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月金秋，在北京开往西安的四十一次列车上，我遇上了两位虔诚的女基督徒，她们就是河南遂平县文城乡的张秀英和桐柏县城郊的戴立菊。两位女士的衣着非常朴素，随身行囊里更是陋不堪言：一条半旧的塑编袋子，里边好像装有她们的衣物，一只篮子装着零用粮食；还有一个灌满凉开水的军用水壶，无论样子还是装束，使人一眼便能看出她们是纯朴善良的农村妇女。
列车快要到达保定，车上那种争抢座位争放行李的忙乱气氛才逐渐平静下来。我观察着对面的两位农村妇女，她们既不像打工的也不像走亲的，更没有旅游的特征，于是我便轻声向她们问道：“你们到哪儿去呀？”
“我们到北京上访回来。”个子稍高一点的中年妇女回答。
“你们是哪里人？为什么上访的？”
由于“上访”的字眼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紧接着问。
还是那位妇女回答：“我们是河南的，我是遂平人，她是桐柏人。我们都是基督徒、教友，前几天我们有两位教友被公安局劳教了，非常冤枉，我们认为这是公安局对我们的无理加害！”
于是，我们便展开了一场长时间的对话。在谈话中，我得知先讲话的高个子妇女叫张秀英，另一位叫戴立菊，并得知她们被劳教的一男一女两位教友都是河南泌阳人。男的叫张远先，五十多岁，九一年，九二年曾两次被关押过，但时间不长，几个月，都是抓后罚些款就释放了，这次是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泌阳公安局抓走的，前几天被宣布劳教两年，女的叫赵宝芝，五十岁，也于九零年、九一年两次被关押，还有两次没有抓到她本人，把她年仅十六岁的女儿抓去替她母亲坐牢。这次也是九五年五月二十八日被泌阳县公安局抓走的，同张远先一块被宣布劳教三年。
“你们其他的教友被关押过吗？”我又问。
还是张秀英回答：“关押过，我就曾被关过。我们教友一百多人，差不多三分之二都被关押过。但时间都不算长，一两个月或两三个月，最后都是罚款就放了。”
“一般罚多少钱？”
“罚款每人每次不等。一般四百至八百元，总的可就多了。”张秀英想了想接着说：“总的罚我们教友的款有五、六万吧。”
“公安局为什么多次抓你们呢？”
“唉。”张秀英叹了口气。“这就说来话长啦。我们驻马店和信阳地区的基督徒很多。但有些基督徒也受社会风气的影响，不讲德行，不按圣经上说的去办，或者只把行善挂在嘴上，根本不付诸行动。我们坚决反对这种做法。另外我们也不愿参加官方组织的‘三自爱国会’，就自发成立了自己的宗教团体，叫‘基督永生道’，并以实际行动救助生活异常困苦的人和痴傻等残疾病人。这样，政府和公安局就说我们不服党的领导，动摇人心，扰乱社会秩序。说我们打着做好事的旗号挖社会主义墙脚，所以经常抓捕关押我们。”
“你们行善做好事，都做些什么好事呢？”
戴立菊说：“我们就是帮助穷困人家盖房子、修修桥、补补路、收养残疾病人。”张秀英接着戴立菊的话茬补充说：“从八九年至今，六年时间我们共义务给贫困人家修房五百多所。从不吃他们（指被帮助的人）的饭，不收他们的工钱。连用他们的肥皂洗手、喝他们的茶水，用他们一些毛柴烧饭，我们都坚持给他们钱，其中还有一部分人家缺砖少瓦，我们永生道的教友便凑钱给他们买。另外有十多户特困人家根本盖不起房，穷得住在窝棚里，全是我们永生道教友凑钱给他们盖的房子，供他们吃饭，送他们衣穿，过春节还送些鱼肉给他们吃。说实在话，我们的教友中有不少人自己过节都吃不起鱼肉的。”她喘了一口气接着说：“有时我们自己实在困难没有钱帮助别人了，就设法到信用社贷些款，以帮助极度困难的人。遂平县的教友余代河直到九四年才把贷款的本息还清。有一次我们的宗教领袖张美先因没钱帮助别人了，竟把自家的房檩抽下，给别人盖房子用上。”
……
此时，由于我已经被他们述说的事情所感动，后面的话没有听清楚，直到戴立菊插话后，才把我的思路拉回来。
戴立菊说：“从八九年到现在，六年时间里我们共从田野，街头检回、收养送回家的残疾病人二十多人，至今还有一傻哑人因无人认领住在我家。现在已有两年之久。他已成了我家庭中的一员。九三年泌阳县的赵宝芝（就是前面说的劳教的姐妹）、韩玉林等人从田间的土沟里检回一个患晚期脉管炎的病人，当时这个病人脚上已烂的没肉了，露着白骨，非常吓人，胆子小的都不敢正眼看。他们把病人拉回家轮流服侍。给病人洗脚、换药、接大小便，一直坚持了几个月。九二年冬天，我的公爹周丰发从街上检回一个被冻僵的唐河县哑人。当时哑人的脚已冻坏，我们一家人为他暖身、洗脚，请医生医治，几个月后病人脚病痊愈，大家为让他早日见到亲人，到处贴广告，拿着照片四处询问。经过两个多月的寻找，才把哑人的亲人找到，哑人的亲属感激的不知所措，一定要给钱报答。我们说啥也不收，最后他们登报表扬以示感谢。
张秀英此时不待我问紧接着介绍说：“有时路坏桥坏了人不能通行，长时间没有人管，我们永生道教友自己掏钱修补，有时又遭到干部的阻拦。说我们以宗教的方式修桥补路不行，以学雷锋的名义才行。”
有一次，发现一名流落街头的女哑人，我们几个教友发现后把她带回家。先在我家住了两个多月，后又在教友陈桂英、王志由家轮流居住。期间，我们先登报在电台上做广告为女哑人寻找亲人，后又骑自行车周围几百里路到处找，打听寻找。此事曾被一报社通讯员知晓并受了感动，写了个稿子寄到北京中国残疾，后残联派人来找我们，问我们为啥这样做，我们说圣经上让我们这样做，是基督让我们爱人如己。后来他们就不再询问了。说：“你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也很感动，但若是学雷锋就好了。”
“你们自己亲自反映过吗？”我继续追问。
“张秀英也反映过，九零年因公安局抓了我们许多教友，我们多次给中央写信，也到公安部上访反映情况。把我们所行善事和教友被关押情况反映给他们，但根本没人理睬，让我们回当地解决。当地政府和公安局的人认为我们上访是控告他们。更加变本加厉给予报复。说我们打着行善的幌子，干反革命勾当。并经常把我们的教友挂牌游街示众，有时派出所把我们的教友铐在电线杆子上，让太阳毒晒，或铐在大街上拳打脚踢，用电棍毒打，九零年遂平县教友吕振宽被县公安局抓去，警察用火柴烧他的眼睫毛和眉心，致使视力严重下降，至今还未恢复。”
……
其实，事情早已讲完，我既没往下问，也没说些结束语。我不知自己在想什么，就这样，我呆滞了许久。
“你怎么啦？”
我突然听到了她们的问话，才忙着说：“啊，没怎么，没怎么。”
可能是她们发现我脸色有些异样才这样问的。此时，我好像真的感觉心脏病复发，呼吸急促，心律过速，血压也不太正常。我急忙控制自己的情绪，过了好一段时间，才逐渐恢复过来。我发现她俩还在一直看着我，便无奈地对她们说：“既然这样，你们不能停止你们的做法吗？免得招致这些没有天良的摧残。”
“哪怎么行呢？”张秀英诚恳地说：“我们是虔诚的基督徒，我们必须聆听圣经上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诚命中的，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为这一点点挫折，我们怎么能停呢？”我们不求别的，如果有人能为我们说句公道话，减少公安局对我们的非礼就好了。“
我又是一阵沉默，沉默中，我仿佛看到耶稣基督为拯救众人类而被钉在十字架，我又仿佛看到正在抢救伤员的戴着红十字标志的白衣卫士遭到炮火的轰炸；我仿佛看到高举橄榄枝的和平使者正被军警毒打。我又仿佛看到手无寸铁的请愿学生遭受坦克的镇压。这种种巨大的反差的画面在人类历史上还要延续多久？！这不得不使我感受到人类文明的脆弱和人权工作的艰难与不足……
突然“光当”一声刹车，列车开始放慢速度，正徐徐进入郑州车站，两位女士马上要下车了。此时正值深夜，在当前的治安状况下，但愿她们不要再碰上厄运……□
（《北京之春》1996年1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