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发动文革的动因，一说是毛和刘少奇等的权力斗争，一说是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还有一种混合说。本文第一部份想进一步论证意识形态分歧说。我说意识形态的分歧，不说政治路线的分歧，因为毛的不断革命的主张，超出一般的政治主张，近乎宗教教旨，不能形成一条稳定的政治路线。其实毛本人在晚期自视为思想导师不亚于自视为政治领袖。这是本文第二部份想加以说明的。
一
郑义先生的文章说，“海内外学术界对毛泽东发动文革是利用人民来清除政敌这一点已有大致的共识，那种认为毛迷醉于崇高革命理想的解释已显得过于浅薄天真。”我听来这两句都有疑问。就我阅读所及，大多数作者似乎认为文革不是源于毛和刘少奇的纯粹权力斗争，而是源于他们之间的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甚至不少作家干脆说这是共识。其次，革命理想干嘛一定崇高呢？这么遣词造句就有堵塞反对者之口的嫌疑。
有许多论据倾向于表明毛不是为单纯争权夺利发动革命的。这里举两条语录。这两条语录人所能详，但不常用来说明这里的论点。一条是七八年来一次。这显然是针对官僚主义将不断产生的设想，而不是专对刘邓的。第二条是毛自谓一生干了两件大事，其二是文革。毛大概不会把一次权力斗争的成功看做平生两大成就之一。而且，毛这段话说得颇有保留，文革对错，要由后人评判；若只说打倒刘邓，就不必有这份保留了。
不过，我们更愿意关心的的，实际上是澄清什么叫权力斗争，什么叫意识形态政治路线分歧。简单说起来，狭义的权力斗争和权力圈外的广大群众的政治取向没有什么关系。最典型的纯粹权力斗争是所谓“宫廷政治”。这个用语颇为生动地表达出了与广大群众的政治取向无关的意思。而政治路线意识形态分歧则是说进行权力斗争的各方代表了权力圈外群众的政治取向。文革中的权力斗争显然和群众的政治取向具有互动的关系。这一点，最近的文革研究特别加以强调。例如，人们注意到文革中的广泛的群众参与，注意到文革中的派性是有政治基础的。所以我们认为毛发动文革涉及到意识形态政治路线的分歧，而不能赞同纯粹的权力斗争论。至于更狭义的权力斗争说，阴谋论，我们就更不能接受了。
权力斗争和意识形态分歧的混合说，我们照样无法接受。这一说初看是最妥当的，因为文革中始终进行着大规模的权力斗争，这是无人能够否认的。然而，凡政治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总是牵涉到权力斗争的；逆定理却不成立。所以，我们说毛刘之间有政治路线意识形态的斗争，同时自然也着眼于他们之间的权力斗争，再说两者混合，不是更精确了，反倒容易引起混淆。至于六九年之后，群众参与越来越成为表面文章，政治斗争越来越接近宫廷政治，这原是所有革命运动发展的普遍规律，不能因此让我们得出结论说所有革命实际上多是纯粹的权力斗争。本文不争论我们应该把文革定义为三年还是十年，但即使定义为十年，文革头三年是文革核心，这一点很少引起争议。六九年后，毛、林、党的原高层领导、人民群众，都开始转换看待文革的视角。只有所谓四人帮这些铁杆文革派坚持文革理念。从这种眼光来研究六九年到七六年的中国政治取向将会有所收益，但这项研究落在本文范围之外。
下面我想进一步说明我的主要观点：毛发动文革，是想发动一场革命，而不是利用文革进行权力角逐。八九年之前大陆的不少研究在这方面已经作出了相当广泛的论证，例如《晚年毛泽东》里萧延中的文章。八九年之后出现的文献，提供了进一步的论据，例如《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下简称《李志绥回忆录》）。李志绥没有什么理论兴趣。这位医生本人其实倾向于把文革看作权力斗争，但书中那些生动的材料恰恰指向相反的理论结论。就此而言，这本书里的材料特别有利于支持我们的观点。从这本书不难领会到，一九五六年以后，毛的主要矛头始终是对准官僚阶层的。这和我们一般掌握的材料是一致的。
毛的反官僚主义倾向，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追索。一是毛的造反性，反秩序反理性的天性。毛喜造反，喜乱，这点已成公论，无须论证。毛常告诉李志绥，他念的是绿林大学。“和尚打伞无法无天”，这和毛的个性有关。但我们无须把毛的个性作成主题。中共里面有很多人是喜造反的，在文革中的政治立场却和毛相反。张春桥并无喜乱的个性，却为毛的文革思想前后奔走。历史人物的个性，只有在和广泛的历史诉求相呼应的时候，才会产生重大的政治后果。毛把马克思主义归结为造反有理；可不是一时心血来潮，这里面有他的基本历史诉求。
二、毛好造反，好折腾；而且总是从小人物的立场出发来折腾.例如在《红楼梦》的讨论中，毛的矛头也不是指向俞平伯本人的，而是泛泛指向权威，替小人物说话。这顺理成章，本来是被压在下面的人才要造反，在逻辑上才能造反。毛的无数语录和行为都说明他坚持某种人民群众中心论——虽然毛是怎样设想“人民群众”的，还是一个需要深入探讨的课题。毛始终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人民群众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这方面的证据也很多，这里只引用毛五八年前后写的一段话。“青年人比老年人强，贫人、贱人、被人看不起的人、地位低下的人，大部份发明创造，占百分之七十以上，都是他们干的。……为何如此，值得大家深深想一想。结论就是他们贫贱低微，生力旺盛，迷信较少，顾虑少，天不怕，地不怕，敢想敢说敢干。”这是批在王勃《秋日楚州郝司饯崔使君序》一文边上的话，有感而发，不是为权力斗争而设的刁钻之辞。本文不遑研究毛的思想，但不妨提到，毛特别关注的，不是我们一般所说的群众，而是下层的精英份子，并且认同于这些人。而下层精英份子的生命力，原是一个极富意义的话题。
第三点是毛的乌托邦思想，对公社的爱好。毛对公社情有独钟，这也是大家都知道的，不必费力论证，不仅他从未弃过农村的人民公社方向，而且根据五七指示的设计，农村、工厂、军队、学校，都要成为群众作主自给自足的公社。
上面提到的三个方面是互相联系的。要看到这种联系，我们最好考虑一下，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似乎是一个悖论。我们古代就有民贵君轻的思想，近代更有民主思想，民主主义。然而，这些人民当家作主的思想，似乎有一个逻辑上的困难，即，人民按照定义就是处在下层的。无论什么政体什么政治方式，到头来人民还是在下层。在西方，实行了民主制，可是最得意最舒服的还是资本家和官员，拿大主意的是这些人。所以，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你可以有一千种理论证明西方民主是真民主，但这改变不了人民实际上处在下层的基本事实。在下层，就是被压迫的阶层。至于西方民主是假民主，也许需要更多一些的说明，因为在许多人们心目中，由于有意无意的误导与自我误导，西方民主已经根深蒂固地被认作是真民主。尤其是那些后进国家中争民主的精英们。尽管真民主还是假民主与该统治阶层是否对立于人民或是否能代表国家的意志并无对应关系。在毛看来，不仅各种精致的民主理论可有可无，就连马克思那些精致的理论，意思也不大，剩余价值啦，社会发展啦，头绪太多，是书生在那里做文章，基本的事实无非是人民受压迫，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这一点在奴隶社会对封建社会什么社会都一样。对毛来说，千头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好，现在共产党造了反，成功了。可怎么样呢，造反的结果是建立一个新的政体，同时就有一个新的统治阶级，有个新阶级。即使现在施行统治的人是从前的被压迫者，反正他们今天成了统治者，人民还是在底层。于是还要造反。然而，再造一次反，结果不是又造成一个新的统治阶级吗？是的，所以要七八年来一次，要不断革命，不允许任何持久稳定的统治，任何持久稳定的政体。持久的只有看不见统治者的公社，某种类似乌托邦的东西。
这样看来，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这三者可以形成一个逻辑整体。我们还别急着说，毛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过于粗俗，别看马克思的理论功力比毛深得多，他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其实不过建立在社会发展数阶段的神话上面，在这种神话上建立起来的最后一个发展阶段即共产主义，当然超不出理论虚构。熟悉马克思著作的朋友，在哪里读到过马克思从他的“科学”基础上推论出来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结构？推翻了他所面对的统治阶级——资产阶级之后，社会该是个什么样子，他完全没有底。对设想中的共产主义社会的的零星几笔描述，还不如毛的公社设想来得现实来得具体。
直到今天，还有很多学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正当性，认为苏联中国等国只是由于歪曲了马克思才造成那样一种畸形的统治。他们试图通过这样那样的修正重新展现马克思主义合理内核。他们一方面否定苏联中国等国的实践，另一方面却利用这些巨大的实践来表明马克思主义的巨大影响，而产生巨大影响的思想，肯定在某种意义上是合理的。以上说法有些道理。但马克思思想中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或代表了相当一部份本世纪的历史进程，却需要我们以一种全新的眼光重新加以审视。情况可能是：马克思思想总结性地宣扬以意识形态政治来取代现实，领导现实。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三个主要来源”。一、马克思成长在法国大革命的地震余波之中，这次革命不像以往几千年的革命那样，不仅是现实革命而且是意识形态革命。二、马克思和尼采一样生活在上帝刚刚死掉的年代里，精神的真空亟须由世俗的意识形态填充。三、现实从来是在传统中定义的。随着帝国主义完成对全世界的占领，传统统统瓦解了。所有革命的冲动都进入了意识形态的掌握。
本文不展开以上诸方面的研究。提到这些，只是想说明，科学社会主义这样子虚乌有的东西，从来不曾影响过中国共产党革命，也不可能影响任何革命。马克思主义在一种广泛得多的意义上影响中国共产党革命，即意识形态性质的革命。这种性质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没有界定自己的终极目标。不断革命是马克思主义的逻辑后果，而不是它的歪曲。
用一条线索来归纳处在极其复杂的中国社会里的极其复杂的毛主义，当然非常危险。但若要尝试，我们说，毛始于造反有理，归结为不断革命，虽不中，亦不远矣。
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可以说是合乎逻辑地汇合在一起，汇成了毛的主要倾向。四九年前，当然是打倒蒋介石统治。五十年代后，毛把这种主要倾向叫做反官僚主义。后来有这样那样的提法，反官僚主义的提法始终没有完全废弃不用。看一下毛一向的讲话，特别是文革以来的讲话，主题就是官僚和群众的关系，而他永远站在群众一边，代表群众。
这种倾向在五六年开始变得激烈起来。“一九五六年中，我（也）发觉毛对共产党领导同志非常不满。……此时已建立起一个深入乡镇，由共产党直接控制的庞大国家官僚体系……但毛所极力追求的国民精神改造——也就是中国的浴火新生——仍然遥遥无期。……毛（为此）对当年并肩作战的领导同志十分震怒。……他对共产党当年的不满逐日加深，多年后，终于爆发了文化大革命。”（《李志绥回忆录》，P113-114）
从五六年起，毛就打算开门整风。中共喜欢整风，但从来不采用开门整风的办法。党的中高层一开始就对开门整风疑虑重重（党的中层以下没有任何政治头脑）。后来中止整风，反过来整右派，党非常高兴。邓小平这些人十分起劲，原是必然。一般从人性上说，邓比较务实并在这个意义上比较温和，毛比较极端并在这个意义上更其辣手。但我们还不能从一般人性上来看待他们。从各自的政治要求出发，邓反起右来比毛还起劲，并不难理解。
五七年的转弯，停止整党而反过来整右派，对毛来说还不太困难。无论从私人感情还是从政治取向，毛对中共上层的敌意还不很深，反自己党内的官僚主义的思想还刚刚萌生，主要是反官僚主义，还不是反党内官僚阶层，还没有形成官僚阶层即新资产阶级的思想。何况，那时离建国还不远，旧社会的人还在，还需要整。党比起右派，无论如何离毛更近些。毛之反官僚，是从左边反，原与右派反共产党官僚的立场相去甚远。
整右派，整任何人，毛倒是都可以想通的，不会太难过。人民群众并没有真正发动起来，反倒是一小撮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跳了出来，他们不代表真正的人民群众。真正代表人民群众的当然是毛自己，他说话了，就是人民说话了，“人民”这个观念本来有几分抽象，因为它是从政治上而不是从吃穿住用来定义人群的。究竟谁代表人民，究竟代表人民有多重要，这里都不讨论。只需指出，虽然毛很乐于相信自己是人民的当然代言人，他的人民观念却越来越抽象，越来越和人们日常的吃穿住用不相干了。右派不是人民，起码不是人民中心论的那个人民。
毛一旦确定他的政治策略，从不手软。反右又一次体现出毛的无情的政治铁腕。但从思想感情上说，毛对事态的转变远没有那么得意，反右毕竟不是毛的初衷。据李志绥报导，右派开始攻击中共领导的时候，林克告诉他，毛这次受到重大打击，一天到晚睡在床上。（《李志绥回忆录》，187）更重要的是，反右并没有使毛改变整官僚主义的一贯倾向。
毛为什么从五六年起激烈起来了呢？道理相当简单。毛一贯革命。只不过，在四九年以前，革命是中共的共同事业。四九年到五六年，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大致还是采用革命的方式。到五六年，急风暴雨式的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中共整体上转向常规统治。变的是中共，而不是毛。
这里我们应当指出，变是正常的，自然的，而不变是反常的。意识形态式的革命夸大自己的目标。本来，革命只有有限的目标，推翻国民党统治，建立某种较能代表下层人民利益的政权，建立某种形式的制度，等等。达到这些目标以后，革命的领导层自然就准备转变自己的职能，准备按步就班来治理这个国家了。然而，现在革命已经把自己定位在意识形态之上，要建立一个人民彻底当家作主的制度。五六年，这样的目标当然没有实现，其实也永不可能实现。然而，这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却恰是作为革命党同时又作为意识形态党的共产党整体制定的目标。毛坚持这个目标，从而始终在思想上掌握着中共的领导权。中共上层所要实现的转变，虽然是自然的转变，却始终不理直气壮的。中共本来是个革命党，而到了五十年代后半，毛的革命性显得格外触目。毛也正是在这时期提出了“不断革命”的口号。前人已经论证过，五八年六十条里提出的“不断革命”的思想是毛最基本的思想，时髦的一贯思想。只不过从前本来就在革命，不必提它。只是到了五六年以后，才出现了党不再打算革命的危险，从而才有提出“不断革命”的必要。毛要不断革命，就和中共之为统治者的基本地位基本取向发生了矛盾。从这时起，毛逐步走上了与党为敌的道路。反右之后，反右倾是针对党内的，四清是针对干部的（四不清干部是当权派。你只搞地富，贫下中农还是通不过的，迫切的是干部。——毛泽东思想万岁）。五六年九月八大通过的刘邓路线，毛从来没有喜欢过。十三年毛都不满，直到六九年九大。八大中委在文革中普遍受到严重冲击即为一证明。毛对这一点是有明确意识的。他自我总结一生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把蒋介石打到台湾去，这是大多数人支持的（即中共作为整体支持的）；另一件是搞文化大革命，这是引起中共整体反感的。
五七年，毛和党离破裂不远，反右推迟了两者的公开冲突。但如刚才说的，反右并没有改变反官僚主义的总倾向。而且，这种倾向越来越突出。李志绥写了毛怎样把北京医院叫做“老爷医院”，要取消北京医院，取消保健局，提到医院只给百分之十五的病人看病，农民看不上病，医生带口罩是做老爷的表现。这些话好多是私下闲谈时说的，更能表现一种思想倾向，而不像在会议上在公开场合的讲话，政治权谋的因素往往很重。在所有这些提法中，有一种基本倾向贯之始终，这应是很清楚的。不可能把每一点都理解为政治斗争的伎俩。李志绥认为毛针对刘少奇的病而主张取消保健局，这看法显然过于狭隘。李志绥是医生，毛和他谈到医疗部门就格外多些。毛对官僚主义的反感却是全方位的，在各行各业都是如此，各种发言各种批示都针对“老爷作风”：“（全国文联）这些协会大多数十五年来基本上不执行党的政策，当官做老爷。”
毛的反官僚不仅范围越来越广泛，官僚阶层的邪恶性质在毛的眼里也逐步升级。在共产党的话语系统中，“官僚”这个名称不是太可怕，官僚主义是人民内部矛盾。后来升了级，成了和人民对立的阶级。到一九六四年，即文革前夕，毛明确批示：“官僚主义者阶级与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是两个尖锐对立的阶级”。到文革中，官僚阶级成了党内的走资派，甚至党内的一个资产阶级。“走资派”是个极重的罪名，绝不在“反革命”之下。毛把他们称作为“大大小小的蒋介石”。这是公开发表的言论。一般说来，公开发表的言论还是比较注意“政策性”的，比较平衡些。私下的言论要更极端。例如毛对李志绥说，“中国共产党里，好人都死完了，现在剩下的都是些行尸走肉。”其狠恨一至于此！——即使说到蒋介石日本人美帝国主义和地富反坏右，毛也没这么发狠。不过在日常语言里，“走资派”这个名字始终不如“反革命”吓人，那只是因为走资派始终还在走，在相当程度上掌握着各级政权。如果政权完全落在毛主义文革派手里，“走资派”也许会成为最可怕的名称。
毛对所谓官僚主义的痛恨逐步升级，这和五六年以后的一系列党内政治斗争有密切的联系。本文不遑审视这一发展过程。反正到文革前夕，毛已经把中共领导阶层整体看作了革命的对象。叶剑英在十一届四中全会上说，毛在发动文革时，“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反实际的估计”。这成了后来很多文章的分析要点。我认为泛泛说毛当时对形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没有什么意义。关键原在于，毛是站在什么立场上来估计形势的。毛是站在反对整个十七年（确切说是五六年到六五年的十年）统治模式的立场上来估计形势的，教育路线，文艺路线，农村工作路线，所有战线，都要改。形势自然就很严峻了。高饶模式和庐山模式等党内斗争形式自然就显得不足。必须直接发动群众。四清等等运动，毛的本意都在发动群众来整顿新的领导阶层，结果都不如愿。直到文革，毛站在天安门上直接面对百万红卫兵，他才颇为满意地说，这场运动规模很大，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这种满意来自拿文革和自人民公社化运动以来的冷冷清清的政治局面相比较，而不是来自某种政治谋略的成功。
二
我们不愿把文革看作宫廷政治。纯粹的权力斗争当然对群众也有影响，例如进行权力斗争的双方可能利用群众。这种影响，民间有一句生动的话，就是“运动群众”而不是“群众运动”。权力斗争说实际上就是主张文革说到底是在运动群众。在这一关键点上，我们看到的实际上是一幅相当矛盾的图画。一方面，群众怀着极大的政治热情投入文革，对十七年秩序的反感是这热情的一部份，但不是全部。但是另一方面，等整个文革过去了，很多人有一种上当的感觉，幻灭的感觉，被运动了一番的感觉。不止是感觉。今天我们平心静气想一想，文革到底在什么意义上是一场革命？比较一下一七八九、一九一七、一九四九等等，这些革命改变了政治制度，改变了社会结构，等等。文革留下了无数故事，从恩恩怨怨直到精神转变，但它是否具有以上这些革命的社会政治结果？总的来说，没有。
泛泛讲，革命是群众的节日，群众天然具有破坏既有秩序的冲动。任何秩序，哪怕是最合理的秩序，也具有压迫性质。较具体一些，十七年的中共官僚秩序，把人压得喘不过气来。毛反秩序反理性，并相信在这一点上，他是站在群众这一边的，或群众是站在他这一边的。这并非没有道理。被压迫者，亦即毛所称作“人民群众”的，本来就有反秩序反理性的倾向。谁最喜欢理性喜欢秩序？四十岁的优裕阶层，有了资产有了社会地位的人。理性和秩序本来就具有压迫性质。即使比较合情合理的理性主义也难免，更别说十七年的那种秩序了。共产党是格外讲求秩序的，像通奸和商业投机这类典型的无序现象，自有人类以来至少有了都市以来几乎没有断绝过，居然到了共产党手里就清除了。有秩序本身是不赖，但另一方面，连同秩序而来的压迫也越甚。广大群众对秩序从来就有抵触有抗拒。对共产党造成的十七年的那种秩序更有强烈的反感。毛的反理性反秩序，激活了人民群众的这种反感。所以才有文革开始时那番轰轰烈烈。
然而，单单从群众反秩序的天然倾向是无法解释文革的，因为这种倾向无时不在，文革却千年一遇。文革之所以会爆发，有赖于人民群众已经受到一种特定的教育，对这样的革命作好了思想上的准备。
上一节提出，毛反官僚主义的基本路线是由人民中心论，造反主义，乌托邦理想这三者构成的。而这三个方面，多在十七年的教育中，学校教育和社会教育中，充分地灌输给了群众。我说毛的意识形态掌握着领导权，主要是就此而言的。中共高层逐渐转变为一个常规的统治阶层，但他们没有充分的法理来为这种转变进行辩护。他们必须假装说，掏粪工人和国家主席只是分工不同。学生造反，他们只能说是娃娃们关心国家大事。他们开始为自己设立范围极广的特权，但这一切必须偷偷摸摸地进行，因为原则上，所有人——反革命份子除外——都是平等的。
中共高层没有他们的思想体系。毛有。而这个思想体系就是文革爆发时人民群众的思想体系。难道我们真能否认，当时革命群众和毛心连心那股劲头啦？把这样的思想准备说成是受骗上当未免过于轻描淡写。因而，与其说群众的热情来源于对十七年的压迫和反抗，不如说是出于受到毛思想深深的熏陶，从左面对十七年的反感。
然而，如上一节提示的，毛的思想体系不是一种正常的政治思想体系。它就其基础而言处处都是裂隙。当文革变成现实，这个基础完全承受不住这个现实的压力，整个现实也就倒塌下来。人民群众和毛同行了一程，最后是人民先醒过来，因为他们先要承担现实的压力。中国人把意识形态的统治推到了极端，这个过程有两个句号，一个在七六年，一个在八九年。看起来，意识形态式的政治在中国已经彻底结束。无论盼望还是担忧另一场文化大革命，还是希图重新恢复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统治，都不得要领。
意识形态在这两个世纪的政治生活里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这是事实。然而，从根本上讲，意识形态的政治也许只是一种畸形的政治。文革是意识形态政治的极端体现，它暴露出这种政治方式的许多畸形性质。本节主要想说明，毛的文革思想不是正常的政治思想，文革也不是一场常规的政治革命。因而，文革在政治上也没有什么积极的结果。文革后期人们对文革以及整个意识形态的幻灭感，是文革的应有之义。
上面所讲的，为我们研究毛的思想行为提供了一个稍有新意的角度。常见人们把毛比作皇帝。这个类比错失了本质之点：皇帝是政治权威，而毛不仅是政治权威，他同时是思想权威。
毛像皇帝一样是政治权威。政治权威是一个政治集团在其政治活动中无论如何都要加以维护的。美国总统是可以弹劾的。从这里看，美国总统更接近行政首脑而非政治权威。美国的政治权威主要体现在宪法上。有合法的办法废掉总统，却少有合法的办法废掉皇帝。废掉皇帝多为道德的理由而非行政的错失。无论在行政上出了什么差错，无论怎样改变政策，补救过失，其它办法都可以想，但不能考虑取消权威，仍要在政治上保持一致。这并不只限于共产党，也是皇权制度下统治集团的共识。岳飞为什么不为人民为民族为国家反了皇帝？维护政治权威，不仅对统治阶级极为重要，而且经常对民族对国家都是有利的。中共早就开始建立毛的政治权威，不一定完全想模仿皇权，但是从政治出发，维护毛的政治权威对党是有好处的。这一点，彭德怀有时候不理解，有时候将信将疑。他大致是把毛看做行政首脑。而在庐山上，聂荣臻、徐向前等人去劝他，就是从维护政治权威的角度多多少少说服了彭德怀。
皇权制度下，皇帝的政治权威极高。在那些把毛比作皇帝的人眼里，皇帝似乎事事一个人说了算。但实际上没有那样的政治现实。没有任何地方会有绝对一个人说了算的现实。而是说，只能在内部反对皇帝的意见，可以讨论，可以争论，甚至可以反对，但不能对外公开反对皇帝。后来人们对皇权的实际情况知道得多了一点，说皇帝也比不了毛的独断专行。这是事实，不过还没有道出毛为什么有这样的地位。仅仅从毛特别凶狠狡猾也解释不了，因为历史上也有很多皇帝特别凶狠特别狡猾。在毛眼里，即使最伟大的帝王也略输文采稍逊风骚只识弯弓射大雕，一句话，不够文，没有主义。晚年的毛，在政治上高度不负责任，但是他的政治权威几乎不受挑战。我想不出历史上有同样程度的例子。这只是因为，毛的政治权威有一重思想权威的来源。毛不仅在政治上行，而且从根本上代表了共产党的理论根据。
不管皇帝的政治权威有多高，皇帝不是思想上的导师。圣旨至高无上，可以作为政治的行政的“最高指示”加以引证，但臣僚从来不引用皇帝的说法来裁决道德与思想问题。在道德与思想问题上，总是引用古代的圣人，甚至引用当时的有识之士。官僚阶层在意识形态方面，甚至比皇帝的权威还高一些，这也是皇权和官僚集团达到平衡的一个砝码。而正是在这一点上，毛的地位不是一般皇帝比得了的。就此而论，只有霍梅尼这样的角色才接近些。毛不仅是政治权威，而且是思想上的导师。毛在党的高层会议上，经常恣意胡说，明知他无理，不敢反驳。但毛的基本逻辑，反对官僚主义的逻辑，号召人民起来造反的逻辑，却是共产党人驳不倒的，因为那原是共产党自己的逻辑。
在对政治的看法中，最开始具有印象的是政治斗争的残酷性，从Realpolitik来看待政治，以为政治就是权力斗争。这种看法貌似深刻，实际上并不中肯。人生从来不是只从得失来衡量的，而且也是从是非来衡量的。我是说，是非在实际生活中，而不仅仅在书本上，是极其重要的，即，是随时随地起着实际作用的。政治不只是一堆权谋。就是最无知识的人，也希望自己是正确的，希望自己处在正确的阵营里，处在正确的领导之下，毛提供了这种领导，而中共的其他人却没有。这就是根本的差别所在。周恩来等人常说毛不仅是个政治家而且是个思想家。思想有什么了不起？这里说的思想，不是胡乔木、陈伯达那种理论家的理论思想，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的导师所把握的思想。
毛总说没有人懂马克思主义，当然不是自负自己读了更多的马列，说的无非是谁都没有从思想上从气质上从根本上像他那样懂得要造反的道理。对毛来说，思想必须熔化在血液中，才是真正的思想。毛对思想的这种理解显然并不全错，例如，教授们党的秀才们读了好多马列，的确是没有什么用处。学理性的思想对毛从来没有吸引力，他的思想是广义的宗教式的，是熔化在血液中的。毛之喜乱，几乎到了病态的程度。一个统治者这么喜欢乱，真心喜欢乱，是很奇特的。毛的确不是一个正常的统治者。哪儿有行政首脑喜欢乱的道理？这里我想指出，毛，特别在他的晚期，主要不是把自己看作一个行政首脑，甚至主要不是政治权威，而是把自己看作一个思想导师精神领袖。
只有从这个角度，才能理解毛的很多基本思想。这里只提一下大乱才能大治的说法。这个说法显然不合逻辑。太不合逻辑了，乃至胡乔木这么个小人物也忍不住再三和毛争论。但这个说法仍不是心血来潮，而是毛的基本思想方式，和它配套的还有穷则思变等等。
胡乔木认为这些说法不合逻辑。个人对大治的理解可能不同，但乱只能是手段，总不能永远乱下去穷下去，最后总要到某一种安定的富裕的局面。这样的逻辑，是从行政的世俗的方面来考虑的。我们知道虔诚的教士苦修，他总是为了达到什么果报才苦修的吧？他的幸福观可能和我们的不一样，但他仍然是为了达到他设想的幸福境界，他总不是把苦修当做最终目的吧？诚然。但他所设想的幸福，的确可以和我们所设想的相去甚远。更要紧的还在于，即使他的最终目的看起来和我们的差不多，其意义仍然可以很不相同。一个伊斯兰教徒虔诚得不得了，因为这个宗教许给他很多东西，这些东西和我们平时追求的也差不多，比如富贵啦女子啦什么的。但是希图来世得到这些东西和希图此生得到这些东西却大不一样，就是说，这个教徒的行为方式会和一个克勤克俭以图发财致富的人的行为方式大不一样。毛说的大治，并不是行政上的大治，而是指不断革命理想的实现。革命不是手段。相反，行政上的安定，经济上的增长，倒都是手段，为再一次革命准备物质基础。人们常说，四九年到文革，只要刚过得好一点，毛就开始折腾，就搞运动。在毛看来，这就对了。
人们早已从文革中的个人崇拜看到某些宗教色彩。但这还是表面文章。我这里则想强调，毛对国家的设计，对人民幸福的设计，和一般统治者的设计，无论好坏，多不大一样。毛的一套思想，在晚期发展到它的极致，近乎一种宗教思想而不是典型的政治思想。这一设计不是世俗的，因此无法很好地描述。我们都知道教徒信仰天国，但天国是什么样子，总无法很清楚地正面描述。毛的设计也是这样。乌托邦本来被称作世俗宗教。
我们这里无法细论毛的导师意识的发展过程。大致说来，青年毛泽东就有导师意识，不过后来投入实际斗争，不能像一般知识分子那样自己坐在屋子里就觉得像个导师。从三五年到四二年，毛主要是个行政首脑。四二年以后，中共党内毛这一派为了对付其它宗派，中共作为一个整体为了对付国民党，有意识地树立毛的政治权威，直到四九年以后。整个这段时期，毛显示出在行政方面（这里的“行政”是字面上的即广义的，主要是制定政策）极其能干。毛在这方面也很自负，后来常向人念叨他那些年里怎么一贯正确。甚至到五六年，毛还决定自己出面来指导经济工作，制定钢产量啊粮产量啊，考虑人民公社的核算制度啊什么的。五六年到五九年闹了一通，证明他在新任务面前的行政能力——现在主要是指导经济建设——完全不行。毛自己并不讳言这一点。这时，行政工作变得越来越独立了。毛也很快完全失去了对行政事务的兴趣，他对公有制、公社、食堂等等的爱好，渐渐脱离了具体可行的措施，更多地变成了一种思想，一种感召。可以认为，五六年到五九年的行政失败，强化了毛的导师倾向。不能否认，毛曾经想当一个大有作为的君主，想建立一个富强的国家。但是我们注意到，五九年以后，毛越来越少想到这一方面。文革里喊四个伟大，毛十分冷漠，说他只接受“伟大导师”这个称号。行政首脑的伙伴是官僚集团，而导师是直接面对群众的。
毛对党的概念和刘周等人截然不同。党在刘周手里是控制行政部门的机器，而在毛眼里主要是贯彻思想的渠道，他总是绕开党的官僚机构，直接面对广大党员群众。毛开始逐渐丧失政治常识，这是党内高层越来越清楚地看到的。党越来越注重实际统治而毛越来越倾心于不断革命，两者的距离越来越远。毛愈发感到需要直接面对群众。他对官僚主义的痛恨，一部份就来自官僚隔断了他和群众的联系。政治领袖需要动员民众的机器，但毛这时更侧重自己精神导师的角色。
所谓个人崇拜也与此有关。毛当然清楚，官僚在群众之上，他又在官僚之上，他几乎见不到群众。他可以设想他和群众之间有一条天然的纽带。但他也需要有形的东西。这条纽带里只有一点是有形的，这就是个人崇拜。很多材料表明，毛在政治上本来是反对个人崇拜的，在心理上也并没有那份肤浅的虚荣。看看毛站在天安门上接见百万群众的那幅表情就清楚。他说“个人崇拜也许是必要的”，从这话的口气，与其听出他心理上对个人崇拜的需要，更容易听到的是他这时了解到，个人崇拜这时是他和群众联系的唯一的有形方式。
毛晚期对群众的关系，不仅是政治领袖和人民之间的关系，而且是导师和信徒之间的关系。毛的很多矛盾表现，要从这种视角寻找线索。一方面，他坚信自己是民众的代言人，另一方面，几乎没有任何资料表明，毛在五九年以后曾作过任何认真的努力来了解他的子民所需要的是些什么。政治家出于种种原因关注民众的需要，导师则告诉民众他们需要什么。一方面，毛到处鼓吹反权威，另一方面，他忍受不了任何人反对他的绝对权威。反对官僚制度与主张民主体制并非就是一回事，毛反对官僚制度因为它使人民不能当家作主，然而在西方民主制度下，人民亦不能当家作主，这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一直宣讲的话题。于是实际情形就是，在废掉官僚集团后，只有由毛一个人，及其个人代表（如文革的中央文革以及九大后的政治局）直接与人民面对。而要保证人民不失去这种地位，就只有绝对加强毛的个人地位与权威，即把毛当做绝对不可动摇的上帝本身或上帝的唯一代言人。而在没有上帝的世界上，则是该特定意识形态的唯一阐释者和执行人。这也就自然地演化出毛在行政上在政治上的绝对独裁地位。这也是为什么文革时一方面是无法无天的大民主，另一方面则是无孔不入的极权专制。其实文革中真正可怕的并不是毛的独裁专制，而是几乎每个人都参与其中并成为了毛泽东的帮凶而形成的群众暴力，这与当年的纳粹主义运动多有相似之处。其实，极权的反权威倾向和建立个人绝对权威的倾向共生，原是个普遍现象，不是在毛那里的特例。我们只想一想我们知识分子中间那些极端反权威的人物就清楚了。一方面，他总把自己设想为小人物的朋友，被压迫者的朋友。另一方面，他对于人民群众所经受的实际苦难，对成千上万的死亡，完全无动于衷。其唯一的解释，就是毛的准宗教的态度。为教旨受苦与牺牲，对于教徒来说，原是正常之事，既无须悲悼，也不形成个人的荣耀。毛不爱他的家庭，不爱他的朋友，不爱他的战友；毛对个人幸福毫无感觉，从不看重物质享受。正如萧延中先生所说，“具体的个人在毛泽东的观念中不仅是无价值的，而且是极有害的。”
小结
从思想上说，文革远不只是一场毫无意义的胡闹。它具有充分的意识形态基础，并且以极端形式表明了意识形态政治的虚幻。文革结束后，有人说它的教训在于必须健全党内民主生活，有人说它的教训在于中国必须模仿西方的民主政治。这些可能都对。但文革的总体教训无非是：我们再也不能把任何意识形态做成政治建设的基础，无论那是共产主义还是西方民主。
（《北京之春》1996年12月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