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人是不是帮了倒忙
中国人来到西方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在西藏问题上，西方的官方和民间的态度不一样。美国国务院明确表示，尊重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德国的政府和执政党也声明西藏属于中国，柯尔总理甚至还访问过拉萨。而中国人在海外遇到的有关西藏独立的质问和挑战几乎都是社会中的知识分子，大学生，其中一部分是对中国人非常友好的朋友。他们的看法极具普遍性，绝不是个别人的偶然想法。特点是先否定西藏属于中国，结果问题谈不下去。
这一现象也反映出，政府和执政党的决策都是来自历史性法定文献，结论是冷静、客观的。民意机关美国国会、德国联邦议会和民间团体的意见都是带有情绪和感情色彩的。西方的言论自由又允许民间的意见可以不服从政府的声明。于是舆论就有偏向独立的倾向。一九九六年六月达赖喇嘛访问德国，瑙曼基金会资助召开国际会议讨论西藏现状和保护西藏文化问题。玻尔基金会组织海外汉藏知识分子对话，寻求和平的解决之路。德国议会发表声明谴责中国政府的西藏政策和人权记录。但是对于普遍怀有大一统情结的中国人（汉族）来说，既然联合国秘书长、美国政府、联邦德国政府都承认西藏归属中国，却又让西藏流亡政府代表指责“中国人侵略”，“中国人殖民主义”，普遍感到十分委屈。西方人民对于中国人的这方面认知了解不足，所以行动上难免有点帮倒忙。西方关切中国的人权问题，使得国内的知识界感到鼓舞，但是西方把中国（包括西藏）的人权问题与西藏独立混合在一起向北京施加压力，让国内知识界感到十分尴尬。国内的民族主义则更向官方的指引靠拢，也反而压抑了少数民族的开放和自由。这种倾向，海外民运应当提醒西方知识界和藏人团体引起注意。
纽约、柏林和拉萨
更为有趣的是，如果一个美国人提出应当拒绝外族人进入纽约，“只有盎格罗撒克逊人才可以在纽约居留”，如果一个德国人提出应当拒绝外族人进入柏林，“只有日尔曼人才可以在柏林居留”，言论自由的西方舆论会立刻大哗，指斥这种言论为极右思潮，法西斯种族主义；可是当中国改革开放以后，部分汉人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进入拉萨从事经贸活动，居留下来，有许多西方人就指责说，太多的中国人移民拉萨，这是非常危险的，云云。难道人权对于中国人真的有双重标准了吗？
而且应当指出的是，现在这些进入拉萨的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公民多不是吃国家薪俸和补贴的干部，而是个体商贩。可能他们由于有丰富的经验、先进的工具和灵巧的技术，使当地的部分市民失去传统的职业。可是这正是西方人大力推荐给中国的市场经济及其竞争机制。这样的市场竞争和淘汰现象目前每天都在中国内地不断地发生。难道我们应当重新启用户口迁移限制、粮油定量供应和人事档案监控来阻挡他们吗？
对于达赖喇嘛的印象
中国政府取缔达赖喇嘛的画像，尤其是派警察闯入寺庙、家庭摘取这些画像，实在是不智的行为。一些中国人入籍美国以后，老红军子弟爱挂毛象，新儒家学者爱挂孔夫子，国民党子弟爱挂孙中山、蒋介石，其他观世音、财神爷、锺馗、八仙等而下之，美国政府决不来干涉。国内的百姓姓关的爱挂关公象，姓岳的爱挂岳飞象，政府也不予干涉。越是干预，越容易把非政治形象政治化。一个多民族的共同体，应当容忍各民族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偶像。汉族有孔夫子，回族有默罕穆德，蒙族有成吉思汗。达赖喇嘛本来就是藏传佛教传统上的当世活佛。藏族人民挂他的象有他们传统的理由。强行取缔反而更加使之政治化。拉萨的警察行动传到国外，给尊重宗教信仰的西方世界印象极坏。
一九八六年在成都举行一次人类学会议，会议之外临时举行过一次没有官员出席的西藏问题专业小座谈会。会上一位刚从国外讲学归来的教授介绍了达赖喇嘛的情况，说达赖喇嘛在国外始终是一个和平主义者。这是我除了官方宣传以外所听到的唯一关于达赖喇嘛的消息，扫除了原来简单、模糊的晦暗印象。
达赖喇嘛因坚持和平抗争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无论如何这是中国人的幸运。如果藏人在流亡海外以后出现一个迷信“枪杆子里出什么什么”的领导人，公开鼓吹游击战争或恐怖行动，汉藏两族人民还将忍受更多的牺牲。多少年来，国际上民族纠纷地区这样的人物和组织并不少。
但是达赖喇嘛的言论前后不一致。中央日报九六年六月十七日（第一版）转引联合报从德国波恩发出的消息：达赖喇嘛说，在历史上西藏和中国是两个国家，但这并不意味着他赞成西藏独立。达赖喇嘛认为，中共一直破坏他的名誉，“老是认为我要搞独立。”北京之春一九九六年第七期（一○三页）消息说，达赖喇嘛表示，他“从未提倡西藏独立”。可是查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西藏未来政治道路与宪法精华》第二十九页，他说：“在纪念西藏独立抗暴十周年的演讲会上，我提到，有朝一日西藏重获完全独立与自由时，西藏政权的运作形态，将完全取决于西藏人民……”第三十八页他又说：“从中国撤离西藏独立起至成立自由民主政府颁行西藏宪法止，这段时期称为过渡时期。”又，西藏流亡政府印行的《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言论集》第八十六页，他呼吁：“对于一心一意争取我们国家独立与自由而抛头颅洒热血，牺牲了宝贵生命的西藏所有男女英雄志士，我们应予表示由衷至诚的悼念之意。同时我们也当承继其遗志……为期共同早日完成复国建国的历史使命而淬励奋发戮力以赴。”以上两则言论分别是一九九二和一九九三年发表的。如此言之凿凿，实在不应当说“从未提倡西藏独立”。
作为西藏政教合一的精神领袖，对于自己的言论理当担负完全的责任。对于未来的民主中国，人民不担心藏人有过什么样的言论，或者修改过去的某些言论。只是希望有对自身言论能够负责任的人物来进行协商。
国际上官方的态度都始终保持谨慎
西藏问题在六四以后，特别是苏联崩溃以后，越来越白热化、国际化。魏京生发表了关于西藏问题的公开信，中国政府发表了白皮书。针对白皮书，西藏流亡政府发表了《以事实证明——西藏的真相》（一九九三年）。双方可以说都动用了最强大的阵容。而且海外汉藏两族的知识分子，包括一些专业的藏学学者，也在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展开了自由讨论。讨论虽然不会有一致的结论，但可靠的是令人感到不可能再有（四九年以前）真实的史料会被北京政权掩盖起来。一九九六年六月，德国国会关于西藏人权的决议发表的同时，德国外长重申，德国政府承认西藏归属中国，只是谴责中国政府的政策损害了西藏的人权。素称保守、反共的德国《世界报》还发表了一篇评论，题目是《西藏与自由》，开宗明义就说：西藏独立的合法性，从历史上看，没有明确答案（全文附后）。
为什么会这样呢？简单地断言说，德国执政当局仅仅出于觊觎中国大陆市场而坚持这一立场，是武断的。一个国家政府对国际问题的观点必须有一定的依据。国际上的一些条约和协议具有约束力，不可随意解释。例如英、中之间关于中国对西藏宗主权的协议，乃至中国政府与西藏签订的《十七条协议》都是历史性的文献，达赖喇嘛本人还对毛泽东和中国政府写过一些接受领导，承认归属的信件。国际上还是确认这些协议的效力、相信这些信件是确实存在于北京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文件和达赖喇嘛的著作把这些内容说成是在强权的威胁之下出现的，不得不如此表达等等。
历史上有多少条约不是在强权下签订的呢？中国何尝没有在强权的胁迫下签订过一些条约？外兴安岭黑龙江以东和库页岛（这些地方曾是满族的祖居和发祥之地）都被俄国占领。朝鲜、越南和外蒙古脱离中国而独立。台湾割让给日本。香港租借给英国。后来中国也宣称废除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可是实际上除了有相应的合法条款规定以外，中国都接受了历史的事实。台湾回归是因为《波茨坦公约》等文件，香港回归是因为新界租约。蒋介石在签字同意外蒙独立之后，又声明反悔。可是国际上不再予以理会。毛泽东于五○、五六、五九年三次向苏共领导人索还外蒙，也没有任何结果。一九七○年中国政府在中苏边境战争之后声明，虽然列宁曾宣布废除旧俄时代的不平等条约，但考虑到俄罗斯人民长期生息在外兴安岭、黑龙江以东和库页岛等地方，决定放弃收回这些土地的权利。
从这个意义上说，只要中国的中央政府不与西藏方面签订新的协议，西藏不可能独立。海外藏人团体在寻求独立，德国和美国国会中部分议员要求政府敦促中国政府解决西藏地位（即独立）问题，海外民运讨论西藏问题最多的也是是否独立的问题。国内官方和民间坚决反对独立，近年来达赖喇嘛又宣布不追求西藏独立，那么海外民运和海外藏族知识分子团体双方的讨论是否也应当现实地向“留在中国内部实行自治”的方向转移？
自决原则能解决问题吗？
为了补正国际法上主权论的缺失，国际上出现了民族或住民自决的理论，特别是在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它以后更得到广泛的传播，甚至可以说，共产党人的民族解放理论也是以此为基础的。西藏流亡政府的文件也都反复强调民族自决权利。
民族自决的办法在实践上并不是特效药。联合国和各国的国际法专家和民族事务官员对这一原则并非闻所未闻。可是从威尔逊一九一四年的讲话到今天，八九十年过去了，世界上的民族纷争依然存在，继续困扰着许多国家和国际机构。什么是自决？怎样自决？能不能简单地付诸公民投票表决？问题仍然棘手。从民族自决出发提出“少数民族所居住的土地是属于少数民族的，他们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可以决定自己的政治归属”（参看北京之春九六年第七期八十三页），未免把问题想象得太简单了。按照类似的逻辑，许多国际问题将陷入更深的危机。解决南非问题决不能说南非百分之百是属于当地黑人诸种族的（占人口百分之七十），那百分之十七的英、荷白种人后裔和其余的混血种人难道应当被赶出南非吗（种族清洗）？更不要说黑人诸种族之间还有严重的纠纷。按照贝尔福宣言，犹太人有权决定自己的命运，到自己的祖居地方去建国复国，结果巴勒斯坦人奋起反抗，捍卫自己的家园，在这同一片土地上，到底哪一方应该有百分之百的权利呢？历史上的主权、条约和其他现实遗留问题都必须综合兼顾，通过谈判来解决民族的纠纷问题。方法应该是民主协商的，争议各方的人民都应当获得和平生活的生存权利——尊重人权，其中包括自由选择的权利。如果“民族自决”意味着由冲突一方完全决定自己的选择的话，中国民运应当对此持保留态度，不如更加审慎地提倡民主和人权，虽然未免显得太一般化。民主和人权尊重人的自由选择，但是也要面对多民族共存的现实。连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也是不能简单套用的。内蒙古的蒙族人口不足三分之一，服从多数的话，恐怕连自治都可能取消。
实例的对比
前苏联崩溃出现了许多的新独立国家。虽然避免了大规模的战争，但局部的车臣战争至今仍没有真正的停火。更加可怕的是独联体内的九百万难民前途未卜。有的因武装冲突被驱赶逃亡，比如阿塞拜疆，有的因为居住在非本族国家内，又要返回并无家园的故国，例如散居在各加盟共和国的俄罗斯人，还有当年被斯大林迁往中亚的德国人和塔塔尔人。这些德裔人民要求返回德国，除了他们的血统原因以外，还因为当地恶劣的种族主义环境。逃亡者向外国寻求庇护，国际法上还有条文可以援引，而在一国内部被迫逃亡的情况，国际法中连可以给予帮助的条文都找不到。苏联解体已经六年了，从那时候开始到今天，将近一千万人民还在颠沛流离，这些人民的命运比遭遇了一场战争也好不了多少。应俄国的请求，联合国九六年五月在日内瓦召开了会议，秘书长加利出席了会议，呼吁有关各国承担义务，减少这些地方的人民不必要的流亡和迁徙。
德国支持前南斯拉夫的个别民族单方面独立，引发了号称为“种族清洗”的战争。无论倒算和反倒算哪一方强盛，双方民族都是罹患身心巨创，几十年建设成果毁于一旦，上百万难民涌向欧洲邻国。德国自食其果，接受前南难民最多，目前遣返十分困难。
中国的情况与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情况颇多类似。且以青海省为例。青海全省是达赖喇嘛和西藏独立派人士的“大西藏国”的三藏之一，他们称之为安多省。唐代将军薛仁贵在青海被吐蕃打败，说明这里古代两族就有过争夺。诗人杜甫的《兵车行》也曾描写过青海的古战场。据当地汉族人的回忆，至少清代已有谪贬的官宦文人及其被株连的族人从内地迁来。国民党时代青海是马步芳回族军阀的地盘。四九年以后不断有支援建设的干部和知识青年，被处罚的干部和国民党军政人员及其家属迁移到青海。劳改农场和工场里早年多是政治犯和右派份子，也有刑事罪犯，八十年代以后刑事罪犯大大多于政治犯。在中国大陆生活过的人们都知道，每个地富反坏右家庭时时都有可能被遣送到边远地区去，青海就是其中之一。上海市民的流行语中俗称：“新西兰”，即新疆、西宁和兰州。六十年代鼓吹知青下乡而“成名”的帮闲文人黄宗英八十年代到了青海格尔木，许多人听说来了一位女作家，立刻找上门来，央求她代为执笔“平个反”。吓得她落荒走避。也有一些人因当年内地城乡太没活路，盲流来到青海，安顿下来。这些汉族人及其后代当年迫于政治身份或经济境遇别无选择地定居下来，他们在祖籍地方已经没有自己的家园。青海省就是他们的家园。把他们指斥为“殖民主义者”、“侵略者”简直令人哭笑不得。从王莽时代就已经置郡并长期管辖的地方，再从中国分离出去是不可能接受的。其实，西藏独立人士和达赖喇嘛越是反复强调“大西藏独立”，就越是只能有一个结果，留在中国多民族共同体内，共享这一片土地。甘川滇三省的“三藏”地方也是多民族长期杂居地区。从避免千百万人民的大规模迁徙，避免残酷的种族清洗战争或运动（西藏历史上的几次驱汉运动是很彻底的）的角度出发，独立是危险的选择，而共处和民族自治仍然是妥协的出路。
充分估量恶性倒算运动的代价
当代政治理论不得不考虑重大社会变革之后出现的恶性倒算代价。中国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的镇反、土改、肃反、反右、文革的清理阶级队伍都是残酷的倒算运动。对于倒算对象及其家族杀戮或迫害之惨烈，持续时间之长，造成社会的分裂、文化的断层、历史文物的毁损都是难以估量的。共产党负有煽动仇杀和迫害的罪责，国民党负有未尽卫护和抚恤之责。倒算运动可能是若干世代延续的长期行为，非短期可以化解。越是缺乏民主传统，越是长期绵延。暴君的暴政刚好培育了暴民，而暴民正是暴君的影子。
当已经共处多少世代的多个民族因为纠纷而要求独立的时候，对立情绪也相当地紧张。以前苏联和前南斯拉夫为例，如果双方力量悬殊，独立之后俄族和塞尔维亚族已经不再对权力形成威胁，则还可能出现宽容局面，如果他们依旧在局部地方拥有人口的多数、或经济文化能力方面的优势，则出现了极端民族主义的恶性倒算（和反倒算）。在波罗的海三国出现了不懂当地语言不享有选举权的法律。这是法权迫害型的恶性倒算。在人权、民主如此高张的现代居然还出现这类违背人类良知的条款，足见当地的倒算到了何等偏执的程度。阿塞拜疆等地出现了武装集团，爆发暴力冲突，驱赶异族的惨剧。南斯拉夫则出现了种族清洗的战争即倒算和反倒算的战争——暴力迫害倒算。波斯尼亚的反倒算一方杀人可能更多。法权迫害型和暴力迫害型的恶性倒算都是独立运动的现实代价。实例已经摆在世界的面前，中国民运和海外藏人团体不可以不加以审慎的考虑。中国人再也不要重复毛泽东那一套政治“矫枉必须过正”的理论了。人民的生命财产决不是政治家试管里面的试验品，在酸碱盐里面来回摇晃、煎熬，一场运动下来，折腾死一大批人，说一句“交了学费”，就一笔勾销了事。
恶性倒算运动是人类非理性的行为。它往往无法惩办真正的历史责任者，却祸及许多中下级前军政人员乃至普通的无辜人民。谈判双方往往都无法保证避免倒算运动。在已经维持较长时间杂居局面的情况下，选择民主、共处、自治的道路，比单方面独立要稳妥得多。任何承诺都不如各利益集团的充分协商和民主制衡更为可靠。
俄国当局与车臣分离主义武装之间只有两败俱伤的结果，俄军没有接受分离武装的条件，也是因为顾忌车臣境内的俄族人民面临恶性倒算的处境。车臣是俄国以内的自治共和国，不具备乌克兰等加盟共和国自愿退出苏联的权利，俄国当局还有机会保护当地俄族人民的利益，但是要保护其他一些已退出苏联的国家之内的俄族人民，就面临很大的困难。车臣是一个榜样，万一处理不好，会影响俄国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西藏也十分类似于车臣。西藏的分离，引发新疆和内蒙的分离，会不会发生恶性的倒算运动，按常识来判断，几乎是无法避免的。只要回想一下，五九年的“平叛”运动、文革中清查“内人党”运动和清查“东土耳其斯坦”运动以及镇压云南沙甸回民的残酷，各族人民的心中印象目前还记忆犹新，万一重新被煽动起来，后果是非常可怕的。西藏自治区人口（二百三十二万——据人民日报）以外，新疆、内蒙、甘肃、青海和四川西部、云南多民族杂居地区的总共人口接近一亿，万一发生动乱，直接威胁的将是内地人口第一大省：四川省，人口一亿一千万。任何中国政府都绝对要考虑避免这种巨大的威胁。从这个意义上说，台湾的独立倾向也是危险的。虽然台湾本身的倒算动因（省籍情绪等等）相当地微不足道，但是法理的象征意义却是危机性的：“既然同文同种的台湾汉人（本省人和外省人）都可以独立，为什么我们外民族反而不能独立？”
毛泽东和共产党用暴力犯下的罪孽，需要我们汉民族承担道义和物质的赔偿责任。海外汉人遇到的许多关于西藏的责难和质问也是这种道义赔偿的一部分。德国前总理威利·勃兰特在波兰人民纪念碑前跪求波兰民族的宽恕，赢得了世界人民的谅解（其实他本人曾备受纳粹迫害，流亡北欧，申请政治庇护，入籍他国，战后才恢复德籍）。战后德国的历届政府偿付了战争的赔偿。相比之下，德意志民族比较顺利地回到了欧洲国家的大家庭。汉民族要重新获得各少数民族的宽恕和谅解，还将面临许多远远严峻得多的考验。
大一统情结辨析
自从海外汉藏团体自由讨论西藏独立问题以来，排除了新闻检查的疑虑，基本上可以看出汉族并不缺乏劝阻藏族独立的法理依据。实际上关键是汉族干部和民众普遍缺乏面对少数民族自尊自强意识觉醒的精神准备。
人们说到汉人反对分离主义，就提到大一统情结。甚至还以为大一统情结是反对分离的重要防线。什么是大一统思想？大约在两千七百年前春秋战国时期，本来还没有“中国”这个概念。经过长期的征伐战乱，各诸侯国家的“士”阶层人士不约而同产生了一种共同建立一个统一国家的思想。书同文，车同轨。这种思想跟欧洲人到了第二次大战之后，普遍醒悟，再也不要征伐讨剿，不如携手和平建设，走向统一的想法相似，不过早了两千多年。所不同者，中国是由秦始皇灭六国开始实行的。这一思想以后延续了下来。
最近七八百年来，中国的多数民族汉人，西方的人们简单粗略地称之为中国人，两度受到其他民族的长期统治。经过武力的较量，汉人被征服了。可是在文化方面却影响了统治民族，后来在结束异族统治以后，汉人并不把这个民族视为异己，不是驱逐和杀戮他们，反而视之为大家庭的兄弟。在元末朱元璋的谋士们撰写的文告里已经露出了这种多民族共处思想的端倪。清朝覆灭之后孙中山的理论明确地提出了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而且明令禁止任何针对满族贵族或平民的倒算行为。这种思想是人性的，理智的。这是中国文化的恕道特点。注意，儒家文化的恕道传统跟共产党文化风马牛不相及。从这种思想出发，中国人形成了近代以来的大一统思想的积极的一面。
西藏没有征服过汉族。但是藏人和汉人在元朝同时臣服过蒙古人；在清朝又同时臣服过满族人。而且清朝皇帝有意礼遇蒙藏贵族来共同统治汉族。承德外八庙的石刻记录了这些内容。基于这样的共同经历和历史关系，汉人把藏人视为兄弟民族之一，是有历史原因的。
平等待人的想法往往产生在遭受外族压迫之后，一旦强大起来，思想容易变质。思想的花朵也是需要培土和剪枝的。否则冗枝赘叶也会影响花木的健康。共产党人夺取政权之后，关切的只是权力，意识形态日益僵硬，民族平等等思想原则根本比不上领导权的重要性。毛的“民族问题说到底是个阶级斗争问题”的言论是这种“因陋就简”的典型。社会主义国家的民族关系普遍比资本主义国家紧张。迄今为止东德右翼青少年暴力袭击外国人的现象仍比西部多得多。在美国言论涉及黑人和妇女，人们都必须小心自律，避免引发误会，涉入种族或性别歧视。人们可以因为这类歧视诉诸法庭。在德国，知识界和教育部门小心翼翼地在小学课程中普遍安排“国际周”、外国小朋友或者外国有人介绍亚非东欧文化等活动。让儿童们从小建立“大家都是外国人”的概念。“当上帝创造我们的时候，已经给了我们不同的肤色”这样意味深长的言语及早地在青少年的心田里开始扎根。对比中国大陆的思想教育，几十年的阶级斗争聒噪贻误了几代人的人性修养和民主训练。上海市民对外地人、对本地的苏北籍市民（江北人）和郊县农民（阿乡）的歧视和鄙视，堪称全国之冠。江泽民本人也属于苏北籍。可是从来没有一个上海市的领导人注意到要对这类反人性的思想进行一番清理。北京市民对外地人的优越感，闽南人对闽北人，武汉人对河南人的歧视也是相当突出的。对于同族的同胞尚且如此，对于少数民族同胞的态度也就可以想见了。官方作过一些改迪化为乌鲁木齐，改反犬旁瑶族为斜玉旁瑶族等表面文章，但缺乏对汉族人民心灵深处尊重兄弟民族文化的教育。社会普遍缺乏对人的尊重，当然也难有对少数民族的尊重。我们中的许多人也是来到海外，角色变换成为“来自穷国的外国人”之后，方才体会到什么是种族歧视和种族隔阂的。汉人在文化上的夜郎自大是可怕的。许多干部和平民都会根据文化的“形似”宣布说：“日本、朝鲜或越南的文化只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种不假思索的断言常使欧美人士惊愕不已，令日、韩、越人士深自不平。拿这种态度去对待少数民族文化，虽然约略知道文化上确有差别，可是那种几乎一样的不屑一顾的神情也足以令少数民族感到愤怒。把宗教信仰视为封建迷信，把无信仰看作比有宗教信仰进步，以自身浅近的物质关心嘲笑他人的终极关怀。在汉族人群中这类言行、情绪可以说俯拾皆是。自身在多民族文化史上相当无知，却又自视为老大去统一或指导少数民族。大一统的概念之下附着着这样的许多糊涂观念，一旦面对争论，这些言行情绪不仅不能促进团结，反而可能激怒少数民族。南斯拉夫分裂之前的一个重要争议就是宪法中的“主体民族”概念。这是一个相当沉痛的教训。
海外民运追求中国的民主、人权和多民族共处。多民族国家的公民需要接受多民族意识的“公民训练”。要提倡宽容、学会尊重少数民族文化和他们的自由批评，要对大一统情结作严肃的清理。这一场公民训练的补课补得越早，越深入，未来的分裂危险才越有可能减少一些。未来中国民主政治家的任务比威利·勃兰特更加艰巨，既要引导汉族人民补上公民训练的一课，又要向兄弟民族充分赔罪，还要请求兄弟民族继续共组大家庭的承诺，才能避免国家的分裂和离乱。
（《北京之春》1996年10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