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原子弹，咱们中国人对它有多么复杂的情愫没人能说得清，它对人类对咱们的中国已经起到和将会产生的影响也难说谁能弄得明白。不过，对原子弹这玩艺儿我还想说点闲语碎话也气壮如牛的话，和大伙儿掰掰手指数落一下它。
原子弹对人类有功劳否？人类最旱也是唯一实际使用它，借此结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让死硬的军国主义日本乖乖地举手投降。它即避免了百万计的军人和平民的死亡。也使得数十万不分男女老幼的平民百姓化做一缕青烟从人世间蒸发掉了，人类使用最不人道的武器去对付最不人道的侵略战争，毁誉参半既自然也枉然。这是一个说不清道不明的哲学问题。既是哲学问题，像我这样一个对哲学一窍不通的人也只好打退堂鼓了。
好在原子弹的实用只有那么一回，谈到原子弹对人类的影响，怎么使用它倒可回避。而专说如何摆着它的问题，这样就更和谈中国核政策切题了。人类自打有了原子弹的确是“冷摆”大大多于“热用”的，于是便可找到话往下说。
原子弹的历史五十载，而且咱们中国拥有它屈指一算也是三十年有余了。借用一个现在挺时髦的名词：“历史的观照”，我们就把这三十年我们一直“摆着”的原子弹来番“观照”，这样也许会让我这笨伯也能说着些贴边儿的话。
世界上没有哪一个国家，像咱们中国这样曾经先后受到来自两个互相敌对的超级大国的核威胁和核讹诈。所以毛泽东说：“中国没有核武器行吗？”我们到处都是敌人，也到处都有朋友，站在中国转一个圈子四顾一望，还没有哪一个称得上对手的邻邦他国没和我们干过一场，同时也曾经好得赛似一家，“同志加兄弟”过，恩恩怨怨，反反复复的事情还真没少发生过，所以我们没法和其它国家比，是朋友的需要我们保护，是敌人的当然需要我们去教训啦。
国强敌紧逼，反华大和唱叫器声喧，连堪称中国最儒雅的陈毅大元帅也说过“宁可当了裤子也要造原子弹”这番大俗不雅的话来。（只是他说这番话时，中国尚没有遭到来自近邻核大国苏联的最直接，最严峻的核威胁，这是后来的事了。）我们过去也确实是这么干的，为了原子弹，我们确实在不下十几年的光景里不要了裤子，而要原子弹。然后我们成功地辉煌了，那朵蘑菇云沸腾的刻印在我们心里了。百年积弱，受辱挨打；一朝呈强，雀跃欢腾。经过那个时代的人，忘不了那一刻尽抒豪壮之情怀，遍洒滂沱之泪雨的众生之相。
也许就打那个时候起，我们觉得再无须做那超英赶美的迷梦，我们就是世界的中心了。我们便又义不容辞地担当起“支援世界革命的重负，欲把那广大的第三世界遮护于自己的巨翼之下，和那历史上的殖民主义，帝国主义，现实世界的霸权主义，修正主义，形形色色，林林总总的敌人针尖对麦芒地较量起来。待那颠狂躁动的历史年代落幕般地结束以后，我们恍然而悟，总不穿裤子是要着凉的，也折腾不了许久。于是就改革开放，敞开大门接纳西方，化敌为友，把”中心“转移到树立一个致富小康的目标。不但要裤子，还要鳄鱼牌皮带，金利来领带，法国名装，意大利皮鞋……。可是尽管我们眼光不低，却无奈地发现，不仅我们现在不能同过去我们没瞧上眼的日本国比肩，连龙尾巴（亚洲四小龙）也够不着了。可这又何妨？谁能轻视我们改革开放经济成就之巨大？下个世纪不是太平洋时代吗？亚洲的中心，不就是世界的中心，不就是我们中国吗？过去我们发政治烧，把中国烧成”世界革命中心“今天我们也可以发致富烧，把中国烧成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心，你能怀疑？你敢不信？
说起新中国头一回遭遇核威胁，那是朝鲜战争的时候，咱们中国加入社会主义阵容，和西方帝国主义对着干。保尔·柯察金有句名言：“到美洲去消灭资产阶级”。那时候我们奉为至宝并没在意，也不懂什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那一套，那是象周恩来那样的政治家说的话，我们普通人是浑身沸腾革命血液的正宗马列主义信徒。列宁说过：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帝国主义就是战争。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你美帝侵略，焉有不打之理？毛泽东后来总结过：不怕天下大乱，那只是乱了敌人壮大了我们自己。帝国主义分子给我们捣乱，我们也要四处点燃革命烽火，烧得你焦头烂额，如热锅上的蚂蚁，有苏联这个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给我们撑腰，当然我们也有核保护伞做依仗了，尽管麦克阿瑟这个战争狂人叫嚣着要使用原子弹对付我们，帝国主义的原子弹终究未敢砸下来。这不是幸运，而是必然。因为帝国主义是“纸老虎”，它虚弱胆怯，不敢玩真格的。这一条我们是看准了，同时我们也悟得，要打也得有对抗的实力，自己还是缺少一样啊。
抗美援朝，我们胜利了，我们打败了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虽然我们将几十万上百万“光荣”了的志愿军战士送入了青松环绕之处，这个心理上的胜利仍是无可代替，无可比拟。我们是还有了黄继光，邱少云那样不朽的国际主义英雄可供我们瞻仰和崇拜。连小孩子都有了学习的榜样，手持玩具枪，都都都，哒哒哒地杀美国鬼子，仿佛要亲身一试去堵枪眼，和被烈火烧身的滋味。
更了不得的是我们的民族诞生了一位“伟大的民族英雄”，一个把自己的亲生儿子也送上战场并为国捐躯的无私无畏如神下凡的超人。大概我们全体的中国人都认可他那“大救星”的称谓就始于此的了，因为他好象是头一个带着中华民族，对帝国主义说“不”，说得最多也最响亮的人，那时我们几乎无人不认为中国人的百年华盖运到此就结了。
不知怎么想起两位哲人的对话，前者说没有英雄的民族是可悲的，后者说：不，需要英雄的民族才是可悲的。显然我们相信前者的话而拒绝后者的话。我们实在搞不清是我们成就了英雄，还是英雄拯救了我们。可是最近有泄气学者提出，朝鲜战争的始发，并非是帝国主义策动的阴谋，而是咱们中国人中了斯大林和金日成的圈套了，中国是“很无奈，很无奈地，被动地卷入”的。这和我们原先接受的概念显然不同。帝国主义侵略朝鲜，并欲以朝鲜做为跳板，企图侵略咱们中国，把中国和朝鲜变成象日本那样的美国殖民地（《人民日报》当年语）怎么不是这样而是那样？事过境迁，大约也不该说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当初的话。既然美国人民说那次战争，是在“错误的地点，错误的时间，打的错误的战争”。敌人反悔，就足以证实我们的正确了。我们没有“向后看”的毛病，起码说在我们这个需要“英雄”的国度里，产生了“英雄”于是才有了团结和凝聚，才能使我们的脸蛋象向日葵一样朝着一个方向。我们曾“让帝国主义发抖”过了，我们以此为荣。
再说中国又一回，也是最安危系于一发的一次核危机，却是来自昔日的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那时它已变得社会帝国主义了，张牙舞爪四面扩张，到处侵略。这个转变尽管戏剧性，但也是不足奇怪的“逻辑必然”。新老沙皇是一路货色，都对中国的领土存有野心，不然它干嘛侵略我们的珍宝岛？这一回我们中国已有了原子弹也有了氢弹，我们的氢弹有一百万吨级，足够把莫斯科变成“殁死窟”，可这一回却比以往哪一回都悬乎，那原子弹大棒已抡到我们的脑袋上不差半分了，（在我们的文化大革命取得“决定性胜利”的当儿，社会帝国主义的苏联却策划一次对我们的全面核打击）。不能说这是我们的敌人美帝国主义及时救了我们一命，只能说这是我们“无产阶级革命外交路线的伟大胜利”，才让我们逃过这一劫。岂料后来邓小平说，那时候我们犯了错误，毛泽东对世界局势的估计：要准备打仗，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是错的。可我们花了血本地造原子弹，搞三线建设，全民皆兵地四处挖洞，搞战备，成了穷折腾不成？
历史给我们中国呈现的只是一张难看的，嘲弄的脸。与我们接受的只有打破核垄断才能自得安全维持和平的观念恰恰相反，所谓你有我也有的“平衡”只是一种再危险不过的平衡，在相互的敌意和猜忌中，打破这种“平衡”实在不需要有多大的外力，或许只是一点小闪失，什么人脑袋里的哪根神经一时搭错了，双方便灰飞烟灭，在劫难逃了，不然为何全世界都为冷战的结束而欢欣，而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美苏的冷战结束了，由核军备竞争带给人类的阴影也风云散去，世界的前途确实变得光明起来，我倒是并不相信中国能继昔日的苏联之后，再次和美国搞起核竞争和核对抗，从而使“冷战”再降临世界。中国的领导人也说：我们既不具备那样的实力也没有那样的念头。中国保有适量的核武器，完全只是出于“自卫的考虑”。无理由怀疑此话非真。无论如何，中国在现在和将来可以预期的相当一段时间里根本不可能具有象昔日苏联那样的实力，成为足以与西方匹敌的对抗力量。从这个含义上讲，所谓的“中国威胁论”确是“大话西游了”。
但是，如果不是最愚蠢的政治家或是最无知的观察者，谁都不会相信核武备的“冷摆”，单单意味着它只是深宫秘镇着的“镇宅之宝”。中国人历来相信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的辩证法则。核物质不但有物理的辐射，还要释放出精神的“中子”。我们从前不是有“精神原子弹”一说吗？过往年代的错乱癫狂难道就不似精神上的“链式反应”？即便回避内政只谈外交，我们也不能否认我们曾和世界的“两霸”超级大国作对的“底气”源于何处。就象著名的5·20声明所说那样，我们“支援世界上一切被压迫民族争取民族独立和民族解放的伟大正义斗争”。在越南，我们曾经和越南人民一道并肩战斗，“把美帝国主义侵略者赶出越南去”。为此所用不菲的人力物力，就是我们在中国的许多地方还“穿不起裤子”的情况下硬“挤”出来的，说我们的支援是用“鲜血和生命”实无夸大之言。叫人料所不及的是不出十年之后，竟需我们为支持柬埔寨人民反抗越南侵略者而惩罚我们的昨日盟友。“万古长青”的友谊早已枯烂，教训它“忘恩负义”，也就理直气壮了，象是在揶揄那些以为我们用两万兄弟的性命，去挽救消灭了二百万“反动派”和“越南人的走狗”的柬共大功臣波尔布特是划得来的买卖的人，又在大约十年之后，红色高棉用迫击炮而不是迎宾礼炮，敲在我们只为执行架桥修路，纯粹和平使命的蓝盔部队的头顶，使我们的数位士兵只能到另一个世界去唱“血染的风采”去了。
当然，人们不相信历史只会机械地重演，用不着怀疑，我们现在的领导人已变得很“聪明”和很“现实”起来。他们似乎早就懂得不同于国内流行的“码长城”，在国际上讲的是“玩牌”。霸权主义打“人权牌”“西藏牌”“台湾牌”对付我们，我们自然也要有牌可打。我们援助北朝鲜用于“和平用途”的核技术，因此假若它依此做仗恃，再去干炸人家南韩客机的勾当，我们无须为此负责。至于这引起了霸权主义的心理紧张，那倒是正中下怀的事情，讨价还价是要有筹码的，谁说不是呢？
中国是一个在历史上曾经受到过诸多列强欺辱和侵略的国家，所以要请他国谅解我们的“受害者心理”，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发展核武备，自然无可厚非。时下耳朵里听到的“叫花子尚要打狗棍”的高论，怕也就是这种心态的反应吧？可由此又引起我的一种断想，若将核备比做一根“打狗棍”的话，那可实在是一条含金量太大，过于昂贵的打狗棍子，听起来这个比喻倒象是一个颇具幽默寓含讽刺的东方式的“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中国这个现代“穷汉”总怕是要当掉些什么才可换得这么一根“打狗棍”吧？我自然相信，经过改革开放，我们的物质基础较前已大为雄厚，无须象从前那样当掉裤子而冒受凉的风险了。但是我们确实也是身外无物，不然我们的科研机构不会为资金不济而犯愁，我们的图书馆不会没钱买书，我们穷乡僻壤的小学生不至眼巴巴地盯在“希望工程”上，我们的扶贫工程也不必仰赖世界银行和联合国的恩惠，我们的企业更无冒着牺牲国家稳定的风险而成年累月拖欠工人工资的必要。再低头看遍我们的身上似乎可当之物唯有一条还算所值不菲的裤带了。假如当了它，换得一根“打狗棍”，即使有些无奈，若能因此让我们得到几份心安，倒也无妨。只是有一件事却可堪虑。在我们马步蹲档，挺胸前视，夹肘抢拳，随时准备迎击可能前来的冒犯者的时候，我们还得在意着要用肘端夹紧裤腰，这种姿势站得过久，要轻松一下的时候，一不小心，便要掉下裤子，羞处毕现了。若是大家都觉得我们羞处不羞，那就去当掉裤带，也罢。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