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因斯坦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为探索科学真理奋斗终生。同时,他又是一位热切关心人类事务、有强烈社会责任感的世界公民,他一生所发表过的关于社会政治问题方面的言论比科学论文还要多。爱因斯坦说过,他的科学探索使他成为“一个信仰理性的人”(a believing rationalist)。事实上,贯穿他的全部社会政治思想言论的,也正是这种理性论的信念。

爱因斯坦经历了人类历史上仅有的两次世界大战,他一生不遗余力地为世界和平奔走呼号。他愤怒地目睹三十年代德国纳粹的兴起和五十年代美国麦卡锡(McCarth y)主义的猖獗,号召人们起来同反民主的法西斯逆流抗争。一九三三年他谴责了刚上台的纳粹的暴行,他的挚友冯·劳厄(Max von Laue)写信劝他对政治问题要采取克制态度,他斩钉截铁地回答:“试问,要是布鲁诺(Giordano Bruno)、斯宾诺莎(Spinoza)、伏尔泰(Voltaire)和洪堡(Humboldt)也都是这样想,这样行事,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怎样呢?我对我所说过的话,没有一个字感到后悔,而且相信我的行动是在为人类服务。”二十年后他在接受一个人权奖时说:“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为是非常恶劣的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了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一个在科学创造上有伟大贡献的人,对待社会政治问题又如此严肃、热情,历史上没有先例。

本着这种精神,爱因斯坦对中国人民所受的苦难怀着深切的同情。一九二二年他赴日本讲学,来回途中在上海逗留了三天,他感受到,中国民族是地球上最贫困的民族,他们受着比牛马还不如的残酷的虐待;但这是一个勤劳的、顽强的民族。一九三一年,日本军队侵占中国东北三省,他一再向全世界各国呼吁,对日本采取严厉经济制裁。一九三二年十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爱因斯坦和罗素(B. Russell)、杜威(J. Dewey)等人联名致电蒋介石,要求释放陈独秀。一九三七年三月,为声援被国民党政府拘捕的七位主张抗日的知识分子(“七君子”),他和杜威等十六位美国文化界知名人士致电中国当局,要求要重言论自由与结社自由。

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一九一九年开始在中国有大量介绍,特别是通过一九二零年罗素来华讲学,在中国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至于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思想,则是一九三七年才开始在中国传播,那是通过爱因斯坦言论集《我的世界观》(Mein Weltbild)的中译本,译者是一位曾经留学法国的物理学教授叶蕴理,是根据一九三四年法文译本转译的。全民抗战的热潮正在形成,因此,它的出版似乎并未引起知识界的注意,至少报刊上没有一篇评论文章。我有幸买到一本,并在上大学前(一九三八年)认真地读了它。它启迪我的心灵,引导我思考人生基本问题,其中许多至理名言令我终生难忘。例如,他在一九三二年所说的:“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国家的最高使命是保护个人,并且使他们有可能发展成为有创造才能的人。”“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当作国家的奴隶。”这种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论点,同我从小所受的教育正好相反,而且直接冲击了当时国民党政府所提出的“国家至上,军事第一”的口号,使我思想豁然开朗。

体现这个文集主题思想的、一九三零年发表的文章《我的世界观》中,爱因斯坦庄严宣告:“我的政治理想是民主主义。让每个人都作为个人而受到尊重,而不让任何人成为崇拜的偶像。”他发现了一条重要的社会规律:“强迫的专制制度很快就会腐化堕落。因为暴力所招引来的,总是一些品德低劣的人,而且我相信,天才的暴君总是由无赖来继承,这是一条千古不易的规律。”这同英国历史学家阿克顿(Lord Acton)的名言“权力趋向腐败,绝对权力绝对腐败”相得益彰。他痛恨压制个性的军事制度,发人深思地指出:“一个人能够洋洋得意地随着军乐队在四列纵队里行进,单凭这一点就足以使我对他轻视。他所以长了一个大脑,只是出于误会;单单一根脊髓就可以满足他的全部需要了。”读到这些发聋振聩的精辟论述,我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撼。可惜不久,我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觉得爱因斯坦的社会政治观点同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格格不入,不得不把它搁置一边。直至三十年后经历了民族几次大灾难之后,我才醒悟到真理是在爱因斯坦这样的“资产阶级民主个人主义者”这一边。

看来,爱因斯坦《我的世界观》中译本的出版,在中国一直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象我这样从初中起就崇拜爱因斯坦,以后又立志学物理的青年人曾经一度为它倾倒,恐怕是为数极少的例外。在我求学的大学里,我从未听到教授和同学谈论过这本书。这显然主要是由于长期的战争环境和一九四九年毛泽东发动的对“民主个人主义”(即所谓“旧民主主义”)的批判。

可是,五十年代初,中共党报《人民日报》不时报道爱因斯坦谴责美国对内侵犯公民权利的恐苏、恐共歇斯底里和对外扩军备战政策的言论,这虽然是冷战和朝鲜战争时期出于反美的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但爱因斯坦作为一个主持正义的和平战士和人道主义者的形象,逐渐为人们所认识;尽管当时也有一些出版物仿效苏联,咒骂爱因斯坦为“反动”。一九五五年爱因斯坦逝世时,周培源和我都曾在报刊上发表悼念长文。我在文章中特别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五三年给一位受到美国众议院“非美活动委员会”传讯的教师的复信和一九五四年对“保卫公民自由非常委员会”提问的回答。

可惜好景不长,随着对知识分子整肃运动的加紧,和平主义和人道主义都被扣上“反动资产阶级”的帽子,遭到了无情的批判。“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期间,还出现了历时八年(一九六八—一九七六)的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爱因斯坦被说成是“本世纪以来自然科学领域中最大的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他的相对论是阻碍科学进步的“一面黑旗”:“他一生三易国籍,四换主子,有奶便是娘,见钱就下跪。”运动气势之凶猛,用心之险恶,与二十年代和三十年代德国两次反相对论和反爱因斯坦运动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不过,这次官方发动的批判运动,在学术界并无多大市场,多数科学家采取了抵制态度。

“文革”刚结束,我和几个朋友合作编译的三卷本《爱因斯坦文集》(编译工作开始于一九六二年)就陆续出版了,在学术界引起了相当大的反响。这个反响是对批判爱因斯坦运动的彻底否定。《爱因斯坦文集》的出版也引起了正在发动一次思想解放运动的胡耀邦的注意。一九七七年他曾向青年工作干部介绍这个文集,说他自己读了受到很多启发。一九七八年他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长时,曾建议组织部的干部阅读《爱因斯坦文集》。这表明胡耀邦不同于中共历来的领导人,他爱读书,能够接受新知识和新思想。正因如此,他不见容于中共元老,一九八七年终于被迫下台。

一九七九年二月北京隆重纪念爱因斯坦诞生一百周年,纪念大会上周培源作了长篇主题报告,对爱因斯坦的科学贡献、哲学思想、为人品德和历史地位作了全面的论述和评价,第二天报上摘要发表,对全社会产生了影响。这个报告是由我帮助周培源起草的,讲稿中我特意引述了爱因斯坦一九四九年的论文《为什么要社会主义?》结尾中的一段话:“计划经济还不就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本身可能伴随着对个人的完全奴役。社会主义的建成,需要解决这样一些极端困难的社会政治问题:鉴于政治权力和经济权力的高度集中,怎样才有可能防止行政人员变成权力无限和傲慢自负呢?怎样能够使个人的权利得到保障,同时对于行政权力能够确保有一种民主的平衡力量呢?”这段话在报上一出现,北京西单民主墙立即有了反应。当时西单民主墙最有影响的刊物之一《四五论坛》,于一九七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出版的第六期首页上,以“爱因斯坦给予我们的伟大启示”为题,全文抄录了爱因斯坦这段话,并引述了周培源报告中的有关评论,在《编后记》中,还发了这样的感慨:“恐怕谁也没有料到现在社会主义的实际命运,竟在三十年前被一位自然科学家如此准确地预见到了。”此文作者、《四五论坛》主编徐文立,二年后以办“非法刊物”罪名被捕,被判了十五年徒刑,直至一九九三年才假释出狱。

一九七九年的纪念活动,使爱因斯坦在中国几乎家喻户晓。以社会政治言论为主要内容的《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也在那一年出版,使人们对爱因斯坦一贯坚持的关于民主和人权问题的见解有比较全面的了解。而这个领域,在中国长期来是个禁区,不允许公开讨论,现在以爱因斯坦的声望和他所特有的感召力冲破了这个禁区,使人们开了眼界,也开了心窍。因此,这一卷的《爱因斯坦文集》特别受到青年知识分子和大学生的欢迎,成为他们的民主启蒙读物。八零年代中期,报上曾公布当时大学生爱读书籍的调查,《爱因斯坦文集》名列其中。可以想见,一九八零年以后多次出现的中国学生民主运动,多少存在着爱因斯坦的影响。八零年代在青年学生中间有很大影响力的天体物理学教授方励之,就是爱因斯坦思想的得力的传播者。在中国知识分子心目中,爱因斯坦不仅是伟大的科学家和思想家,同时也是不屈不挠的民主和人权的斗士。爱因斯坦关于民主和人权的许多精辟的见解,在中国实现民主化的艰难而漫长的斗争历程中,将始终是一个持久的推动力量。我们将永远感激他所作出的光辉的榜样。

(《北京之春》1995年2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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