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一个月以前就不断被人告知：“你给严密监视起来了。”我不相信。不过一介书生，除了手中的笔外一无所有。无权、无财、少心计，不设防。除了擅长写点真实，别的什么也不会：一不会搞阴谋，因为阴谋的精神是所谓阶级斗争策略的精神，而我甚至连“阶级斗争”、“阶级观念”之类说法都厌恶，觉得这是党派精神向人类精神的挑战；二不闹动乱，因为动乱一向是握有权柄者为争权夺利而制造出来的，而我却远离权势到近乎迂腐的地步，假如某人身上透出一股显示权力或者热衷权力的气味，我连瞧也不想瞧此人一眼；三不介入任何组织，既不支配任何人也不受任何人操纵，只作自己认为该作的、写自己该写的……象我这样一个一无所有而且除了内心便无所依持的自由知识分子根本就不会对任何人有危害，更不会象那些由物质甲胄装备起来而且武装到牙齿的“党”们，稍有不遂便可以对任何人构成威胁，监视我干吗？
不料这桩怪事却不由我不信，十多天前与一友到校外一茶园，几位陌生男人（其中一位还穿着警服）闯进茶园对准我便“喀嗒”拍了照。居然真的在监视我！此後也发现，的确有点邪门，走到哪里都有人、车尾随。到办公大楼打个电话，有陌生人不远不近地瞧着，甚至几天前到省政府也有“尾巴”候在外面，这可奇了，莫非还怕我给咱们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传递什么情报、交换什么暗号不成？其实这种地下活动手法是夺取政权之类事情才用得着的把戏，我一点不会也不想会，连当初非法监禁过我的警察也看出我不谙此道，所以在一位被传讯者面前得意地说出：“肖雪慧这个人，根本就不懂得我们无产阶级阶级斗争的策略。”
一个穷书生牵动许多人力、物力，心中不免嘀咕：盯我一天，少说也得十来人，还得有现代化通讯联络工具，现代化交通工具……。种种设备加上盯梢者的伙食费、辛苦费等等，每天少说也得盯掉千把人民币，假如盯我一个月，不就要盯掉好几万元吗？咱国家有那么多需要正经花钱的地方，这钱拿去干什么不好，却拿来花在盯一个穷书生上，浪费了纳税人的钱不说，还会让干这事的人养成许多坏习惯。因为，盯梢、监视，还有拆人信件这活路干长了，难保心理不变得阴暗，难免行为方式不显得鬼头鬼脑。
昨日外出，遇一不知我身後有“尾巴”却知晓一点内情者说，监视我，原因之一是我最近的官司，说官方近日研究过，有的说我打官司是蓄意捣乱、丢人脸面，还有人主张严加惩处……我半信半疑。信的是，连我这么粗心的人都注意到的确走到哪里都一串“尾巴”，说有人监视我确非妄言。疑的是，因为我诉诸法律而认定我是在捣乱和丢人家脸面并因此而监视我，这可就太离奇了。谁都知道我打这官司纯系有些官员违法侵权所逼。诉诸法律，一来给法院提供一个显示尊重法律、尊重事实独立办案的机会，让世人看看中国颁布的法律多少还是有点效力的，更何况，倘能依法纠正那些违法的官员违法行为的後果，还可以让世人看到，这里掌权的人也是可以学会改正错误的，并不象大家通常认为的，明明错了死不认帐，坚决要错到底。二为维护我被那些违法官员侵夺的权利，还让他们知道，被侵犯了权利的公民是保有他们进行法律追究的权利的。以使他们至少为了不至于常常吃官司也要学会收敛一些，少干坏事，少起冲突，少破坏大家都喜欢的安定局面。谁知，人家不这么理解，遗憾！
管他们怎么想！只是这么老盯着我，而且不知究竟有意还是无意使得到处都知道我被人家监视起来了，这一来，我现在真是彻底清静了，清静的程度如用“门前冷落车马稀”来形容肯定与实情相距太远，因为根本就无人敢来。别说偶尔闯来个不知底细的人会引得人家一阵紧张和忙乱，哪怕有只苍蝇误入歧途飞了进来，恐怕也会给当成敌情。
近来这景象着实让人觉得滑稽，引得我也突发异想：什么时候去弄他个黑咕隆咚的纸张、塑料之类的，把它卷成筒假装摄像机安在窗上，对准那些“地下眼睛”。我猜，要真把这玩笑兑现了，没准儿，会武装包围这幢楼？！
（《北京之春》1995年5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