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协”全名“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根本不讨论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象这样的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一）中共统战部通知我去政协开会
1987年底山东大学统战部通知我春天去济南市政协开会，于是我从1988年开始当上了济南市政协委员，直到1998年，总共两届（第八届、第九届）十年。为什么让我当政协委员，当时没有仔细想，
现在回想起来，原因可能有以下几方面：
第一：可能是因为我的大哥和很多亲戚在台湾，还保持联系，我属于统战对象；
第二：当时正准备发展我加入“民主建国会”，“民主党派”也是统战对象；
第三：我当时在山大管理科学系任副系主任、工会主席，也算个小小官员；
第四：我在山大讲授“国民经济管理学”，懂点经济，算是个“专家”，我到政协就被分到社科组。
（二）我被分配到第十三组
1988年春天，山大派车把我们几位市政协委员送到了会场，住在一个大型招待所，两人住一间。我和山大刘大钧教授住一屋。
济南市政协委员539人（注一），分十几个组，分组事先定好，第一组“共产党”，体现“党的领导”。我被分在第十三组，名曰“社科组”，这个组还包括共青团、新闻出版界的人。我那个组中有：济南日报的党委书记、市委党校教育长、济南团市委副书记、济南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市新闻出版局局长、市电视台主任。除了政协委员之外，还有列席代表。一位济南市安全局长、中级法院副院长和山东军区副参谋长等都是我们那个组的列席代表。这个组坐下来开会，到齐了有三十人（包括列席代表）。号称“社科”的这个组，能称为教授的只有寥寥几人，而且都有其他头衔。
市政协的十几个组中，除了“共产党”外，还包括：经济组、科技组、农林组、医药卫生组、教育组、民主党派组、港澳同胞（在济南投资的老总们）组、文化艺术组、总工会组、工商联组、妇女组、商业组、农村组。每个组约三十人，都由上级指定了召集人。
（三）第一项议程选举主席团
召开大会第一项任务是选举主席团。投票时，非常紧张，清点人数，不准委员进出，门口都有专人看守，如临大敌（也有人说这是严肃、认真、轰轰烈烈走过场）。大家坐定之后发下一张有近100人的候选人名单，多数都不认识，是等额选举，谁也不知道这些候选人是怎样产生的，反正我们委员没有参加提名。如何投票？几个教授坐在一起，大家不知所措，给他们每个人画圈，投赞成票，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全投反对票又觉得对不起会议组织者和忙于会务的人。不知道谁提出“建设性意见”说：“咱们隔一个人划一个圈”，于是我们就1、3、5……画圈赞成，2、4、6……反对，这种投票方式也亏了教授们想得出来，既不全反对，又不全赞成，不失中庸之道，嘻嘻哈哈之间完成了投票任务。
希望有思想的领导看了选票，会联想到改革选举制度；正统的领导人也难于把我们定成什么性质。（以后凡大名单选举我基本采取这种划票办法）。
（四）开大会是聊天、写字的好机会
济南政协开大会有五百多人参加，大报告都是念打印稿（稿子事先发下来）。内容老调多，每次开会我先把发言稿翻一遍，把有用的内容（主要是数字）勾划出来，把多数没有保留价值的发言稿，在封面划个大圈，带回家当废纸处理。发言稿很快浏览一遍，于是剩下的时间就是和周围的人聊天，天南海北的聊，聊腻了就拿出笔写东西，或写信或写文章，这看起来好像在做记录，没有人来管.开大会有时也安排委员上台发言，这都是指定的，发言稿要事先交上去审查，内容多是套话，如：领会上级精神，贯彻上面决议，回单位后认真传达之类的话。
（五）我的第一份提案
市政协开会一般在一、二月。1988年和1989年春的两次政协会，都在六四之前，赵紫阳担任总书记，政治上相对宽松，是我参加过的最活跃，最值得回顾的两次会议，有的人甚至提出多党制的问题。
1988年第一次参加政协会，我当时讲经济课，关注经济问题，济南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1988年实现工业产值增长17％。由于前几年济南片面追求经济高增长，电力短缺，居民家中经常停电，物价上涨，交通紧张，市民很是不满，我认为再继续提高指标，可能造成一些严重的后果。所以写了《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质疑市长报告中17％的工业增长指标，要求调整，修改。因为论据比较充分，在小组会上获得了很多支持，十八位委员参加联名，其中教授一人，副教授、副研究员9人，还包括一位党委书记。据说过去政协会议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重要内容提出质疑的提案很少见。会议工作人员，立即将这份提案复印，交给市委书记、市长等领导，大会秘书长当夜来找我们谈话，说这份提案已经受到市里领导的重视，认为这份提案有理有据，市领导指示有关单位进行研究、修正。最后《政府工作报告》在向社会公布前做了修改，将17％改为10％。这对大家是个鼓舞。在这次会议上，我总共提出九份提案。
（六）我被评为先进个人
88年我因为起草了那份联名提案而受到重视，市里的电视台也报道过我的发言。我还被推荐为政协中的先进个人。济南日报1989年5月14日介绍了市政协的十七个先进个人，我被排在第二名。《济南日报》介绍说：“孙文广市政协委员、山东大学副教授。孙文广1988年1月在市政协全委会上提出了九份提案和建议，其中《争取经济稳步增长，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建议被市政府采纳。一九八七年《红旗》杂志内部文稿刊登他阐述关于控制经济发展过热，防止通货膨胀问题的文章。他还提出了有关群众生活问题的建议并被采纳。多年来，他提出许多建议，有的被有关部门作为文件，报经党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同意转发全国。”
（七）六四后受冷落视察看守所的提案被搁置
89六四前，我写大字报，发表演说，支持学生运动。自那之后从政协八届三次会议开始，我在会上就受到冷落。写出的提案多数没有反响，再也看不到记者采访。
我两次坐牢，关进看守所四年多时间，受了很多的折磨，最痛苦的是饥饿折磨；当时粮食定量每天九两，粮种不好，副食基本没有肉、蛋、油水，当时我还处于壮年，每天饥饿难忍，1973年我身患重病，几乎死在牢里，关押的年轻人饿得半夜哭泣，有的人为了早出去，只得违心的认罪。饥饿实际上成了一种逼供的手段。饥饿在当时是一种普遍的虐待折磨关押者的方式。我在被捕时身上还带着一些粮票和钱，多次乞求看守所的管理人员，请代我买点充饥的食物，都被断然拒绝说：“看守所不是宾馆。”我请他们准许家人送点食物，也被拒绝，说：“家人送吃的，毒死你谁负责？”在看守所中我暗暗发誓，如果有朝一日出去，一定要呼吁，让关在监狱中的人也能吃饱饭；在狱中我想，这种虐待人的制度，多少年来没有改变，是因为释放的人各奔东西，忘了这里的受难者，有的人释放后，在社会上受歧视，没有能力去呼吁，我下定决心，只要离开，一定要反映这里的黑暗，争取改革关押制度，让人吃饱饭。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进入劳改队，一个月后，我给检察院写了《看守所管理情况及改进意见》（注2），实现我心中的诺言。
平反回到山大，当了政协委员，在会上我又想起看守所，于是写了提案，揭露了其中的黑暗，并建议组织政协委员视察看守所，改进其管理。这个提案写在六四之后，大概是90年代初，结果没有反响，不了了之，也没有获得去看守所视察的机会。
（八）反对盖豪华“常委楼”
2004年济南市有关部门，关闭了具有十余年发展史，拥有3000余个摊位的，集文化、贸易为一体的英雄山早市。为济南市委常委修建别墅型宿舍楼，地点在济南市风景游览区，处于傍山位置，周围绿树成荫，为了建筑常委宿舍楼，不但要伐掉很多大树，而且要驱散集市，使摊主失业。市民权益受到侵害，为此遭到周围居民的强烈抗议，贴了很多小字报。其中一条流传很广的是：“谢玉堂（市长名），我操你娘，你拆了市场盖灵堂（常委楼），你先死爹后死娘，最后死你谢玉堂”。
1995年，召开市政协扩大常委会议，我作为小组召集人也参加了，会上我发言强烈谴责不顾市民利益，建筑豪华常委宿舍楼，指出这是无视社会舆论，侵犯居民权益的行为，还讲了水能浮舟亦能覆舟和共产党必须顺应民意，重视群众反映的道理。这次讲话虽然获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但事后并没有处理“常委楼”问题。1996年政协会上，我又书写了提案《“常委楼”超标建筑应查处通报》，交上后，却如泥牛入海，无影踪。
（九）关于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的提案
1993年政协会上，市长做《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实行全民动员”“开展乡办企业年活动”，要“加速农村工业化、城市化”。
我写了提案《村办企业不能一哄而上》，对《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些口号提出质疑，指出这些口号可能会引导出错误的行为，提案要求调整发展村办企业的指标，保护环境，保护土地资源，我的提案根本不被理睬。连个答复都没有。较六四之前1988年提出的《防止追求过高速度》的提案，待遇有天壤之别。
当时掀起的推动乡村企业的高潮，盲目发展乡村企业，造成一系列不良后果，几年之后很多乡镇企业亏损倒闭，留下的是环境污染，农田被毁和银行的坏账。直到今天也没有看到认真的评价。
（十）临别纪念“加快政治体制改革”
1997年2月召开济南政协第九届五次会议，这是我最后一次参会。做为临别纪念，我考虑该写个什么提案？为此思考很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政治体制改革，因此我写了《加快政治体制改革，促进经济发展》的提案。提案发挥什么作用不敢说，但至少是尽了自己的责任。
在提案的开头我写了：“只有深入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才能使政府的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才能制止腐败现象的蔓延”。还提出了具体的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意见，如改革选举制度，保证监督机构工作的独立性，设立推动政改的专门机构，开展理论研究等。后来这份提案被收入经济类，承办单位市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审查意见是“同意立案”，以后就没了下文。
（十一）从评选优秀提案，看领导意图
济南市政协，对八届1－5次会议的2532件提案进行筛选，确定了54件“优秀”提案，汇编成册（注3），进行表彰。评选优秀提案的前提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党的领导、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无产阶级专政）（注4）。1990年一位民主人士的提案《关于学习贯彻中共中央（89）14号文件的几点建议》，被评为优秀提案，这份提案中建议：“为了贯彻落实好中共14号文件，人民政协、各民主党派、社会各界民主人士要认真学习加深理解，付诸实施”.这份提案的承办单位是“中共济南市委统战部”，他们顺水推舟立即制定了实施意见，规定要：“重视选拔、培养、安排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担任各级行政领导职务”的内容，这真是投桃报李，你拥护党的领导，我提拔你当官，这也指明了“民主人士”争取表彰和升官的途径，谁想升官就要拥护党的领导，就要呼吁加强党的领导，这就能得到表彰继续升官。
（十二）建议政协改名
1992评出的54件优秀提案，其中52件都是关于经济、科技等内容，有两件涉及共产党，一件要求学习中共的文件，一件要求党员干部下基层。根本不涉及体制问题。
“政协”全名“政治协商会议”，现在政协会根本不涉及重大政治问题，如：选举，人权，党派地位，政治体制等问题，象这样会议怎能叫做“政治”协商会议？没有“政治协商”的实际，挂着“政治协商”的招牌，这是挂羊头卖狗肉，是欺骗人，我建议“政协”改名。
（十三）政协在中共严密掌控下活动
各级政协都在中共的直接领导下活动，每次政协开会，首先要成立临时党组，负责会议的最高领导、决策。各级政协的主席，必须是中共党委的常委，或副书记。现在的全国政协主席就是中共中央常委。政协分组时也必须要有党员在其中掌控会议。会议简报和媒体的报道，大会发言，都由党组掌控，绝不能自由化。
政协会议主要是听首长的大报告，分组讨论大报告。小组召集人（多是党员）引导大家谈学习体会，领会精神，基本调子都是肯定成绩，歌颂共产党。在这样的氛围中要发表独立见解非常困难。委员们没有自由活动、发言的机会与空间，媒体采访受到严格限制，境外媒体当然不许采访，境内采访者也只能是党委机关报的指定的记者，他们发表的稿子也需经过审查。
在政协会议上发言，有多方面的限制，委员心理压力也很大，政协委员是中共派送的，如果说错了话，下届还能再当政协委员吗？
（十四）政协是中共的统战工具
政协是中共严格控制下的一个统战工具，一个扬声器、装饰品，一个大花瓶。
中国如果实行单一议会制，政协将会消失。如果将来中国实行两院议会制（像美国的参议院和众议院那样），政协也可以改造成为其中一个院，成为真正代表民意的代议机构，政协应该改名成为两院制中的一个议会。但是议员必须直接竞选产生，不能由某一个政党委派、任命。
注1：济南市政协委员有539人是1993数字
注2：孙文广：《狱中上书》P46
注3：见《政协济南市委员会第八届1－5次会议优秀提案汇编》
注4：《政协第八届济南市委员会关于表彰优秀提案的决定》
2007年3月2日（全国政协召开前夕）于山东大学（0531－88365021）
（博讯《孙文广文集》）
（另一落款日期为2007年2月1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