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之春》编者按】严晓新是民运的忠诚战士，曾任民阵德国中部主席，民阵民联德国分部监事会主席，九三年民联、民阵联合大会代表。严晓新生于一九五九年十二月二十七日。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四日，严晓新在下班的路上遭遇车祸，不幸罹难，时年仅三十四岁。十一月十一日，严晓新的生前好友四十多人在德国杜塞尔多夫市为他举行了追悼会。本刊特发表严晓新的生前知己、前全德学联主席钱跃君的回忆文章，以志悼念。严晓新的妹妹严晓天希望，朋友们先不要将噩耗告诉他的父母。
一
正好一位相别多年的朋友来访，两人对酒聊天，纵谈往事，难得有这样一个清静的夜晚。电话铃响了，夫人慢腾腾地去接电话，只听“哇”的一声，接着又是“哇！哇！”几声。吃错什么药了，这么大惊小怪？几分钟后她推门进来说，严晓新死了，被车撞的。就如五雷轰顶，我被这突如其来的噩耗怔住了。接着，天琪、汉安、胡波、吴远、蜀宗……一个晚上，许多当年学运时代的朋友都来电话询问。
我不相信这是事实，我希望这是一场噩梦。想和晓新的妹妹联系，手头却没她的号码，于是再想试一下晓新的电话，或许她就在晓新住处。一个电话拨去，没人接，“嘟嘟”两声后，传来了电话录音机的声音：
“我是严晓新，现在不在家，有事请留言。”
多么熟悉的声音！这些年来，每回和他打电话，都是传来这熟悉的声音，我总是向他的电话机开玩笑说：“平时听你说话结结巴巴的，怎么电话里说得这么流利。”一听是我的声音，他马上就拿起电话：“请—你—不要诽—谤我。”
如今人去楼空，天地两茫茫，只有他的电话录音机里，仍留下他生前熟悉的音容。极度的悲痛一下涌上心来。多少往事，一夜内成了痛苦的回忆。
二
我与晓新打交道打得最多的是年年“六四”。
第一回是九一年，民阵委托他组织科隆大教堂前的“六四”活动，我也帮着做些事。印象最深的是他让我写几幅标语，要求一定要大，大得能镇住中国政府。于是我赶到城里买布，裁好几段后摊在大厅里就“练”起字来了。写完后带给他过目，还算满意。那次标语用完后他没舍得扔掉，找了一个包放起来。于是，每回遇上“六四”或其它抗议活动，他总是背着包到处闯荡，直到今年“六四”用完后他对我说，现在你有车了，带起来比我方便，我背了三年，先在该轮到你了。
没想到，这就成了他留给我的最后遗物，或许也是他留给我的一份寄托，留下他对“六四”死难同胞的一份心意。
第二回是九三年“六四”。九二年“六四”时德方新闻界一份讣告都没发，为此我在一次学联研讨会上说了几句不满意的话。没想到言者无意，听者有心，晓新三月份就跑到我家，说他愿意出面组织这年的“六四”讣告，只是经费没落实。这年头有人出来做事就很不容易，我当然全力协助。几星期后正好国际人权协会在法兰克福附近召开年会，来函邀请我参加，我立即打电话给晓新，经费有着落了。年会当天，晓新搭车赶到法兰克福。利用年会间隙时间，我们约了人权协会秘书长谈了不少合作项目，其中首先就是“六四讣告”，人权协会当即同意讣告的一半费用由他们出。此后在各方努力下，又募得了另一半费用，这才算促成了九三年《法兰克福汇报》上的“六四”讣告，其中凝聚了晓新几个月的心血。
今年的“六四”活动尽管不是晓新筹备的，但他还是一大早就赶到了学联总部，为了让参加研讨会的学生知道，今天莱茵河对岸的使馆门前还有绿党、国际特赦、德国民阵等十几个团体组织的“六四”五周年集会。一位学生利用研讨会的间隙时间发了一下传单，没想到居然被学联方面阻止。我一气之下向学联表示，从此以后我与学联一刀两断！晓新马上把我拉开，说对学联只能慢慢来，这些传单就交给我来发吧。一小时后晓新也到了使馆门前，对我说：“你何必这么急，等研讨会又开始后，我再慢悠悠上去发一圈传单，看谁还会上来阻止。”
这些年来，我们从没想到给对方寄上一张生日卡或圣诞卡片，但年年“六四”，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无论学业或者工作多么繁忙，我们都相聚在波恩的草坪上，凭吊我们心灵中极其神圣的一天。
明年“六四”。波恩的夕阳下将少了一个熟悉的身影，朋友们的心里，却多了一重凄凉的悲意。
三
晓新对民运投入得很深，不仅在组织上（他曾担任中德民阵主席，全德民阵监委主席），而且也在理论上下功夫。前期是研究非暴力问题，从印度的甘地论证到南非的曼德拉，在《中国之春》上还发表了他的“研究成果”。苏联政变失败后他又开始对叶利钦发生了兴趣，研究中国是否缺少一个叶利钦，还翻译了一本叶利钦传在台湾出版。每回见面，不是谈他的甘地就是谈他的叶利钦，经常深更半夜还来一个电话，问我对这几天苏联发生的事件有什么感想，于是给我上一节政治课。有一回我向他介绍说，《法兰克福汇报》每周六都有“经济与社会”专版，这里的文章值得一读，不意他马上就订了《法兰克福汇报》，此后与他交谈又多了一个话题。可惜我介绍别人读，自己也不常读，于是又成了他的学生。
去年年初晓新又跑到我家说：想利用复活节邀请在德的各路朋友来我家一聚，谈谈中国的现状和未来，只是要麻烦我做饭了。结果接到他发出的邀请函，却是以我的名义。过后问他，不是说好以你的名义，我只是做饭吗？他笑了：当然要借你的大旗了。复活节那天一下来了十几位朋友，晚饭后大家讨论得七嘴八舌，最后大家说，尽管是“聊天”，还得找个主持人，于是晓新当选。晓新作了简短的引言后，接着一个个举手发言，一次小小的家庭聚会，既热烈，又神圣，从国内的社会变迁，一直到留学生的现状。
晓新总是这样充满兴趣，充满活力，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好象明天的中国就应当是一个和平民主的中国。他是带着一颗纯真的心离开这个世界，他所憧憬的中国，有人说已经实现，有人说还漂浮在遥远的天际。
四
今年夏天，为工作事去科隆，顺道去杜塞尔多夫拜访晓新，晓新在电话里说，知道你很忙没时间，只是把你本当在家吃饭的时间挪到杜塞尔多夫吃饭就是了。盛情难却。但我说就在家里做点便饭就是了，他满口答应。不意一到他家就把我拉到市中心的北京烤鸭店晚餐，说他一个单身汉要做三个人的饭不是要折磨他？一坐进饭馆他就问我要点什么前餐，我说就免了吧，他马上板脸，你这是怎么了，于是代我点了一个大虾。这些年来，晓新为民运化去了许多钱，有时一个月的电话费就是上千马克。但他对自己的生活却非常勤俭，拿到驾驶执照一年多了，连一辆旧车都没舍得买，这回就是他在下班路上赶地铁时酿成的不幸，如他有一辆车，或许会是另一个结局。
晚饭后我们又一起在莱茵河畔喝酒、散步，谈国内变革、谈学联、民阵，也谈他个人生活。那次才知道他有一个德国女朋友，我们这位独往独来的晓新也有一个伴了。我还说，下回再来杜塞尔多夫，一定得把他的女朋友带来看看。
与晓新的最后一次见面是今年八月中旬，那天他借了一辆车去使馆延护照，不意被拒绝，一气之下就闯到我家。他一进门我就说，咱们先喝几杯酒，再谈事，酒至半酣，我向他介绍了护照事件的前因后果，他听得愣住了：“你这不成了使馆的看门的了。”我说是啊，上使馆不先到看门的那儿去报个到，能不碰壁。晚饭后他建议说，咱们人权的事要关心，股票的事也不能忽视，不如今晚约绍生喝酒，听他侃侃美国的股市行情，于是我们又驱车赴法兰克福，与绍生在一家酒店痛喝当地盛产的苹果酒，海阔天空，直到半夜才回住处。次日我起床时，他已离开我家回杜塞尔多夫了。当晚又来电话，说他的洗刷用具忘在我家，不过不用寄回，明年春天还要来我家喝酒。
没想到，这一去竟成了永别。明年春天，我在地球的这边，他在云天的那头……
五
我和晓新从来也没有称兄道弟过，但我们却同道了一场，共事了一场。整整五年了，在这现实生活中，朋友比比皆是，道友却寥寥无几。
我们曾在春日的河畔散步，曾在深秋的月下饮酒。如今，他却忽然消失在这茫茫的夜色里，留下那远山萧瑟的风，绵绵的雨。
我不知道，晓新是怎样度过他生命的最后一刻的。他匆匆地离开了这个世界，却给活着的人留下了无限的伤痛，无限的怀念。
秋风秋雨哭秋叶，何年何日再相逢。
一九九四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于德国
（《北京之春》1995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