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悖谬并非偶然,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却不乏世界级,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与“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攻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纪,世界性的政治震荡、标志性的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20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标本意义和启示性。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生态则以沉默、抗压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种自嘲习惯和诙谐能力,就像《好兵帅克》中的人物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底下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阵,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若仅仅吐露个人,倒也简单,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诉有家难返的悲怆……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积郁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那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

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叶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着什么?实际做了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能对“集体”侃侃而谈吗?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真实的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而只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屡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拷问的精神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终于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束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抱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民族,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甚至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邻居。

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犹如父母对失散儿女的补偿,总觉欠他们太多……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甚至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母土,以最大的坚韧和牺牲,以坐牢、被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虽然他们并非为此而去。

伊凡·克里玛,1953年生于布拉格,十岁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权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有二十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早年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是同类提问最让我信服的回答。

让他们做爱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奶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和昆德拉咀嚼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大众的布拉格,是被失业、投机、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贪恋生活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中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捷克当代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易行的东西(比如肉欲),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无意义中的意义。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他,没有谁再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企图——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的资源——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远离政治而又随身携带的资源。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夺了,即使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做爱!不失时机、尽可能地做爱!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不需被批准、不需请示和等待答复。

联想奥威尔《1984》,在做爱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的多。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削弱布拉格做爱的热情和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做爱”的同伙,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我”甚至和一个浑身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小说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性交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保持一点自尊的。

克里玛这样解释同胞的生活。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涌向了“中间道路”: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应对荒诞,以欢愉调节沉重,以正常鄙视乖张,以挥汗如雨的肌肤之能填充四下的恐惧和虚无,以庸俗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政府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威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统治者炫耀:我在你之外很远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做爱都是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是生命最小单位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和“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生活,一向亏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围绕政治来进行——只有失败的公共广场而没有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私性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胜利了,因为它制造的旋涡已将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挟裹其中,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不得不成了另一种“政治”,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生存逆境中唯一可燃的柴薪。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她就愈发的珍贵,她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瑰丽和耀眼。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他得知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从这一点看,布拉格是值得庆贺的。

其深入人心的庸俗,不失为积极的庸俗。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暴政即从死守眼里的秘密做起。

2001年

来源:作者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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