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年前，中国作家郑义在台湾出了一本书，名字叫红色纪念碑。书中描写和分析文革时期在广西发生的吃人现象，出版以后在海外华人世界引起了一些争论。上个月，美国出了该书的英文翻译本。
中国人和关心中国的外国人早已经听到了许多关于文革的残忍故事，也早已知道，更残忍的故事常常残忍到说不出口的程度。不只是官方不允许你说，更重要的是故事本身就太丑恶，说了出来似乎违反了文明话语的基本标准。
但是人们也常常有一种相反的感觉，觉得如果我们不能承认人类最丑恶的东西，不能把它拿出来正面看，那不但在道德上有问题，而且有危险。作鸵鸟行吗？不愿意认识某些现象，不愿意分析它的来源，将来怎么能抵抗它呢？
郑义和妻子北明的道德勇气是不平凡的。一九八六年和一九八八年两次到广西作调查，通过访问和档案材料发现了惊人的事实：一九六八年夏天，“阶级敌人”挨批、挨斗、挨杀。杀了以后有的还被剖腹、挖心肝、切成丝、油炸吃。大腿也吃，生殖器也吃。受害者没死以前先割肉剖腹的例子也有。也有人为了显示他的阶级立场和坚定性，砍了敌人的头以后到蓝球场去用人头投篮，以这个资格要求入党，以后不但入党，而且领导为他召集了入党大会。
这种故事自然很刺耳，谁也不愿意听。会不会是有人造谣，故意污蔑共产党？可惜不是。郑义获得了许多党和政府的内部文件副本，这些文件证明受害者的亲属对郑义说的话是有根据的。比如，广西钦州地区一九八七年的官方统计报告说，本地区在文革期间以杀人资格入党有一千一百五十三人。武宣县一九八三年的官方文件表露，一九六八年夏天至少有七十五人被吃过，其中挖心肝的有五十六人，割生殖器的十三人，全部吃光（包括脚底板肉也吃光）十八人，活割生剖的七人。报告附上了具体人名，没有包括广西其他县的统计。
郑义的书出版以后，许多海外华人支持和佩服，但也有人批评。批评的人不说郑义的事实有问题。他们承认事实，但由于不同的原因说这种现象不应该发表。我听到的有四种非议。
第一，有人说吃人现象是好多年以前的不愉快经验，何必现在再拿出来？“向前看”不更好吗？但支持郑义的人说，如果我们不正面对待以前的人为灾难，如果不研究它的原因何在，那怎么可能有信心向前看呢？日本军队四十年代在中国奸淫掳掠，日本学校的教科书一直不承认。日本军队宁愿我们忘记，要我们像白纸一样地向前看，这样做对吗？健康吗？中国共产党关于广西吃人现象手边有足够的材料，存了十几年一直不发表，连承认都不承认。这样做健康吗？
对郑义的第二种批评说广西是壮族自治区，壮族的民族传统比较原始，比汉人更容易陷入野蛮行为。这种说法相当卑鄙。在广西吃人的人绝大部分是汉族或者汉化的壮族。吃人的原因也不是少数民族的原始文化，是毛泽东首创的当代阶级斗争。把壮族作为替罪羊是懦弱的阿Q主义。
第三种批评听得比较多。有些海外华人认为郑义不应该家丑外扬，怕这样做会有损于全体华人的形象。但支持郑义的人说，脸上有疤痕不能怪镜子，掩盖真相是虚弱的标志。而且在海外已经很舒服的中国人，若只是为了保持形象，为了维持舒服的感觉，而不允许国内受过害的同胞有个叫苦的机会，这样在道德上有问题。
我自己是外国人，对外国人的反应应该比较了解。我认为西洋社会里的确有一部分教育水准较低的人，听到了中国有吃人现象会吃惊，简单地把中国骂为不文明的国家。但这种西方人很少看书，看的书也绝不是郑义写的这种高水平的书。我估计郑义的多数西方读者会感到另外一种惊讶。他们会问：难道中国，文化那么灿烂的中国，人那么可爱的中国，居然会有这种事出现吗？看了书以后，这种读者不会骂中国，只会骂毛，骂韦国清等人，绝对会同情广西的受害者。并且，知道中国有个作家有勇气面对极其丑陋的事实，这种西方读者会升高对中国的评价，而不会降低。
对郑义的第四种看法认为有的事实简直太丑恶，写出来了会太刺激人的基本反应。德国的纳粹政权垮了好几年以后，才有人开始认真回顾集中营的可怕事实：毒瓦斯、人皮灯罩等。美国用原子弹炸日本的广岛的那天是我个人出生一周年的生日。
我小时候也知道这个事实，但是到了三十多岁才有勇气正面看它，开始思索它的意义。三年以前，我第一次看到郑义关于广西的报道，也只能看大概二十分种就得休息十几分种，做点别的事来恢复平静。回避丑恶显然不是个别国家或者个别文化的问题，是人类的普遍反应。但是，是不是最聪明的反应？像我这种平凡的人，看到了像郑义这种不平凡的人的报道，应该怪他打搅我的平静，还是感谢他把我惊醒？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