论定呢。老吕承认，如果从意义的先锋来说，小蛤蟆高老吕一筹，当年我和老曹搞的虽然是同性关系，但人家小蛤蟆却一下就搞到生灵关系呢。但事物也不能这么绝对地看，事情总要有个先来后到和长幼有序。从意义的先锋是那么看，但从时间的概念上来说呢？别说是一个小蛤蟆，就是10个小蛤蟆加起来，也不能和他老吕同日而语。他老吕是在什么时候搞的？是在三国时代，在英雄纷争和英雄辈出的时代；而小蛤蟆呢，只不过是大清没落王朝的一只蛤蟆罢了。相差着一千多年呢。先锋在时间面前算什么呢？不是早晚都要跑到古典的大会里去集合吗？这成了两个人相互不服气和各执一端的渊薮和根源。两人平日不见还好些，一见就气不打一处来。本来两人吸烟也就是吸烟，你在这里吸你的水烟，我在那里吸我的旱烟，井水不犯河水，老吕纯粹是吹烟没有火媒子，要向人借一借，看到那边有一团火在闪，看到天边有一簇圣火，没想那么多就凑了上去。到底是人老昏花呀，直到凑了上去，点着火，借着火光，才看清眼前的持火者，竟是这么一只平时见面就让人生气的气蛤蟆。如果早一点知道火光的来源，我老吕哪怕这旱烟不吹，也不至于向他借火和跟他这水烟搅到一起呀。水火不兼容。但既然这烟给点着了，也吸到肚里了，这时想用抽烟机从肺管子里再抽出来，也为时已晚，于是只好肚内损失肚外补了，一边抽着旱烟，一边说起了风凉话：
“光有烟火顶什么用呢？就能照亮历史了吗？人间的烟火说到底虚无缥缈，历史的云烟才有反映生活的真谛呢。说起同性关系来，如果有哪个不知趣的嘴上没毛腿上也没毛的嫩东西再跟我在那里胡闹和争这个历史地位因此引发一场历史闹剧的话，我这旱烟锅，就一定会对他那水葫芦不客气。你有什么资本可以和我对抗呢？你那杆水烟袋，恐怕也是借来的吧？……”
当然这就惹火了毛头小伙子小蛤蟆。你从年代看是多了一些，但一个年代说明什么呢？现在是讲年代的久远还是讲意义的先锋呢？引导我们向前走的普罗米修斯之火，决不存在于一个历史的陶碗里。它是风雨之中不灭的灵魂。丹柯把心掏出来点燃照耀着黑暗，让我们并着肩拉着手往前走。如果说你老吕是一个历史陶碗的话，我就是砸碎这碗的普罗修斯和丹柯。同性关系者决不是同性关系的祖先，比同性关系走在历史和时间前面的生灵关系，才是同性关系者的大伯呀。如果要比较历史的时间的话，倒是要比较这个历史时间了。从这个意义上讲，你那个同性关系时间虽然长，但等于浪费和空转；我这个生灵关系的时间虽然短，但一点一滴，都有着巨大的历史性变革的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我不但是同性关系的先驱，还是时间的先驱呢。如果我们连这一点都认识不到或认识到不承认的话，我敢说，我们人类在关系历史的摸索，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路程要走呢，还要有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在黑暗之中呢。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跟你计较什么也就罢了，还由得你个老帮淬来主动挑衅了。何况是在我刚刚借给你火的时候。既然你对我不客气，我如果再对你客气，我们所要受到的损失，就不单单是我个人的而是对整个人类和历史不负责了。想到这里，在真理和正义的驱使下，以真理和正义的名义，小蛤蟆就要反击，手中的水烟袋，已经高高地举了起来。如果你再不服气，就送你上西天。何况中国人这么多，不差你吕伯奢一个。这时的小蛤蟆，又特别理解三国时老曹为什么要杀掉这个老吕也就是老驴头了。虽然在平常的日子里，小蛤蟆对老曹也看不起。现在看来，老吕到底是不是被老曹以同性关系的名义杀的，还是一个疑问和历史悬案呢。拋开同性关系不讲，就是单讲做朋友，处得久了，谁也难保不起杀他之心。看着水烟袋打过来，老吕，经验丰富，历史悠久，当然也不发怵。真理在谈判桌上说不清，只能靠武力来解决了。事情妙还妙在，战争不是由我挑起的，我是自卫反击，真理和正义在我一方；如果他将我的头打破了，我就成了被压迫民族和被压迫人民，世界的同情在我；如果我战胜了呢？就是世界人民打击法西斯的一个伟大胜利。事情过去45年，人们还要庆祝反法西斯战争45周年的胜利。可进可退，可攻可守，这就是正义之师和正义之旅的优势。于是也意气昂扬地举起手中的旱烟袋，向小蛤蟆的水烟袋迎了上去。但在两上烟袋接茬和交火的时候，一个程咬金又杀了出来，也伸出一个半旱半水的烟袋，将两个烟袋架在那里。你道这来人是谁？就是刚刚在另一个场合得胜乘着威风而来的郭老三。郭老三刚刚和刘全玉在对付脏人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但他也和脏人韩一样，犯了得理不让人把得胜的真理用之四海的错误了。他以为在对付脏人韩的战斗中取得了胜利，现在挟着胜利的威风就像挟着雷霆万钧之力也能在这场小蛤蟆和老吕伯奢混战中捞些便宜呢。你们不是在讨论谁是同性关系鼻祖的问题吗？这个问题也不能拉下我呀。我在这里也有重重的一笔呀。你们混战不对，但这个混战比起你们把我拉下，还算是小错误呢。你们当年搞过同性关系和生灵关系，我在历史上就没有搞过么？如果说搞生灵关系比搞同性关系还要高级和先锋，我不就是你们寻找的那个鼻祖吗？如果小蛤蟆刚才对吕伯奢提出了新的时间概念和算法的话，我们两个不是也同样适用于这种理论吗？我们总不能对一个人是一种理论对另一个人是另一种理论吧？如果是这样，虽然你搞生灵关系在大清王朝，我搞生灵关系在民国初年，但我们用新的时间概念一测算，我不又成了你的先驱吗？就算我们不比时间，我们比较在历史搞过的生灵体积的大小可以吧？有时候体积在人的生活中和这个世界上也占有很大的比重哩。大人可以欺负小孩，大国可以欺负小国。如果比这个，对不起了蛤蟆大爷，您老人家就在这里吃了眼前亏和栽了大跟头了，您在这一点上可就在后生面前跌了眼镜了。您在老吕面前是后生可畏，那么用同样的道理您在我的面前呢？您当时搞的是一头羊，我搞的却是一头牛呢；不管你的羊是紫花披头羊也好，是蓝花花披头羊也好，再大的羊，总大不过牛吧？瘦死的骆驼还是比马大吧？既然是这样，你们在这里争论和打架还有什么意义呢？如果你们两个联合起来向我投降，是不是更好和更明智一些呢？这也减少了你们之间毫无必要的磨损和丧失——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架住你们两杆烟袋的原因。当然，这只是原因。后果大家是可以料想到了。和脏人韩在刘全玉和郭老三面前的结果也差不多。两个人正在争论，哪里容得下第三者呢？本来没有火，现在也四处冒火了；本来火是一头的，现在就漫山遍野和星火燎原了。没有目的的多头恼怒，增加了这场战争的激烈性。大家下去的烟袋又快又狠。三根烟袋在空中如银蛇乱舞。一会儿地上就血流成河。打了半天，郭老三和吕伯奢没有什么，手中的烟袋是自家的，到了小蛤蟆身上就不同了，他的水烟袋可是向白蚂蚁借来的。这又使情况复杂了一步，到头来白蚂蚁也加入进来。他老狗日的看着那里有重重的烟袋在飞舞，突然想起这一切和自己似乎也有关联呢，就不分青红皂白地往里面伸手和探头，但一切还没有弄明白，头上和身上就重重地挨了几下，身上到处起大包，头上的动脉管也被砸破裂了，弄得一脸的血。等这一切都发生了，还不知乱舞的烟锅出自哪一方面呢。当然，事情到了最后，和历史发生的任何战争一样，后来无故加入者倒了更大的霉。他们总是这场战争的承受者和最大的受害者。虽然最后四个人的战争及时得到了制止——猪蛋和冯·大美眼又出面了，战火也确实不能再扩大了，但吃亏最大的还是白蚂蚁和郭老三，挑起战争的小蛤蟆和吕伯奢倒也没受到格外的制裁——不同身份的人最后在结果上扯平，本身就是一种不平等呢。为了这个，白蚂蚁捂着血头又在那里气恼，一边吐着嘴里的碎牙：
“我一个好好的水烟袋，就这样被白白打碎了不成？”
一边一把揪住小蛤蟆，开始向他追究水烟袋的赔偿问题；慌乱之中，又把端在手上装着两只蝌蚪的玻璃杯像打破历史的水罐一样给打破了——这才是鸡飞蛋打呢，又一下放开小蛤蟆，在那里大放悲声：
“我说能不帮人就不帮人，能不借烟袋就不借烟袋，不因一时高兴而轻诺，现在果然被言中了不是？”
小蛤蟆趁机逃脱，和吕伯奢慌不择路地逃去。郭老三这时也感到委屈，在那里抖着手哭道：
“世界上还有没有真理了，牛和羊还有没有区别了？”
当然，这场闹剧，也没有引起打麦场的混乱。而且由于刚才有一场诗人战争在前，人们对于后到的烟袋风波，反倒有些熟视无睹和见怪不怪了。猪蛋和冯·大美眼，甚至对几个血人冷冷一笑。这也使几个当事人感到不平。但打麦场上还是没有引起混乱；这也不是后来引起骚乱的原因。大家到写回忆录的时候，也不要搭错这根历史神经，想从里面捞什么稻草。倒是在这之后，打麦场上响起了一曲花腔女高音呢。大家打眼望去，原来是曹小娥，又在那里用歌声感叹她的身世和不幸。高亢回转的唱腔中，似乎是一个寂寞孤独的女孩子；把她平时的龄龊和心理阴暗，一下就遮了个干干净净。一个肮脏有浪漫和作风问题还唆过猪尾巴的女孩子，不在现实生活而在唱腔里看起来，竟是这么一个纯真和有情感层次和个人辛酸史的花朵。舞台上和舞台下，判若两人。我们一下子就为她的唱腔和身世感动了。虽然我们知道这身世的百分之八十是虚构和想象出来的，但是当我们和她钻到唱腔里走不出来或干脆不想动窝的时候——谁没有一点惰性呢，谁没有将身子放下来就不想走的时候呢？于是唱者和听者，这时都不相信真实的历史而宁肯相信我们的唱腔了。世俗的东西一下都不见了。剩下的就是一个曲折婉转的声音在空中游走。我们自己的身世，似乎也变成了这个样子。我们不是为了曹不娥，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于是一人领唱，百人在和。沈姓小寡妇首先和上去和接上去了。如果说曹小娥都有理由在那里感叹和歌唱身世，那我沈姓小寡妇就更有资格引颈高歌了。沈姓小寡妇在接受电视采访时曾说：连秘书长和小麻子都说过，我是有资格进村委会和名人录的。但是我又想，一个村委会，弄那么多老头子和老太太干什么？于是我就没进而不是别人不让我进，我重视的还是日常的诗意和往日的辛酸呢。沈姓小寡妇挑上去的声音，一下就出手不凡，一下就比单纯的曹小娥高挑了八度。姜还是老的辣。我老身的身世，比你一个小黄毛丫头要曲折多呢。虽然你已唱了半天，我的嗓子还没有预热，但就是这不热的嗓子，唱出来也比你宽厚和苍凉许多。一个寡妇，站在荒野上，胳膊上挎着一个草筐，风吹着她的头发，手执铁板在那里唱曲，我们能不比听到茶园和歌厅里一个小丫头的哼哼叽叽更让我们感动和牵动我们的心肠吗？于是我们也不管曹沉两个人之间的竞争和苍凉与青春之间的相互不服气——在大的情绪面前，我们也没时间去追究这些微不足道和稍纵即逝的区别了，我们也不由自主地加入这铿锵有力的身世大合唱中去了。独唱变成了合唱。直到我们加入了进去，我们才知道我们的情绪如此地饱满和过去被人的忽略呀。刚才发生的一切，都属于个别；打人的和被打的，水烟袋和旱烟袋，都变得不重要了。我们都成了大合唱的阶级兄弟。黑歌星呵丝·温布尔加入了进来。卡尔·莫勒丽也加入了进来。基挺·米恩加入了进来。俺孬舅也加入了进来。白蚂蚁捧着破碎的水烟袋和破碎的水罐眼泪涟涟加入进来。白石头没头没脑也加入进来……英语、德语、法语、意第绪语和中文一齐张开歌喉，不同声音不同语种和语调的汇合，将我们化成了一个整体。几个小流氓调戏妇女算什么，圣女和主体又算什么，打碎一个水烟袋或是一个水罐算什么，一切都在不言中，一切都在唱中，这时我们才明白了世界上为什么有人唱歌。打麦场上一片歌声，总是比一片骚乱要好吧？在歌声中，我们相互叉着腰看着傻笑。喉咙上的青筋，都条条暴起。连大胖子袁哨平时在体检抽血时总找不筋筒，急得小护士满头大汗，这时身上的青筋连毛细血管都张开翅膀个个暴起，像意大利的歌星帕瓦罗蒂，也像我们的黑歌星呵丝·温布尔。正在看实况转播的那个旧日小护士这时禁不住地骂了一句：
“操他个妈，早知这样，当时抽血时让他唱歌就好了！”
以后再体检，她就让人排着队一个个唱歌。果真一唱歌就找到了青筋。于是人们认准了方向，只要哪里一唱歌。哪里就在抽血或者是在吸血。唱歌和吸血，原来是连在一起的。最后弄得一唱歌，她就不用针头了，她就开始趴到人脖子上用嘴吮了。老袁这时不但青筋毕露，而且露出了英雄本相，像刚才的沈姓小寡妇一样，一嗓子上去（意大利美声），就撕裂云霄，压倒了众人而大大出了风头。当然这也大出他的意料，给他带来了惊喜。自己的主公地们已经让人剥夺了一千多年，自己还抱住那具僵尸不放，在一千多年的一点一滴的流逝中，怎不成为人们的笑料和累赘呢？那也是毫无办法，找不到新的由头和契机。现在好了，找到了重新获得人们尊敬的另一条渠道，获得了人生的第二次生命和第二次青春。我为什么不早一点意识和认识到这一点呢？我为什么不早一天改唱歌呢？如果在这次同性关系者回故乡的运动中，我不是以“主公”僵尸的身份而是以鲜活的歌唱家的身份出现，我的形象是不是会更高大我占到的便宜和得到的好处是不是会更多呢？老曹压了我一千多年，现在我可要打他个措手不及喽。我可在扔下他不管喽。老袁越想越得意，就把声音一波一波地又挑上去。一波一波如浪般的声音震动着打麦场。我们在水中都快有些受不住了。眼看就要把我们没顶了——老袁，一千年来是我们不对，饶了我们吧，我们知道您的风采和厉害了。但老袁就是不饶，仍在那里引颈高歌。
为什么我老袁身宽体胖
是因为我在世上没有烦恼
为什么我在世上没有恼烦
是因为我心中没有惦念
为什么我起了床和起了身转头就走
是因为我心中没有了真情
爱情对我不苦
我心中没有苦的爱情
…………
老袁这些歌词，也颇让人感动。一个在过去我们从来没有放在眼里和心里的大胖子，原来他自己的心灵和对世界的感悟还悄悄地这么细腻和细致。如果不是通过歌曲，我们怎么会了解到这一点呢？但这宏大的歌声和分贝，也快把我们给震死了。看到我们快震死了，老袁就更加得意了，就把他的嗓音最后再往上高挑了一度——看他的心有多毒，看他的恨有多深。但他也是聪明反被聪明误，得意之时，忘记了物极必反和月盈则亏的道理；如果没有这最后的一度，他就达到了歌唱的极致和人生的再度辉煌，也把我们留到了不死不活的生活的边缘；有了这一嗓子，他没将我们震死反倒前功尽弃。我们已经在水中承受不住了，水已经没顶了，但这时我们却听到“崩”地一声响，弦断了，老袁的嗓子，在这里“叭”地一声劈了。接着就没声了。水“哗”地一下就退去了，我们和他，一下都露出原形。这太让人不好意思了。我们大家都没有穿裤子。男女混浴的池塘中，水怎么说没“哗”地一下就没了呢？老袁这时再努力，也只能像公鸡一样在那里“佝佝”地倒嗓子了。一切原来都是误会。我们刚才白信任你了。一个庄严的历史，到头来就这样成了笑料。虽然这种情况我们在历史上经常碰见，但突如其来的袭击，还是让我们有些承受不住——就好象刚才你巨大的分贝我们承受不住一样。刚才我们歌颂和恐惧老袁，现在我们就开始嘲笑和埋怨老袁了。老袁，你跟我们逗什么闷子！老袁到头来，原来还是一个老袁。老袁像一只落水的鸡，只能在那里扯着嗓子和扯着翅膀挣扎，刚刚过去的辉煌，马上就成了一种追忆。从此一个大胖子，再加上一个破锣嗓子，就显得更加烦人了。本来他想借此再度辉煌，没想到事情闹下来，他反倒比以前也不如了。这也牵涉到他以后搞同性关系呢。原来一切都是误会，世界在我们手中还能出什么奇迹呢？这时我们在嗓子上就没有什么崇拜对象了，我们都放得开甚至是肆无忌惮了。一个个在那里假装小公鸡或是小母鸡了，此起彼伏地“佝佝”吶喊。鸡栖于埘，我生幽思。连俺爹都上阵了，开始在那里编织爱情歌曲，“半夜三更到你家，为什么不开门还要乱骂？”还有人唱到感动处，开始在那里相互搂抱和亲嘴。有男的跟女的亲的，还有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亲的。同性关系的活动还没有开始，标准还没有确立，大家因为各自的唱歌，就在这里提前弄上了。连组织和纪律都忘记了。世界上再没有什么中心和可以坚持的了。但就是这样，打麦场上还是没有引起骚乱。骚乱不会因为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引起。骚乱不会因为混乱引起。骚乱需要契机。虽然有时候这个契机，比起骚乱本身是那么微不足道。但它是一个核，它是一个中心，它是一个魂，它是一个街头招摇的妓女；没有这妓女，我们还不会犯错误呢；它是面盆里一小团酵头，正是因为它，一大盆面，就那么蓬蓬勃勃地发展起来。涓涓细流，汇成江河。酵头和泉水，你在哪里？如果你再不来，我们可就要憋死和呛死了。再这么混乱下去，我们可就要颠死了。再这样唱下去，我们所有的嗓子都会劈裂，我们都会像老袁一样成为打麦场上的一群落汤鸡。到了那个时候，大家成了一群鸡并且是一种颜色的鸡，世界可就没救了。我们拼命扯着嗓子在歌唱的时候，我们心里却在发虚呢。我们希望有一个外在的原因和契机，使我们的歌唱停止下来。但它像滑行的翻滚过山车一样，谁能阻止它的惯性呢？这时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我们马上就要被没顶了。老袁没有使我们没顶，我们自己却使我们没顶了。但天无绝人之路，好运气总在意料之外。如果没有意外的契机和运气，这个操蛋的世界不就早要玩完了吗？事后我们才知道，契机原来就是我们身边潜藏的细菌和危机，它是改变我们人生道岔的搬手。希望和危机并存，失败中孕育着挑战。那么引起我们这场打麦场骚乱的原因是什么呢？原来就是因为一个啤酒瓶子，它就好象后来的某两个人定下终身是因为一个盒饭一样。“谁喝啤酒了，谁喝啤酒了？”开始有人在那里喊。接着这个酒瓶子就爆炸了。是从窗子上扔下来的，还是在平地上有人拋高了？是两人争斗而摔，还是捣乱分子故意破坏？一切都不得而知。从后来事态的发展看，前面的起因也显得不重要了。就像任何历史事件一样，最后追究其起因的时候，一切都显得含混不清。起因这时就成了一种假设。历史原来是在假设之中前进的。当我们明白这一点之后，我们就对打麦场上引起的那场骚乱，之前那么多可以引起骚乱的原因在那里摆着它们硬是没有引起骚乱，后来因为一个啤酒瓶子就引起了波澜壮阔和惨绝人寰的骚乱，我们就不感到奇怪和显得通情达理了。就是因为丢了一个士兵，引起了一场民族战争；就是因为楼上女人的一笑，让人丢掉一个民族和国家；看似不近情理和让我们猝不及防，但它是历史的真实。我们欢迎这样的历史，我们讨厌逻辑；我们在逻辑面前显得束手束脚；离开逻辑，我们就可以借助一个啤酒瓶子或者是一个驴粪蛋子来改变历史。如果我们尊敬逻辑，我们就等于自己把自己排除到历史之外；离开逻辑，我们总能让历史发生些意外得到些惊喜。这些意外是我们的生命所在。我们要以我们的生命来保护它，就像保护我们的眼珠。摔，还有没有啤酒瓶子？打麦场上所有的人，都在那里兴奋地喊叫，连贵族们都忘记了自己的身份。于是，打麦场上的爆炸声此起彼伏。这就成了中东的战场了。在一片人的欢笑和鬼哭狼嚎之中，骚乱就起来了。人们像潮水一样涌了过来，人人忘记了自己理智时的身份，你重重的捂上我的眼睛，让我猜猜你是谁？你猜了玛丽和麦瑞，就是没有提到我的名字。世界的标准都不存在了吗？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不是来吃干饭的，我们也不是游手好闲之辈，我们都是身肩重任和有重大使命的人。我们担负着人类的先驱和寻找精神的最后归宿地的责任。我们是来搞同性关系的。我们是一帮回到故乡的无家可归的孩子。标准是什么？谁和谁在一起呢？我们刚才在心里没说，我们似乎都在干着别的事情，我们用刚才的种种捣乱和种种争斗来掩盖我们的真实心情，直到骚乱起来，我们才知道，刚才的一切原来都是虚假的，我们都是在做戏，其实我们心中想到的，我们在潜意识之中最为担心的，还是这样一个东西。事情迟迟不决，我们在心里早已经对我们的领导者猪蛋和冯·大美眼感到愤怒了。是用异性关系中过去的拉郎配还是用现行的自由恋爱呢？是事先见面呢？还是用旧社会的布袋买猫呢？见面有见面的好处，不见面也有不见面的乐趣呢。一直到入了洞房，我们还知道将要面临的对手是谁，等到揭开她（或他）的盖头布，我们才认清了她（或他）的真面目——这也别有一番刺激呢。这才叫捂着眼睛猜我是谁呢。到底怎么着，直到现在还没有标准。事情已经就绪，同性关系者大军已经开进故乡，但是一切还没有开始，我们能不着急吗？人都憋得上火了，打麦场上能不出骚乱吗？既然没有标准，我们也就不指望标准了，一个啤酒瓶子下来，我们就要自己动手了。刚才我们的毛孔还被厚厚的腻泥堵着呢，多少天没洗澡了，在这上火的大热的天气里，我们坐了整整好几天的长途车，我们就要被堵死和憋死了，正在这时，一股冒着热气的泉水，就在我们眼前的山上突如其来地流了下来。虽然只是一种狭路相逢，但我们顾不了那么多了。我们发一声喊，队伍就炸了，我们就冲向了毫无标准和毫无准备的山泉。我们赤身裸体和赤膊上阵地跳入其中将脑袋没在了它的下面。我们忘记了我们的诺言和我们为此所准备的情感，我们为我们的背叛而流下了痛快的泪水。但一场暴风骤雨过后，我们的毛孔张开了，我们可以以我们全身的张开和敏感，来接受世界的一切了，我们才发现，这个世界已经不是昨天的世界了。这是我们唯一感到后怕的。
（未完待续）
（华艺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