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十二月十七日，北京学术界集会纪念冯有兰先生诞辰一百周年，八九年“六四”之后声沉影寂了六、七年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原来的副院长、美国研究所所长李慎之先生在会上发表体为《我们向冯有兰先生学习什么》的讲话，今年五月二十五日在中共背景的纽约《侨报》刊出。
据了解，一九五七年，李氏曾经被化为右派分子，自谦“中年失学”。由因勤奋精修，中西兼通，文革“左道”横行时也得以留在新华社工作。毛死邓出，胡、赵当政，改革开放，把社会科学部从中国科学院分出，成立中国社会科学院。一九八零年，李慎之出任该院美国研究所所长，八五年兼任副院长。在此前后，李氏多次访问美国，其中一次作为赵紫阳总理的随员，以备咨询。八九年，因不赞同“六四”镇压，李慎之的“中央副部长”职级被撤。今年，可以说是大陆学术界盛年一代皎皎者的李慎之，被委任为中外和两岸文化学术交流方面的主要负责人。这样一位正直的、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学者，论及向中共统治下一直肆应取容、挣扎迎合、终于不得不曲学阿“势”，沦为士林“四大无耻”之首的冯有兰学习，即使是应景文章，也会有可圈可点之处。果然，在他这篇长达六千余言、理应是该纪念会的主题“讲话”中，李氏有“借着讲”的提法，而相关论据和观念的表述，也甚多言内意外。这些借题而未发挥的弦外之音，值得关心大陆学术思潮、学者动向的海外注意。
李氏在《讲话》中向参加纪念的老、中、青学术界人士论述，要从四方面来学习冯有兰。首先是学习冯的“接着讲”中国哲学的精神。他指出，“接着讲”不同于“照者讲”。差一个字，精神全异。“照着讲”是一种保守、抱残守缺、尼占不化、拒绝进步的态度。“接着讲”则是有因有革、推陈出新、继往开来的态度。
李氏引证六十多年前陈寅恪先生在冯著《中国哲学史》审查报告中的如下一段话：“窃疑中国自今以后，即使能忠实输入北美或东欧之思想，其结局亦当等于玄奘唯识之学，在吾国思想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终归于歇绝者。必须一方面吸收输入外来之学说，一方面不忘本来民族之地位，此二中相反而适相成之态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旧途径，而两千年民族与其他民族思想接触史之昭示者也。”随即感佩声言：“这话真是值得人们‘愿书万本颂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的真知灼见。”
李慎之讲的上列的话，与会的中国大陆学术界人士，高级知识分子们不难听出读者也不难看出，言外之意说的乃是中共曾经奉为圭臬是大陆各领域“指导思想”的马列毛。不管中共至今怎样坚决支持，“照着讲”诸多无聊胜于无的说法，而种种偷梁换柱的作法表明，来自东欧的这一系思想，在中国的地位实际上已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处于从最高到歇绝的过程中。
在点出“一句顶一万句”作为口号文革时期走红，现在被大家当作笑柄之后，李氏语重心长地表示他“还是以为”：顶得了一万句的话是有的。他说，一句“天理良心”就代表中国哲学的精义。如果人人理解实践，其价值何止一万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的话，如果能够普遍流行于中国人的口头到心头，中华民族一定会大不同于今天，而大放异彩于世界。虽然李慎之通篇《讲话》不涉毛和共党，可是对毛某“高度发展”马列斗争学说，诡拒“仁政”，肆意践踏国人传统服膺的“温良恭俭让”，玩弄全党，以致全党上邪下僻，至今仍然涂炭华夏、遗祸全民的否定，已尽在不言中了。
李慎之说，“国于天地，必有以立”。一个民族，尤其是中国这样的一个大民族，其哲学都是经过百代千秋演化而来，而且还要演化下去，但这个过程必然是承先启后的，绝不能把传统一脚踢开，另起炉灶。那样的哲学必然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长不到哪儿去，也流不到哪儿去的。历史已经证明这一点，而且还将继续证明这一点。李先生这番话，可以看作是对中共的正告和对与会学术界人士的启迪。他说的是历史已经证明，马列毛的思想权威，随着世界潮流的发展，其“哲学基础”、现实根据“——阶级斗争以及”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业已像无本之木，无源之水。把传统一脚踢开，另起炉灶搞出来的共产党，长不到那儿去。
李慎之称值得向冯有兰学习的第二个方面为“借着讲”，也就是融会贯通中外哲学的精神。在《讲话》的这一段中，李氏按照陈寅恪先生对中国哲学的定论，以及冯有兰先生爱好他留学美国当时流行的“新实在论”（共相实在论）的自述，指出因为冯先生爱中国哲学，也因为他兼爱西方哲学，所以能做到，事实上，正是把中国哲学之全体介绍给世界的第一人。李氏认为，冯先生在融会贯通中外哲学方面的建树，事实上为几乎所有在他之后企图进一步发展中国哲学的老师宿儒打开了一条新路。如唐君毅之以黑格尔哲学，牟宗三之以康德哲学，方东美之以圣多马哲学尝试中西结合与西方互释，走的都是可以说是中国哲学今后要走向世界的必由之路。李氏标举的是因避共而飘零港、台，成了海外学界一代宗师的唐、牟、方几位先生，四十多年来，羁留大陆甘愿或不愿结合马列毛的老师宿儒之乏善可陈，以至不值一提，也就可想而知了。所以李氏说，继续的融合会通还有漫长的路要走，只能寄希望于后生了。而这些后生应走的路，据李氏《讲话》标举的范例，沿着陈寅恪、唐君毅、牟宗三、方东美等先生治学传道的足迹，继往开来，必然是中华民国大陆时代和台湾时代的中国学术现代化、自由化之路。
李慎之说，要向冯先生学习的第三点是他对哲学所作的界定：“哲学的价值在提高人的精神境界”。在列举冯氏的“由自然境界、功利境界、道德境界直到天地境界”的人生四境界说之后，李氏说，冯先生甚至在历经批判以后还说，“我的别的什么都可以丢，唯独天地境界不能丢。”因为正是天地境界体现了中国传统哲学中关于人生的意义和人生的态度的究竟至极的探索。也许由于李氏对冯有兰先生在中共占有大陆后遭遇的深切谅解与同情，故意模糊了冯有兰意图守住最后一关，终于难以坚持的时间。一九五二年对冯氏自成一家之言的、以《新理学》为重点的“贞元著书”（《新理学》、《新事论—中国到自由之路》、《新世训—生活方法新论》、《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的批判，彻底摧毁了他的自尊、自重和自信。冯有兰先生于本世纪三十年代，以《中国哲学史》一书出道成名，自命甚高，抱负不凡，要做现代“帝友人师”。蒋介石抗日时期“礼贤下士”，冯氏被列为国民党，如果不是因为自己考虑到对青年们的影响而婉拒，就会像另一学者朱光潜那样，接受蒋的提名而当上国民党的中央委员。四九年以后，冯又想攀附毛泽东，可就热脸碰上了冷屁股，动辄得咎，屡遭批判。然而由于是前辈学者，到底学藉深厚，名声在外，可供利用，终于沦落到文革后期，接受江青豢养，成了提供影射史学素材的“两脚书橱”。印证冯氏在国民党时代作为堂堂正正的学者创立的人生意义（为何活着？）和人生态度（如何活着？）的“四境界说”，在毛其统治下，包括他本人在内，大家为了活命有口饭吃的自然境界，只好游离于功利境界，漠视道德境界，不谈天地境界了。毛死邓出，人们蜂拥着向钱看，浸淫于功利境界，多的是道德沦丧境界，“物极必反”，在中共凄惶的“精神文明”呼号中，有心人，例如李慎之先生，也就可以名正言顺地鄙视党八股，大讲根本泉源在于中国传统的人生哲学，认为这才是哲学的正宗。所以李慎之在《讲话》中似乎特别向中、青两代鼓动说，要在这个世界价值大混乱的时代而能卓然有以自立，而且确实有补于世道人心，有助于确立世界秩序，恐怕只有接着往圣先贤而会通古今，在坚实的基础上说，而能有助于提高全体人类的精神境界的哲学，才有永恒的生命力。
李慎之特别强调向冯有兰学习的第四点是其行文风格。他说，不论冯先生在其著作中引用了几乎全部中国传统哲学中被认为是古奥的术语，也不论他引用了多少西方哲学中被认为是难解的概念，他的文字永远是条理畅达，丝丝入扣而又明净如水。对比当今，中国人介绍西方学术思想的越来越多，但是满纸的“话语”、“本文”使人如入五里雾中。越来越多的公认为学贯中西的老先生常常摇头自叹不懂。因此，李氏调侃地说：“我居然斗胆怀疑起这样到底是在扩大与加深交流与融合呢，还是增加混乱与隔阂。”
李慎之《讲话》最后部份谈及，目前正处在一个加速全球化的时代。他引用冯有兰当年的博士论文文句：“人类有相同的本性，也有相同的人生命题”，说这正是全球化之所以可能实现与必然实现的原因。而鉴于现在看到的各式各样的原教旨主义往往都在致力于立异而非求同，这个任务之艰难是不难想象的。但是确是值得每一个好学深思之士努力去做的工作，因为它关系到人类的命运，关系到全球化走的是一条祥和的道路，还是一条严酷的道路的问题。在意有所指地引用“原教旨主义”求异、鼓励听众好学深思之后，李慎之先生以冯有兰称之为“横渠四句”来表达士人们应该努力的事业：“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并以此结束他的《讲话》。
在北京高级知识分子云集的纪念会上，李慎之先生的主题《讲话》居然不提“四坚持”，全无“党八股”；而向在座的民族精英们宣扬的学习要求，却是中国传统的“圣贤事业”，而不是党的任务，这不能不说是好事一桩。这种对新儒家前所未有的推崇，说句中共听来刺耳堵心的话，其实是对自封为“党领导”及其赖以“立国”的马列毛“哲学”的鄙视。□
（《北京之春》1996年8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