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志刚之死引发了世人对收容遣送制度的严重关注。6月5日，孙志刚案在广州开庭，庭审结束后，他父亲对新华社记者说：“希望我儿子这么一个血的惨案能推动法制建设，改变收容遣送现状，让更多有孩子出门在外打工的父母能够在家安心。”
（《人民日报》2003年6月11日）老人善良的愿望何时才能实现，孙志刚年轻的生命能不能换来收容遣送制度的终结，仍是一个未知数。可以肯定的是，只要收容遣送制度存在一天，孙志刚这样的人间惨剧就有可能重演。
尽管收容遣送的起源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50年代初或60年代初，但现行收容遣送制度的依据是1982年5月12日国务院发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办法》是计划经济时代城乡二元社会的典型产物。“办法”第一条明确规定，其目的是“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第三条规定“具体办法由省、市、自治区人民政府根据实际情况确定”，也就是将权力无限地授予了各地地方政府有关部门。
1991年，国务院曾发布过《关于收容遣送工作改革问题的意见》，从《办法》到《意见》，最根本的一条从没有改变过，那就是收容遣送的强制性，即收容遣送可以限制被收容人员的人身自由。“办法”第一条明白地赋予收容遣送站三个功能：“救济、教育和安置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所谓“救济”、“教育”、“安置”都含糊其辞，没有明确界限，可以任意解释，而其强制性则是不容置疑的。
更何况在实际执行中，收容遣送的对象远不是局限在《办法》第二条所确定的三类人：“（一）家居农村流入城市乞讨的；（二）城市居民中流浪街头乞讨的；（三）其它露宿街头生活无著的。”因为没有办理暂住证（或办了没带，或办了与住址不符合）、没带身份证都随时可以被收容遣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南到北都有。
2000年2月5日（中国传统春节），我的朋友樊百华先生从南京到杭州来看我，就以没带身份证的借口被警察强行收容，叫天不应，呼地不灵，在收容遣送站囚禁了三天半，吃尽了苦头，还要自己掏钱来付食宿费。他所写的长达万言的《龙年中国侵犯人权第一案》详尽地记录了收容站的遭遇。
《山西文学》2003年第1期发表了北京学者邢小群的《沙河，北京打工者的地狱》一文，就是对中国收容遣送制度强有力的控诉。文中讲述了两个她亲身接触的活生生的个案：一个河南籍的家政工，身份证、暂住证、身体合格证、结婚证、节育证明等一应俱全，然而2002年11月初的一天深夜，她还是被警察带走了，什么证都不管用，警察总有理由。她和很多人一起被拉到北京昌平沙河的收容所，和上千人一起，在一个没有暖气的大屋子里，又冻又饿，在瓷砖地上坐了一天一夜，中间只给她们吃过一个窝头。然后她被遣送到郑州看守所，她丈夫花了500元才把她“捞”出来。
另一个讲的是作者一位外地朋友的儿子，影视艺术学校毕业后留在北京当自由演员，2002年“十一”前夕，警察检查暂住证，仅仅因他当时的居处与办暂住证的地址不属同一个派出所管辖，这位青年立马被抓到昌平沙河看守所，做了半个月拉石子的劳力工。
发生在身边的这一幕幕，让这位善良的学者触目惊心。她想不到的是，这篇文章发表仅几个月后，27岁的大学生孙志刚竟在广州收容站被活活打死。相比之下，幸存者恐怕还要庆幸自己的幸存了。20多年来，象孙志刚那样惨死收容站的人到底有多少，也许永远不会有统计数据。
孙志刚案曝光以后，舆论一片哗然，艾晓明等教授拍案而起，举国上下，无不同声谴责违宪违法、公然侵犯人权的收容遣送制度。三个法学博士、五个法学学者先后建议人大常委会启动违宪审查程序，全国人大代表陈舒上书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国务院增加对错误收容的赔偿机制。各新闻媒体纷纷报道了这些消息，或发表评论，连《人民日报》都不例外。在舆论的呼声面前，民政部制定并下发了有关改进和规范收容遣送工作的意见，重申收容对象为城市流浪乞讨人员，并规定取消现行收容遣送的所有收费项目，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等。
《办法》既有“教育、安置”目的，岂有不安排被收容人员劳动的。1982年10月15日，由民政部、公安部印发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第二十二条规定“收容遣送站组织被收容人员进行生产劳动的收入，主要用于被收容人员的伙食补贴和遣送路费。”很显然，收容遣送站同时也是一个劳动场所，有这一条做依据，沙河拉石子完全可以肆无忌惮，继续施行，只要“细则”没有被废除，所谓“严禁组织被收容人员劳动”恐怕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民政部社会福利和社会事务司综合处负责人向记者强调，“具体认定收容对象时，不是看有没有随身携带能证明身份的合法证件，而是看有没有流浪、乞讨行为发生。”三证“（身份证、暂住证、务工证）没有或不全但没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不能收容，有证但有流浪、乞讨行为的人员也在收容行列。”
言下之意，现在要禁的只不过是收容遣送的扩大化。实际上，现行的收容制度不是一个扩大化的问题，而是一个公民在自己的祖国到底能不能自由行走、劳动、生活的问题，即收容制度是否违反宪法的问题。
该负责人还表示，收容制度本来就是救济制度，是为弱势群体或遭遇突然变故的人群提供救济，也就是为缺乏生活保障的人提供基本生存服务。然而就在孙志刚案刚落幕之际，湖南《三湘都市报》又爆出惊人消息，涟源收容站以营利为目的，与派出所相勾结，抓一个人给50元回扣，被收容者的亲属则被逼得借高利贷“赎身”，实在榨不出油水，就要“免费打工”。收容站几乎成了“公然绑票站”，短短几年收入高达320万元。这就是收容遣送制度的真实面貌。
在20多年来一桩桩血泪斑斑的事实面前，收容遣送到底是不是一个救济制度，是中国人的天堂还是地狱早已昭然若揭。要真正让“沙河”不再成为“打工者的地狱”，唯一的出路恐怕只有让收容遣送制度彻底在中国大地上消失。即使再有一万条理由为收容遣送制度的必要性辩护，也没有人能就收容制度的合法性提出任何有说服力的证据。
退一万步讲，即便是《办法》所确认的三类人，凭什么就可以被强制收容？难道一句“维护城市社会秩序和安定团结”的堂皇说辞，就可以剥夺公民在城市流浪、乞讨的自由吗？如果收容是一种救济制度，带有社会福利性质，体现的是人道主义关怀，或者美其名曰“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其前提必须是建立在被救济者自愿的基础之上，救济者首先应该拥有拒绝被收容的权利，他可以接受“救济”，也可以不接受“救济”，这一选择完全是自愿的，而不能使用强迫的手段。收容遣送一旦使用了强制手段，就涉及到人身自由问题，收容的性质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不再是一个救济措施，而是一个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从而与现行宪法、立法法规相抵触。
二十多年来，中国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人们确实获得了越来越多的经济自由，选择不同牌子的冰箱、洗衣机的自由，物质匮乏、一切按计划供应的时代已成为过去。与此同时，二十年前形成的那些隔离城乡、人为划分身份、等级的旧制度并没有改变，收容遣送、户籍制度都属于此类产物。
为什么收容遣送总是与暂住证、身份证联系在一起，为什么“身份”变得如此重要？这是以等级制为基础的身份社会、也就是人治社会的根本特征，是一种人控制人、人压迫人的重要手段，本质上带有歧视性。一个把一部分人与另一部分人区分开来的社会，绝对是一个不正常的社会。
在这样的社会中，每个人的自由、权利和尊严都没有真正的保障，今日座上客，明天就可能是阶下囚。收容遣送制度的存在是对所有中国人的威胁，这种与人权相对立的制度所危害的决不只是进城打工的农民，制度之恶针对的是全体人。
孙志刚之后会是谁？决不是危言耸听。只要户籍制度的改革不彻底，公民在自己的国土上没有迁徙自由，暂住证仍然成为个别职能部门发财致富的门路之一，只要政权依然高于人权，孙志刚之后谁又敢说不会再有张志刚、王志刚？
事至今日，就算政府真的想把原有的收容遣送制度转变为社会救济制度，也已积重难返。唯一可行的出路是，首先废止天怒人怨、遗祸社会二十多年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撤消所有遣送收容站，然后重建与公安系统毫无关系的非强制性的社会救济机关。当然，这只是一个美丽的梦。
近段时期以来，尽管新闻界连续关注全国人大收到三个法学博士建议书后的动静，但至今看不到任何进展，据说只是在“研究”而已。通过违宪审查从而废除收容遣送制度的希望依然渺茫。毕竟半个多世纪以来，从来没有一个不合法、不合理的制度是人大以立法程序废除的。收容遣送何时休？
就在人们为此不停地追问之时，在我写完本文四天之后，传来了一个喜人的消息，6月18日，温家宝主持的国务院常务会议上已作出废止《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决定，另外代之以《城市生活无著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就让我以这篇小文祭奠数十年来死在收容遣送站的冤魂，并为这一恶制送终吧。
写于2003年6月13-14日，6月19日补充
作者简介：傅国涌，网上活跃作家，自由撰稿人，现居浙江。
（《人与人权》2003年7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