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常在报刊上拜读到徐明旭先生有关西藏问题的文章，观点中肯，令人佩服。但徐先生的“也谈‘文革’及‘造反派’”一文（载于《中国之春》九三年一月号）所表达的见解则使人惊愕万分。现三年过去，不知徐先生的见解是否已有所修正。“文革”之发动至今已有三十周年而人民营垒中评判它的分歧之大，令人扼腕。在此，我不打算与徐先生作纯理论探讨，而只是想谈谈自己的某些文革见闻及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见解。拙文中的小标题也就借用徐先生原文中的小标题。
一、造反派为何造反？
徐先生文中说：“那么他们为什么要造共产党的反？这里一个重要因素被杨先生忽略，那就是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农平均主义。他们造反不是因为仇恨中共的政治，而是不满中共的特权。……由此可见文革造反派的原动力并不来自对中共的政治仇恨，而来自对共干的经济嫉妒。”
总算徐先生承认共干有特权。特权当然不是公正的东西，故对它不满亦是正常反应。而令人费解的是徐先生把这一不满归结为“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根深蒂固的小农平均主义。”这个论断的根据何在呢？为什么不将此理解为中国老百姓对社会主义的追求呢？好，我们尽可暂不为老百姓不满共干特权的动机而争执不休，但总应该承认不满共干特权是无可指责的。但是徐先生下文的词语变了。变成“对共干的经济嫉妒”。“不满”是中性行为，“嫉妒”是劣性行为。“经济”是一般名词，“特权”是负面名词，经过徐先生的文字处理无可厚非的“不满特权”变成了偏狭庸劣的“经济嫉妒”。中国老百姓造共干反的行动变得十分粗鄙丑陋了。
我在“文革”中的亲眼所见而得出的感受与徐先生的论断大相径庭。我认为当时老百姓之所以造当权派的反较大程度上是由于共干对民众多种形式各种内容的压迫所致。
人们常常以为中共对人民的政治迫害主要表现于镇反、肃反、反右、反右倾等政治运动中。其实并非如此，这一迫害经常存在于各种社会活动中，只是程度形式有所不同罢了。在那几个大运动中受过迫害的人，已被中共虐待得遍体鳞伤，奄奄一息，即使在文革时期也并不敢大张旗鼓地造反。倒是其他受过较轻迫害的人在“文革”中奋起了。请允许我回忆一些往事。
六六年夏，“文革”狂飙骤起时，我在广州市郊税务局做税务助征员已近两年。时间虽不长，但已观察到一些社会矛盾的积累。
六四年秋，局本部有几个干部被强令调往远郊税务所工作。原因是这几个人家庭出身不好，平时衣着又颇讲究。政治办公室主任认定他们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严重，应着重进行改造，故把他们调动。此举不但给他们的家庭生活带来极大不便，而更重要的是，大家心里都明白，这是打着“革命工作需要”的旗号的惩罚性调动。他们身处于全都出身于贫下中农的农村干部群中，受到了种种白眼、排斥，精神上蒙受着极大的压力。
六五年初，沙河税务所，钟落潭税务所都有干部被局政治办公室定为漏网地主、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干部队伍并遣送回乡。我曾亲眼见过沙河税务所的那名干部与所长兼党支部书记激烈争吵。他俩年岁相仿都约三十多岁。一个是从工人提拔上来的根正苗红的干部，一个是中共政权在“解放”初期吸收的青年学生。他曾在学校里集体加入过三青团。由于长期受到所长的歧视、压制、刁难，有一天他终于忍无可忍地反弹了。大骂所长横行霸道。所长咆哮道：“你这个三青团骨干，要向党进攻吗？”并要挥拳殴打他。但被副所长等人劝阻。
六五年夏，局政治办公室组织一个工作组到黄埔税务所搞小四清。我是工作组小通信员。工作组与所领导结合在一起，大整所里几名平素颇为调皮捣蛋的干部。硬要他们坦白贪污税款的行为。什么个别谈话、小组帮助；什么互相揭发，政策攻心，各种骗供、逼供的手段都耍出来了。搞得他们又惊又气。更有甚者，把其中三人定为反党小集团，重点审查，以至于其中一人跳楼自杀身亡。跳楼时他还高呼“毛主席万岁！”
至于六六年夏的“资反线”时期，局领导把一些出身不好的干部打成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则属于全国性的普遍情况，人所共知，就不再赘述了。
六六年秋“批资反线”展开后，局系统的造反组织不但批判局领导执行资反线整群众的错误，还把帐算到“文革”前。有人提出六五年被开除干部队伍并遣返回乡的几名干部是遭冤枉受迫害的，应予复职。我也看到这几个人回来与局系统造反派联系协商。黄埔税务所三人反党小集团的两名幸存者已成为造反派的中坚骨干。他们大声疾呼要为他们在“小四清”中所受的迫害平反，要为死者昭雪。那几名调到远郊税务所的干部也参加了造反派组织。但他们的行动较为策略，没有对政治办公室主任大吼大叫，而是在批判会结束后，把他拉到一边坐下细谈，要求他把他们从远郊税务所调回局本部。
当这一切都还在待决之中，六七年早春镇压骤然降临，造反派头头骨干抓的抓，批的批，自身难保，再也没有人为昔日的冤情争曲直公道了。及至六七年暮春平反后，“文革”进入了派争、武斗阶段。“文革”初期造反派以及反政治迫害为主旋律的民主斗争色彩遂告褪去。
除以上所述外，还有一点值得一提的是，局系统有一股很强的造反势力，系由一批于六三年间由市公安局调往税务局的干部组成。这批人有的是出身成分较差，有的是与领导关系不睦，被从政权的要害部门清洗出去。调来税务局后，往往又继续被调到远郊税务所去从事最艰苦辛劳的农村税收。这种境遇，自然使他们内心深藏不平。批资反线时，他们不但造税务局当权派的反，还结合在一起，并串联更多调往其他单位的原公安干部浩浩荡荡地去造市公安局当权派的反，一时间，热闹非凡。
六七年夏，我们几个年轻的税务助征员自行请调到广州有线电厂做工人，藉此，我又亲身了解到工厂的“文革”状况。
这间工厂有三百多人。其中两百多人没有正式参加群众组织。保当权派的群众组织近百人。明显都是当权派的红人或一向靠拢党组织的积极分子。而那二、三十个反当权派的人除七、八个爱闹爱动的小青工外大都明显与当权派有过节。如一位女工委员曾为女工的生活福利问题与厂长发生争执。厂长指责她拉拢群众，并否决她的入党申请。在下届女工委员选举时，把她弄了下去。有位六二年分配到该厂的华工毕业生，个性恃才傲物，不随全厂主流对厂长表示恭敬。因而受到厂长的白眼排斥，故意抬举另一些靠拢党组织的技术干部，刻意处处贬低打压他。又有一名中年技术员曾在反右时内定中右。长期以来很受当权派歧视打击。最为尖锐的是六五年间厂里出现一条所谓反动标语。厂当权派全力追查，锁定某技术工人为重点侦破对象。对其施加压力。后因证据确实不足而不了了之。此事使该技工对厂长愤恨万分。“文革”时，他成为厂里最激烈的造反者之一。另外，于六四年间从北京调了一批技工来该厂工作。这批人颇受该厂原有技术骨干的排挤。厂长有意偏袒后者，压低他们。这遂使他们悉数加入造反派组织。
我所看到的这些情况当然不是偶然的、孤立的，而是冰山一角。它广泛地、不同程度地存在于各机关、工厂，只不过具体的“故事”情节不同罢了。然而令人感慨的是现今哪里还有人愿意回顾当年那一切，并进而有所探索呢？
事实表明，“文革”初期民众起来造当权派的反，主要是由于一向以来共干对民众的压迫。（这其中主要是政治性的，也渗有个人恩怨的因素。）而不仅仅是出于民众对共干的“经济嫉妒”。
那么，如果要问，当年民众的造反究竟有没有源于经济因素呢？当然有，而且是造了一个很大的、令中共高层一时手忙脚乱的反，那就是六六年岁末、六七年初，瞬时席卷全国的“反革命经济主义”。详细情况我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已谈及，此处不再重复。
文革前，中共中下层领导干部与民众的生活水平相差不大。那时中共政权对人民的经济剥削主要并不体现于整个统治阶级的奢华，而是体现于在高积累低消费的指导思想下，极为残酷地掠夺榨取人民的劳动成果以充国库。这就是林彪称之为的“国富民穷”。高积累下的财富主要用于三个方面。一、“支援世界革命”。二、优先发展重工业，大量的物力财力都被中共官员的经济盲动浪费掉了，还美其名曰“交学费”。三、维持中共高干的优裕生活。在这三点中，第三点是最次要的，但却是在“文革”中唯一可被揭发、批判的。当民众一旦知晓中共高干优裕的物质享受，再看看自己极为贫困的经济生活，并想起中共高干平日所唱为人民服务、做人民勤务员的高调，教训人民要艰苦朴素发扬延安作风的严肃面孔，真是何其虚伪，何其卑劣。民众的愤慨之情怎能不油然而生呢？这愤慨明明是合乎情理的、正义的，真不知怎么会被归于反动的“小农平均主义”。
“文革”前民众的生活状况如何呢？且不说广大农民处于饥饿、半饥饿的境地。就以城市中有固定工作的工人而言，也是触目惊心的。如五八年进厂的工人，一直还拿着学徒转正时的工资。（七二年林彪事件后，才作调资）依地区差价，其数额从三十几元到四十几元不等。就靠这点工资，他们娶亲生子，维持全家生计，其物质生活之菲薄可想而知。可叹有些人对中国民生之疾苦茫然不知，还跟着去歌颂五、六十年代中共政权的太平盛世。
二、造反派是“正确路线”代表吗？
徐先生在此段中责问杨小凯说：“难道一定要反其道而行之，把造反派正名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才算公正吗？时至今日还为造反派争‘正统’不是很滑稽吗？”
实际上，无论是扬小凯还是其他人，包括我，在评价造反派时，从来没有为之争“正统”。没有把它正名为正确路线的代表。我们只是主张实事求是地评判它，反对中共把它描绘成做尽坏事、十恶不赦的暴徒，反对某些人把文革中的吃人兽行移花接木地硬扣在造反派身上，故此对徐先生发出的这一责问我感到十分茫然、愕然。
不过细读徐先生的这一章节，似感到我们与徐先生实质性的分歧是在下文。因为徐先生提出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论点：“在我看来，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邓、胡把两者都叫作造反派是对的。”
关于“文革”中保守派、造反派形成的经过，政治成分，及其在“文革”各阶段中的所作所为，我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已讲得比较清楚了。仅仅以都“斗过共干”便认定两派都是造反派显然是极为肤浅的。邓、胡从他们中共巨头高干的角度出发持有这一观点本不足为奇。然而徐先生们竟认同这一观点就不能不令人甚觉意外了。由此，我也感到打破中共“文革话语体系”的重要。
当然，徐先生的观点除与邓、胡的吻合之处外，还有他自己更深一步的见解。即“充其量只能说‘四·二二’、‘红暴’是老造反派即狭义造反派。‘联指’、‘省联总’是由保守派转化而来的。新造反派即广义造反派。”徐先生接着还责备杨小凯说：“但他写文章论述文革史时，应该首先澄清自己对造反派的定义，然后再批评对造反派持有不同定义的人如郑义。否则这样的争论就像瞎子摸象一样毫无意义。”
说来，给某一个事物下定义，其难易程度是千差万别的。例如，什么叫刑事犯？定义好下，即触犯刑律者。那么什么叫坏人呢？一句话讲得清吗？又如，什么叫及格？考试六十分以上叫及格。那么什么叫好成绩呢？八十分、八十五分、抑或九十分？不同的学校、不同的学科都会有不同的标准。
同样，文革三年，造反派从产生到被削平经历了一连串的风云变幻，其构成、活动内容都在变化之中。从时间上分，有早期造反派（六六年秋冬）、中期造反派（六七年）、晚期造反派（六八年）。从各造反派组织上去看，有的造反性强，有的相对较弱，有的“紧张”，有的不那么“紧张”。故此，要对造反派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换言之，要判定某个群众组织是否属于造反派亦倒是颇费周章的。
我想还是应该先对什么叫“文革造反”下定义。定义是：在文化革命这一特定历史时期，民众中许多人带着自身的看法、感受、思索、要求、利益去响应毛及中央文革的“战斗号召”投身运动。尽管他们在口头上，甚至在内心上是拥护毛，但其行动的客观效果往往是冲击了中共的社会结构、政治秩序，削弱乃至打击了中共的统治。（此定义主要适于非学生。此外，还有少量出于政治投机的造反者。）
藉此，我们可以继而进行判定；那些较明显具有“文革造反”性的群众组织便属于造反派。
保守派与造反派的根本区别在于它不具备“文革造反”性。虽然他们内心忠于毛、忠于中共的政治制度，但他们一时不能理解、甚至不肯相信毛会在这一特定的时期里要打破这个由他为主建立，并以他为标志、首领的统治体系。他们从自身的职务、地位、既得利益出发都要维护原有的政治制度、社会秩序。他们一度保省委、市委、厂党委、工作组都是出于这一源由。而且说到底他们是维护自己在这个制度、秩序下所已拥有的既得利益。然而当形势变了，他们领悟出要对某个或某些省、市以及本单位当权派进行造反才有利于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时，他们便也“造反”了。显然，这个“造反”与造反派的造反有着不同的动源。而且，在运动发展到某一阶段后，中共仍然要依靠他们重建中共的政治结构、社会秩序，巩固中共的统治。
因此应该说，我们所言的造反派都是徐先生笔下的“老造反派”、“狭义造反派”。而徐先生的所谓“新造反派”、“广义造反派”是根本不存在的。保守派依其本质无论如何都不会转变为造反派。（这里指的是整个派别，不是指具体的某个人）除非你把文革造反的涵义变了，变成徐先生所说的“按是否斗过共干的标准商量”。不过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们何必还锲而不舍地执着于文革研究、造反派评价呢？一切都依照邓、胡的观点、按照中共的话语体系去看待“文革”种种不就得了吗？
纵观徐先生的上下文则发现徐先生的“广义造反派”论还有另一个侧面。徐先生文中说：“杨先生称‘四·二二’为造反派，其实‘四·二二’在炮打‘广西王’韦国清时死保广西自治区政府副主席伍晋南，而被杨先生称为保守派的‘联指’则保韦打伍。”
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徐先生的意思，即由于老造反派也保过共干，大家彼此彼此，文革中造保两派的分野由此更为模糊。“广义造反派”论也就更能成立了。
正如我在前文中讲的，保守派斗共干与造反派斗共干有质的不同，同样，造反派保共干与保守派保共干也有重大区别。
六六年秋冬批资反线，六七年一月革命夺当权派的权，造反派们曾何等振奋，真的以为毛要惩治官僚，建立一个以巴黎公社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社会。但事实令他们失望了。虽然毛否定了六七年早春镇压，解放了他们，但在“革命委员会”——所谓的临时权力机构的建设中，提出了“三结合”的指令。文革造反派的阵脚由此陷入了松乱。因此在此之前，几乎所有的当权派都受到了他们不同程度的冲击。他们万万没有想到，运动发展到此时是要他们去与某些前不久受到他们批判的当权派握手言欢。这不但十分别扭，而且是对自己前阶段行动某种程度的否定。然而毛的指令必须执行。哪个造反派组织的夺权若没有共干与之结合，就名不正、言不顺，“革命委员会”成立不起来。此时造反派的处境十分尴尬，犹如待嫁之女、妾身未明，必须有一个大丈夫与之匹配方具名分。而保守派的境况就比造反派好多了。文革前，他们与当权派有天然的感情，文革初期他们保过当权派，“三结合”对于他们非但不是难题而且是福音。
广州郊区税务局被列为当权派的有两个：局长和政治办公室主任。局长在早春镇压时已表态支持局系统保守派而受其接纳。剩下那位政办主任无人问津。此人在过往年代里整人比局长更凶，民怨甚烈。正因为如此，局保守派也弃他而取局长。（保守派的几个头目是政办人员，即他的直接部下。）然而在暮春平反后恢复起来的局造反派组织为了取得名份，别无选择地向他伸出了橄榄枝。而鉴于社会上造反派占有舆论上的优势，政办主任出于一种政治投机心理也接受了这一匹配。我想像得出当时局造反派中许多曾直接受过他整治的人对此是多么抵触。因我得知一些曾是激烈造反的人从此变得消沉。郊区税务局的文革形势从此就在两派的打廖（局长）保李（政办主任）和打李保廖的滚来滚去中闹了一年多，直至六八年夏季大镇压，造反派被削平，政办主任也落个犯路线错误的下场。
广州有线电厂造反派的境况更为惨淡。它一天也没风光过。厂长与保守派打得火热。保守派的干将们在厂区贴满标语“革命领导干部我们保定了，你们吹胀吗！”（粤语，意为你们去气死吧！）造反派找不到干部与之结合，颇恐慌。主动找副厂长，副厂长眼见他们势颓，一言回绝。惶惶然挨到文革后期，一个个被收拾干净。不过该厂长颇有手腕，对那些肯反戈一击者，肯主动向他登门拜访乃至痛哭流涕乞求其宽恕原谅的人，则略施安抚。不但不予关进牛栏，反而稍作使用。同时集中力量打击几个顽固不肯低头认错的人。其中就有我这个小青工。我在这间厂被歧视压制了十八年，直至一九八六年我在广州业余科技学院四年制机械大专毕业，应聘往深圳港资厂工作后才告结束。（当然期间还有我发动了广州的七九民运。）
把广州郊区税务局和广州有线电厂的情形加以放大，就可推想出社会上大造反派组织保共干的原由。
造反派大组织的成员一般与省、市高官没有直接的个人仇恨，故与某些高官搞三结合是比基层单位少了一份别扭，但仍有无可奈何、不得不遵命的成份。而源于中共高干内部的旧有矛盾、权力争夺，及某些高干的政治投机心理，使这一结合在许多地方均能进行。这就有了徐先生所说的广西“四·二二”保伍打韦的一类情况。
保守派保共干与造反派保共干的区别在于前者发自内心，后者出于无奈。当时的造反者真是骑虎难下，进退维谷。到底是紧跟毛主席的战略部署，寻找“革命领导干部”与之结合。还是消沉下去，脱离这场斗争漩涡呢？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但是走得了吗？文革前与文革中的种种矛盾斗争已铸下深仇。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要想今后不被清算，只有尽力在这场斗争中设法支撑下去。即使斗争的内容已迫使自己改变反官僚的初衷；即使反政治迫害的民主斗争已蜕变为官僚体制内的权力争夺也只能不得已而为之。造反派里许多人消沉了，造反派的组织涣散了，但其中一些头头和骨干却全力勉为其难。正是人在江湖身不由己。我体会得到当年某些造反者那份无奈乃至苍凉的心境。当然，除此之外，我也知晓造反派中某些权力熏心的投机者领悟到这是攫取一官半职的大好机会而欣然去向领导干部“示好”“求爱”的。
经过以上这番探讨，徐先生觉得他的“广义造反派”是否可以站得住脚呢？
既然造反派与保守派的“造”与“保”都有显著乃至本质的不同，那么为什么中共高层的语汇中一直没有保守一词，而执意要把所有群众组织都称为造反派呢？细想一下，有以下两个原因：
一、把水搅混、嫁祸于人。既然都被说成是造反派，那么保守派犯下的暴行也一概可以挂在造反派的帐上。从而达到抹黑否定造反派的效果。
二、许多保守派的功臣及某些造反派的识时务者在“文革”后的整党建党中被作为新鲜血液吸收入党、提干，有的还晋升到基层或中层的领导职位上。这些人基本得到以邓小平、陈云为代表的中共复旧秩序派的认可。因为他们的入党做官基本符合中共的组织原则和升迁秩序，职位权力也只限于中、下层。但对于那些窜升到省、市及至中央高层的就不同了。复旧秩序派决不能容忍这些“坐火箭上来的”原无名之辈堂而皇之地出没于社会上层，而且这些人的安然存在本身就是毛发动旨在清洗他们的“文革”尚未被否定的象征。所以他们必欲把这些人除之而后快，不管他是造反派还是保守派。真正属于造反派的当然可将其列为“四人帮”的党羽余孽而投入大狱。而对那些保守派的大将们也须彻底削夺其权力，削职为民。不过办事总得出师有名。他们与“四人帮”搭不上线，安他们一个什么罪名呢？总不能说他们当年保省委、市委，保“革命委员会”，保解放军有错。故此只能说他们也是在“文革”中搞山头、闹造反起家，也是造反派，应予清除。这样既遂了复旧秩序派的心愿又可再次抹黑造反派，一举两得，一箭双雕岂不妙哉！
在我一系列评述“文革”的文章中对保守派的评价都是负面的。至此，我不得不离题作点补充了。那就是早期的社会保守派也曾具有非负面因素。六六年秋，许多地方造反派红卫兵的某些行动受到了市民的反对，抵制。这往往被视为保守行动。其实这与货真价实的保守派是有区别的。很多市民们不能对造反派红卫兵和血统论红卫兵加以精确区分。渊源于对血统论红卫兵搞“破四旧”，“红色恐怖”的反感会延伸及造反派红卫兵的身上，故对造反派红卫兵不分青红皂白地冲击省、市委及其它某些行动不表支持。在广州最明显的事件是反封《红卫报》。
《红卫报》即《羊城晚报》，在“文革”初仓促改名。这是一份“文革”前十分罕见的较少八股味、较具知识性、趣味性，深受市民喜爱的报纸。造反派红卫兵说它长期传播封资修，要封闭它。这受到许多市民的强烈反对。发生了街头辩论、争吵乃至推搡踢打。这些反对，有的是基于维护旧有社会状况的意义；有的是出于对学生们偏激行为的反感；也有的是源于对“文革”前全国各地八股味十足的报纸群中能有这么一份较为清新可人的报纸的喜爱维护。当时我也置身于反对封《红卫报》的阵营中。
然而这种早期保守派很快就分化了。因为既没有明确固定的组织，也没有深刻的政治意向作基础，往往只是对某个社会事件个人临时的直觉表态。当“革命”进入一月夺权，社会冲突逐渐深化触及社会基本结构后，人们的态度就依各人的社会地位、处境、意识等而各就各位了——造反、保守或明哲保身的“逍遥”。
三、文革中发生了真正的革命吗？
徐先生批评说：“杨先生说文革第二阶段发生了真正的革命是毫无根据的。”但其实杨小凯的原文是：“从一九六六年八月到一九六八年的文化革命是一种政治学中所说的革命。”并没有“真正的革命”的讲法。徐先生的这一批评与另一节中徐先生批评杨小凯要把造反派正名为正确路线的代表如出一辙，都是把别人并不持有的观点加于别人，再予以批评。这种做法，实在不太恰当。
我们姑且撇开这点不讲，而去细读徐先生的下文。从那里我们得以了解，在徐先生看来，只有彻底推翻中共的专制统治并取而代之为目的的行动才值得称道，其他诸如“奉旨革命”，“打着红旗反红旗”等都不值一谈。湖北造反派七·二零取胜后，尽管其头头都任了省、市革委会副主任，但无实权，最后亦被清算，因此也毫无意义。
对这些，我与徐先生都持有不同的见解。
“奉旨革命”，在我看来其中有一部分内容是民众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趁机去反抗，打击中共的统治秩序。
“打着红旗反红旗”是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行之有效的斗争艺术。这曾经令中共的巨头、理论家们都大感头痛。
武汉造反派头的境遇正说明了毛号召民众造反只是为了利用，说明中共政权对造反者的戒备压制。虽然这些造反者借助了中共高层的权力争夺而暂时取胜，但最终也难逃被清算镇压的命运。这进而又说明了文革造反中确带有否定中共政治秩序的成份。
如果我们有中共专制政权应予终结的这一共识的话，就可以进而讨论怎样去终结它。尽管对途径方法会有各种考量，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我们不应认定只有实施了某些斗争方式和内容才算进行了真正的革命。在当年，甚至在当今人们都难以用徐先生所说的李逵那种“杀去东京，夺了鸟位”的方法去终结，而必须在不同的现实条件、政治环境下因地制宜地、逐步而又有效地去削弱打击中共的统治秩序，以求产生积累效应，终究有一天得以终结它。这是因为中共政权的顽固性、巩固性都是超强的。
从社会上层来看，不但中共元老辈中尚有人健在，而且第二次国共战争时期的功臣们年龄尚在七十上下，正在主政。这些人中的绝大多数，头脑十分僵化，对民主政治完全持排斥态度。
从社会中层来看，从五、六十年代历次运动中的政治选拔到八九十年代“第三第四梯队”的建造，中共拥有人数甚重的阶级基础。他们组成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垄断了社会的政经资源。不管他们内部有什么狗咬狗的利益斗争，但在维护中共一党专制上他们是一致的。因为这是他们利益的源泉和保证。故此，“苏东波”的冲击，不但未使中共产生连锁反应，反而使他们凝聚忧患意识，为保权保利而联合起来作挣扎。
在社会下层，由于汉民族中固有的自私、散漫、实利、懦弱；由于中共多年的愚民政策以及枪打出头鸟的统治术所产生的成效。还由于中共十年多所谓改革开放，力图使民众向钱看，麻木销蚀其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使中国民间反抗中共专制政治的力量更为分散薄弱。
面对这种可叹的现实，而又执着于中国民主制度的建立的话，想来切实有效的途径也只会是“积累效应”了。故此，在有可能“打着红旗反红旗”时，就尽力去打。在有机会“奉旨革命”时就趁机去造反。总之应抓住每一个历史契机最大限度地去工作，而不急于马上“杀去东京，夺了鸟位。”我们当年参加七九民运就是本着这一指导思想。至今我仍认为这是正确的。如果一定只肯从事称得上“真正的革命”的社会变革的话，恐怕到头来只会陷入取消主义。
四、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必须肯定
这里，我把徐先生的小标题改动了一个字。把否定改成肯定。
我肯定造反派历史作用的观点和理由已较详细写在《略评文革造反派》，《文化革命简析》等文中，此处不再重复。
徐先生全面否定造反派这类观点的产生，其来由我在其它文章中也作过分析。原由之一就是对文革的基本情况缺乏全面的了解。我想这很可能与个人经历有关。我不知道徐先生所处的环境是不是造反派蜕化得相当早，相当彻底的地方和单位，并且在那里又有较多的个人品质恶劣者挤在造反派者的队伍中，以至造反派在徐先生心目中留下了极差的印象。
当然或许有人会说：你刘国凯倒正是由于身处造反派蜕化较小，而且一直在受压的省份和单位，故对造反派有一份偏爱以至对其评价偏高。
假如有这个批评的话，其前半段是事实，后半段则并非如此。
我虽有造反派的情结，但并没有因此凭空拔高它。我总是力求对造反派作全面的分析评价。但愿我能做到这一点。
我清楚地了解早期造反派（六六年秋冬）的民主斗争内容。我也清醒地看到后期造反派（六八年）的蜕化。我还分析了中期造反派（六七年）的两重性。我更高度评价了从中、后期造反派里分化出来的“文革新思潮”派。我把“文革新思潮”誉为中国当代思想解放运动的源头，把“文革新思潮”派视为中国当代民主运动的前驱。
除此之外，我还十分洞悉文革造反派极大历史局限性。关于这一点我不但在[文化革命简析]中，已作过分析，而且从我自身的经历去看，对此也有深切的感受。
六八年夏季镇压后，造反派中识时务的俊杰们立即见风使舵，改弦易辙。他们痛苦流涕地向毛主席路线请罪；他们“反戈一击”，揭发“坏头头”的罪行，（其实他们有的自己也属于头头），他们作出一付卑躬屈膝的姿态向当权派认错，藉此求得宽恕，从轻发落，甚至获得收容乃至宠幸，再创一番光明的前程。这类人占少数，姑且称之外第一类反应，造反派中的多数人灰心丧气，惶恐不安，无可奈何地接受这恶劣的现实，并赌咒今后再也不投入政治旋涡了。这算第二类反应。极少数人虽然在高压下不敢公开抗拒，但内心很是愤慨不服，即使受到歧视打击也不向当权者们低头。这是第三类反应。
随着时间的推移，旧的社会秩序更严厉地恢复起来。在凛冽的政治环境中，第二类中的许多人渐渐向第一类转变，第三类向第二类乃至第一类转变，到后来，坚持反抗复旧社会秩序的人在工人、职员中已微乎其微。
被大镇压激怒，又接受了“文革新思潮”的我，不但坚持了造反信念，而且把造反提到新的层次，新的境界，也具备新的形式、新的内容。从“奉旨”“趁机”造反变成自发、自觉造反。造反的对象从“资反线”“当权派”变为整个中共专制政权。造反的行动从公开变为地下，从参加刷大标语、游行、集会到暗中书写“反革命”文章。
在这个过程中，我发现从造反的朋友们都与我渐渐疏远了。我执拗的理念和偶向发出的激烈言辞更使他们惊愕骇怕。于是对我从疏远到划清界线了。个别人甚至向当权派打我的小报告，在当权派心目中我是个冥顽不化的角刺典型。
文革大镇压后的十年，即七八年岁末，我在广州率先挥动七九民运的旗帜。那陆续聚集起来的人们竟大都是比我年轻十岁左右，没有经历过文革风雨的小青年，而当年的工人，职员造反者则杳无踪迹。幸而终究还有汪岷、王希哲、王一飞等当年的学生造反者站出来作了中流抵柱，否则我真会“独怆然而涕下”了。
七九民运至今已有十七年了，当年的参加者大多仍坚持其政治理念。百折不挠，继续为民主事业奋斗者也大有人在。北京任畹町、刘念春、上海傅申奇、武汉秦永敏、青岛孙维邦……如果历史契机一旦再现，我相信更多的七九民运老战士会挺身而出的，相比之下，从六九年到七九年仅十年，工人、职员造反者消失得无影无踪。可见文革造反派的政治素质较七九民主派真不知差了多少数量级。
然而，尽管如此，也不可藉此否定造反派的历史作用，因为那作用是历史的，是过去的事实。
在这里，对徐先生文中的两段叙述，我不得不提出批评。徐先生文中举一女学生造反派头头——广西医学院“四·二二”作战部长下令枪毙捕捉到的对立派学生的事例，以证明造反派的残暴。造反派也“杀人放火”。我觉得这是欠妥当的。要对此作出清晰、正确不至误导后人的结论，最好能作较全面的统计。如广西两派发生了多少次大、中型武斗，每次是由哪方挑起的。各方死伤人数，俘虏所受待遇。有多少人被对方抓到后以行刑方式枪决。各派有多少人在批斗会上被当场打死。有多少人在牛栏中被虐待至死。广西杀人吃人者和被杀被吃者都是属于哪一派，若不属于某一派，则其政治背景如何。
我并不是要纠缠历史旧帐，并不是要过份追究个人的刑事责任，我只是想说，如果有一天各省修编该省的文革三年史时，若能把该省的武斗和严重暴力事件作较详细统计记载的话，那保守派、造反派各自的形象将会更清晰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而免去一些巧舌如簧的狡辩。
徐先生文中说：“到了一九六八年，毛提出‘清理阶级队伍’时，许多省的老造反派已在学校、工厂、文化科研单位掌权。他们为了‘表忠心’，掀起了‘深挖细找国民党残渣余孽’的新一轮恐怖活动”。
这与史实不尽相符。且不说在两广这些原始保守派大获全胜，造反派被彻底镇压的省份，“清队”完全由工宣、工纠——几乎是原保守派头头、骨干的原班人马，再加上军宣来主持。就算在其他造反派表面上获胜或两派并存的地方，“清队”也是由成份红、政治质量高的人来主持。造反派除已蜕化外，其组织也已涣散、解体。即使有的原造反派成员参与了搞清队，请别忽略，他此时的身份已不是造反者，而是清队工作组成员，具有了官方身份，进入了开始重建的中共专制体系的序列。而且有时会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在他们深挖细找了国民党残渣余孽后，自己也陆续被押上了阶级斗争的祭坛。徐先生文中提及清华，北大两派竞相在对立派及本派中抓“阶级敌人”，可别忘了，还没等他们抓出个名堂来，自己就被毛派来的“工宣”收拾了。
在本文的最后，我想提醒世人留意一个问题。当我们现在如此热烈地探讨造反派的评价时，你可曾知道，可曾记得，文革三年中造反派这个称谓并不时髦，造反派这个词较少被单独使用呢？
前些时，我在《中国之春》上看到一幅画，绘画艺术是很高，但可惜那造反派战士手臂上戴的袖章有失史实。因为袖章只有三个字“造反派”。文革三年，全国各地有哪个组织的名称是“造反派”的呢？可见作者对文革了解有限。由此，我更感到我们身上的责任。如不趁我们这一代仍年富力强时辩清文革种种，而留待后代仅从书面资料上去了解文革，那一套文革史会写成什么模样呢？
其实“造反派”一词在文革时，尤其是中、后期并不太流行。因为它涵义含糊。造反？造谁的反？造资产阶级的反还是造无产阶级的反？虽则毛提出了造反有理一说，但许多中共高官和保守派大将仍可厉声责问造反者：“你们造反，造谁的反？”
为了免至被人抓到辫子，造反者们除了把自己的组织名称加上明确的政治标签外，（如毛泽东思想工人造反团，红色工人造反司令部之类）还大都自称革命造反派。以“革命”这个响亮的绝对正确的词修饰造反二字。再后，当保守组织也进行“广义造反”时（请允许我借用徐先生创造的这个词），他们大都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从而巧妙地避开了“造反”一词。而后在中共高层号召铲山头、按系统、按单位、按班组实行大联合时，其口号也表述为“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起来”。此后造反派也大都自称“无产阶级革命派”了。“造反派”一词从此已有了不雅的意味。
待到造反派被压制、削平，乃至四人帮覆灭，邓陈当权后，为了彻底肃清民众中的反抗力量，中共把“造反派”这个称谓炒作得震天响，并把它赋予贬义。造反派几乎成了四人帮残渣余孽的别称。一切胆敢对中共官员、政府机关表示不敬的言行都被斥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造反派脾气、造反派行为（如果还没有达到“反革命言行”的话）要予以批判、取缔。
首先被中共复旧派树为“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典型人物，据说是白卷英雄张铁生。从此“头上长角、身上长刺”就成了对无才无德、刁钻忤逆之辈的最形象描绘。这一描绘似已得世间的认同。仿佛当年的造反者全都是这么个德行。
然而对此我一向甚有异议。我认为对压迫剥削民众的中共政权，对横行霸道的中共官儿为什么不应该用角去顶它？为什么不可以用刺去戳它？更何况我们文革新思潮——七九民运这一辈人绝非“白卷”者。我们之中年龄较轻尚在中共教委大臣所订年龄限制线以下者，许多都考上了全日制高校，有的学历已达硕士、博士。年龄较长者，许多人也都考入各类成人高校，受到高等教育。例如我本人就苦读了八年，获工科、文科三份大学专科、本科文凭。可见我们文革新思潮——七九民运一代除了头上的角身上的刺外，腹中也并非空空如也。
多年来，广州有线电厂的历任书记厂长无不对我咬牙切齿。骂道：“这是个典型的头上长角身上长刺的家伙。他从文革造反起到现在一直闹了这么多年。”
是的，我今天仍然在闹。只要一息尚存就要对中共政权飨以角刺。并我还有个小任务：就是把文革造反派的评价——这一历史悬案辩个水落石出。
（《北京之春》1996年6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