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邮报（2004年）4月23日发表长篇报导，通过杨子立一案披露了中国安全部对大专院校的渗透、监控内幕。
在2000年夏季的某个周末，八名青年知识分子相聚在北京大学的一幢破旧的宿舍楼内，为了讨论中国的政治改革而成立了一个学会，他们当中有的是在校大学生，有的刚刚走出校门，年龄都没有超过30岁，共同渴望把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加美好的理想让他们走到了一起，并在后来成为朋友。午饭后，这个由七男一女组成的小组，开始在北大校园内漫步，在湖边柳树下认真探讨起这个国家所面临的问题。
两天后，新青年学会中的一名成员把那天的活动记录在信笺上，这位名叫李宇宙的学生在中国人民大学就读，他匆匆地记录下：我参加了新青年学会的一次会议，时间为8月19日上午10时，还有参加此次会议的所有成员的名字。李宇宙描写了他们对中国政治改革上的观点，称一些人倾向于使用暴力方式，最后还补充道，他的朋友们要所有成员保持组织秘密。然后，李宇宙把这份报告交给了中国国家安全部。
三年以后，新青年学会的一半成员被关进监狱，他们因颠覆国家政权罪而服高达十年的刑期。新青年学会的另外两名成员未被关押和起诉，但却过著害怕牵连别人的日子，尤其是在警察审问时。李宇宙已逃亡到泰国，并在最近公开了几份与此案的有关的报告，试图解释他为何会成为一名告密者，并出卖他的朋友。
华盛顿邮报指出，在天安门广场事件发生近15年和前苏联政权倒台13年后，中国共产党已变成全世界最大的、可能也是在实践上最成功的极权政党。新青年学会的遭遇则给外部世界提供了一个机会，去窥视这个政党为了维持其权力柯断所使用的诸多手段，以及在这种政权统治下人们所面对的困难的道德选择。新青年学会的命运同时还彻底地明示，共产党政权得以幸存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凡是任何被视为一种潜在威胁的独立组织，都会被镇压下去。
新青年学会的八名成员从未在一项政治纲领上达成一致，他们更没有真正的资金来源，他们既没有在其它城市设立分支机构，也没有发展任何其它成员。甚至，他们自成立以后都未曾再召集全体成员开会，因为一些人实在是太忙碌了。然而，他们的行动还是吸引了中国两大国家安全部门的注意。李宇宙所记录他们活动的报告，已送交共产党的最高层手里，其中包括主管国内安全的政治局成员罗干，还有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据看过中共内参的高级官员透露，中共高层已把对此案的调查列为最重要的案件之一。
一个国家领导层把兴趣放在一个如此不起眼的小组织上，这反映出他们对政权的控制有深刻的不安全感。华盛顿邮报说，中共已在过去二十多年让其经济高速增长，挑战了那些认为经济改革必定引导政治自由化的人。可同时，中国又在竭力控制逐步紧张的社会关系和普遍的不满，特别警惕大学生的言行，害怕再次爆发类似1989年的天安门广场事件。
因此，中共当局在接到李宇宙的报告后，便迅速除掉了这个新青年学会。这样的行动也迫使八名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去思考：面对自己的信仰和自己的朋友，他们到底愿意做出多大的牺牲？
以下的有关新青年学会整个遭遇的文字，均基于对四名未遭逮捕的该组织成员的采访，还有对四名已被判刑的成员家属及朋友的采访，同时也包括对另外两名参加过新青年学会会议成员的采访，他们的名字出现在法庭文件中。
第一部分：一个论坛的诞生
杨子立的妻子路坤还记得，她站在只有一个房间的屋外，一边在过道旁的炉子上做晚饭，一边数落丈夫。杨子立坐在那台他们结婚时购买的计算机前，修改著一篇计划发布在中文网上的探讨民主的文章。你
没必要写那些文章，路坤回忆她当时教训杨子立的话，她的声音穿过敞开的房门，凭你的学历，你可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你应该想想你的父母，你的家，想想我们的经济现状。我们甚至连一个真正住处都没有。（i但杨子立并未理会路坤的抱怨，他告诉我，总得有人站起来，为社会的进步做点什么，路坤说，他已决定为此而站出来。我知道他是对的，但我十分担心。路坤补充说。
杨子立在北京大学获得计算机硕士学位，年轻的面孔颇有楞角，字盘纤弱的声音在屏幕上显出他的政治观点。他所阅读的捷克著名思想家哈弗尔（Vaclav Havel）、奥地利著名自由主义学者哈耶克（Friedrich hayek）、美国著名政治学家亨廷顿（Samuel P. Huntington）等人的著作，让他深受启发。他是一个农民家中的长子，贫穷迫使他的弟弟们被人领养，但他对农村的贫穷却产生了特殊的兴趣，经常到农村去调查地方官员滥用权力的现实问题。
在1998年毕业后，杨子立找到一份程序员的工作，并建起一个很有名气的网站，起名叫羊子思想之家，开始发表一些有深度的谴责共产主义和呼吁民主改革的文章。他曾写过：我是个自由主义者，我所关心的是人权、自由和民主。（w梳著一头长发、眼神忧郁的路坤，虽然在一家杂志社担任编辑，却从来不读杨子立所写的那些文章和诗歌。她想要的是平静的生活，她催促丈夫要向其它同学那样，去追求富裕实现小康，进入新兴的中产阶层。但遭到杨子立的拒绝。
取而代之的是，杨子立终于找到了一群朋友圈，这些人和他一样关注著那些落后于经济急速发展的社会问题。他们都是些大学生和刚刚走出校门的毕业生，个人经历也都象杨子立那样，由外省考入北京各大院校，接受高等教育。几个朋友提议成立一家俱乐部，来为他们的讨论提供议题，杨子立立即签上自己的名字。他们给这个小组起名叫新青年学会，名字源自五四运动时期最有影响力的刊物《新青年》。
说话声音很小的张彦华，在成为新青年学会一名成员时，刚在天津找到一份行政工作，每次参加新青年会议，都要旅行两个多小时。张彦华回忆说：我们不想成为普通一族。我们想要为社会做点什么。（就这样，他们在不同的地方，如校园、宿舍、教室或室外碰面，同时也欢迎一些新朋友和同学参与他们的讨论。偶尔他们也一起喝茶或吃顿饭，但通常都是只是坐著交谈几个小时，所谈内容涉及到政府腐败、工人下岗或农民的负担等。
第二部分：学会遭到政府镇压
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范二军回忆说：我们谈论了很多我们这一代人的冷漠，我们觉得到其它青年都太唯物了，从不关心有意义的事物。个子矮小的范二军，北航大学毕业后便留校担任辅导员。他说，他们经常意见不一致，针对政治改革是应该从体制内或体制外开始而展开辩论，还有中国何时才能实现民主选举等。
尽管意见有时不一致，但新青年学会成员都认为中国人正在忍受煎熬，政府为了提防人民讨论紧迫的现实问题而限制言论自由，由此他们确信中国的民主改革势在必行。当年28岁的杨子立，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大的成员，同时也是西方自由主义最坚定的支持者。在意识形态上与杨子立持相反观点的，则是他的好朋友徐伟，这位当时26岁的勤奋好学的高个子记者，还是一名中共党员。杨子立和徐伟是新青年学会中最成熟的成员，徐伟后来当选为会长。
除了徐伟、杨子立、张彦华和范二军外，新青年学会的另外四名成员是：27岁的张洪海，北京广播学院毕业生；脸上总是挂著友好微笑的张洪海，也是这个小组内最情绪化的成员之一，也是最喜欢提高声调或骂人的成员。24岁的靳海科，是范二军的高中同学，留著一头很长的乱发，衣著邋遢，是新青年中待人最友好的成员。靳海科最后被指控为散发反动文章，因为他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工作，能经常上网。当时22岁的黄海霞是新青年学会年纪最小的成员，也是唯一一名女性，身材矮小，但却十分敏感，一看到街头乞讨的孩子，就会做恶梦。另一名成员就是李宇宙，当时正在中国人民大学上大三。
第三部分：被国安部征募的密探
在中国国家安全人员第一次接触李宇宙时，他正就读于人大三年级。一天下午，他的传呼响了，闪出一个不熟悉的号码。在他按照这个号码回电话时，一名男子自我介绍说，他在国安部工作，并寻问李宇宙是否愿意在市中心的一家宾馆见面。
1999年5月，北京各大高校因北约轰炸中国大使馆而沸腾起来，许多中国人都相信那不是一次误炸事件。当时，李宇宙也像成千上万名大学生那样，参加了在美国大使馆前的抗议示威活动。但李宇宙认为，他当时的所作所为并没有什么错误，所以他就答应如期赴约，跟国安人员见面。
宽肩、下颚方正、留著平头的李宇宙回忆说：我并没有把约会当成什么大事，那时我并不害怕，还挺好奇的，因为国家安全部是如此神秘和秘密。李宇宙在那家宾馆的大厅内见到了两名男子，他们对他的如期赴约表示感谢。李宇宙回忆说，他们看起来都很年轻，或许都在30岁左右。他们向他解释说，他们正在对一位下岗教师在校园内发表偏激演讲展开调查，这位教师谴责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还抨击共产党没有就误炸进行反抗。李宇宙知道这两名国安人员所谈论的那位教师，并向他们提供了帮助，因为他相信这位教师是个危险人物。从那以后，国安部人员继续给李打电话，开始寻问一些有关校形势的问题，以及学生们都在谈论一些什么样的问题等。李同意帮助他们。我当时的想法其实很简单，我认为我做了一件好事，因为我在帮助这个国家。这就好象他们在做一项民意调查一样，政府试图了解校园内的政治趋势。李宇宙说。
李说，每隔两三周，他就同国安人员见次面。这些人寻问过学生们针对2000年台湾总统大选都有什么想法，对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有什么评价。他们还问了有关江泽民若不退休学生们会有哪些反应等问题。李宇宙说，后来他才知道他不是唯一的向国安人员提供帮助的学生，尽管他从来没有推荐过任何人。这两名国安人员告诉李宇宙，他们所在的整个部门都在忙著监视北京各大院校，他们说他们只负责人民大学。
后来，李宇宙成为国安系统在监控校园活动方面最可靠的情报来源。李宇宙说，从那时起政府开始每月付他约60至70美元的报酬，并要求他写出告发材料。过了几个月后，国家安全部还要求写份简历，决定在他毕业后把他征募为全职工作人员。从许多方面来看，中国国家安全部已征募了一位理想的代理。因为李宇宙经营一家有名气的网吧，这可以帮他组建一个学生组织，让他拥有一个广泛的社交圈。李也似乎对他的工作很是热心。从中国一个贫穷的小山村长大的李宇宙，曾梦想过成为一名人民警察，也经常听到他父亲抱怨毛泽东发动的文化大革命。李宇宙说，他把为国安部工作视为一次与此类不公平现象进行搏斗的机会。李宇宙称，他坚信中国共产党需要改变，他希望推动体制内的改革。他说，在上高中的时候，我就知道共产党不太好，我知道这是一个政治体制的问题，而这个体制就是一个专制政权。
在李宇宙结识了杨子立后，他们很快就成为朋友。李宇宙崇拜他们的理想主义和献身精神，他们几乎每周都要见面。他说：我们就象哥们一样，我们拥有同样的理想。但在国安人员要求他提供一些有关他的新朋友的情报时，李宇宙又同意了，他说他给国安部写了30多份报告，其中有四五份是关于他的这些新朋友，关于他与他们一同成立的新青年学会。李宇宙暗自告诉自己，他这样做，对他的这些朋友来说会更好一些，因为有他这位在国安部内部工作的人在留心他们。如果他选择不干，那只会毁灭了他的前途，还会引起朋友们的注意。李宇宙为自己的做法找出适当的理由：他自己对朋友们的调查，可以让他去保护他们。
总之，李宇宙强调，他确信他的报告不会引发什么后果。他说，毕竟杨子立和其它人并没有做错什么。
第四部分：麻烦开始
新青年学会从未实现创办者当初的预期目标。他们曾试图把它正规化，签名宣誓，起草一份致力于研究、调查和解决社会问题的宪章，甚至还提出一项交费制度。但在他们开会和举行活动时，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学业或工作或个人生活而忙碌，其中有三四名成员很难能找出时间参加聚会。偶尔，新青年学会也会组织一些研讨会。其中一次是在2000年秋举行的，当时有两名持自由派思想的学者参加，他们都曾因批评政府和呼吁民主改革而遭到官方媒体的封杀。李宇宙说，还有一名已被取缔的中国民主党的成员也在此次研讨会上露面。
几周后，中国公安部开始找新青年学会成员之一靳海科的麻烦，他们先把靳扣押起来审问了好几次，要他交待新青年的问题，以及这个组织同中国民主党的关系。公安人员还通知了靳海科的所在单位，称他正在接受调查，同时又劝说他去暗中监视他的朋友。但靳海科并未按公安人员的要求去做，而是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朋友们。李宇宙听说公安部正在调查新青年学会感到很吃惊，但并未害怕，他把这件事上报给他的国安部上司。
新青年学会的其它成员则对遭警方调查一事更加关注。住在天津的张彦华回忆说，靳海科告诉我们，他已把我们的名字交给了警方，我们并未生气，我们知道他是想尽量保护我们，但我们感到很紧张。（2001年3月，靳海科失去了他的工作，很显然是因为警方的施压。随后，他的朋友们同意关闭新青年学会。两个月后，靳海科去看望他的高中同学范二军。范二军回忆说，靳海科当时很激动，要求召开新青年学会紧急会议，因为他相信警方正准备发动一波逮捕行动。
范二军说，靳海科的话让他感到震憾，他没有去参加那次会谈，取而代之的是，经过一番犹豫后，他决定向学校的一位导师去征求意见。当天晚上，那位导师把他叫到办公室，三名国安部工作人员正在等他。范二军回忆说：我试著向他们解释发生的一切，但由于我没能记住太多的事，未能让他们感到满意。范说，凌晨三时几名国安人员才允许他回家，但他们告诉他，他们还会回来再找他。
四天后，也就是2001年3月13日，国安人员逮捕了新青年学会中的五名成员：靳海科、杨子立、徐伟、张宏海和张彦华。一伙国安人员还把杨自立的妻子陆坤也一同抓了起来，给她的头部戴上一个布袋，强行带上一辆小车，押到国安部下属的一个拘留所。陆坤说，国安人员连续审问了她三天，要求她交待有关杨子立和他的朋友及亲属们的有关情报。在她拒绝向他们提供这些人的姓名时，国安人员嘲笑她说，你今天的麻烦就是因为你的朋友，你们的朋友把你们都出卖了。他们已把所有事都告诉我们了。
张彦华说，在他被关押期间，每天都要接受10多个小时的审问，一连审问了30天。他被关押在他所工作的天津市，因为国安人员想查出新青年学会是否在天津也搞过什么活动，为此，他不得不十分谨慎地回答国安人员的问题，避免伤害到自己的朋友。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女性成员黄海霞，虽然未遭到逮捕，但被校方要求同国安人员会面。黄被审问了三次，每次结束后都要签署一份声明。她说，国安人员反复提醒她有可能会被判处多年徒刑，并敦促她要好好思考一下自己的将来。在第一份声明中，黄海霞写道，新青年学会想把中国改变成一个更好的国家；但在第二份声明中，她则后悔与这些总是自以为是的青年呆在一起，他们使用激烈的语言攻击我们的国家领导人，并感谢国安人员帮助她认识到自己所犯的错误。她的最后一份声明是在被审问六个小时后写的，黄海霞说，新青年学会是一个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统治的组织，这个组织是非法的，他们试图推翻共产党统治，削弱共产党的领导和威望。
国安人员也对范二军进行了多次审问，其中最后一次是北京市的一个拘留中心进行的。范二军回忆说，国安人员给他看了对他的审问记录，并要求他在上面签上自己的名字，我看见上面记著杨子立想把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张宏海倾向于一场革命等，我好象说过这些话，但这些只是我的印象而已，我没想到他们会把这些都当成证据。（范二军说，那些审问记录还包括一些他没有写过的声明，诸如我们这个组织的最终目标就是推翻中国政府等字样。不过，范二军同时也承认，他当时不敢反对，因为我被关在拘留中心，四周全是铁丝网和荷枪实弹的警卫。那种感觉就象他们一直都在威胁我一样，他们总是提醒我，他们是国家的一个机构，我必须同他们配合，否则后果自负。）所以，范就在这样的证词上签了字。
第五部分：面对后果
李宇宙说，当他听说自己的朋友们都被抓起来时，他感到很糟糕。他不停地给他的朋友打电话，一个接著一个，但无法能够找到他们。一天以后，他给他的国安部上司打去电话。他的上司确认了新青年学会成员已被逮捕，并告诉他先躲起来几天。我认为，他是想让我知道，我已做出了一个重要的贡献。同时，他还试著想安慰一下我，他说如果我们不去逮捕他们，别人也会去抓他们的。最后他还告诉我，这些人可能会判15至20年有期徒刑，当他们被放出来时，他们已记不住我。这番话让我感到更糟糕。
李宇宙说，因为那天感到太困惑了就没有跟他的国安部上司进行争论。当天晚上，他把所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他的女朋友，他在愤怒之下，把烟头按在自己的胳膊上，留下一个疤痕好让自己记住那种痛苦和犯罪的感觉。接下来的几天，他开始用一个笔名来代表他的已经入狱的朋友，在互联网上向社会发出呼吁。但是李宇宙并未公开自己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逮捕行动中的角色，也没有中断同国家安全人员的关系。虽然他可能已感到罪孽深重，但并没有加入他的朋友们的行列。他说，他想找到其它的办法去帮助他们。
李宇宙替自己辩解说，他当时对国安人员非常害怕，这事并不那么简单，我害怕我无法毕业，他们可能会找各种原因也把我抓起来。三周以后，李宇宙的国安上司邀请他吃午饭，席间李还抽了一支上司递给的香烟，但并没有挑战他们作出的逮捕决定。饭后，国安上司还要求李签了一份声明，成为新青年学会案开庭审理时一个证据。声明说：我认为新青年学会是一个非法组织，也是一个政治组织。首先，它没有注册；其次，它带有强烈的政治倾向，我确信这个倾向就是推翻中国共产党，用多党制和西方的资本主义制度来取代它。（李宇宙在这份声明上签了字。他说，他当时并没有认真看过这份声明。
第六部分：最后的判决
六个月后，当检察官正式向法院起诉新青年学会成员时，起诉书中最重要的依据就是黄海霞、范二军和李宇宙签字的声明。
根据参加过法庭审判的家属们提供的材料，四名被告人均在法庭上替他们自己进行了辩护。他们穿著被捕时所穿的衣服，分别站在由三名法官组成的审判席前。张宏海反问道，他们连筹措一点资金办一个网站的能力都没有，还有能力去推翻共产党统治？！徐伟强调说，在新青年学会内有一半成员是共产党员。当检察官指控靳海科鼓吹结束老人政治时，靳反驳道邓小平就曾使用过同样的句子。在法官指控新青年推动自由主义化社会制度时，杨子立辩护说，这并不能被指控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因为自由主义意味著通过改革来在社会中提高自由的水平，过去20年的改革不正是一个自由主义化的进程么？
新青年学会一案开庭审理之际，李宇宙已从人大毕业了。据说，中国国家安全部已为他准备好录用他的文件，还要求他开始调查和渗透到其它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但李已对这份充当国安部密探的工作失去了兴趣。他似乎想不顾一切地帮助已经入狱的朋友，但同时又不愿意为背叛他们而承担全部责任，或为了他们去失去自己的自由。李宇宙曾给法官写了一封信，为四位朋友辩护，并声称自己所提供的材料和声明无效，但他没有透露他同国家安全部的关系，在写这封信前，他还把自己的意图告诉了国安部的上司，声称为了在持不同政见者中提高自己的可信度，他需要向法官发一封这样的信。
后来，李宇宙曾接触了杨子立的妻子陆坤，他们在北京一家麦当劳快餐店内见面。李宇宙掀开衣袖让陆坤看自己胳膊上的被烟头烧伤的疤痕，但却没有向陆坤承认他在杨子立被捕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
李宇宙说，他还曾经试图到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去为他的朋友们寻求帮助，但他同样也没有告诉法官们他同国安部的关系。随后，国安部很快发现了李宇宙的企图，在他出现在法庭时，他的国安上司通过手机找到他，警告他立即停止，否则也将被逮捕。当天晚些时候，一名国安部负责人带著李宇宙去了一家茶馆，婉转地警告他不要走得太远。他说，我们知道因为你的朋友们被捕了，你感到很难受，回家好好休息休息，但他还说，我已经是个成人了，一定得为自己的行动负责他说，别以为没有你，我们就抓不到间谍了。
李说，从时起他开始拒绝再为国安部工作。同时，他开始以中国人权党这个假组织的名义在互联网张贴一些有关他的朋友们的文章。在2002年5 月，他的国安部上司打电话问他，是否听说过中国人权党这个组织。李回答说没听说过。两天后，一名国安人员给李打来电话，提起一个电话号码，而这个号码正是他女朋友的，他曾用这个号码上过网。李宇宙回忆说：这名国安人员称，如果那些东西都是我写的，他已无能为力，帮不了我。我知道我已陷入麻烦中。
一个月后，李宇宙获得了一本护照，在一名在旅行社工作的朋友的帮助下，于2002年5月逃到泰国，并在联合国驻泰机构申请到难民身份。
2003年4月，也就是在杨子立等被捕已经两年多后，法院对此案举行第二次听审会，检查有关此案的新证据。在这次听审会上，检察官们首次向法官提交了李宇宙当初上报的四份手写的告密材料，他当时正在为国安部工作。
2003年5月18日，四名被告被带进一个法庭内聆听最后的判决。他们的身后分别都有两名安全官员提供保护，但在法官尚未宣判之前，徐伟一头撞向审判席，高呼我抗议，北京国安人员打人逼供，我不承认自己犯罪，我也不会冤枉别人。参加宣判大会的被告家属描述说，徐伟要求法庭依法对此进行调查，否则他将以死抗议。徐伟说完这番话便冲过去用头撞向审判台，并死死抓住一条桌腿，五六名警察费了很大劲儿才把他抬出审判庭。随后，审判长宣布四名被告均犯有颠覆国家政权罪。徐伟和靳海科被判处10年有期徒刑，杨子立和张洪海被判处入狱8年。接著，安全官员迅速把杨子立等三人带出法庭。
第七部分：一个悔恨的世界
几个月后，李宇宙开始研究那些已呈交到法庭的材料。他穿著一件印有大象图案的白色T恤衫，坐在曼谷一家宾馆的大厅内，看上去已有几天时间没有刮胡子。这些是我写的，我对他们有些印象。他简单地翻看了一下那些材料说道。他的前额出现一些皱纹，但脸上却不动声色。
第一份材料最长，主要写的徐伟，说徐伟一直忙著策划一个秘密组织，并坚信暴力是政治改革不可排除的一种选择，而且材料上还写著徐伟断定李宇宙是绝对可以依赖的。看到这里，李宇宙低著声音说：我记不清为什么我要写这些，我也不知道调查目的就是要逮捕这些人。
第二份材料稍短一些，主要是描述了新青年学会六名成员参加一次讨论会的情景，材料记录著参加会议的人批评共产党的言论。李宇宙认为这份报告是无害的，因为任何中国人都在谈论这些，老师们在课堂上也常常说起这些。
第三份材料更短一些，记录著新青年学会第一次会议，虽然没有太多的细节，但李宇宙已把这个组织分成了两伙儿，一伙儿由六人组成，是支持用暴力方式来实现社会变革；另一伙儿有两人，则主张采用和平方式。李宇宙回忆说，在他写完这份报告时，国安人员对此并不满意，他们说这是一个大事件，你应该加上更多的细节，但我并没有按照他们说的去做，因为我很懒，我总是尽可能地少写。
第四份材料写的是在李宇宙的宿舍内开会的事，当时靳海科告诉他，警察一直都在找他的麻烦。那天，张洪海也在场。材料说，他们谈论了一定要扩大组织的事。
在被问道是否一直都在欺骗朋友这个问题时，已在泰国获得难民身份的李宇宙回答说：我当时正在为中国国家安全部工作。我不得不写出这些材料。李强调说，他只是完成自己的工作，但他又补充说，是国安部误用了这些材料，我的这些材料只能用在分析社会问题上，但它不是证明别人犯罪的证据如果这些都是我编的故事呢
李宇宙称，是个人的野心驱使国安人员作出逮捕新青年学会的决定，因为他的国安部上司想破获一个大案，好借此晋升，毫无疑问他们的上司也是这么想的。李宇宙说，各个部门的官僚其实都夸大了新青年的活动，或许一直到中共最高层。李说，当国安部的竞争对手中国公安部开始插手这个案子后，国安部官员决定迅速侦破此案，从而获得荣誉。不过，李宇宙不承认是个人的野心驱使他出卖了朋友，还在材料中夸大了事实。后来，在被问道如今他想对他那些已被判刑的朋友说些什么时，李宇宙停顿了一会儿，回答说：我从未想过去伤害他们，我不想推卸责任，我很后悔写了这些材料它们被当成证据，伤害了他们，我感到非常对不起。
第八部分：再一次相聚
在新青年学会成员遭到逮捕后，其它成员一直再未碰过面。但在经过几个月的沉寂后，三名未被逮捕的成员终于在去年10月见面了，并鼓足了勇气，代表他们的朋友在一次上诉听审中作证。
张彦华仍旧居住在天津，虽然他的材料没有被用来指控杨子立和其它人，但他后来却没有站出来去支持已经入狱的朋友。他开始对基督教产生了兴趣，每天都要为自己的朋友们祈祷，后来在杨子立的妻子陆坤找到他时，他同意出庭作证。
新青年学会中唯一的女性成员黄海霞知道，那份签有自己名字的声明已伤害了她的朋友，但她试图把过去的一切都忘掉。在第一次开庭时，黄海霞应徐伟的女朋友的请求，给法官写了一封极为谨慎的信，称她的材料在某些范围内已被国安人员曲解。随后，黄搬到了上海，张颜华找到她后，劝她返回北京参加听审会。
范二军仍在北京大学担任辅导员，有一段时间非常害怕别人问起他的朋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一次，当陆坤说她想见他时，他只是搪塞地表示需要时间考虑一下。但在上诉听审会举行的头几周，杨子立的律师给他打来电话，提醒他那些他曾签过字的材料。当他看到那些剌眼的文字时，感到如此难过，也同意参加听审会。
然而，当天开庭时，他们却被拒之门外。三个人坐在路边，起草了一份为他们的朋友辩护的声明，否认新青年学会企图推翻政府。但法庭拒绝接收他们的声明。
后来，陆坤表示，她已原谅了他们三个人。她说：他们还年轻，他们也都是被人逼著那么做的。但陆坤表示，她永远不会原谅李宇宙，因为他的行动都是自愿的，他欺骗并背叛了他的朋友，随后又一走了之，而不是留下来帮助他们，他不配得到政治庇护他应该返回来，即使这意味著要进监狱，因为那是他应该去的地方。他应该为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起责任。
一次，李宇宙从曼谷给陆坤打电话，要她给他寄一些有关此案的材料，以便他好帮助杨子立等进行辩护。陆坤只是回答说：我恨你。
2003年11月，法院拒绝了新青年学会四名被告的上诉。
2004年3月，陆坤首次被允许到监狱探视她的爱人杨子立，在他被捕整整三年之际，他们终于在监狱的接待室见面了，但却隔著厚厚玻璃晼A只能通过电话听筒进行交谈，但由于接待室内有太多的探访者，吵杂的声音让他们很难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望著头发已被剃光、身体削瘦、脸色苍白的杨子立，陆坤泪流不止，她告诉他，她终于读了他所写的那些文章，现在也明白了他为什么要坚持写那样的文章。但大部分时间都是杨子立在说，他说话的速度很慢，他对让全家人失望感到难过。他要陆坤有空去看望一下他的父母，叮嘱她在他不在时好好照顾自己。
陆坤说：他说他是被误判的，他还告诉我要做好思想准备，他说他不会为了假释而去认罪。
20分钟后，电话线断了。他们的会面时间结束了
（全文完）
（《人与人权》2004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