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缘起:至2004年1月6日下午,对张紫葛先生的马拉松访问已进行了一半。阳光透过大学校园的林荫道,星星点点地飘洒着,我和上个世纪70年出生的诗人蒋骥一道,行色匆匆地赶路;而在另一端,张先生从午睡中刚刚醒来。

我们入楼上二层,按响了张宅的门铃。开门的是70多岁的石琼生老人,他自称是“学生”,经常在此照顾老师的起居——这大约是我见到的最老的一对师生了。

室内一派昏暗,拉亮日光灯,张先生一身蓝布中山服,正襟危坐于迎门的旧沙发。“廖先生?”他微笑道,随即我们紧紧握了手。

我介绍蒋骥,并提出给他照个像。张先生的胸脯触电一般挺直了,还摘下圆顶鸭舌帽。“状态不好,就不拍了吧?”他说。“拍也可以,不过不能发表出去。”

“为什么?”我表示疑惑。

“我的书上有正在创作的工作照,挺精神。”他说。“而现在的这身行头,像个倒霉的劳改犯。”

蒋骥识趣地收起像机,张先生才放松了。稍后说到激动处,还把帽子朝后直掀,露出宽阔的秃脑门子,身子也如充足了气,不倒翁一般左右摆晃起来。

我和蒋骥不由自主地交换眼色,感到很可惜。

张紫葛:四川省第二监狱在重庆南岸的弹子石,对外的招牌是某某某某信箱。中国所有的保密单位都以信箱为代号,其实类似掩耳盗铃,因为附近的老百姓都晓得那是啥地方,出产的是什么。

老 威:我也在二监呆过,知道里面的工种分翻砂、铸造、金工、钳工等。

张紫葛:造驱动﹑变压等各类大型电器,低成本高效率,很赚钱。当时还有女子队,做服装。

老 威:里面有几个大队,多少犯人?

张紫葛:大概有6个大队,每个大队辖4个中队,我估计内圈至少关了5000余人。因为我是教授,文化最高,被狱长封为大组长,管日常事务。同看守所比,算飞黄腾达了。全体犯人就一个大厨房,灶台之大,可以并排走两个人。一把锅铲长约四、五公尺,锅盖用绳子往房梁上吊……开饭时,一条木杠抬大半人高的粗桶,热气腾腾,桶跟前排一个中队,一长溜,起码有一两百人。

老 威:很壮观吧。

张紫葛:四个粗桶都抬出伙房,然后由小组到大组,层层上报到我这儿;而我又转身立正向管理干事报告:应到多少,病号多少,缺席多少,实到多少,请政府指示。于是上峰下令“开饭”,我这个高级传声筒又一个转身立正:“全体听口令!预备!开饭!”

四条长龙依令向前蠕动,无论食物干稀,每人一勺。稍后,上千张嘴在同一时刻吧哒吧哒作响,我举目望去,觉得在大学里也没如此威风过。有一次,大队长巡视盛宴,竟对垂手作陪的我感慨:“张紫葛,你他妈这个反革命教授,统领过这种饭桶部队吗?恐怕美帝国主义看了这排场,也会发抖的。”

老 威:这家伙挺幽默。

张紫葛:工农干部,没啥文化,却喜欢开玩笑。还有一次,他弓下腰去摸一个犯人的胸脯:“哦哟,多么资产阶级!还装假乳房!”没料到该犯反应贼快,竟投其所好地起立道:“报告政府,这儿是真的!”“是么?”大队长笑着又捏了一把,“狗日资产阶级吃得太好了,妈个屄”

老 威:当众耍流氓么。

张紫葛:大伙都笑得肚子疼,羡慕死了,那气氛如军民联欢。只有我们的管教干事马着脸,他是个长相清秀的小伙子,我私下取了个绰号,叫“普西金”。当时象普西金这样有文化的年轻人同大老粗有矛盾,我夹在中间,与大队长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有一回,两名死缓犯人借加夜班之机逃跑,与他们同一监舍的人均受株连,统统上手铐脚镣,打入小间。我是当晚总值星,几乎难逃劫数了,幸好我事先向大队长递了“死缓犯不宜加班”的书面报告。

两逃犯不久就被抓了回来,枪毙了。大队长借着这杀气腾腾的氛围,召集犯人大会:“你们晓不晓得外面的形势有多严峻?饿死了成千上万!连树皮、草根都弄来吃,或许还吃不着!而你们这些阶级敌人,都有基本口粮,至少有玉米芯子和土伏苓填肚皮。狗日的,身在福中不知福,还逃跑,拿我们党优待俘虏的政策不当回事!”

接着,他挨着点犯人组长的名字,命令发言。狱中发言自有先大道理、后小道理的流行套路,于是组长甲开腔道:“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我们……”

岂料话音未落,大队长却喝断:“马克思列宁教育你什么啦?不要脸的东西。来人,给我上脚镣!”

那倒霉蛋杀猪般叫屈,但70多斤的八卦重镣依旧叮当奉上。

组长乙在闻风胆寒中继续:“毛泽东思想教育我们……”

大队长照样拦截:“毛泽东思想教育你什么啦?给脸不要脸,来人,上脚镣!”

没一会儿,就有七八个组长被大铁镣钉住,直挺挺地趴地上。会场鸦雀无声,连一只苍蝇的嗡嗡也清晰得令人毛发直竖。

我浑身被冷汗湿透。终于,大队长喊道:“张紫葛!”

我立正答到。大队长又盯了我几秒钟:“轮到你这个大组长了。”

我再一次立正答是,连声音也哆嗦了。可普西金却瞅瞅手表,出面解围:“时间不早了,张紫葛,你明天再继续发言吧。”紧接着又宣布:“散会。”

大队长的脸色气变了,却不好当众发作。

老 威:一个普通干警敢为了你驳上司的面子?

张紫葛:我初入监狱时,狱长亲自召见我,认为我“在大风大浪中没站稳立场,但经过改造还有前途”。加之多数干事对我优待,所以大队长也不能太过分。

老 威:混得不错。

张紫葛:人在屋檐下,岂敢不低头?比如某个夏天,某个女干部坐在过道上纳凉,见我过路,就故意一摆腿,把拖鞋甩到大太阳底下。我就得闻风而动,窜过去捡起鞋,满面笑容地替她穿上。如果她再甩,我就再捡回来替她穿。

老 威:您曾经是为人师表的教授,咋沦落如此?

张紫葛:她也这样问,并且叹息:“张紫葛,你真的变了。”我心里说:“是变了,犯人就得逮住任何一个讨好政府的机会。她却叫我跟着进值班室,边吹风扇边问我还认识她不?我想了半天,又经反复提醒,才记起在几年前一次有苏联专家参加的舞会上,曾有个姑娘邀我跳了一曲舞,她说:”你那时多傲气多浪漫。“

往事如烟,如今角色掉换,该让我受宠若惊了。接着,她又逼我汇报当时的想法,为啥对她爱理不理的?我无言以对。她就优待俘虏,奖给我4个白面馒头和一床凉席。我已经大半年没吃白面馒头了,真是山珍海味啊。

后来,这事被大队长晓得了,就训斥我:“你这张好吃的屄嘴!”还要我交待凉席的来路。我没法子,带他去找她。她与他当我面吵起来。她说:“凉席不是我的,是张紫葛老婆探监送的,你想咋样?”他说:“张已交待,你违纪了。”她顿时火了:“我违纪?我又没把女犯弄出去睡觉!”

大队长下不了台,一跺脚转身就走。

老 威:她内心对你有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吧?

张紫葛:应该不是男女之情,因为我灰头土脸,又瞎了一只眼睛,而教授的风光已一去不复返。逢年过节,她总是命令我担任乐队指挥,去为舞会伴奏。一张顶天立地的幕布把乐队和舞池隔开,我站在中间,半边脸欣赏干部和家属们翩翩起舞;半边脸瞅着穿囚服的众乐手,指挥这些苦着脸的家伙尽可能把舞曲奏得热情似火。首席小提琴是个极右派,曾红遍大江南北,此时却像拉肚子一般,蹲在地上拉琴。曲名叫《共青团员之歌》,五十年代非常流行,大家伙一唱,就如共产主义马上在自己手中实现了。

在彩灯的辉映下,舞池里人越聚越多,下饺子一般,在沸腾中陶醉。有领导还赞叹舞曲太棒了,太鼓舞士气了。却没料到制造气氛的却是一帮被打下十八层地狱的牛鬼蛇神,并且泪流满面。因为他们从前都是革命青年,曾经反抗国民党的专制,还唱着歌,奏着乐去街头迎接解放,共产党、毛主席比爹妈还亲啊——我记得奏最后一支曲子,“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时,我都泣不成声了。

老 威:我可是一点感觉也没有。

张紫葛:时过境迁嘛。

老 威:你在牢里可一点没闲着。

张紫葛:改造嘛,就是折磨肉体,净化灵魂。不过总的来说,二监的管理还比较人道,算我的一段幸福时光。听说1959年庐山会议后,狱长因优待犯人,上了右倾的贼船,被撤职了。干部大调整,监内重犯,一部分发配到新疆,一部分送深山里烧硫磺,还有一部分,包括我,去了本地的华莹山。

那是1960年8月,监狱里先把死缓和无期犯人钉上大脚镣,押上密封车带走。而大队人马被武装押解着出了内圈,在一小门口排队。大门外的卡车倒过来,直抵小门,众犯被点著名,两人一铐,依次上货箱,如待宰的猪进了铁丝圈钉的笼子。

几千人的“活动监狱”按部就班地出发了。一天一夜,每个犯人的干粮只有两个冷馒头。从重庆南岸到北碚,只几十里的路程,却从清晨走到午夜。这是秘密转监,不能过大桥,众犯一下车,即被赶入两个篮球场子大的北碚公共体育场,几千人肉贴肉地立正报数,监狱政委登高宣布宿营纪律XX条,违者格杀勿论。

体育场的四周,巨大的探照灯交叉扫荡着,机关枪和哨兵更是时刻警戒。“卧倒”的口令一出,人们象被龙卷风刮过,呼啦啦地倾伏。山呼海啸中,身体压身体,宛如麦地的秋收,一排麦穗枕着另一排麦杆。大小便者,必须要在水桶粗的光柱中举手报告,经应允,方得起身,由几支冲锋枪指着,直线插入中间的小道,再由小道穿过持枪警察排成的走廊,抵达临时茅坑。沿途埋头快走,不准东张西望。

捱过五更,我才在饥肠漉漉中迷糊了一会儿。天不见亮,众犯依命列队,搭渡船过嘉陵江,再上囚车,抵三河坝。这时才每人发一个混合面馍馍,算开拔以来的第二顿饭。接着走毛坯公路,又窄又滑,汽车开不了,就换马拉大车。马不够,大队长就以押运为名,向老百姓强行征用,激起众怒,几乎与马夫打了起来。

到了华莹山脚下已近黄昏,坡太陡了,下巴朝天也望不着顶。这儿是个极大的煤矿,好象剥开一层薄薄的山皮,里面全是煤炭。煤质又好,亮晶晶的煤油浸得遍山都是。当晚就在山下露营,接管我们的矿部政委出面训话:“龟孙子们听着,这儿不比重庆,你们不是来享福的……”听这种口吻,众犯的心算凉到底了。

又饿又脏地蜷曲到次日晨,才吹哨集合;一人喝了一碗稀饭后,开始分队,认识新干部。这座山开了4个矿井,半山腰是3井,再往上,靠近山顶的地方是1井和4井,2井则高踞山顶。我被分配到2井。好几百体力稍好的犯人,把陡峭的山道爬了大半天,喘息方定,就跟“老犯”进洞实习了。

比生羊皮还硬的再生布工装套身上,头戴竹蔑条编的矿帽,背电瓶,顶矿灯,这就算全副武装了。我们跟着组长在黑洞七拐八拐,偶尔在脚步之外,能感觉到洞壁渗出的水和耗子的声音。我估计已钻了1000米,总之,已在山的心脏部位了。大伙在一块洼地停下,再鱼贯笔直向上,这是一个电钻打出的矿眼,刚好一腰粗,用木柴块子一层层垒架,成两三公尺高的人梯。众犯光着脚趾一下一下抠住木柴缝,手脚交替爬上去,钻进矿眼,在里面采挖。有时用电钻,有时手采。这矿很深,连一半都没采到,但犯人没任何安全保障。

采出的煤,用木轨和钢轨矿车运出去,一车500多斤,许多人刚开始推不动,可一旦速度快起来,就轰隆隆地呼呼生风,刹不住,就只好拼老命跟着车跑。这样很容易出事故,因为隔几分钟,又会有煤车冲过来,如果你跑不赢,后面的就直通通地抵上来。反应快的,一下子闪到旁边,擦层皮,伤条胳膊腿算走运了;反应慢的,咚地一声巨响,人就被车头车尾夹在当中,挤成肉饼了。

一年井下要死很多人。我熬了个把月,先挖煤装煤,后推拖煤车,整日神经绷直了。这儿同重庆天壤之别,从不政治学习,极右份子们碰面,也从不提过去。我们把罪行都忘了,只一心生产。偶尔有小组会,也是总结定额完成了多少。日、月、年,重重加码,完不成,口粮要扣,人还要被批斗,犯人和干部都对你拳脚相加。每日上班达11小时以上,一下班,人就疲做一滩烂泥。

在省二监时,因我个头大,体力甚好,能背250斤重的石头;但到了矿上,人软而易举就垮了。眼力也更坏了,我想如此下去,死了连尸骨也找不回来!

老 威:你们的生活条件咋样?

张紫葛:一个监舍关500到700人,后面靠墙,出门见山。一律通铺,众犯齐刷刷地躺过去,墨黑一片。因为太累,也缺水,莫提洗澡,大伙连脸和脚也不洗。煤油都浸进皮肉了,洗也白洗。在山上折腾过一段,或许你半辈子也洗不净,那种脏总是从骨头从梦里一股股渗出来。

山上的水含硝太重,涩涩地直冲鼻腔,不敢喝,所以水和食物等给养都是用索道吊上去,很珍贵。气候也太反常,冷,风大,夏季也穿棉裤,腰间扎绳子。夜里,穿堂风透过紧闭的门窗和瓦缝、墙缝、房梁,在监舍内冲荡,发出丝丝鬼叫。大伙睡觉前都搬条状石头压被子,人再蛇一般整个盘进去,作冬眠状,以免风将被子刮跑。

老 威:要活下去真难啊。

张紫葛:一年到头离不开火,所以按规定,一年必须调一次班。因为那种致命的阴冷、潮湿,没有血肉之躯能扛一年以上。我在井下干了个把月,每次下班都有绝处逢生之感。幸好有一天错班,突然撞上一个犯人,他从头到脚打量我一阵,问道:“老兄可是1143?”我答是,他顿时如江湖中人一般拱手唱个肥诺:“小人1958!”

这个1958跟我有一段孽缘,先是在看守所同关一个号。有回看电影受教育,众犯每人一小凳,坐了满满一操场。由于不准中途离场解手,加之白天放风时间太紧,大伙不得痛快,就只有不约而同地劈叉着双腿,抵着跟前的屁股屙尿。结果你抵我,我戳他,一根一根地屙下来,大伙的裤裆和鞋都暗暗地湿了。而当后面抵我,我又戳前头时,那小子居然一反众态地回头笑道:“你老兄的肾气太足,不但冲了我勾子,连我的脚也泡了个好澡。”

电影的内容早忘了,只记得1958回到号子,又一反众态,蹲下就屙。号里不准解手,大伙拉他起来,稀屎却流了一路。莫奈何,大伙就监督着他用棉裤擦干净,接着又批判他用棉裤擦屎的行径是浪费。

头一个月,大家认为1958很窝囊,总是使唤他,而他也总是应答:“1958听吩咐。”不料大跃进审判伊始,1958突然活跃起来。向XX干事立正报告:“1958请您亲自提讯,交待罪恶!”不晓得他交待了什么,总之几个钟头后,他一回房就成了组长。号里的原组长却被弄成了狱霸。

老 威:此人心机很深嘛。

张紫葛:但毕竟是熟人。救命稻草嘛,得一把抓住。当时1958已从极右的政治错误降格为乱搞男女关系,只有4年刑期;加之队上的书记与他在川东地下党时期是上下级,书记还是他的入党介绍人,所以他成了劳改犯中的红毛,很吃香。

1958念旧,去书记处一说情,我就不下井,在队部搞宣传了。

自由空间也大了,连去矿部杀猪分肉这种美差也有份。放翻一头猪,先分干部肉,我掌刀,1958掌秤,轮到书记,刮刺一刀下去,20斤打不住,却只算8斤。

其他干部也眼睁睁地占了便宜去,剩下的边角余料,才留给犯人打牙祭。

一次,书记带1958和我下山运粮,这是视我们为心腹了。我们抵溪口,拖个架子车去粮站,照单将一袋袋的米面装车,垒成了小山,然后拉过乡场,卸进一间小屋藏好。不用问,1958一使眼色,我就明白这是个黑粮窝子。当时生活紧张,外头到处锇死人,书记却克扣犯人的粮票,倒卖黑粮。

转眼一个俊俏的农妇进屋,直奔灶台淘米切菜。1958介绍,这是某某,又耳语:“书记大人的皮伴(姘头)。”并吩咐我生火。农妇见我老实,与我聊天,原来她是武胜县人,背着丈夫和书记勾搭成奸,以此赚些粮食,捎回家救急。

1958外出了1小时,提了块肉回来炒,四个人饭饱菜足。书记和农妇忙着亲热,我就跟1958去洗了个热水澡。当时的洗澡比而今的出国旅游还安逸,我坐在脚盆里搓了三四遍,油泥如蜕皮一般去了几层,仍觉不过瘾。1958连连催促,还嘲笑说:“搓烂臭教授的皮,下辈子做劳动人民。”

两人出了澡房,内有油晕,外有面貌,顿觉天高地阔,陶醉得跟神仙似的。踏着落日余辉,一路哼着改造小调回山,人啊,真是一个容易满足的动物啊。

老 威:祝贺您走上了社会主义康庄大道。

张紫葛:岂料好景不长,黑粮案东窗事发。不久,书记换掉,1958也下山了。我因澡洗得太彻底,混在大群一年到头不洗脸不洗脚的黑炭里,格外扎眼。我的体味也与众不同,因为犯人们上山后,天冷,活重,缺水,常常憋不住尿,每个人裆内都弥漫着较浓的骚臭。

由于面貌和体味,我因福得祸,被走马上任的新官留在了原地。本来按规定,病残和劳动力差的应该换下去。

老 威:您的眼睛……

张紫葛:是啊,我找到新书记,痛陈冤情:眼残,臭知识分子,不适合井下作业。书记只从牙缝里迸出一个字:“滚!”

这澡洗得我后悔莫及——我不仅被取消了红毛待遇,重新派井下;而且一年半下不了山。这期间,身边的犯人换了好几拨,我熬成了老犯。

老 威:我看过您的一篇回忆文章,您的命几乎就丢在井下了。

张紫葛:那次瓦斯爆炸,30个人,我是唯一从鬼门关逃出来的。

老 威:难以置信。

张紫葛:在劳改队,炊事班是老虎,狱医是老虎,而井下还有电老虎,就是专门给矿灯冲电的。关系好的就冲得足足,不好的就只充一点,让你在坑里瞎摸。那次下井的全是右派,其中有个探矿专家,他晓得矿灯重要,就仔细检查,结果电虽然充足了,灯却只有12个。专家说:“这咋行?拿人命开玩笑嘛。”

这个专家是个书呆子,每天上下班,他都要提醒我警惕瓦斯﹑冒顶等等,搞得人心惊胆战。他还曾向矿上写了有关安全生产的报告,却遭到全队批判,打得他满地滚。“这个贪图物质享受,否定毛泽东思想是精神原子弹的狗专家!”书记这样痛斥,并且把井下时间延长到14小时——也就是今晚7点钟入洞,明早9点出来,多快好省地完成采XX吨的任务。

刚入马门,专家又象往常一样,耗子般落在身后冲我耳语:“今天可能进得去,出不来。”我胆子一麻,就应道:“是矿灯太少?”他抠我的肩说:“走慢点,把耳朵竖起。”

一串人勾着腰,又深入了几百米,专家喘息着说:“听见瓦斯没有?”我说没有听见。他说再把耳朵竖起。开始爬楼窑了,众犯分成几组,组内又分工,顺柴楼钻入顶上矿眼的有两三人,电采,并把垮下的原煤刨出来;而留在顶下的人除了接着刨,就是持一长铁钎戳顶上的垮碳。煤太厚了,有时一戳就刮刺垮一大片。大家刚按部就班,专家又喘气了:“瓦斯叫唤了,真叫唤了!”我屏息一听,果然有卡卡声,就停下手中铁钎。组长说:“天天有卡卡声,难道就不劳改了?”专家说:“眼下的卡卡可不是以往的卡卡。”组长说:“有啥不同?”就抬手又戳下一片垮碳。专家急叫:“戳不得呀!戳不得呀!戳多了就会引起爆炸呀!”但是大家都七上八下地干起来,不理会他。专家一会儿拖这个,一会儿拽那个,象个疯子。组长呵斥道:“这戳不得那也戳不得,完不成任务谁负责?”

我却相信专家的话,毛骨耸然。卡卡声更大了,我相信每个人都看见窜起来的蓝火苗了。因为铁钎都不约而同地落了地。大约8点钟,我刚下意识地举钎一碰顶,瓦斯的尖叫突然震耳欲聋,与此同时,垮炭将我直冲起来,犹如连续的闷雷。柴楼象积木一般塌了,人与炭搅一块,从搂眼里直泻而下,我一屁股砸在地上,转瞬又随气浪翻起来,接着整个顶咣当盖下来。我昏劂过去。那一刹那,在极亮的光圈中,我看见了妈妈﹑老婆和几个娃儿的影子。

醒来时我已躺在井外的煤坝上。原来瓦斯爆炸引发大面积冒顶,埋了30个人在井下,惊动矿部,组织人力抢救,刨出来的却是一具具黑尸。你想想,花大半天刨出的30具尸体一溜摆在煤坝,全都血肉模糊,没鼻子没眼,壮观么?

埋人组出动了,从头开始抬,连席子也不裹就草草葬了。轮到我,刚好凑足30整数。不料我卜地吐口气,吓了人家一跳。有个熟人的声音说:“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活个屁,只剩张紫葛了,埋掉就完事。”熟人的声音说:“真的还活着!”另一个声音说:“是么,莫吓人。”熟人的声音说:“的确鼻孔还在动!”于是许多脚步跑拢来,七嘴八舌议论:“见鬼了!”“狗日的命太大了!”

狱医是解放前叛逃过来的蒙古国卫生部长,有两下子,翻眼皮一检查,就叫人抬我到队部烤火。接着遇见一个对我有好感的干部,命令“马上送医院”。

被我党判刑的前蒙古卫生部长护送我,徒步50里地,入住矿部医院。犯人医生尽力抢救,我才从鬼门关归来。又扛过了三个多月的黑痰期。

老 威:没得矽肺病?

张紫葛:黑痰一口接一口,比墨汁浓,两个月后,才渐渐淡了,咳嗽也没那么撕心裂肺了。幸好从小身体底子打得结实,倒霉前的生活条件也优越。

老 威:您是怎么渡过大饥荒的?

张紫葛:天照应吧。我有一肚子苦水没倒出来,上帝也不忍心我做个憋死鬼。在山上,犯人每天的定量是7两米,只够熬两餐稀涝涝的粥,趁热喝下去,屙两泡尿就没劲了。三天两头死人。1958下山后,我因得罪了炊事班,被诬蔑混吃混喝,消极怠工,粮食定量就叫扣去一半。这样一个星期,我就饿趴下了,想站起来,腿肚子就抽筋。胃里没一粒米,虚脱,正躺着等死,却遇见一个同情知识分子的干部。他悄悄塞给我一个冷馒头,并且提醒说,新书记与炊事班穿一条裤子,你先忍着吧。

可没过多久,炊事组长因偷肉案发,竟被愤怒的犯人活活打死,其他同伙也被整成残疾。我的处境又拨云见日了。

跟着经历了死里逃生。住院后,因会一点医术,就被留下来当中医。有一次,我跟一位姓冯的右派中医上山挖药,爬到中途,撞上埋死人,我们急忙躲在一丛茅草后偷看。只见七、八个人轮流用铁锹在山壁间掘孔,一会儿,孔渐渐扩大成洞,洞又扩大成一个穴。一堆人亮着枯柴样的膀子,干完这活儿,已累得不行,风箱般的喘息百米外均能听见。接着,一卷破席摊开了,为首的汉子从衣兜搜出一把尖刀,开始翻来覆去地割席中尸肉,屁股﹑大腿﹑小腿﹑肩背﹑手臂都剔了,再把整个生殖器官切下。最后,撬开嘴,另有两个人凑近帮忙,他们把死者的舌头一点点抠出来,齐舌根挖了。为首的汉子右手血糊糊地握住刀把,那死去的僵直的舌头黑红黑红的,在阳光下象一张扑克牌,不,象半截蘸了辣椒酱的黄瓜。那汉子还把舌头嗅了嗅,一笑,凄惨极了。大伙把被剔得七零八落的残尸塞入土穴,每个人都向里面扔了泥块,然后填石头密封了。

剩下的碎肉堆在席中,大家围着默哀一番,然后捡枯柴生火。人们吞着唾沫,井然有序地各捡一块肉,架在火上烤;待肉发出滋滋欢叫时,又撒上盐。肉终于熟透了,人们狼吞虎咽,每张嘴边都沾着一圈油和柴灰。一阵风把焦肉味吹送过来,很香,迷糊人心智的那种香,我和冯医生面面相觑,喉咙和肚肠均咕咕山响。神经起了一阵痉挛,那一刹那我们都忘了自己还是人。

肉吃光了,有人又蹲在火堆旁刨出黑糊糊的阴囊,捧在手中,边拍灰,边剥蜷缩的焦皮,白生生的卵蛋刚绽露,就一口下去。周围的家伙发出惊呼,手爪从几个方向抓来。可惜,拖着一条软筋的蛋已塞了一满嘴。

为首的好汉主持公道,才虎口夺食,把面目全非的生殖器切成若干块,每个人都尝了。“很大的补药呵!”有声音意犹未尽地叹息。

剩下的一条人舌头被高挂在远离火的树枝上,任呼啦啦的风吹得摇晃。待人肉晚宴告一段落,大伙才一起把目光转过去,听为首的汉子即兴创作以下这段祭文——

安息吧,某某某!很对不起。你是我们的同类,你先饿死了,也算为你的同类作了最后一点贡献。为了活着,我们不得不将你的屁股肉割下来烤吃;为了活着,我们还吃了你身上稍微有些嚼头的地方;我们还吃了卵蛋和鸡儿,这是很大的补药——为了活下去,我们不得不这样做,对不起了,某某某。

我们没吃你的内脏,人毕竟与饿老鸦还是有区别,你好歹留了全尸。

我们把你的舌头高挂,任你随便乱说,对风,对太阳,对我们,你尽可以把讴在肚里的反动话统统倒出来。你生前不自由,三两句话就当了右派,现在解脱了,揭帽了,死毬了。说吧,你随便反动吧,一直反动下去吧。

安息吧,某某某。我们再不会响应号召检举揭发你了,而且还要向你道声永别。因分享了你的反动肉,大家还要——向你鞠躬。

至此葬仪完毕。为首的汉子垫脚伸臂,取下枝头人舌,宝贝一般揣进裤兜。

老 威:这家伙该不会拿回家炖舌头汤喝吧。

张紫葛:冯医生讲,人舌可是灵丹妙药,不能晒,不能烤,不能焙,不能沾任何烟火气,否则就废了。正确的泡制方式是,晾除水气,用细麻绳缠于肚脐、后腰、大腿等贴肉处,以人的体温徐徐烘干。待其缩透变色,则细细研磨成齑粉。此为外伤奇效药,遇淌血、发炎、化脓之新旧伤口,捻上舌粉少许,不大功夫就平复了。

老 威:真是物尽其用啊。

张紫葛:那年头饿死鬼太多,估计这玩意不会缺货。

老 威:您是怎么熬的?

张紫葛:转来转去,又得提到1958.我充中医时,他又跟老书记“换防”到医院,任厨房和护理的大组长,比一般干部还有实权。1958对我还算照顾,但这家伙太邪,最后连我也看不过去了。

老 威:一个劳改犯能邪到哪儿去呢?

张紫葛:拿现在的行话说,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1958随书记换防好几处,几乎成了贴身跟班,他经常狗仗人势,搞犯人的家属。比如有一次,一位杨姓犯人的妻子赶了几百里地来探望丈夫,门岗不让见,1958就上前说情。于是夫妻抓住这难得的见面机会互诉衷肠,难舍难分了十几分钟。杨妻还把那年头比钻石还珍贵的一茶缸红烧肉带给了丈夫。

岂料探监毕,1958就对女的说:“天快黑了,我送你一程。”结果他在溪口的一间房里要强奸人家。女的反抗,他就凶相毕露地说:“你莫吼,一来吼也没用;二来对你男人的改造不利。”女的继续反抗,他又说:“你依我,我就给你10斤大米,还让你男人不受罪。”于是就得逞了。

老 威:这也太嚣张了。

张紫葛:更嚣张的是他还搞干部。有两位高级知识分子因营养不良住院,按规定,只能开半流食;一个20来岁的女护士出于同情,就擅自开了全流。1958一晓得,马上打小报告。那年月,这是立场问题,于是小护士被脱掉军装,押往矿部交待与反革命右派勾结的罪行。书记命令1958日夜监督,他终于逮住机会,在一个深夜把小护士给强奸了。为了封口,他给我拿了个白面馒头。

小护士来自知识分子家庭,了解我的背景后,就把种种屈辱私下说了。我安慰她,莫着急。她说不着急不行,1958还在死缠我呢。于是我找到了几个住院的少年犯,一拍即合,且群情激愤:“犯人可以日干部了,成何体统!”

过了几天,该发零花钱了,可事务长的公款却不见了。如此通天大事,立即惊动了院长和书记。命令搜查全体犯人,却一无所获。事务长说:“他妈见鬼了!”院长问:“都搜遍了吗?”解放军报告:“都搜了,除了他!”当时1958作为犯人最高头目,正耀武扬威地站在书记身后,见解放军指自己,还不服。院长说:“是犯人就没有例外!”于是1958被搜身,当场查出公款XX元。1958大叫冤枉,书记却扇过去一耳光。院长命令:“绑起来押往反审中队!”

此时,我与几个小贼对了一下目光,心里顿时明镜一般。

1958被突击预审,扛不住,就把书记贪污公粮的破事抖了出来;继续牵连,整个炊事班都成了贼窝。1958罪大恶极,差点毙掉;可接下来,他又戏剧性地被平了反。释放之际遇文革,参加造反,为XX工宣队员;再往后,他旧病复发,在野合时被一个女的杀了。据说那女的先骗他脱光衣裤,然后趁宽衣解带之机,把匕首捅进了他的心窝子。

老 威:善哉善哉。

张紫葛:死就死罢,悲惨世道那来“善哉”?现在我一闭眼,还常梦见1958,梦见被1958搞了老婆的杨姓犯人。这家伙,把老婆送的红烧肉拴在腰上,舍不得吃,只在馋得受不了时才拣两颗放嘴里,惹得同监犯人眼睛发绿。

姓杨的时刻警觉,连上厕所也带着红烧肉。蹲坑时,先捧在手心,感到不雅,才把肉缸放在一尺开外的地上。不料这一刹那的疏忽,肉就被人抓跑了。杨提起裤子急追,一路滴着星星点点的屎……

老 威:追上了么?

张紫葛:追上个鬼。姓杨的后来因一点小错,被扣口粮,只能靠麦麸充饥,结果憋出了大问题。送医院一查,确诊是一节硬屎卡住肠道,任凭什么药都化不开,只有开刀。本来是犯人医生的分内事,可值班医生XX却抢着来做,因为犯人的命贱,可以当试验品练手艺。姓杨的被送入手术室,但见XX大步流星地赶入,连白大褂也不穿,就吆喝犯医“准备家什”。姓杨的吓出一身冷汗,竟从手术台翻滚而下,连连磕头作揖:“犯人XXX,不够资格让干部亲自动手!”不料对方以毛主席语录相答:“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

姓杨的哀号无效,被举回手术台,几人按住打了全身麻醉。屠夫军医一意孤行,全然不顾犯医在旁边的不断比划﹑提醒。结果一刀下去,堵塞物没有逮着,倒把肠子给挑断了。

手忙脚乱﹑草草缝合后,军医扬长而去。姓杨的挣扎了三天,一命呜呼。通知家属,杨妻又风尘仆仆地赶到,哭得死去活来。幸好此时,玷污过她的1958已东窗事发了。

老 威:您在这种地方,可谓沦落到地狱底部了。

张紫葛:所以如《神曲》描绘的一样,我的命运又开始螺旋上升。刘少奇搞三自一包后,中央有精神,要对县团级干部、教授和共产党高知中的右派进行重新甄别。我被挑出来,送到四川简阳的平泉农场。这儿原是疗养院,现改为几千人的特殊农场。待遇极好。每人每月36斤粮,两斤菜油,两斤猪肉。我们在这儿养着,做些力所能及的体力活,全川3000多人集中一块,等待着揭帽松绑,重新安排工作。可天有不测风云,文革来了,刘少奇倒了,作为修正主义黑窝的平泉农场一夜之间就宣布撤消。1968年秋天,我又被转押到雅安的苗溪茶场。

老 威:您一个人么?

张紫葛:又是浩浩荡荡几千人。这儿横跨天全、芦山、宝兴三县,在深丘陵与大山区的交叉地带,是个劳改总队,下辖三、四十个大队,专用输电线长达500多公里。有规模很大的制茶厂。据说,从前这儿的原始森林望不到头,解放后全伐了,开辟成茶山。

平泉来的几千人象一把沙子漏入沙漠,转眼就没影了。大约有两三百人分在地势最低的XX队,统称为“新犯”,我虽有10年牢龄,也是新犯。当时正在学大寨造梯田,准备种旱作水稻,所以我们一来就投入挖土石方,垒宝坎(即石头砌起来的梯田边埂——老威注)。这是一面阴山,整日云蒸雾绕,湿气很大,人走在笔直的烂泥路上,得处处小心。我那阵儿不到50岁,虽然只剩下左眼,视力浑浊,却被当作强劳动力,派去挑土。我担起两百多斤的土石,右手柱一根棍子,战战兢兢在溜滑的陡坎上挪,不敢有丝毫偏差,因为脚边下去是200多公尺的深渊。

至今,我还梦见那情景,腿肚子一阵阵抽筋。有一个姓方的干事,看不惯我磨洋工,骂我死狗,还猛然从斜刺里踢翻了我的探路棍。我失去平衡,身子一歪,就同土石一道轰隆隆地滚下去了。那一刹那,我和在煤矿那次一样,以为报销了。我腾空而起,被抛出宝坎,在下坠的过程中,只觉得风声象一大片蛙鸣,透过身体,把内脏也变成向外蹦的青蛙。老娘和四个子女的影子一一闪过,我想叫声“完了”,嘴却张不开,直到嘭地一下,粪臭呛满了鼻孔。

原来有一辆粪车从坎下路过,这是三人拉的架子粪车,我恰好顺着飞入车上棺材大小的粪槽里,不偏不倚,连根毫毛也没伤着。不过臭粪四溅的壮观景象惊动了三山五岳,犯人和老百姓都奔过来,嚷着:“看空中飞人哪!”

我从粪槽坐起来,连打几个臭喷嚏,听见有人骂:“狗日的,屎泼了我一脸。”我连忙道歉,人们却纷纷避开。第二天,照常出工,我以坏了眼睛为理由,请求换工种,被方干事拒绝。

老 威:这样下去会出大事!

张紫葛:天无绝人之路。此时我的一个学生冒充我老婆来探监,文革中论派性,刚好管接见的陈干事与她同属一派。“亲不亲,阶级分”,她托她照顾我。于是,我被调到了集肥组。

集肥组长还提一双脚码子(鞋底带铁齿的防滑鞋套,山区专用——老威注)给我,称是我老婆送的。我穿上后,踏实多了。

当时劳改队同全国其它地方一样,两派互相打,今天你掌权,说不定明天我就夺权。比如整过我的方干事造反起家,不久就做了革委会主任,将参加过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场部政委弄成走资派,将关照我的陈干事搞成保皇狗。又打又斗又游乡,然后勒令加入收粪组,与犯人一起改造。

陈干事的腰被打坏了,连走路都艰难,我们私底下很照顾她,一见四下无人,就将政委和她抬着走。有次住在荒山野岭的农户家,就一间茅屋,里面除了一间大床,一张方桌,啥也没有。而热情的农妇却让我们歇床上,自己却在灶前蹲着。半夜,陈干事呻吟着,要解溲,就蹲在床沿,伸手让我拉着屙。床后是猪槽,两头瘦猪一闻响动就嗡嗡过来,以为喂食呢。

政委平时养尊处优,这回算真正见识了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的百姓,泪水不禁扑籁籁地往下掉:“唉,我们过雪山草地,打小日本,打老蒋,迎来的就是这种日子?社会主义几十年,还让人民过这种穷日子,作孽啊!我该挨斗啊!”

可没多久,政委就解放了,被一辆轿车接走了。

老 威:您的好日子有望了。

张紫葛:无望,方干事还掌权,他派了个姓苟的犯人心腹监视我们。姓苟的是个强奸犯,想打陈干事的主意,却有袁组长碍眼。袁组长是个血性汉子,有一次拉粪车,路滑坡陡,恰巧又遇见方干事。姓方的嫌爬坡累,就骑高头大马一般坐在车头上,吆喝着让我们拉。袁组长体力强,把中杠,我和陈干事一左一右,拉边飞。遇特别陡的长坡,三个人的脑袋一齐点地,背脊绷直了,只见那大颗汗滴毛虫一般钻透衣裳。袁组长喘着气请求:“方主任,您就下车走几步吧,上完坡……”可话音未落,头顶的杠子就下来了,并且在三人头上,崩崩崩连敲数下。我见打得狠了,就一躲闪,车把卡地一歪,就将陈干事撬滚到坡下,袁组长也差点被弄趴了。

姓方的还不下,袁组长火了,就抬手夺过杠子吼叫:“我他妈一杠子干了你,大不了填命!”

姓方的顿时面色如土,乖乖下车。几人一路无语直奔场部,姓方的马上召集干部会议。袁组长晓得闯祸了,就亲手把自己在伙房存了一年多的油渣端出来,按收粪组人头,分成了29份,让大伙共同打顿牙祭,然后一一抱拳诀别:“今天我得罪了姓方的,肯定没好下场。大丈夫死则死矣,本无遗憾,只可惜栽在一个祸国殃民的小人手里!”接着,又向方家走狗苟某呸了一口:“油渣很香,可没你的份。”

话分两头,这边厢群情黯然,那边厢干部会议已结束,狱警荷枪实弹地出动。黑屋的门也森然洞开,一付百把斤重的脚铐哐当抛在门外。袁组长主动向前去,而陈干事正在另一群人中挨斗,交待罪行……

可说时迟,那时快,一辆吉普车拐过坳口,疾驰而来。姓方的刚杀气腾腾地露面,吉普车就猛然刹在他跟前,随着跳下三个军代表,宣布对农场实行军管。

姓方的一下傻了,他的领章与帽徽也被撕了下来。而正躺地上装死狗的陈干事初闻喜讯,若痴若狂,竟手脚并用,一跃而起,连连高呼:“毛主席万岁!”

眨眼间乾坤倒转,姓方的及一帮走狗均被专政;而陈干事被结合为军管小组成员,袁组长和我也跟着扬眉吐气了。

陈干事把我当残疾人照顾到草鞋组,这儿有三个瘸子,一个双腿断了的瘫子。都是知识分子,相依为命,从此日子就顺多了。

1973年7月,我刑满出狱,回到重庆,在西南师范学院继续管制劳动4年。此时,母亲已去世,前妻早离婚,我靠基本生活费过活。直到1978年,中共中央下达了给右派平反的55号文件,我的政策才得到全面落实。

1979年2月,我重回西南政法学院,任中文教授;稍后,双目全部失明。

(完)

(《民主中国》200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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