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独访爱沙尼亚首府塔林是一九九零年夏天，时隔五年，再次重游故地，江山依旧，人貌全非，感触良多，凄然提笔。
社会主义时代
一九九零年，我经朋友介绍，来到塔林认识了莉亚一家，家居塔林市中心，老旧木房住着七口人。当时我要去住饭店，他们不让，说太贵（三十多卢布），非要我住在他们家，从而使我有机会看到当地百姓生活的真实风貌；家中有二架钢琴，厨房浴室均有煤气可烧热水，吃饭简单还算丰盛。莉亚和她三哥一家随父母住，三世同堂，嫂子像传统的中国妇女，一天到晚埋头做家务，养育着儿女，不问国事。
那年他们带我走访了教堂和一些朋友家，所到之处都要唱歌；进门要唱，告别要唱，一天正好赶上他们一位男子五十大寿，我们前去祝寿，更是大唱特唱，给人以他们有唱不完的歌之感，生活得很有精神！
莉亚是家中最小也是唯一的女儿，上面有五位哥哥，大都搬出去住，兄弟几人已显出贫富差别，我曾去了她大哥家，有自己的小洋楼，说是用三万卢布造的，这在当年是很大的数字。而今卢布一泻千里，三万卢布仅可进趟饭店小餐一顿或还不够。二哥有自己的小乐队，在舞厅伴奏，并常出国演奏，收入可观，而三哥只有和父母挤在一起，平日在铁路上干与当年李玉和“红灯记”之类同样工作，命显得苦一些。
莉亚曾在塔林音乐学院学习弹钢琴，指挥、唱歌都不错，多年来一直在教堂指挥合唱，生活有保障，五年前我曾请她去饭店吃饭，饭後见有小乐队奏起音乐，我请她跳舞，她不同意，说基督不让跳。
资本主义时代
一九九五年夏天，我又一次来到莉亚家，老木房依旧，三世同堂尚在，只是老一辈的父母更显老矣，小一辈的孙女已长大。莉亚仍未出嫁，老姑娘比五年前有种“干枯”之感，大概上帝造人要男女相互滋润，阴阳互补方可园满，正如老歌所唱：
大海航行靠舵手，
万物生长靠太阳。
雨露滋润禾苗壮，
干……
鱼儿离不开水呀，
瓜儿离不开秧，
革……
坐稳之後，谈起各人各家近几年的变化和生活近况。我本以为波罗的海三国独立乃是他们的骄傲，脱离苏联乃民之所企愿，本想听听莉亚全家谈谈“解放後”
的幸福感，听听他们控诉“万恶的旧社会”，结果出乎我的意料，谈话一开始反倒控诉起“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今天，怀念“旧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往昔，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还是苏联好啊！”
莉亚本人感触最深，独立前在苏共中央领导下，虽不富有，但吃穿不愁。最重要的是可以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专业，从事高尚的音乐工作并受到社会的尊敬。套句目前美国中国留学生流行的话是“有尊严地活着”。独立後，虽名曰“自由了”，但所付出代价甘苦点滴在心头，难以吞咽。概括讲是“得到了说话的自由，失去了吃饭的自由。”脱离了苏联，可以随便骂“老大哥”，甚至前不久爱国当局炸掉了纪念二战胜利的苏联红军纪念塔。但“老大哥”也再不会给你“白吃的午餐”。无论你是多么有尊严的艺术家、音乐家，统统去自谋生路，爱沙尼亚国家现最需要的是振兴经济，一等公民是商人，是外国投资者，至于艺术家们，对不起了，靠边站站，特别是那些不出名的二、三流音乐工作者，尊严被严酷的现实完全打破。莉亚首先遇到的是“人权”问题——并且是最基本的“人权”——生存权，人活着首先要吃饭，没工作，没钱，怎么办？我问她塔林市政府有没有失业金之类补助，她说有，但一个月仅十八美元！！而且还要每周去失业办公室报道，听从他们分配给你的工作，无论是你有一双钢琴家的手，但分配你去打扫厕所你必须服从，党（社民党）叫干啥就干啥，一生交给党安排，否则马上取消领失业金资格，连十八元美元也休想再得。目前爱国人平均月收入是二百美元左右，十八元叫人怎么活？莉亚在报纸上登广告，招钢琴学生，说仅收最低工资——每四十五分钟一点五美元，即使如此，竟也没有一个人来报名。据报目前北京、上海等大城市，钢琴老师很缺，一堂课十美元仍供不应求。我劝莉亚以後去中国教钢琴，她说那我还要学中国话，太难了。
无可奈何的时代
我这一次又住进了莉亚家，但再也没听到他们一家人的歌声，当年的进门唱，出门唱的“那么一股劲头”没有了，莉亚领我进浴室看看，说没有热水，因为太贵，烧不起，说到这，她再一次怀念起“旧社会”，说那时候哪有这类问题，煤气随便用。
到了下午六点左右，莉亚说要去工作，我问什么工作？她说打扫卫生。我问你从事音乐工作能挣一些钱吗？她说没有，每周去教堂指挥都是义务性的。我问她市面上出租房子一个月多少钱，她说二百美元左右，我要求按比价每天付她七美元，她说五美元就可以了，我同意，她马上显得非常高兴。这比去领那十八美元失业金强多了。
莉亚为了她基本人权，艰难地在人生道路上奋斗。我问起五年前曾见过她的一些爱国青年朋友近况，回答是大都去美国了。我问她想不想去，她说想，但父母不同意，家中唯一的小女怎么舍得离开？莉亚显出一种无奈，为了“孝”终于牺牲了自己的选择。不过她说，塔林是一座不错的可以生活的城市。
是的，塔林小城很美，塔林小城很“累”，塔林小城故事多。在新旧体制的变革中，塔林人经历了种种阵痛。老一辈人（如莉亚的父母）面对飞速变化的社会，有种措手不及之感。外面人人喊挣钱，他们也想挣，但不知怎么开始？这套老木房地点好，位于市中心，想租出去一半以补家用日常开支，但租给谁？怎么租？租出去一半自家生活又怎么重新安排？总之显得荒乱而无奈。他们是一批社会上的老实人，加上信奉上帝，在金钱与圣灵之间；在红尘与天堂之间不断思索，不断寻求新的答案。
（《北京之春》1995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