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张紫葛的名声,我早几年就晓得了。那时他写了一本算历史老账的书,叫《泪雨心香祭吴宓》,引起轩然大波。据说相关的争鸣也编纂了厚厚一本,各方都动了肝火,字间行间硝烟弥漫。去年,他又以“机要秘书”的身份,撰写了有关宋美龄的回忆录,同样激发了种种议论。

2003年12月18日下午,冬日阳光一路铺洒,我受流沙河、吴梦华夫妇的倾力引荐,从成都西门转了几辆公共汽车,终于在西南民族大学教工宿舍的一幢楼房内,登门拜访了84岁的的张先生。在一阵“慕名”,“久仰”之类的客套之后,我切入访谈正题;张先生却以身体虚弱,经历过于曲折为由,再三婉拒。我拿出惯用的迂回手段,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嘴脸颇似一个不依不饶的政客。幸而有吴梦华师母频频敲边鼓,张先生拗不过,到底应允了。

我们商定,话题集中在反右运动和15年的牢狱——太痛了,不知我能否讲到底——张先生叹息道。

为了对后人有个交待,您就讲到哪一步算哪一步——我微笑着,目光却残忍而贪婪。张先生看不到,却感觉到了,他说——我自己正在写,暂时没拿出来。

我沉默着。

张先生眼全瞎,耳半聋,腿是瘸的,还气喘。这样的老家伙,活着本来是累赘,可他还要摸着、抖着,在一块钢板的空槽中填字,日复一日,弄成书稿。这种拼老命把记忆留下来的过程,让人看着,甚至想着都极不舒服。不料,在我一次次登门时,张先生总坐在沙发中,以他豁达的笑声相迎。虽然这笑声经常夹杂着惊心动魄的咳嗽和痰响。

根据记录,我们的访谈从2003年12月26日开始,至2004年1月8日结束,共进行了7次,每次两个小时。这种安排是考虑到张先生的身心承受能力。为了保证文字的气韵和连贯,我花了大约两个月对此进行调整和处理。

张紫葛:我的经历太复杂了,老威先生,您让我从何说起呢?

老 威:我晓得,就您眼下的状况,是不可能把自己的人生再追溯一遍……

张紫葛:听您的口气,是在怜悯我?不,您弄错了,我的生活是满足的,至少是充实的,虽然眼全瞎,耳半聋,一只腿也瘸,但上天没端走这脑壳,拿劳改犯的话说,这吃饭的家伙还挺健全,记忆力过剩……我只有这件事可做了!把住膝盖上这块冷冰冰的钢板,往中间的凹槽,一笔一笔填字。我不是作家,倒像个很不高明的雕刻匠,左一戳右一戳,有时字压字,煮成一锅;有时五马分尸,头在赵国,胳膊和腿却跑秦国去了。这样的乱稿只有我妻子能辨认、整理,她曾经是我学生,比我小40岁——这是上天对我的恩赐。回忆如洪水一般,快把我给淹死了!多少人与事,纷纷扬扬,在我眼前,仿佛一伸手,就摸着了,就感觉到几十年前的呼吸和心跳了。我热泪盈眶,我一个84岁的残疾人,力不从心,又热泪盈眶。能写多少算多少吧,我老是这么想。有一次,钢笔没墨水了,我还在戳字,直到天晚,妻子下班回家,一检查,啥也没有!唉,这种事故接连发生过几次。

老 威:现在许多笔都不用墨水。

张紫葛:我太老,习惯用老式钢笔。

老 威:哦?您就用老式钢笔写了一两百万字?

张紫葛:很多年了,自己也不晓得写了多少。97年碰上好运气,出版了《泪雨心香祭吴宓》,险些吃官司。

老 威:您揭露了真相,有的人就睡不着了。

张紫葛:其实这只是反右运动的冰山一角。

老 威:我正是为此来拜访您,流沙河夫妇建议我花一些时间,记录您的右派和坐牢的遭遇……您差点就死在牢里了……

张紫葛:我这辈子已死过好几回了。

老 威:讲一讲吧。

张紫葛:话太长太重,我恐怕撑不下去。

老 威:如果您不拒绝,我就多跑路,多登门,尽可能缩短单次谈话时间。

张紫葛:好嘛,就试一试,如果中途而废,也没办法。

老 威:行。

张紫葛:您让我从何说起?

老 威:您的眼睛是怎么瞎的?

张紫葛:打瞎的,这是逮捕之前的一点插曲。当时反右已全面展开,各单位都下达了右派指标,而我成了右派中的重点管制对象。有一天,来了三个人,像做贼似的,溜进我的房间。

老 威:做贼似的?

张紫葛:哦,您不明白。反右还不是后来的文革,还没有发展到大规模的公开的暴力。当时报纸上火药味浓,但也有政策性,比如承诺对普通右派不抓不管不杀;开批斗会时不喊口号;不打不骂。对知识分子,共产党还得做做姿态,表示一种猫戏耗子的宽宏大量。于是,“个别帮助”很快在校内蔓延成风。

老 威:他们怎么“帮助”您的?

张紫葛:简单地问一句:“张紫葛,您还不承认自己是右?”等不及回答,其中一人就从桌上拽下台布,把我的脑壳一蒙,一顿黑打。我被弄得遍地滚,右眼被什么东西扎了,嗡地一下,就啥也看不见了。我不由自主地大喊:“我眼睛瞎了!你把我眼睛整瞎了!”他们才住手。

这三个人都是年轻老师,根正苗红的左派。就是农村娃娃,投军打仗,在部队学了点文化,解放后就转业到地方,然后又调入大学整治臭老九的那种。领头的专案组长是西政刑法教研处的副主任,最拿手的却是刑讯逼供。他按住我的手,凑近看,并压低声音说:“瞎了又咋样?”我说:“你们打人犯法!”他说:“我们没打你,有谁证明我们打你了?”我说:“我的眼睛还在流血。”他说:“那是你自己撞的。”我说:“我要求去医院验伤。”他说,“右派没这个资格。”我说:“你是共产党吗?”他说:“我们今天正是代表组织来帮助你,张紫葛,识相点吧,写份检讨。我们只要求你写一份深刻的检讨。难道你的命只值一份检讨?”

我没话说了,我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俄文教授彻底被整垮了。因为人家既然敢弄瞎你,那弄死你也就等于弄死一条狗。我承认了自己的各种右派言行,三个人才转身离开。20多年后,受右眼的连累,左眼也慢慢看不见了。检查结果,是玻璃体破损,洞穿在视网膜当中,把光给遮了。

老 威:西南政法学院可是培养执法人材的最高学府之一。

张紫葛:对,全国恐怕有三分之一的法官、检察官、律师以及其他司法工作人员曾在这儿上学。

老 威:虽然是反右,却没一个懂法的人?

张紫葛:懂法和研究法的都打倒了,连吴宓那样德高望众的专家都难逃劫数。50年代,就没啥子法;到了文革,老毛的话就是法,包括胡话,包括放屁。一层层地贯彻下来,谁掌握了绝对权利谁就是法。在西政,院党委书记刘佑东就是法律,他当过重庆市的公安局长。这个人太复杂了,可绝对不是坏蛋。在反右之前,由于我工作中的成绩,再加上是老乡,他对我极好。他经常来我家串门﹑喝酒,显得挺豪爽,没啥条条框框。56年,院常委讨论改善知识分子待遇,他还特意让我作为两名非党教授之一列席,提建议。57年春,全国上下搞大鸣大放,许多民主党派对共产党、毛主席掏心窝子,意见越提越尖锐激动。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刘佑东把我请到他家,泡上好茶,动员我鸣放。我犹豫了好半天,才说:“刘书记,思前想后,我对党没意见呀!”刘佑东把脸沉下来说:“咋可能没意见?”我说:“解放后,我一直被重用,又教俄语,又教法律,又搞翻译,还经常坐轿车,陪苏联专家到处转,日子过得风光体面,特别是您,称得上是我的伯乐嘛。”刘佑东不耐烦地打断我:“好了好了,你这千里马就帮帮伯乐的忙,在学校里带头,把鸣放有声有色地搞起来。上面催得太紧了,如果没人鸣放,我这个当书记的脱不了手。”我还是坚持不提意见,刘佑东生气了:“你这人不够义气!书呆子,随便弄两句也成嘛。”我说:“不成。”他说:“啥子不成?你就说你对党的知识分子政策有意见,与党组织有鸿沟。”我说:“没意见,没鸿沟。”刘佑东气得跳脚,连叫:“好个油盐不进的张紫葛!”

那会儿,广播里天天播“毛主席在最高国务会议上的讲话”,还有“宣传会议上的讲话”。作为任务,每个教授都要学习,要表态。西政的院刊转眼变成鸣放快报,我的“典型言论”登了上去,没意见改成“很有意见”,没鸿沟改成“很有鸿沟”。我大吃一惊,马上找刘佑东质问:“咋全搞反了?”书记大人答:“我叫人改的,路人皆知你我走得近,你不带头,难道你要我披挂上阵吗?”

稍后,储安平的“党天下”出来了,姓刘的意识到这不是闹着玩的。出于好意,他又找到我,叮嘱:“张紫葛,该转向了,再这样鸣放下去要出大乱子。”我说:“我根本没鸣放。”他说:“屎都胀拢肛门了,你不拉也得拉。趁早表个态,与右派划清界限吧。”

为了自保,我写了一篇《坚决反对储安平先生的荒谬言论》,上了57年6月28日的《人民日报》,标题改成《白发三千丈的手法是不行的》。可已经悔之晚矣!在同一天,校园内出现了《口密腹剑的右派张紫葛》的大字报。我气炸了,冲入党委办公室大吼:“我咋个划右了?!”刘佑东笑着说:“你不右,难道我右?”我说:“你把我当猴子耍啊?”刘佑东连叫:“紫葛歇火。”又拉开门,探头确认无人偷听,才压低声音说:“鸣放有任务,右派也有指标。昨天我上市委开会,任白戈(时任重庆市委书记——老威注)要我汇报,我刚说西政的鸣放同其他院校比,属小儿科,没人够右派资格,老任就火了。截断话头,冲我扫机关枪,并摊牌说,这百分之十的右,别人没资格,只有拿你这书记去顶。我他妈差点回不来,你说险不险?”我不吃这套,因为这和我没关系。刘佑东叹气说:“两个蚱蜢已栓在一起了,还没关系?我亲自动员你鸣放,把你的言论引蛇出洞,见了报;不大义灭亲划你右,有人就会借你扳倒我。”

木已成舟,我捶胸顿足也没用。刘佑东说:“你非右不可,除非你给毛主席写信。”我犟道:“写就写。”刘佑东哭笑不得:“算了吧,张紫葛。看开些,过了这运动风头,右派还能摘帽嘛。我倒了,谁来给你摘帽?”

老 威:这人太无耻了。

张紫葛:也不能这么说,他不这样,官就当不下去。

老 威:你真善解人意啊。

张紫葛:我被专案小组整瞎后,人们议论纷纷,刘佑东就在大会上避谣,并扬言要追查传谣之人。可有一次,我又挨打,被一位小姑娘发现,立即报告给刘佑东。他急匆匆地赶到,爬上天窗,望见我倒吊在房梁上,气坏了。居然大吼一声,一脚踢开门喊:“他妈的,把张紫葛放下来!”专案组长吓坏了,刘却像袍哥大爷,右脚踏在椅子上,拳头擂着桌子说:“你他妈凭啥打张紫葛?他在中央挂了号,你闹出人命,我向上面怎么交代?还以为我把他转移到香港去了。”

组长连赔不是,刘佑东冷笑说:“你的底细我还不清楚?我当过公安局长,把你送上法院还不易如反掌?”

组长顿时面无人色,扑通跪倒磕头,让刘救救他。可风水轮流转,刘却没想到在文革中,组长摇身一变,成了造反派,带人把四处躲藏的走资派刘佑东抓回校,关进了黑屋子。“狗日的可没少打我。”刘咬牙切齿,“往死里整。”

老 威:“你咋晓得刘挨整?”

张紫葛:刘自己讲的。1983年的某一天,我们在成都民院门外的一条街上狭路相逢,刘佑东一把扯住我,激动得发抖,“张紫葛!”他大叫,“我可差点见不着你了。”

我故意说:“我这条命还是您给的嘛。”

刘佑东一脸疑惑地盯住我反问:“你的命?我给的?是么?”接着又滔滔不绝地控诉文革,还牵我的手,去验证藏在衣裳底下的伤疤。我忍不住,就打断他,旧事重提。不料他还是一脸疑惑。

老 威:他毁了你,还装糊涂。

张紫葛:不太像。因为他听完我的遭遇,连声感叹,并且挺关心地问:“你真划了右派?还劳改了十几年?我怎么一点不知情呢?”

老 威:这戏演得太好了。

张紫葛:我一下子被噎住了,甚至怀疑是自己的脑子出了差错。这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呀,谁要较真,就一天也活不下去。

我右眼被打瞎的当晚,觉得平生最大的痛苦莫过于此,不仅是肉体上,还是精神上,都痛不欲生。勾践能尝粪便,韩信能钻胯,图的是将来的雪耻;可我身心俱废,为了保命,还得把承认自己反党的检讨双手奉上,自我定罪,永无翻身之日……

我绝望了一整夜,次日早起,匆匆赶到校党委办公室,当众推翻了昨天的“反党检讨”,指出那是在逼迫下胡乱写的。不料一下子炸了锅。几个钟头后,专案组的一个小伙子上门来,一把扯住我就开始泣不成声。我吃惊地问:“你咋个了?”还以为人家天良发现,就反过去安慰说:“过去了就算了,我不会计较的。”不料小伙子突然哇哇大哭:“咋能不计较呢,老张?我刚递了《火线入党申请书》,向组织上保证要把你‘帮助’成右派的,可一泡屎的功夫不到,你就出尔反尔。这一闹,我的入党计划泡汤了,人人都以为我欺骗组织。”

他伤心得捶胸顿脚,没完没了。我实在熬不过,只得再写一份检讨,成全了他。

老 威:您很有人道精神嘛。

张紫葛:覆巢之下,安有完卵乎?随着斗争的深入,众右派纷纷落马,至1957年底,运动已近尾声。1958年元旦,康生代表党中央临校视察,我的问题立马升级。除了享受极右的轮流执班看管,还有一个叫蒋仁峰的专职管我。

蒋与我住门对门,是个参加过八一南昌起义的老地下党员。有一天,他隔老远就大叫:“张紫葛过来!我要教育你!”我立即应声而至。蒋四顾无人,就在他家门口悄悄说:“晓得不?康生来校,让将右派名单拿出来,逐一审核,并且点着你的名字命令:‘这个家伙必须逮捕。’——看这个架势,你通了天,两三年回来不了。”

我懵懵懂懂地瞪着他,蒋又说:“你回去与你母亲话个别吧。”

我说不行。因为一层叠一层的通栏大字报封门,谁也不敢从此进出,否则损坏了革命大字报就罪加一等。后门也钉死了,我只能在群众的监视下,每天由指定的窗口翻越。一顶象征活坟墓的招魂幡醒目地竖在一旁。

老 威:什么时候了还守规矩?

张紫葛:蒋仁峰也这么说。并且让我从他家的屋后,猫腰穿过灌木丛。“明早7点钟,你悄悄去,天黑前回来。”他叮嘱说,“看母亲是人之常情,你怕什么?你要有决心活着回来,回到西政来!极左也不是党的政策——我以一个八一老兵的身份告诉你——这不是党的政策!”

我依计而行。大冬天,路灯没熄就赶车抵北陪探母。当时,我妈正在蜂窝煤炉上烤馒头给娃娃吃,一听敲门,不禁哆嗦;再一开门,魂都飞了——手里的馒头卜卜落地,因为右派逃跑,全家都得遭殃。

我妈没文化,但经历的事情多,还算镇定得快。一会儿,又有人敲门,我急忙钻床底,却是在西师当助教的弟弟回来了。

我把一些信笺和照片亲手交给母亲,却不忍心就此诀别。无奈之下,就点着一张放大的照片开玩笑说:“妈,留一个遗像给您吧。”母亲闻言色变,生气地瞪我说:“娃儿,硬扎一点,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接着又轻柔地拍拍我:“来,让妈给你洗个头。”

刹那间,我重返童年。因为自出娘肚,刮胎毛,到小学毕业前,都是母亲替我洗头。我曾经产生过逆反心理,闪着不让洗,她就追赶说:“啥时候找门媳妇,就用不着老妈动手了。”

老 威:当时您还没结婚?

张紫葛:哪里话,娃娃都四个了,在西师附小念书。前妻在高滩岩教小学,她还不晓得自己的教授丈夫问题有多严重,所以没来得及赶回。我妈替我一把一把洗完头,她叹气说:“娃娃,你的头发掉了不少。”我的眼泪涌了出来。十多年后,母亲去世了,其时我正在劳改,不可能送终。

我掐着时间,一步三回头地离家。因怕人认出,就偷偷摸摸地沿西师河边埋头赶路,刚拢蔡锷路下面的拐弯处,有只手突然拍我的肩,一惊回头,原来是吴宓——这一情景,我在《泪雨心香祭吴宓》里写过——他笑道:“我一早就望见你过去,料想你还会原路折回。”

来不及客套,他就问我的近况,我实言相告。他叹道:“毛公(指毛泽东——老威注)有负于天下书生啊!君不见明太祖时,不仅不能提相反的意见,连歌功颂德者也被怀疑其动机不纯。古今君王如出一辙,一网凭空撒下,不管鱼虾、黄鳝还是泥鳅,只要正好在网中的,都逃不脱。”

吴宓如此叮嘱我:“要学太史公,莫做三闾大夫。”许多年后,这话犹声声在耳,令我一再忍辱偷生,既不投江,也不服毒。

老 威:象古代即将发配的士子,拜别高堂,就踏实上路了。

张紫葛:有点这种滋味。因为我25岁当中国文学教授,做过宋美龄的秘书,还主编过《新疆时报》,新旧朝代都曾吃香。在反右之前,由于精通俄文,能翻译苏联教材,经常陪同苏联专家视察,所以身价很高。“屁股冒烟”,意思是坐小轿车的级别。转眼之间跌下尘埃,真不知“今夕是何年”?

老 威:此种遭遇也算个案吧。

张紫葛:运动如演戏,人人都是角色,所以我身上的戏剧性不算啥。西政有个地下党出身的老革命,叫孙某某,曾进军北平,做过全国首届政法委的法律起草组长。尔后因故连降三级,从最高政法委栽到省高级法院,然后再栽到西政任教务长。可就这么一个从政坛直线下降的书呆子,仍于某年某月某日在本校内礼堂作报告。讲着讲着,他便脱离了稿子,由着性情乱说:“反右运动的关键,就是分清龙蛇。你是龙,就借机升天;你是蛇,不识时务,就只有钻草……”

孙某某云里雾里讲得兴奋,从台上下来还左右打招呼,却不料礼堂外早有新出的大字报等着他——《把在党内潜伏很深的右派分子孙某某揪出来》。他傻眼了,怎么一下子就成了敌我矛盾?

老 威:这人还有点真性子。

张紫葛:所以要改造,并且把你一次次地改造,直到成为身经百战的革命骗子。我等不堪在日常环境里改造,就得改地方。1958年的1月19日,我被逮捕了。一场运动下来,被抓走的极多,而我却是西政第一个逮捕的教授。公安人员将我从家中押解出门,满路满操场都是人,而我满脑子想的是前一段登在《人民日报》上的党的承诺:“对右派不关不杀……”

经过教学楼,我把铐子举着走,将我“栽培”成敌人的刘书记正把脸贴在窗玻璃上看——我当时血气方刚,想以举铐子的动作促使他良心发现。

老 威:您我还算是先后牢友呢。

张紫葛:哦?

老 威:1990年至1992年,我因反革命罪在石板坡羁押。

张紫葛:就是石板坡北里的重庆市看守所?

老 威:对,一条溢满污水的臭巷子抵拢,大门就到了。

张紫葛:这么多年还没变化?

老 威:鬼晓得。也许设施更完备,墙更厚了吧。

张紫葛:过去分东庄、西庄和老庄,我押在东庄,这在国民党时期就是监狱,关押共产党政治犯。重庆有好几处这样的地方,从前关共产党,朝代一变,要么被当作革命传统教育的场地,向广大群众开放,例如白公馆、渣滓洞、烈士墓;要么继续作专政工具。50年代,蹲过国共两党班房的人多如牛毛,我还以为自己是漏网之鱼呢。

进门就一块敞地,公安人员把我掇进去,向里面的干部打个招呼就算交割了。因为一场运动下来,反动派太多,他们还得抢时间去抓其他的。

老 威:到底关押了多少?

张紫葛:两个楼都封闭着,不晓得。但我挤在犯群中候了三个多钟头,还不断有人被塞进来。洋铐越来越紧,最后钢齿都嵌入肉里了,我忍不住,就挤到桌边,把铐子举给一个女干部看。不料她说:“你享福惯了,还是自己担戴一点吧。等到你真进去了,恐怕又会觉得在这儿倒立着也比在里面强。”

我正不解其意,就轮到提舍房讯了。一男一女坐在桌后,男干部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西政。”不料对方骂道:“混蛋!你凭啥在西政工作?”我愣了,正要再次作答,对方却敲着桌子一字一顿说:“你只能说潜伏在西政,窃取了教授之职。还有你的帽子,不能这么正戴。取下来,对,就这么翻过来,里子朝外戴。既然是反革命,就要让群众一眼能识别清楚。”

简单的登记完毕,开始搜身。当众脱光衣裤,象帽子一样翻过来,一寸一寸捏每一段缝。口鼻耳﹑腋窝﹑肚脐掏检了,还把卵蛋仔细掐了数遍,最后命令“把勾子拱起”。无奈,我只好作狗爬,屁股朝天。那干部果然把两瓣肉掰开,用一根竹签捅了,再顺着股沟一路划下去。我当时臊得无地自容,因为此前的57年4月,我还充当俄文翻译,陪苏联专家以及任白戈书记前来视察过,当时由所长﹑处长等一干官员接待,狗日的一路点头哈腰,恭敬得比奴才还奴才。今昔对照,真是恍若隔世啊。

搜身毕,方闻一声断喝:“滚进去!”于是我反穿衣裤袜帽,举双手入第一道门坎。喊报告,声音因颤抖而太小,屁股被踢一脚;接着上楼梯,又挨一脚。我象被马蜂蛰了一下,在第三脚没降临前大叫:“报告!”结果还是被踢趴在地上。后来才晓得,给我下马威的是清洁班的红头犯,他们全来自公、检、法系统,被“运动”成罪人后,就送这儿洗心革面了。

专政系统的人被专了政仍然高尔一等,除了可以在监区活动的清洁班,号里的组长也由他们担任。组长下辖“清洁”和“学习”,算上层,替政府管理着几十个坏蛋。

我是独眼,加之监舍只有一个天窗,光线微弱,空气也不流通,所以我进房后就懵懵懂懂地靠着墙,适应了半天,周围的事物才慢慢从浑沌中凸现——一溜通铺抵拢拐弯,铺下是泥地,很潮湿。组长从犯群中鲨鱼一般浮出,命令道:“1143,你过来。”

我应声坐在湿地上,组长则坐在垫包上向我一一交待监规。我发觉当所有人都翻穿衣裤的时候,黄鳝泥鳅的确一个样了。

老 威:您没过手续么?

张紫葛:啥子手续?

老 威:就是挨打,或者花样翻新的肉刑。

张紫葛:那是后来的事,当时已人满为患了。我的号码是1143,没过三天我就听见有二零几几的号,这说明平常关几百犯人的看守所,已塞了2000多人,快爆了。接连两顿饭我都没吃,心事重,不觉饿。晚上吹哨点名,再吹哨睡觉,每人只有一尺宽,直挺挺地倒下去,手紧抱在胸前,否则手肘一放下,就侵占了别人的领地。我新进来,脚就蹬着大马桶躺着,尿胀了,先喊报告,得到口头批准,才一点一点起身坐便。

老 威:撒尿还坐便?

张紫葛:必须象女同志一样坐便,还得手把生殖器往下按,让尿贴着桶壁淌下去,出了任何一点响,都叫违规。我抵桶而眠,方便容易;而远外过来,就如探雷似的,每一步,都得往人肉缝里下脚。我感到梦里梦外均被屎尿给淹了。可夜半时分,却有一串尿滴溅到我脸上。惊醒之际,我不禁埋怨违规发梦癫的站尿者:“你咋搞的嘛。”不料组长闻声发话,反指我违规,叫站起来,没有口令不准躺下。我不服,双方一顶撞,清洁班就发现了,问明情由,批评了组长两句,又对我说:“1143,这是监狱,放下你的教授架子吧。”

第二天,组长乘放风,主动凑过来,叫我“张教授”,在那种环境下,真吓了我一大跳。他又自我介绍,叫刘某某,曾是西师外语系的学生。我不敢接受他的亲近,他却鼓励我说:“多锻炼身体吧,人才放在哪儿都是人才,运动一过,教授照样吃香的。”

老 威:还是一个知识分子成堆的地方。

张紫葛:清一色的右派。

老 威:是啊,总比刑事犯成堆的地方好。

张紫葛:惭愧。不过在那种环境下,我对刘某某还是存有戒心,他身上的恶习不比刑事犯少。比如放风上茅坑,他回回占先,然后才轮到其他人。有时他蹲坑时间长,后面的就遭殃了,收风哨子一响,连屁股也来不及擦,他却守在那儿配合政府催人。

老 威:够缺德的。

张紫葛:其实人挺复杂。刘某某后来判得很重。送劳改不久,他想不通,就给周恩来总理写信,企图鸣冤出头。岂料信尚未寄,就被“截获”,成为反改造的典型。开会﹑批斗﹑关小间,几经折腾,就奄奄一息了。几年后,我碰巧又与他同处一室,那是在某某农场,他戴着脚镣手铐,骨瘦如材。看在他从前尊重我的份上,我挺照顾他。有一个黄昏,他说他不行了,看那鬼一般模样,我不禁叹息说:“撑一下吧,喝两口米汤回回阳吧。”他摇头,几天没吃饭了还摇头。我凑拢他耳边劝说:“想开些。”他却说:“我想看一眼天。”我把他抱起来,朝上举,他的手臂都抬不动了,脑袋却伸向天窗,直到脸贴在铁栅上。他轻轻地哼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眼泪扑簌簌地下来了。我在下面叫唤:“刘某某,看够没有?”他却不理,继续念叨着一段独白:“在天的这一边,是毛主席、共产党;在天的那一边,是爸爸、妈妈和故乡。妈爸呀,毛主席呀,我没有对不起你呀!”说完身子一软,就咽气了。

这是平生第一回有人死在我怀里。

老 威:说不定这刘某某是个诗人。

张紫葛:我不清楚刘某某所犯何罪,但那年头死个右派反革命,根本不值得感慨。

老 威:您在看守所羁押了多久?

张紫葛:10个多月。

老 威:不算太长。

张紫葛:外头搞大跃进生产,里头搞大跃进审判。逮捕的人太多,十多平米的监舍,挤三十七、八人,到后来,挤五十多人,天气一热,人肉味薰得人晕乎乎的。晚上睡觉也由勉强平躺改为侧卧,每个人都如扁担,直挺挺、硬梆梆,连起夜回来都嵌不进去。在这种敌人激增的严峻形势下,大跃进精神是必要的,落实在政法工作上,就是草草审判,连姓名、年龄都从略不问,直接让你坦白罪恶,然后指出你的三种出路:枪毙、判刑、释放。任由选择,挽救的大门是敞开的。

在强大的宣传攻势下,每个落网者都土崩瓦解,自我坦白,并检举他人。有个湖南籍的小伙子,挖空心思,检举材料仍不上档次,竟狗急跳墙地指着某人说:“昨天放风时,我看见你对着墙外发呆,明明就是有逃跑思想!”而对方反唇相讥道:“你狗日的昨天不仅发呆,还直愣愣地盯住哨兵,盯住冲锋枪不放,足足有五分钟,可见想劫狱!”

老 威:真他妈乱套了。

张紫葛:太正常了,因为都不愿死在牢里,连累子孙后代。

老 威:此话怎讲?

张紫葛:如果你被枪毙了,或不明不白死在里面了,你的子子孙孙就将成为“血仇子女”——即与共产党结下血仇,世世代代打入另册,不得翻身。所以,每个人,包括我自己都这么想——再大的个人侮辱都忍了,但“血仇子女”却万万当不得。

老 威:绝大多数犯人都没犯死罪吧?

张紫葛:没犯死罪并不意味着你能活着出来。1958年大丰收,本来人人都能吃饱,但人人却去砍树、炼钢、搞运动,结果粮食没人收割,烂在地里,城头的商品粮供应也紧张起来。我先是在石板坡接受预审,4月份,又转到凤凰台的第二看守所。每天都是半饥状态,因为政府有话,如果让罪犯吃饱,就不肯交待问题了。凤凰台是一日两餐,麦麸加茄子。麦麸磨得太粗,有人饿急了,舍命胀,结果就拉不出屎来。要用手,用筷子,一点点往外掏。我比较理智,麦麸吃得少,可人却变得浮肿。盛夏天气,几十人的监舍只有一个天窗,空气和水都成了大问题,呼吸急促,挥汗如雨,每人每天只发一杯水,在可怕的窒息中,我们都渴望早日去劳改。

我总共经历了三次预审,第一次,我的罪名是“攻击共产党的领导不内行”;第二次,升格为“公然诬蔑”;第三次,就成了“阴谋推翻党了”。我想也不想,就一口承认,因为你稍一“抵赖”,审判员就起身要走,向外使个眼色……

老 威:啥子意思?

张紫葛:马上“挺起”呗。

老 威:不懂。

张紫葛:一种大跃进时期的肉刑。让你跪下,腰板挺直,四个人踩腿扯手,两个人用膝盖抵背,向后使劲掰肩。如此有节奏地“挺”几下,你就熬不住了。我亲眼看见被挺死过去的人,隔几个钟头,才醒转。原来这浑球被人检举:“人家喊毛主席万岁,他却叫红烧肉万岁。”还不认帐,结果一“挺起”,就喊爹叫娘地认帐了。

老 威:您还笑得出来?

张紫葛:我心里没笑,嘴巴却老嘻着,这是中国式的一种习惯吧。总之,肉刑较普遍,揪乳头,掏下身,还有,我不一一列举了。所以,最后就不用审了,我干脆要纸笔,照政府要求一一呈供。按法律格式,他们加上头和尾,就成了我自己的“起诉”和“判决”。

老 威:您真是破罐破摔了。

张紫葛:有个叫雷雨金的审判员,曾暗示我翻案。他先是打瞌睡,而后捏着我的供词说:“你真是个混蛋,敢欺骗政府!知道么,对自己的罪,过分夸大和隐瞒都是态度不老实!本来可抓可不抓,但为了教育大家抓了你,而你……”后面的话我记不清了,我听出他想救我,可当时,我实在不愿在看守所多呆一天。

终于庭审了。那天早晨,法警提我出牢房,空气突然变得意外新鲜,脑袋受不了,闷胀起来。一会儿,又提出一人,我定睛一看,竟是我在新疆大学任教时的学生汪志辉,现为四川外语学院的教授。师生两人铐一块,上囚车来到市中院的空坝前。我先解铐受审,审判长是中级法院著名的老虎判官。按程序,检察官念《起诉书》,把“肄业”念成了“肆业”,我出声纠正错别字,书记员反驳道:“就是肆业,啃了?真是反动气焰嚣张。”于是我此后除了回答是和不是,一律不说话。十几分钟后,过场走完了。

我回到空坝前,换汪志辉受审。不料更“大跃进”,十分钟不到就结束。我悄悄问他咋回事?学生回答:《起诉书》念完后,法官问——属实吗?我说——一派胡言。法官说——你有辩护的权利。我说——说了也当放屁。法官说——根据你在庭上的种种表现,可见《起诉书》上全部属实。我说——你们好话说尽,丑事做完。

延期几天,我和二三十人一道,候在一间小屋外等待宣判。本来我排在头里,里面却一直不叫我的名字。直到最后,我才喊:“罪犯张紫葛前来受审。”里面仍然无动静。我只好再报告,方听见低低的应答:“进来吧。”

法警出去了,就剩审判员一人,我一认,原来是我在西政的学生。她注视我一分多钟,表情凄凉地问:“怎么样?生活还行吧?”我嗫嚅道:“都过来了,还活着呢。”她起身绕过桌子,握住我的手说:“坚强些,相信以后您还会为人民做贡献的。”我暗吃一惊,这种举动可大大违规呀!

屋里暗,我感觉她呼吸急促。我想起她在西政反右斗争会上,态度激昂。她曾发言说:“张紫葛假正经,真反动。”而此情此景,恐怕师生都感慨万千吧。

按程序,本该由她宣读《判决书》,但她起个头,却读不下去。她将两页纸直接递过来说:“听清了,判15年,有5天的上诉期。”我会意地高声回答:“报告审判长,我不上诉,判得太好了。”

这是1958年的11月,天刚转凉。几天后,我就如愿以偿地投入劳改。

老 威:上诉期不是15天吗?

张紫葛:大跃进,各行各业的时间都依法缩短了。

补遗——

在初入重庆市看守所之际,张紫葛先生曾亲眼目睹其监舍组长刘某某“吃桶”,令人叹为观止。特补遗如下,也许对治疗种族健忘症有些微功效。他的叙述如下:

1958年1月19日黄昏,众犯于寒风透骨中列队开晚饭,由于我刚入监,心事重,暂无食欲,就在一偶旁观。所谓晚饭实为牛皮菜和包谷粉搅在一块的猪食,稀稀的一黄桶提出来,云蒸雾绕,我嗅一口就恶心欲呕,而众犯却直咽口水。桶中猪食晾在院中约1小时,才吹哨分享,一人一铜勺,施粥者边舀边抖,此时热粥也冷冻成冰砣矣。

大伙不及用筷,三两下便倒入口中,又滋滋卷舌舔净碗底,活生生一幅地狱图。眼看桶中已罄,我正准备转身回监,不料众犯仍无去意,均灼灼然死盯那饭桶。施粥红毛犯发问:“今天该那个吃桶?”组长刘某某应声而出:“该我吃桶!”

我愕然人非野兽,岂能将饭桶嚼烂吃掉?却见刘某某亮出右掌,把住桶沿,缓缓旋转,而后将收罗之余沥丝丝纳入嘴巴。掌过一遍,食指再过数遍,把个饭桶搜刮得虎虎生风,比精心擦洗过还要亮净。

众犯啧啧叹息,我也以为见识了“吃桶”之风采。可说时迟那时快,刘某某竟突然翻桶,底朝天稳罩在自己头上,杂技艺人一般边旋边舔,达三分钟。待充分展示了中国犯人的舌头卷食神功,方揭桶亮相,神定气闲,大有苞丁解牛,踌躇满志的气象。

正要列队回舍,有眼尖者却指出,桶耳内侧还沾有一点粥浆,这也是粮食,不能浪费。我不平道:“你这是骨头里挑刺,侮辱人格。”刘某某却二话不说,勾指直掏桶耳,还厉声教训我道:“毛主席说:‘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多吃一点粮食,生命就多一分保障,要活,使劲往下活呀。”

可几年后,刘某某却死于精神崩溃。

(未完待续)

(《民主中国》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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