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队在“文化大革命”中的作用
毛泽东依靠什么力量本发动和领导“文化大革命呢？其一是宣传的力量，其二是军队的力量。也就定说依靠了笔杆子和枪杆子。笔杆子有陈伯达，康生，和张姚。枪杆子则有林彪所代表的一些人。六十年代林彪主持了军委工作，”文革“前的他已经是全国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的最高典范。他是”文化大革命“的副统帅，是毛泽东的法定接班人，他也是一名强力的打手。在反对彭、罗、陆、杨，在反对刘少奇、邓小平后来在反对所谓的”二月逆流“中，他和他手下的大将都是最主要的力量。只要代表人物稍一示意，他们就一齐下手，置很多党和国家的领导人于死地。干下了很多害国的丑事。
67年在反对“二月逆流”之后，很多老帅都靠边站了，这时在林彪等人的操纵和控制下的军队力量，执行毛泽东“支持左派”的指示，在各级夺权后结合进领导班子，军队代表是一个最主要的方面。军宣队进驻各单位，在各级党委瘫痪之后，实际上起到了党委的作用，领导了“清队”，“整党”和一打三反运动。如果没有军队“文革”形成的全国性的混乱就没有办法收场，两派相争就难于结束。一些群众组织也就不可能，被压服。没有军队就没有“文化大革命”，在“文革”中只要军队稳定了，地方也就稳定。
毛泽东在“文革”中曾经指出“地方的问题在军队”，这充分的说明了军队在“文革”中的重要作用。
林彪指挥的军队贯彻毛泽东的指示是最坚决的，不容许有任何怀疑和反对，当时是棍子帽子满天飞，无怪乎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在私下说“真是秀才碰上兵有理说不清”。
由林彪等人控制和操纵的军队在“文革”中，大规模的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控制了地方各级政权，这说明“文化革命”已经失去了“文化”的性质，而具有“武化”“暴力”的性质。同时也说明了林彪领导和指挥的军队在十年动乱中已经成了某些人推行极左路线，推行全面专政的支柱。这是“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之一。
当然我们不能说在十年动乱中军队中所有成员都是自觉的执行“左”的路线。军队是一个要求绝对服从，要求高度纪律性的组织。他们的言行不能完全由他们自己做主，可以说是身不由主，很多人只能违心的执行上级的命令，有的人是受蒙蔽，受欺骗的。
在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军队也起了重要的作用。
军队必须接受政府的领导
现代国家处于建设时期，军队必须严格接受政府的领导。军队中的领导人，包括国防部长及一些高级将领都应该由政府首脑提名，经人大常委会或议会批准任命。必须是政府领导军队而不是军队操纵指挥领导政府。
现代的发达国家绝不允许军队凌驾于政党和政府之上，决不允许军队在重大的国内政治问题上发号施令国家绝对不允许搞军国主义。
军队中的成员和工、农、知识分子一样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利，军队中的党员也和其他党员一样享有党内的权利。他们并不享有特权。在建设时期不允许军队操纵控制、左右国内的政治局势，否则很容易发展军国主义。
我国军队的主要任务
在社会主义时期我国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是保卫祖国，防止外来侵略。国防军的主要任务是对外的，而不是对内的，军队应该保证国内有一个安定不受武力干扰的局面，以便在社会主义法制的指导下，发展义民主，进行建设，军队必须维护一种环境，以保证通过民主的途径解决党内的和人民内部的矛盾。
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军队大规模的干预国内政治生活，大规模的干预地方政治必然会造成一系列严重恶果，这会破坏国内的法制和民主生活会造成政局的长期不稳，会被某些人利用来达到其个人的不正当的用。会被某些人用来搞专制体制，独裁政治，寡头政治。
军队控制操纵政局，形成军人政治，必然破坏民主，法制。这不仅因为他们制造的混乱，动荡，武装纷争会破坏安定团结的稳定政局难以使民主政治生活正常进行。而且因为军人的特性和政治家的特性有很大差别，军队的生活和人民的民主生活，有着很大的不同。军队必须强调服从，强调一律，强调按命令办事。军队中实行上级授权制，军队中的领导人不实行民主选举，不搞下层对上层罢免。军队内部缺乏广泛的民主生活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实。因而军人长期操纵，控制政治，把军队内部的管理方式推向整个社会，必然使民主与法制受到损害，其极端发展将是专制体制，独裁政治。58年和“文革”中曾在农村和一些厂矿企业学校搞“军事化”，那是错误的。
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军人不准竞选总统和地方行政长官职务，美国的艾森豪威尔原来是军队中的高级将领（大约是五星上将）后来只有辞去军职，当了几年大学校长之后，才能竞选总统。说明了在一些现代的发达国家中所制定出来的法律，很注意避免军人政治。这是我们应该从中吸取借鉴的。
军队在特殊情况下应该参加平定国内大型的武装叛乱，但这必须经过政府人大系统的审批程序。以避免干预了国内的党内的正常民主生活。
历史的经验教训
进入社会主义时期我国的政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我们面临的主要是一种非敌对性质的政治矛盾，这种矛盾只能用民主的方式解决，不能用武装力量去解决，如果允许军队大规模的介入国内政治争论，那只能是用暴力来破坏民主，破坏法制。
很多国家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都曾经有过一个由军人政权向文人政权转变的过程。尽管我国的情况和外国不尽相同，但是后来实际也经历了一个与外国相似的过程。我国在解放区和后来的政权建设中曾培养，锻炼了一批政治干部，虽然有一批军队干部参加了政权工作，经过长期的工作和学习，他们也逐步向政治干部方向转化。尽管我国的民主法治不够健全，但是“文革”之前实行的还是“文人政治”。过去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外国由“军人政治”向“文人政治”转化的道理，没有深刻的研究和认识，对和平时期军队的主要任务必须从国内的阶级斗争，转变到防止外来侵略和颠覆上来缺乏足够的认识。对必须确军政分工，政治领导事事，这样一些问题缺乏重视。
“文化大革命”中出现的很多倒退的现象。毛泽东大张旗鼓的以党中央的名义，以军委的名义号召军队在全国支持“左派”，号召全国学人民解放军，一度出现了军队干部控制各级地方政权，军队大规模的介入国内的政治生活。林彪夸台之后以上现象有所缓和。但是如何从根本上，从思想理论上分析这种现象，从法制上避免这种现象，仍然没有引起充分的重视。
在今后，为了谋求国内政治的进步与稳定，我们明确军队的主要任务是国防，军队对国内的政治争端应少介入或不介入，军队在党中央，在人大的代表不应该太多，过去党的高级干部在军队内部的兼职问题也应该考虑是否合适。
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使我们认识到：主要依靠军队来维持的国内统治必然是一个缺少民主生活的统治，军队对国内政治生活过多频繁干预，必然造成国内政治生活的动荡和不稳，我们决不允许的军代政，以军代党的现象再次发生。
1981年3月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