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每个人都驱进纯粹物质生存的单人掩体……被提供了一种自由地选择哪一种型号的洗衣机和电冰箱的自由……生活陷入了一种生物学的蔬菜的水平。
——（捷克）瓦茨拉夫·哈维尔
布拉格不快乐
与其称“我快乐的早晨”，不如说它真正的主题是：布拉格为何不快乐？
1968年，以苏军为首的华沙条约国部队突然袭击，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夭折，推行改革的总书记杜布切克下台。尔后，在苏联坦克的授意下，傀儡政权搜捕改革派和异己分子，推行使一切“正常化”的措施……于是，逃亡的逃亡，入狱的入狱，缄默的缄默，“早春”痕迹被打扫得干干净净。
1975年4月，剧作家哈维尔发表致总统胡萨克的公开信，披露“安定”下的政治和道德危机，以及全民族付出的良心代价。
“现在真正相信官方宣传和尽心支持政府的人比任何时候都少，而虚伪之徒却稳步上升，以至每个公民都不得不口是心非……无望导致冷漠，冷漠导致顺从，顺从导致把一切都变成例行公事。”
在《无权势者的力量》中，哈维尔指出：“在这个制度下，生活中渗透了虚伪和谎言，官僚统治的政府叫作人民政府，剥夺人的知情权叫作政令公开……没有言论自由成了自由的最大表现，闹剧式的选举成了民主的最高形式，扼杀独立思考成了最科学的世界观……因为该政权成了自己谎言的俘虏，所以它必须对一切作伪。它伪造过去，它伪造现在，它伪造将来……”
正像哈姆雷特“活着，还是死去”，被剥夺了自由的布拉格，它的知识分子们也时刻面临“挺住，还是倒下”这一痛苦和矛盾……从遭遇上说，布拉格更像知识分子生存史上的一座“孤岛”，政治和精神铁丝网下的一块“圈地”。
布拉格精神
“布拉格充满了悖谬。”克里玛说。
悖谬并非偶然，是从它的身世中长出来的。
地理上的布拉格，是一粒蝌蚪般的标点，但它捐献的作家和艺术家却不乏世界级，其作品所传递的精神也是世界性的（比如卡夫卡的“内心危机”和“人性异化”，昆德拉的“选择”与“悖谬”，哈维尔的“责任”和“公民义务”——无不是20世纪最重要的精神命题），这大概因其生长史即有“世界性”吧：近三百年里，这座迷人的城市屡遭侵犯，反复地沦陷和被攻占，而它只有被动地承受与消化。族群、疆界、语言、信仰、政体、习俗——反反复复被君临者扯向四面八方，就像一个人无时不在忍受“车裂”刑罚。挫败感、萧条感、无力感、荒诞感、悲剧感……由此而生。
尤其20世纪，世界性的政治震荡、标志性的精神事件无一不拂及它：世界大战、奥匈帝国解体、东西阵营对峙，纳粹枪刺和“老大哥”的履带，“早春”政治改革及夭折，民权运动（“七七宪章”），“天鹅绒革命”……它似乎成了全球政治的晴雨表，既是急先锋、又是大后方，既为战士、又充炮灰，既当受害者、又做见证人。而大国的每次胜利，配给它的无非一杯傀儡的冷羹和羞辱……同样，对20世纪或更长远的人类历程来说，它的反抗和依附、觉醒和昏迷、骁勇和病弱、心路徘徊和成长故事——无不具有标本意义和启示性。
布拉格，多舛的家世注定了它的“悖谬”。就像一个早熟的儿童，过多地承受命运的诡谲，使它过早地走向忧郁和复杂，过早地懂得害怕、保全和佯装……也使它比别的孩子更早地埋下反击命运的种子（比如1968年的“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的“天鹅绒革命”）。
同俄罗斯民族性格中的自信与矜持相比，捷克人似乎对一切都是低调、谦卑、优柔的。如果说俄罗斯历史以尖锐、凝重的抗争而醒目，那捷克生态则以沉默、抗压的“钝”著称。卑微的身世使之有了一种自嘲习惯和诙谐能力，就像《好兵帅克》中的人物一样。
1994年，伊凡·克里玛出版了《布拉格精神》。其中说——
“不同于周围国家，布拉格的特色是它从不夸张，市中心你不会发现一幢高层建筑或凯旋门……上世纪末，布拉格人甚至还仿造了一座埃菲尔铁塔，但比原件整整缩小了五倍，看上去就像是‘对伟大的一个幽默’。”
这种生存，是惯于驮着盾牌的蠕动性生存：缓慢，但有别于畏缩；沉默，却不等于服输。有一种生物，表面上匍匐，底下却牢牢站着；外壳迟钝，内里却灵敏；容易捉到，却难驯服；凸起，又绝非张显——这就是海龟。仅仅用“忍辱负重”并不能勾勒其生存性情，虽其一生都不会爆出激烈的动作或声响，但依然有着令人敬畏的尊严。布拉格即这样一个“龟类”气质的场，那种由长期屈辱史锻造出来的抗压性、防御性，足以令任何一个入侵者感到恐慌——即使你骑在了上面，也不会舒服，总有说不出的寒意和危机感。
它永远不会有恐龙般的侵略步履和磅礴的笼罩感，但却最大程度代表着小人物真实而厚重的生存。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如何度过被占领下的日子？
多年后，苏联帝国体系终结，在加拿大一所大学课堂上，有人就当年的“布拉格之春”询问一位捷克流亡者的女儿，局外人想知道，这二十年的光阴大多数捷克人是怎样过来的？那位平日里嘻嘻哈哈的女生沉默了一阵，之后突然失声痛哭……
于任何一名捷克人而言，从“布拉格之春”到“天鹅绒革命”，都是一段难以启齿、苦不堪言的岁月。既悲愤屈辱，又暧昧难表；既理直气壮，又隐隐底气不足……
“你们是怎么熬过来的？”若仅仅吐露个人，倒也简单，比如控诉侵略者淫威，称颂你所熟悉的抵抗者，倾诉有家难返的悲怆……而要替答自己的同胞，就是一桩令人窒息的事了：她能解释一个民族20年的积郁和内伤吗？她能对同胞的整体行为作居高临下的评价吗？她有权替千百万人说出那不堪承受之轻或之重吗？
集体的事实，从来就是庞杂、混乱、暧昧的。语言的简陋——与历史真相的根叶枝蔓、与灵魂深坑里的嘈杂纷攘——实难匹配：一个积弱经年的民族，一个反复被占领的城市，上万个日日夜夜里，该怎么做？能怎么做？白天是什么？晚上是什么？心里想着什么？实际做了什么……谁说了算？不仅反对占领，更要反对绝望；除了对付他杀，更要对付自杀；不仅提防出卖与告密，更要提防内心的变节和投降；除了向被捕的身影献上敬意，更要承认凡人的平庸与自私，对默默无闻的生活予以理解和同情……
一个人能对“集体”侃侃而谈吗？真实吗？
任何自炫都显得虚伪，任何镇定都显得做作，任何评价都显得困难而多余。
真实的心一定是喑哑的，或者哭泣。哭泣是令人尊敬的。
至此，亦不难理解——为何昆德拉老用“不能承受之轻”“为了告别的聚会”这类矛盾重重的题目了。叙述的艰难，来自事实的荒诞与正反的折磨。
我为什么不离开祖国
昆德拉的业绩和声誉与流亡是分不开的。相反，另一些“同质”者如哈维尔、克里玛却选择了留守。我无意把他们作人格高下或精神贡献上的比较，而只想描述生存向度的差别，尤其想说明后者选择的是一条多么光荣的荆棘路——而在世界的很多地方，后一类型总被历史和同胞屡屡忽视。
你是怎么熬过来的？
既是一道同贫困、饥饿、监视打交道的生存课题，更是一记人格、尊严、履历——面对拷问的精神质疑，因为它还有一层潜台词：那时，你在干什么？正像“文革”结束后，每个知识分子都面临的尴尬：除了受苦，你还干了什么……
是啊，当一架伟大的历史航班终于降落，除了庆贺，它的受益者有责任扪心自问：我究竟以怎样的方式参与了那部历史？在漫长的等待中，自己扮演了何种角色？是加速它到来的助推器、还只是个乞食的寄生虫？是囚徒还是狱吏？抑或既是囚徒又是狱吏？
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没有自天而降的馅饼，我们不能绕开：一个人是怎么穿越阴霾重重的历史，被新时针邀请到餐桌旁的？
有良心的捷克人不应忘记：直到1989年“天鹅绒革命”，哈维尔一直在坐牢，克里玛一直在失业，而更多默默无闻的人在忍受贫困和监控，他们为每一束声音、每一幅标语、每一篇文章、每一个举动……付出结实的代价。当岁月开始向流亡者抱以鲜花和掌声时（他们的著作等身有目共睹），我忍不住要提醒：亲爱的布拉格——包括俄罗斯和同类遭遇的民族，请不要忽略身边的赤子——此刻就站在你们中间、甚至干脆就是你的同事或邻居。
获得新生的民族似乎更热衷把过剩的敬仰和感激——赠予远隔重洋的流亡英雄们，犹如父母对失散儿女的补偿，总觉欠他们太多……却有意无意忽略着眼皮底下的人——甚至连流亡者都尊敬的人。别忘了，正是他们，和你一样赤脚扎根于母土，以最大的坚韧和牺牲，以坐牢、被控和一天也不得安稳的生活，消耗并瓦解着统治者的底气，吸引着对方最大的害怕和仇视……
如果已备好了一个荣誉仪式的话，我想，在那份被大声念到的名单上，这些人最有资格名列前茅。虽然他们并非为此而去。
伊凡·克里玛，1953年生于布拉格，十岁进纳粹集中营。大学毕业后，从事写作与编辑，投身政治改革和人权运动。苏军入侵后，他曾到美国密执安州大学做访问学者，一年后谢绝挽留回国，随即失业。他当过救护员、送信员、勘测员，有二十年光景，其作品完全遭禁。可以说，克里玛与哈维尔、昆德拉一道，构成了捷克的另一种文学史：地下——流亡——文学史。
《我快乐的早晨》有一章叫《星期二早晨——一个伤感的故事》，叙述了“我”与早年情人重逢又离别的情形。最后，当女人问“为什么不离开这儿”时，主人公有一段内心答复——
我可以重复向她解释：“因为这是我的祖国，因为这儿有我的朋友，我需要他们正如他们需要我一样。因为这儿的人和我讲的是同一种语言，因为我愿意继续写下去……对国外那种自由生活，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所以也不能让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还可以对她说：“我喜欢在布拉格大街的鹅卵石上漫步，那街名让我想起这座城市的古老历史……”
“因为我没有参与创造它”——这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也是同类提问最让我信服的回答。
让他们做爱好了
布拉格的清晨，连空气中也飘着情欲的奶酪味——
从裂缝中望去，我看见一个低矮的工作台的末端，台上有两双脚正蹬来蹬去。其中一双显然是女的，脚趾染成深红色……”
她已脱去白色外套，只穿一件衬衣和一条蓝裙子。伊万先生，她柔声问，“你还想……吗？”靠近大木箱，我看见，里面一切已准备好了：毛毯和两个枕头。
这是《我快乐的早晨》中的情形，分别上演在“星期二”和“星期三”。
和昆德拉咀嚼理性不同，克里玛描画的是一幅被占领下的市民生活的浮世绘，是大众的布拉格，是被失业、投机、轻浮和无所事事折磨着的布拉格，是贪恋生活本身的布拉格。
政治与情欲（重与轻、亏与盈），就像万花筒中两片最大的叶子，一直是捷克当代文学的魂眼。不难理解：一个人必须抓住点实际易行的东西（比如肉欲），才能将时间和生存维持下去，以情欲对抗政治、以私人生活填充专制下的精神空场和灵魂虚位——不失为消极中的积极、虚无中的实在、无意义中的意义。
“只要熬过来，不幸的经历总是值得的。”克里玛说。
他完全有资格这样说。要知道，他所有的儿时伙伴都留在了纳粹毒气室里，除了他，没有谁再记得他的童年。活着，是生命最大的宣言，尤其对市民哲学来说，更是人生的最高利益和企图——这往往是精英们“生不如死”的价值观所无法原谅的。
情欲，堪称最原始最天然的资源——不分时间地点——最难自控和被控——远离政治而又随身携带的资源。即使尊严和力量都被剥夺了，即使社会意义、公共价值都丧失了，无论多大的屈辱和苦难，至少还剩下一种乐趣、一件值得做的事：做爱！不失时机、尽可能地做爱！这是最难禁止、最无法忽略和背叛、也是专制社会剩下的最后一隙自由。它不需被批准、不需请示和等待答复。
联想奥威尔《1984》，在做爱这点上，布拉格比“大洋国”幸运的多。
身体在燃烧，高潮在燃烧。沦陷的屈辱、权力的淫威，终未能削弱布拉格做爱的热情和能力。克里玛丝毫没有对同胞的行径表现出厌恶，相反，他塑造的“我”也是“做爱”的同伙，在一个“星期三”的早晨，“我”甚至和一个浑身腥味的女鱼贩随时随地来点什么……
借小说中一位老头的话说：“让他们性交吧，只要他们喜欢！他们喧闹，可又有什么关系呢？这好像也没有影响到别人啊。”
积极的庸俗
在一片处处暗示着被剥夺和被占领、遍布愁容和叹息的坟场上，“庸俗”——突然升跃为一道彩虹，散发出醒目的美学之光。
生活正是这样，它只能让你在两种苦难、两种虚无和两种绝望之间进行选择。你所能做的，只是从两者间选出你认为容易忍受的、比较吸引人的、使你至少保持一点自尊的。
克里玛这样解释同胞的生活。
在崇高的激情和龌龊的助纣之间，他们涌向了“中间道路”：一刻也不耽误的“日子”！任何政治性事务都不能阻止他们去寻欢作乐，去经营那一如既往、雷打不动的私生活。以放纵应对荒诞，以欢愉调节沉重，以正常鄙视乖张，以挥汗如雨的肌肤之能填充四下的恐惧和虚无，以庸俗对抗政治标榜的严肃与正经……嘲笑了自个，也嘲笑了对手。他们以私人行为证明自己并不注重政府之注重，并不在乎权威之在乎……他们向“关心”自己的统治者炫耀：我在你之外很远很远。
这与“商女不知亡国恨”不搭界。
爱与做爱都是生活的最低保障，也是生命最小单位的自由。不重视不维系这种自由，就谈不上人道。不支持该自由、不反映该生活的文学，也就称不上保卫生活的文学。
其实，情欲的温暖——在很多国家和时代的“地下文学”和“地下生活”里，都明显匮乏。有血有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生活，一向亏得可怜。人所有的动作，包括抗争和妥协、崇高和卑鄙，几乎都围绕政治来进行——只有失败的公共广场而没有温暖的私欲世界，只有灰色苦难而没有愉悦的闪亮，只有无休止的集体运动而没有私性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是政治胜利了，因为它制造的旋涡已将时代所有的人和事都挟裹其中，少有人能摆脱政治设计的游戏规则——连“反体制”也不得不成了另一种“政治”，没有独立于政治之外的东西！
于是爱和欲，便成了生存逆境中唯一可燃的柴薪。愈是政治无孔不入的年代，她就愈发的珍贵，她的价值与形象就愈发瑰丽和耀眼。
《我快乐的早晨》中，有一位老头，当他得知有人去向警察告密别人偷情时，忍不住大骂起来，“声音因愤怒而发抖”——
“叫警察去了？……警察！我们是人，一条狗都不会像这样对待另一条狗！”
从这一点看，布拉格是值得庆贺的。
其深入人心的庸俗，不失为积极的庸俗。
很多时候，保卫隐私即保卫人的价值和意义，反抗暴政即从死守眼里的秘密做起。
2001年
来源:作者博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