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暴政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对暴政的屈服、沉默和赞美。”
“六四”屠杀在彻底摧毁中共政权在人民心中的道义形象的同时（“六四”的枪声已宣告了中共道义威信的丧失），也使广大人民陷于一种巨大的恐惧阴影之中。要结束一党专政，首先就是要驱除这种恐惧的阴影，让中共暴政在我们心中彻底死去的同时，恢复消极和积极地抵抗这种暴政的信心！
“当代专制主义最重要的特点是，它不是像古代那样，公开作为人民的敌对力量而存在，相反，它倒是以最直接地表达民意作为自己存在的理由，它的统治的奥秘，与其说基于暴力，不如说基于欺骗。”“六四”屠杀则使中共当局直接以赤裸的暴力出现在人民面前，公开作为人民的对立物出现（此后一切的谎言，欺骗性宣传都将无济于事），它向全世界公开了自己统治的真正奥秘——暴力，所以它只能完全依仗刺刀、特务和警察，才能延续统治，依仗暴力的血腥味才能使多数人在恐惧中保持沉默和容忍！
人民尽管耳闻目睹着专制政府日甚一日的腐败行径，这种腐败已经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却无法消除对共产党集团掌握一切生杀大权（尤其是军队）的恐惧！因此，大规模的腐败并未引发大规模的反抗运动，并不表明现政府获得了广泛的民意支持。无论在哪里，我遇到过各种身份的人（包括警察、军人），几乎没有几个真正站在共产党政府一边、反对民主事业的人，大多数人的想法是基本一致的，他们都认为——共产党有几百万军队，我们手无寸铁，反对它不是鸡蛋碰石头吗？因此还是放弃反抗，苟且求生，好好过日子吧！这里面有一个很大的误区，需要澄清。
几千年农民起义的传统和共产党的传统造成了人民这种思维模式，也就是以暴易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等。
姑且不论历史上改朝换代（无论上层的宫廷政变，还是下层的农民起义），都是暴力造成的，近代以来的历史也已经反复地表明，暴力，只有暴力才是决定中国政治的最后声音。
辛亥革命是因为袁世凯凭借了手中掌握的暴力工具——北洋军，既迫使清帝退位，又迫使革命军妥协让步的。袁氏称帝则不但面临着西南的武力反抗，而且他嫡系的北洋大将段虎、冯狗等也纷纷投了反对票，因此他才不得不脱下皇袍，在一片叫骂声中死去的。此后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的一出出都是武戏，督军团也好，张勋复辟也好，马厂誓师也好……所谓直系、皖系、奉系都只不过是暴力的代名词。国民党只有到了黄埔建军，掌握了一支强大可靠的军队以后才有可能到南京建立起一个全国性的政权来。同样，共产党如果不紧紧依靠枪杆子，既谈不上一九四九年赶跑蒋介石的国民党，也谈不上一九八八年后继续一党专政！
中国历史就是这样，翻开每一页都充满了火药味。暴力革命的传统早已渗入每个中国人的骨髓之中，特别是有上述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史实可鉴，他们相信没有暴力后盾的政治抗争是徒劳无功的。“六四”枪声进一步加强了这一思维定势。共产党也希望借此在人民心中强造恐惧。阻止更多的人投入反抗行列。
胡平说：“在中共政权与人民之间存在着一个看不见的契约，那是一个用暴力强迫人民接受奴役的契约。这个契约以毫不含糊的形式写进人民的心里，但是它的公开版本见之于中共当局的各种文件——多充斥着堂皇而暧昧的语言。暴力不好意思赤膊上阵，它给自己披上了一层精巧的亵衣，它必须凸现自己，免得让别人不知畏惧；但它又必须掩饰自己，免得让别人太感屈辱。人是一种动物，因而他畏惧暴力；同时，人又是一种有自尊心的动物，因而他很难忍受自己在公然而然的暴力面前屈服。换言之，正如暴力需要为自己的残暴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解释，人民也需要为自己的屈从找出一种合理化的辩护……一旦暴力公开赤膊上阵，它固然可以更强烈地造成人民的恐惧，但与此同时，那又不可避免的激起了人民基于自尊心的屈辱感，这就很容易会促使他们进行英勇的反抗。”但是六年多来中国并未出现一定规模的英勇反抗，相反的是更多的人们越来越相信共产党专政机器的强大，人民用和平方式表达的任何抗议都是无济于事的。
如何使人们树立起这样一个信念，任何政权（尤其是在现代社会），最后能不能保持它的生命，关键还是在于民心向背，从中国古代“天听自我民听，天视自我视”，“天道、即人心”、“得民心者得天下”到西方近代的人民反抗权概念。即使在“六四”屠杀之后，中共政权依靠枪杆子延续下来了，但整个政权无论从它的基础，还是上层建筑都已经大大地削弱了。今天它的继续存在依靠的并不是人民的默认（至少“六四”前人们还普遍以为中共不至于开枪杀人），而是时刻存在着的暴力恐吓。除了官僚特权集团和少数既得利益者，几乎所有的人都是因为“怕”才不敢挺身而出。这一点甚至连中共也认识到了，所以中南海六年来也是惶惶不可终日，对整个政权并无信心，无非抱着能过一天是一天的心理。六年来，从中央到地方愈演愈烈的大面积腐败正是这种心理的现实反映，他们是随时有夹着皮包溜掉的准备。而中国人正好惯于等待。少有英勇反抗（满清入关，竟统治了近三百年，虽然反抗不断，有天地会、白莲教、太平天国等，但多数人还是屈服了）。这正好延长了现政权的寿命。
因此我们要响亮地提出一个釜底抽薪的口号：从我做起，和平抵抗！以我们每个人内心坚不可摧的信念，从现在开始消除对中共专制的任何恐惧，幻想已在“六四”粉碎，现在只有恐惧！一个有了真正信念的人就将在中共极权的恐惧中解放出来。从而把铁幕撕开一条条裂缝。
二
和平抵抗源远流长，早在一八四八年，美国的梭罗就发表了他的《论公民的不服从》，鲜明地提出公民有不服从的权利，这是有关公民个人和平抵抗的理论，即当人民无法容忍一个独裁或腐败的政府时，他们有拒绝服从并抵抗它的权利。
公民的不服从作为一种政治行为，要具备两个要点：1、这种行为要公布于众（不是私下的愤懑，牢骚和小动作）；2、要采取非暴力的方式。
梭罗的思想极大的影响了二十世纪印度的甘地和美国的马丁·路德·金，甘地和马丁·路德·金将梭罗的和平抵抗从个人行为的原则发展成大规模的运动原则。
甘地“就是牺牲的别名”（泰戈尔），他以一己的良心负起了全印度的苦难，以毕生的精力去争取印度的自由，他始终遵循着和平抵抗的原则、曾十五次绝食，六十次下狱，四次遇刺，无论在何种威胁之中，他都能泰然自若地朝着自己既定的目标走去。
“在他看来真理和非暴力主义为同物，或是同样东西的不同方面。”
当时“印度人主要心情就是恐惧，是一种普遍渗透使人窒息的绞勒一般的恐惧。怕警察，怕军队，又怕广布的特务，怕官吏阶级，怕那意味着镇压的法律，更怕监牢……”这种情形和今日中国何其相似。
“正是为了针对着这弥漫一切的恐惧，甘地沉静而坚定的口号响起了：不要怕！……于是人们肩头上层恐惧的黑幕就这样突然间揭掉了。”
“（甘地号召）头衔（指英王赐给的爵士头衔之类）都应放弃，虽然那些拥有头衔的人只稍有些响应，可是大众对英国颁给的头衔的尊重心理消失了。头衔变成耻辱的象征，新的标准和评价树立起来了。原先给人印象是那样深的总督官邸和（土部）王公们的显贵豪华，徒然间变得好像极度可笑粗俗，而且不如说是可耻了，因为环绕着他们的正是人民贫穷和不幸。富有的人也不再那样亟于炫耀他们的富有了。”
“更重要的道理，在于这种运动对于群众所发生的影响。大家有一种如释重负，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感觉。压迫人们低头的恐惧心理减退了。人们挺起腰，抬起头来。”
“往日受压迫和失望的感觉完全消失了。过去为了怕当局找麻烦，总是私下耳语，后用法律名词转弯抹角的说话，现在这种情形没有了，我们心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而且公开大声讲话，毫无顾忌。我们担心后果吗？怕坐牢吗？我们正求之不得，因为这对于我们运动的事业有利。”
这就是甘地倡导的非暴力主义的不合作运动，“这里出现了人们坚持真理（正义）
的意志，甘心忍受由此而来的痛苦和灾难。这是斗争，而非暴力斗争，它的痛苦和灾难是自己招来的，一次又一次，再仆再起，力量愈来愈增加，如火益浇益旺。“
《尼赫鲁自传》中说“我回想到郭克雷对甘地的评语‘他具有使凡人变为英雄的力量’。和平抵抗运动作为达到民族解放的伟大目标的行动方法，似乎本身已经证明了它的正确性。全国成长着一坚定信念，不论朋友或敌人都认为我们已向胜利迈进。”“甘地总是在那里象征着不（甘）妥协的真理，要把我们拉起来，使我们感到可耻而走向真理。”“他绝不屈服于命运或其它任何他认为是罪恶的东西。他充满着抵抗的情绪，虽然这抵抗是和平而有礼貌的。”“他所提议的每一种改革，他所给别人的每一个劝告，他都严格地应用到自己身上。他总是带头作起。”“他的教义的骨髓是无畏、真理和这些相关的行动……”“和平的不合作斗争一次接一次地发生着，里面包含着无穷的痛苦。但那痛苦是自己找来的，因此是增加力量的。它不同于那种压在不情愿的人们身上并导致绝望和失败情绪的痛苦。”
甘地说，“我相信假如只有在怯懦和暴力二者之间加以选择时，我将劝人选择暴力……可是我认为非暴力比暴力高明得多、宽恕比惩罚气魄更大……非暴力是人类的法则，正如暴力是野兽的法则一样。”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他无所畏惧，不屈服于任何势力面前，也不以威武屈人，和平抵抗运动最终赢得了印度的自由（虽然他本人死在暴力的枪口下）。
和甘地一样，美国黑人民权运动领袖马丁·路德·金被称为“西方世界中告诉我们可以不用暴力而进行斗争的第一人”（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对他的评价）。
他们都把梭罗的理想发挥到了一个更高的境界，在获诺贝尔和平奖的演说词中，马丁·路德·金说：
“非暴力是对我们时代的至关重要的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回答——人类必须克服压迫与暴力，而不诉诸暴力与压迫。文明与暴力是誓不两立的观念，继印度人民之后，美国的黑人表明，非暴力并非无结果的消极被动，而是一种导致社会变迁的强大道德力量。”“从真正的意义上说，非暴力寻求消除作为当代人类重大困境的精神与道德的落后状态，它寻求通过道德手段来达到道德的目的，非暴力是一种强大而公正的武器。”
甘地和马丁·路德·金领导的和平抵抗运动为后世提供了成功的先例。
但我们也看到，和平抵抗的成功必须有几个基本前提：它首先诉诸人的良心，以唤起公众的良知，激励他们加入抵抗的行列，（也就是说在人民一方面要具有一定的对所追求目标的共识，否则就不存在诉诸对象了），八九民运时学生绝食所起的主要作用就是如此，其次是这个国家的政府是有一定理性的，在国际舆论、国内潮流的压力下有可能作出妥协、让步的。
八九民运证明了广大人民在惩罚腐败、争取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等问题上有着十分广泛的共识，“六四”屠杀也并不能说明中共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只能采取极端措施，比如不管它如何无法无天，但在国际压力下面它不还是多次作出反映了吗（方励之、王军涛都之这样去美国的）？
三
“六四”的血腥并未引发大规模的激烈反抗，这个结局连邓氏本人也未料想到。“六四”后的最初几年在整个中国大陆几乎都听不到一点公开抗议的声音，但随着一九九一年苏联瓦解，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尤其是一九九三年以来，从“和平宪章”到“劳动者权利保障同盟”（及上海的“中国人权协会”等），国内反对派不断地发出了抗争的声音，再从中共的处置方式来看，我们还是可以说和平抵抗有着一定的空间。
一九九三年十一月的“和平宪章”签署人共九个，中共指使将草案起草人秦永敏劳动教养两年。
一九九四年“劳盟”抓了一大批人，被劳动教养的有张林、周国强等人，多数人在非法收审一段时间后还是被释放了（如刘念春等）。上海因为“中国人权协会”、“九四民主化政纲十九条”等，鲍戈、杨周、李国涛、杨勒恒等多人被劳教。
除建立“中国自由民主党”、“中华进步同盟”和“中国自由工会”的胡石根、刘京生等十五人在一九九四年被重判外，这几年来中共是轻易不将政治犯送上法庭的，而是用法律以外的行政手段将他们劳动教养，有的则什么名义也没有地关押，如魏京生等。
一九九五年是六年来反对派声音最大的，从二月到六月，声音不断，中共在不断抓人的同时，也不断放人，至今仍无任何罪名关押的只是王丹、刘念春等几个人。
由此可以发现中共在面对反对派的挑战时并非毫无顾忌，可以任意将人绳之以它的法的，而没有名义的关押（魏京生、王丹、刘等）明显地使中共政府在国际舆论面前十分尴尬。
只要反对派把握一定分寸，有理有节，堂堂正正地面对中共政权，和平抵抗暴政，所面临的也并不是十分严厉的处置（但并不是说就不可能遭到中共的严厉处置）。
在当代中国从事民主运动、当然需要勇气，需要冒险，需要献身精神。只有以不断的反抗、不断的出入共产党的监狱，才能打破中共暴政编织的恐惧神话。曾在狱中呆过二千一百天的圣雄甘地说过“监狱是监禁盗贼的，对我来说监狱是圣堂。”曾五次入狱的陈独秀称监狱是人类两大文明发源地之一，要青年立志出了科学研究室就入监狱，出了监狱就入科学研究室。
只要敢于直面中共暴政，不惜以身入狱，那么共产党并不可怕！“共产党政权说是靠恐惧建立的，如果我们把免于恐惧的自由，在这一点把它击破了，共产党政权的崩溃就是从此开始。”如何克服中共长期以来对人民所造成的恐惧？那只有通过坐牢。“可以进去再出来，进去再出来，来克服这种恐惧。”
“尽管中共强硬派本能地意识到，但他们却并不总是有可能动用强制力量去压制这些挑战，他们并不能随心所欲地运用暴力。其结果便是，一种抗拒他们意愿，具有自主性的公共交往空间便有机会逐渐形成，并且可不断扩大……公民请愿活动便是重新开拓这种自由空间的英勇努力。”
“要投身民运免不了要冒些风险，但我们完全有可能避免对方的暴力镇压，或者把这种暴力镇压降低到很少的程度，避免民运的有生力量遭受重大损失，避免广大普通参与者遭受迫害。”
只有让广大普通的参与者感觉到即使我参与也不致于有什么危险，民运才能鼓动起更广泛的参与，而有了这种参与，“六四”产生的恐惧效应便结束了。
“因为大多数人不可能在有吃有穿的情况下为一个理想去献身，这是我们要有的一个最基本的估计的。特别是现在，他有这么多发财的机会，干别的事有那么多机会，而争取民主的风险又是那么大，那一般人怎么会去呢？所以我们就必须找出一种途径，让一般人愿意参加民运，而他们由于参加民运所招致的个人利益上，或精神上的压力都是有限的，是他们能够承受的，愿意承受的，在承认这个，努力让大家相信这一点的前提之下，新的民主运动高潮才可能到来。”
共产党血腥镇压造成的恐怖感一旦不再在社会上弥漫、传染，更多的人投入民运却不至于有太大的危险，共产党专制的倒塌就开始了。实际上共产党统治的秘诀就在于使人民恐惧，而我们通过理性的行动，进行和平抵抗，比如签名，把名字公开地写在那里，不管写的内容是什么，最关键的是喊出了“我不怕！”只要我们不怕，共产党的恐惧就结束了！而共产党总不能一再地让暴力赤膊上阵的。当我们坦然地出入于共产党的监狱，用理性、和平的方式抵抗它的暴行，以坚定的民主信念面对它的迫害，我相信它的任何迫害都在根本上伤害不了我们。
一旦人民看到我们敢于公开地站起来反对一党专制，坚持民主理想，在面对任何迫害后仍此志不改，依旧我行我素，并无丝毫的屈服畏惧，那么自然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站到一起来的。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坚持我们的信念，始终不向暴政低头，公开、理性地表达自己的立场，不在乎暴政的迫害，一往无前，向既定的目标走去，李敖曾写过一段话：
“多少浮云世变，使我觉得，为早文星而作战的人，如今只剩下我一个。风雨如晦，水深浪阔，我再作多久也不知道，但是，我不会终止，我不会背弃文星的理想，我总朝前去了！”
只有以这种情怀，我们才能面对任何袭来的横虐，只有以这种情怀，我们才能在任何时候，任何环境下坚持下去！
四
胡平一直倡导既要有少数勇者的反抗，也要有多数人可以参与的方式，早在《论言论自由》中，他就阐述过“勇敢与明智”的关系。
“人类为了进取，勇敢是第一个品质要求。”
“民主需要勇气，但它同时又不能完全依赖于勇气。恰恰相反，只有在实行民主而无需抛头洒血的情况下，民主才算是有了更广泛的基础。民主制的价值本来就在于通过和平的途径，不付出或尽量少付出血的代价，去赢得必要的社会改革。因此在实现民主的过程中，明智同样至关重要。实际上，严格意义上勇敢本来就与明智分不开。
要明智，就意味着必须寻找这样一种原则，人们无需乎多少深奥的知识就能领会它，无需多少勇气也敢于坚持它，这个原则是那么简明、正确，以至于绝大部分人，不论他们其它见解有多少差异，却很容易一致表示赞同，并且不害怕公开表明这一点。同时，这一原则还必须具有稳步推进的特性，能够为以后的发展开拓道路。
德国哲学家康德说：我不能说出所有我相信的东西，但是我不去说那些我不相信的东西，这当然不是一种英雄气概，不过它却表明了一个虽然缺乏勇敢，但毕竟不失正直的人所可以采取的立场，通常人们总认为在强权面前只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舍命反对，要么任随摆布，事实并非如此。……我们应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是必须，为相当一部份正直、善良、具有常识、但不一定思想深刻、怀有正义却未必甘为一种信念献身的人们，提供一个原则立场，使他们能够成为维护民主的长城，而不致成为专制的帮凶，也不仅仅满足于做一个台下的看客。如果找不到这么一种原则，少数优秀人物的孤军奋战不过是一曲曲壮烈的悲剧，民主的实现只能靠偶然的契机，而且势必经受不起真正的风浪。“
这就是胡平对“民主运动必须提供一种常人的勇气即可承受其危险的基本策略等问题”所作的分析。
“六四”以后他提出“重建非暴力抗争的信心”。“和大部份外国人一样，大部份中国人在起码的生存能够维持的情况下，他们是不大愿意为一个理想，为一个可能但非现实的更大利益，去付出生命的代价。因此，动员人民投入民主运动的秘诀就在于：一方面，让人民去争取他们愿意争取的目标；另一方面，让人民去承受他们敢于承受的风险。一场正义的斗争，除非人们能够了解到其风险的有限性，否则绝大多数人是会敬而远之的。”“凡从事现实政治活动者，必须以承认人类的不完美为前提。我们必须承认，大多数人，包括许多优秀份子，在投入争取自由民主等光辉理想的斗争中，一般情况下，都是要考虑安危的。他们对风险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必须在承认这一前提的基础上确定我们的战略和策略。”
“权力是有力的，如果我们都支持它，或是消极的忍受它；权力是无力的，如果我们拒绝服从，撤回支持，或是积极地反对它”。这就是和平抵抗的作用与价值所在（罗斯福一九三三年在他的总统就职演说中曾说“最大的恐惧来自我们的恐惧自身”。“夸大恐惧对象的力量，正是恐惧心理之为恐惧心理的基本特点。我们说的克服恐惧心理，就是说要怯除掉那些夸大的虚幻的成份，而对于对手的本来的、真实的状况有更清楚的认识。”
“任何专制政权，包括中共现政权，也许确是钢筋铁骨，铜头石臂，但不可避免地，它有着它自己的‘柔软的下腹部’，有着它自己的‘阿基米德之踵’，也就是有着致命而又脆弱的部位。”
因此，他提出了两种类型的勇敢：一种是道义性的勇敢（如魏京生等）；一种是政治性的勇敢。
“政治性的勇敢意味着，你决定做一件事，那件事别人看来十分危险。但你仍然去做了，而结果却证明它并不那么危险。你化险为夷。你取得了现实的而非仅仅是道义的成功。”由于这种勇敢会吸引一般人的追随参与，能够克敌制胜，故而是政治活动（包括民主运动）最需要的一种勇敢。“
只有让人认识到和平抵抗的可靠性、可行性和有效性，才能鼓励更多人们以政治性的勇敢参与民运，“而那个根基业已动摇的专制政权必将在新的民主运动的冲击下节节败退。”
和平抵抗的意义在于，它不仅提供了一个个人从我做起，反抗暴政的原则，也可以作为群体性抗争的原则。梭罗到甘地和马丁·路德·金，直到中国的八九民运，就是从个人的和平抵抗到大规模的和平抵抗运动的历史。
“六四”以来的历史也表明，无论个人的和平抵抗（如郭罗基的公民申诉），还是群体的和平抵抗（尽管还未发展成一定规模的运动。如九五年二月以来的历次请愿签名活动），都有着深远而简明的启示，它告诉我们，只要你决心反抗，立足于和平、理性的原则，那么最残暴的暴政也不致于对你怎么样。虽然这几年有一批民运志士被非法劳教，少数精神领袖被无理关押，但对于大多数参与者它并未采取什么严厉措施。
再考虑到中共颁行的刑法虽然有臭名昭著的惩治政治犯的罪名（如反革命宣传煽动罪等），但同时又明确这些“罪”不得叛无期徒刑至死刑，这也就从反面说明中共暴政以法律形式确认了对它的和平抵抗不至于招来牺牲生命等危险（当然“六四”屠杀是一个血写的事实）。
五
甘地说过，纯洁的人们自愿牺牲，是对傲慢的暴政最强有力的回答，而这种傲慢的暴政是上帝和人类所不容的。
没有勇者的牺牲，民主当然不可能成功，因此说“搞民运当然要冒险”，“英雄主义，献身精神永远需要，绝对需要”，但是没有多数人广泛的参与，同样永远不可能砸碎暴政的锁链。
刘青在代魏京生、任畹町领取罗伯特·肯尼迪人权奖的致词中说：
“民主墙对中国有重要意义，它就像屹立于中国政治领域的一道界墙，被界墙隔断的以往，是中国人民的疑惧、沉默和驯顺，是文化大革命、大跃进等绵延不绝的灾难，在阴暗的天空，漂浮着几千万具冤魂的尸体。界墙的这一边，异声突起，抗争不绝，虽有高压甚至屠杀，但社会觉醒了的人权民主意识，并不气馁，屡败屡战，展示了勃勃的生机和富有希望的未来。魏京生、任畹町就是这一划时代的事件中，涌现出的一批代表中的两个杰出人物。”
他们“坚定不移的追求人权民主，敢于面对迫害和勇于承受迫害。他们曾经多次被捕关押，但丝毫未能动摇他们的信念，只要离开监狱，立即又投身人权民主的追求活动。”
“他们奋不顾身，几次出入监狱，经受了漫长的痛苦和严重的摧残，却锲而不舍追求人权民主……”
正是魏京生等人的英勇无畏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道义榜样，并将鼓舞着更多的热血志士投入和平抵抗的行列。
“的确，作为一种程序化、形式化与理性化操作的民主政治在其成熟时应该是不依靠英雄的。然而缔造这样一种制度的过程需要‘英雄’吗？
回答是肯定的。英雄们（或曰圣雄们）“所推行的实际上是自由主义的事业。自由主义本是个低调的主义，它承认人人都有‘自私’的权利——当然，这并不等于褒奖自私——以防止专制者‘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黄宗羲语）。然而，在面对严酷压迫时人们如果各怀私心，一盘散沙，就无法冲破重压，去实现自由事业，这就形成了一种悖论：‘消极的自由必须以积极的态度来争取，低调的制度必须用高调的人格来创立，为了实现一个承认人人都有’自私‘权利的社会必须付出无私的牺牲，为世俗的自由主义而斗争的时代需要一种超越俗世的殉教精神。这就是圣雄精神。”
无论是甘地，还是哈维尔，曼德拉，他们都有一些共同的基本点：“他们不仅个人道德操守高尚，有‘圣者’风，而且都为反抗压迫历经磨难，坚定不移，因而成为维系人心的正义化身，另一方面，他们不仅有深刻的人文关怀，而且有多元化的广阔胸襟，富于理性与妥协精神，能容纳反对派，主要以其道德感召力而不是以权势对社会起到整合作用。”
没有这些“圣雄”所树立的伟大的道德榜样，没有他们为实现理想而历经磨难的奋斗经历，以及在奋斗过程中体现的牺牲精神、实干精神和言行一致的精神，他们所倡导的理想和原则，就将失去如此巨大的正义凝聚力和道德感召力，正是他们，在社会转型时期成了正义的化身，伟大人格的象征，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的进步。
也许中国已经并不缺乏这样的道义榜样，和魏京生一样为追求民主不怕把牢底坐穿，曾入狱十几年的就有王希哲、徐文立、任畹町等人。
但我们全民族的道德精神的沦丧也是不言而喻的。王军涛一九九一年二月在狱中给律师的信中曾说过“在一场像八九民运那样的轩然大波之后，竟然只有那样少的人面对审判，可以平静地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这在人类政治史上是不多的，特别考虑中国政府并不严厉地处置这类良心判断，而且人民似乎也不误解，歧视这类辩护，这就使我汗颜惭愧了——为我同胞惭愧，这也不大符合我们中华民族的传统。”
我提出——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希望越来越多的人们确立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我们从自己做起、和平地抵抗中共的极权暴政、中共政府也不能把我们怎么样！总有一天，这种和平抵抗从个人、小群体的行为发展成大规模的抵抗运动，最终促使专制政权垮台。
在当前的形势下，广大人民因为种种顾虑不敢参与反对暴政的行动，有人开始提出了“民主旗帜到底还能打多久？”的疑问，对此王丹有一句很好的话，民运只剩下一个人也可以坚持下去。即使高压到了极点，还可以写作，还可以思考。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就是要求每一个献身民主事业的人真正从自己做起，在任何处境、任何残酷的迫害面前，也始终坚持自己的理想、自己的原则，决不向专制屈服！
在哈佛大学一条长长的走廊里，用花岗石铭刻着阿奇博尔德·麦克利什的名言：
怎样保卫自由？当它受到武力进攻时用武力来保卫，当它受到谎言攻击时用真实来保卫；当它受到极权主义攻击时用民主的信念来保卫，从永恒的意义来说，最后的行动乃是用意志和信念来保卫。
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正是凭着这样的信念我们才可以无畏地面对极权暴政，并理性地向它宣战，这是砸碎暴政枷锁的一条现实的道路。
“平心而论，不管多么残酷的暴政，人在面对它时都不应该有恐惧有怨言，服从或叛逆完全取决于每个人自身。当中国人一味怨恨专制者时，更应该怨恨自己，如果不是中国人过于怯懦和愚昧，怎么能使当代中国的专制者如此肆无忌惮，如此把不讲理当做真理……只要决定反抗到底，专制主义再残暴也不会长久。”
正因为如此，从我做起，和平抵抗——才有了深远而重大的现实意义。
（《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