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六四”14周年
1989年六月四日，是一个值得永远纪念的日子。每年到了五月我都在想，如何纪念“六四”，心中想过多种方式。我曾想如果我在北京，我一定会在“六四”这天，或者在“六四”前的休假日，到天安门广场，走走，看看。我可以不说一句话，不做任何动作，只是走走、看看。表示我内心对死难者、对往事的无限怀念。但是我不住在北京，要在“六四”前乘火车去北京，不但会给自己带来麻烦，也会给家人，会给那些“关切”我的人增加麻烦，何必呢？
**互联网上纪念六四**
不久前我终于掌握了一些上网的方法，可以看到外国的、被人封锁了的网站，这给我打开新的视野，见识了外部世界。而且还给我提供了向海外网站投稿的机会，互联网真是伟大，上午发的稿，下午就能登出来，而且立刻返回大陆。我在互联网上获得了言论和出版的自由。电波以每秒绕地球七圈的速度使我的“作品”“出口转内销”，我写的东西能很快被国内的读者看见。这终于使我找到了一条走向言论、出版自由，表达自己思想的道路。现在我可以在网上纪念“六四”，发表我对“六四”的回忆，发表我和我周围一些人对“六四”的看法。互联网可以做出原来根本无法想象的事，互联网是我们时代的先进生产力。有人口头上说要代表先进生产力，行动上又封锁了大批的网站，对这样的人，我们只能说他是个骗人的“假代表”。
**回忆“六四”**
1989年我在山东大学给学生讲“国民经济管理学”。4月15日胡耀邦逝世，北京学生要求平反，请愿示威，4月26日社论竟将示威定为动乱，于是火上浇油，示威由北京而到全国。
山东大学是山东高校龙头，学生也不甘落后，先是大字报支持，后是上街游行，组织演讲。后来索性也罢了课。
本人每天看大字报，从海外电台听北京消息。为学生的热情感动，后来也起早贪黑写大字报，发表演讲，还给全国总工会起草了支持学生的电报（当时我是校工会的副主席）。
“六四”噩讯传来，大家的悲愤心情可想而知，早晨一位青年教师在路上问我：“孙老师，这不是在屠杀吗？”，他的脸色，由于熬夜而苍白，由于震惊而茫然，当时的景象，我会铭记一生。是的，这是对学生，对平民的屠杀。面对屠杀，赤手空拳的知识分子又能奈何？
“六四”被定为“反革命暴乱”之后，接着是铺天盖地的媒体宣传，党委领导下集中政治学习，学社论、念文件，放录像等等。最后一切又恢复了常态。
但是人们内心的痛楚，谁也无法消除。谎言能掩盖血染的北京于一时，却不能掩盖于永久。
**今非昔比，灌输无效**
批判“六四”，和过去的很多批判运动不同。
我曾经历过“反右”、“反右倾”、“四清”、“文革”等运动，在那些运动中，经过宣传、学习，灌输。最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接受了现状，认为那些运动是正确的，是必要的，被批判者是错误的，甚至包括一些被整的人。
但是批判“六四”是“反革命动暴乱”，却完全不同，很多人自始至终不承认这个结论，甚至有些在基层主持工作、主持学习的人都不认同这个结论。
最近山东大学有些职工议论起“六四”，（包括一些党员），都认为“六四”不是“暴乱”。认为邓小平处理“六四”，是他一生最大的污点。有人说“文革”中，1976年也是天安门前抗议示威，当时没有下令开枪，也没有调坦克进城，没有开枪杀平民，杀学生。
现在很多人都承认，89年学生提出“反腐败、争自由、要民主”，如果不遭镇压，全国的腐败不可能蔓延到现在这种程度，政治体制改革也不会滞后这么多年。
**平反六四，人心所向**
在基层，在知识分子中，对要求重新评价“六四”，要求为“六四”平反，几乎都能形成共识。
“六四”之后，北京当局为死难的军人士追认“共和国卫士”的光荣称号。但是几年下来，再也不提这件事了。有人问：现在年年纪念雷锋，为什么不纪念“共和国卫士”？说明上层可能有人也认为那次镇压是不对的。
“六四”在国内的重新评价，为“六四”平反是迟早的事，我想这事晚办不如早办。希望胡锦涛等新领导人，能下决心办成这件事，用以告慰受难者在天之灵，平抚热心青年切望改革之心。如果下了决心，这件事可能并不非常困难。但愿在他的任期内能够办成这件事。
想想“六四”的死难者，想想“六四”受难者的家属，和致伤致残的民众，想想“六四”后被通缉的学生，想想“六四”后被勒令退学的大学生，至今漂泊社会，工作、生活都很困难。我们应该推进对“六四”的重新评价和平反。
2003.5.30于山东大学
（新世纪、大参考、博讯、中国事务）
（博讯《孙文广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