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0日,美英联军攻打伊拉克,在国际上引起一股反战游行浪潮。没有游行权利的中国人不能公开参加进这场反战浪潮,但在网络上可没消停。大概由于没有劳动脚力的缘故,网上的争吵日前已远远超出了“反战、拥战”的范畴。有些人竟把拥护还是反对打击伊拉克演变成了“爱国、不爱国”的激辩。而且,凡是不表示反对美国的都被质疑是否爱国、是否汉奸。

中国人为什么有那么强烈的反美情绪,又为什么把是否反美同是否爱国联系在一起?一个远在中东的多国战争同是否热爱中国有多大的关系?实不知八十年代以来,政府的教科书给新一代灌输了什么东西,使得青年人如此地仇美,民族情绪如此地极端,爱国激情如此地狭隘。而一切极端狭隘的情绪都在爱国的掩盖下大行其道,爱国成了现时中国年轻人最爱谈起的话题,很多人把爱国视为人类与生俱来的权利和资格。坦率地说,在民主国家,爱国是每一个公民的平等基本权利,人人有资格,但是在一个独裁专制的国家,情况恐怕就完全不是这么回事了。专制国家是否人人都有爱国的权利?这很值得商榷。

为什么?因为民主国家的公民享有平等的权利,而专制国家是属于专制者的,专制者不允许受其奴役的国民拥有对国家事务的选择权和决定权。倘若专制国家的属民不明白这一点,那厄运当头就不可避免了。

我斗胆向网络上的青年人提出了这一关于“爱国”资格和权利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我被视为汉奸卖国贼,各种充满爱国激情的大批判文章纷至沓来,某位飒爽英姿的小MM怒气冲冲地质问我:爱国难道还需要有资格吗?

这话问得真好。十四年前,我很年轻时,我也曾经问过自己:爱国需要有资格吗?我问了自己十四年,我思索了十四年,十四年的时间越来越让我坚定地认为,在中国,爱国的确需要有一定的资格和特殊的权利。这个观念如此坚定、不可改变,因为这个真理中浸透著几代人的鲜血。

上上世纪,几个“臭”文人要爱国,要强国,要抗衡列强,变法搞得轰轰烈烈。为了爱国,就不可避免地要触及某个小集团的利益,结果就有了对变法的质疑,当这种质疑传到太后老佛爷的耳朵里的时候,老佛爷问了这样一句话:变法对大清有什么好处?身边人实话相告,变法对大清有好处,对朝廷没有好处。

老佛爷听罢轻轻吐出一句话:那就不变。只这一句“不变,”就要了几个爱国者的小命。北京菜市口六颗人头咕噜噜落地。老佛爷以这六颗人头向中国的百姓宣示:国家是大清朝廷的,不能任由你们胡来。说白了就是一句,想爱国,你没资格。此后,一个俗语流传于坊间:莫谈国事。

谈国事尚无资格,爱国资格从何而来?偏偏中国人就是不长记性,“莫谈国事”流传三十几年,还是没让中国的下一代明白爱国要有资格这个道理。民国二十五年(注意是民国而不是大清国)三月十八日,又一班毛头青年走上了北京的街头,他们向当时的民国政府请愿,抗议八个列强的无理通牒,结果,民国政府段祺瑞执政派军队对他们大开杀戒,四十几个毛头青年倒毙街头,其中包括一个叫刘和珍的自命不凡的小MM,陪著她躺下的还有另一个叫杨德群的同样自命不凡的小MM.北京铁狮子胡同一号的地下室,直到今天还弥漫著血腥气。

曾经的我也同这个叫刘和珍的MM有著同样的热血,自命不凡地标榜爱国,自命不凡地抨击时弊,自命不凡地以为“天降大任于斯人”,最要命的是同刘和珍MM一样地以为自己有爱国的资格和权利。

命运弄人,既然我以刘和珍为榜样,历史就真的叫我重新经历了刘和珍曾经经历的地狱般的时刻,“稍有人心者,谁也不会料到有这样的罗网。但竟在执政府前中弹了,从背部入,斜穿心肺,已是致命的创伤只是没有便死。同去的张静淑君又想去扶起她,中了四弹,其一是手枪,立仆;同去的杨德群君又想去扶起她,也被击,弹从左肩入,穿胸偏右出,也立仆。但她还能坐起来,一个兵在她头部及胸部猛击,于是死掉了。”这是鲁迅在《纪念刘和珍君》中写下的文字,但是,这段文字描写的情景我经历过。那是十四年前。

时光流逝到了二十世纪80年代最末一年,一群和刘和珍一样满怀爱国激情的青年走上了街头,那些以爱国的名义绝食的学生啊,他们没有想到比“中华民国”还多了个“共和”两字的政府会做出六十年前段祺瑞执政做过的事情。

鲁迅说,段执政击毙了四十名青年学子,而直到今天我们都无法确知那个漂著血雨的夜里死了多少流淌著热血的学生和市民,已经确知的已达到三百余。而且,我们得到的下令者的镇压理由竟同当年老佛爷的理由是一样的:我们不能退,再退我们就回井冈山了。记住了,是“我们”,不是人民,不是国家。

我不知道刘和珍当年面对马刀、棍棒、马枪的感受,那个夜里我惊呆了,我看到了子弹曳空的火光,我听到了子弹击打肉体的声响,我看见了碗口大的枪伤,我见到了红的鲜血,我见到了白的脑浆。

在那一个半月里,他们只做了一件事:爱国,为了爱国他们呼吁惩治腐败,为了爱国他们呼吁民主,为了爱国,他们要求老人下台。他们没有犯罪,他们赤手空拳,许多人枪伤由后背而入,他们决不是暴徒,让他们付出生命代价的是他们的愚蠢,因为他们爱国。就是这个爱国让他们付出了年轻的生命。

我在这儿没时间论证民主在中国是否可行,我没心思论证老人下台是否必须,我只知道,老人们为了不回井冈山,为了恋栈岗位,向那些青年后生大开杀戒。不可否认,此后,政府检讨了当时开枪的行为,并将那个事件由“暴乱”改称为“风波”。仅仅是一场“风波”就要了数以百计的年轻人的命。

从那以后,我一致苦苦思索一个问题:是否所有的人都有爱国的资格?那段时间,北京街头重又流传起那个古老的遗训:莫谈国事。我渐渐明白了这个道理: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爱国,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资格爱国,更多的人不得不接受这个教训“”莫谈国事。

在一个专制的国度里,爱国是要付出代价的,就如同谭嗣同,如同刘和珍,如同杨德群,如同十四年前那些青年学生。不信吗,你上街游行,宣示你的爱国激情吧;你上街演讲,表达你自己的想法吧。看看等待你的是什么?专制的国家并不属于国民,专制的国家根本没有国民。

2003年3月25日于北京

(西伍,笔名,自由撰稿人,现居北京)

(《人与人权》2003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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