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海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杰出的斗士之一,自七九民主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的民动大事件,他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为人耿直、厚道、爽朗,面临重压仍不乏幽默豪爽,是一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他人脉方泛、联络面广、待客热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家,是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承前启后、经验丰富、记忆力强,是许多新朋友的良师益友。他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知识、经验和更多的朋友,是朋友们相互认识的引线人。
98组党的设想,起初就是萌发于他家的一次朋友交流。浙江民主人士1998年筹组中国民主党,并非是一次草率的冒险行动。在长期的高压环境下,所有的异议人士都知道组建政治反对派的危险性,在此之前,不要说以组织形态公开打出反对党旗号,即便是个人公开与当局唱反对调,也很快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我们并不想显示自己的勇敢,我们需要的是成功组党。因此,是否有机会组党,是否能挤拼出生存空间,是任何一位负责任的组织者要考虑的最重要课题。在一个政治敏感人物个人外出经常被跟踪,时常传来有朋友因筹建民运组织被判刑的年代,谁也不敢冒然组建反对党。
但我们不想继续等待,1998年初,几位朋友谨慎地在杭州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以读新书,谈体会的形式谈政治,聚人气。“读书会”每两周举办一次,时间定在周末。当时便衣警探无处不在,“读书会”当然不能避其耳目。在读书会上,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批评政府,只探讨一些建设性的内容。吴义龙、王培剑、我、杭州大学的另外两名研究生,是座谈会的主要发言者,参加者主要是杭大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少数社会人士,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尽管如此,六月,王培剑还是被突然带走,半个多月后被放了回来,人瘦了一整圈,浑身到处是被蚊虫叮咬的疙瘩。
王培剑是读书会的最重要组织者,他被带走后,读书会停办,但正是在最后一次读书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刚刚到杭州的青年诗人俞心焦,他老家福建,常住北京。从老家返回北京时在杭州滞留了几天,他从王有才那里知道了这个读书会,便赶来参加,这是他参加的唯一一场也是最后一场读书会,那天结束后我与他顺路,两人边走边谈,不料发现他很有想法,于是便约他第二天晚上到王东海家详谈。
俞心焦与王东海早就认识,第二天单位下班后我第一时间赶到了王东海家,他正在和王东海共进晚餐,他给我和东海讲述了他最近不寻常的经历。一年前,俞心焦联络各省市的一些青年诗人,发起了一个文艺复兴活动,内容是复兴中华文化,看上去似乎是当时的官方口号振兴中华的一个谐音,内容是一些以文艺复兴为题材的诗作,参与者是各地的一些年青诗作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人所不知的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下面,秘密隐藏着一个“复兴党”,俞心焦正是复兴党的党魁。
他有问必答,详细介绍了整个复兴党的情况,他说:这本来是他们党内的高级机密,决不轻易向人泄露,但既然已被当局安全部门侦获,对朋友已无必要保密。于是如同竹筒倒豆子,全盘托出,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让我获得了大量当时秘密组党及当局有关处理方式的第一手资讯。最重要的就是他本人的情况:组党被破获,没有被判刑。说起在被安全部门抓捕带走的路上,他预感到大难临头,“完了,要坐牢二十年了”,他是一个相当坚定、自信、开朗的人,但二十年的囚禁,对谁都是五雷轰顶,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内心感受的语音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后来在一个全封闭的房间里接受审讯时,他觉得审讯过程即紧张又好玩,他思路敏捷,口才极佳,路上在车里他早已想好所有的责任自己一人独担,所以面对审讯不回避任何话题,反而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但审讯者并没有给他充分表述的机会,反而总是把他一人晾在房间里,让他有些诧异,审讯者每问几句,就要出去一会,他清楚,那是出去打电话了,整整一夜,审讯者进来无数次,又出去无数次。最富有喜剧性的是,拿定主意准备把牢底坐穿的他,第二天一早,被审讯者掏光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宁波到福州的机票,将他送回了福建县城的老家。在老家被看管和休整了半个月后,不甘寂寞的他,坐火车来到杭州,有意与杭州的朋友共享他的奇遇。
秘密组党却没有被判刑坐牢!这无疑是重大的第一手信息。期盼政治改革已久的我,立即产生了进一步公开组党的想法,首先得到了王东海的认同。第二天晚上,我约了吴义龙介绍情况,两人一拍即合,他与俞心焦也面谈了一次。第三天晚上,我到王有才家里,向他介绍了俞心焦的组党情况和进一步公开组党想法,得到了他的认同。
美国总统克林顿将于6月25日访华,报道说将有一千多名外国记者云集首站西安和北京,这使各国媒体一时聚焦中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杭州大学的草坪上,我和王有才、吴义龙讨论商定了党的名称、宗旨及章程的起草事宜,将6月25日预定为公开申请成立的日子。
1998年6月24日晚,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林辉在我家商议并定稿了章程草案和申请细节,确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万一出事,我和吴义龙联络其他朋友做后援。在最后评估风险时,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被抓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六七十,有的认为有百分之五十,有的认为有百分之二三十,我最乐观,认为是零。后来王东海描述他们三人去民政厅路上的心态是“壮士一去不复返”,没想到进了民政厅却打了民政厅一个措手不及,有关人员给他们三人的答复是,他们从来没有受理过政党申请,所以这事不归他们管,应该到哪里申请,他们也不知道,建议王有才他们三人去省人大问问。于是他们三人丢下资料,扬长而去。谁都知道人大只是一个清谈议事的地方,而不是政府部门,肯定没人受理组建政党的申请,问了也是白问。三人走在大街上,逍遥自在,首战大获全胜,既然没人管,立即按即定方针公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这样做,也不违反当时的《社团管理条例》。
1998年6月25日首度公开冲击党禁后,是王东海及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通报给了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李锡安等浙江79民运的老战士,使得浙江民主党汇集了79民运、89民运和新生代对中国民主事业最忠勇坚韧的力量,为浙江民主党经历一波又一波镇压而“打不烂、拖不跨”打下了雄厚的力量基础。记得早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手册》中有这样的话“忠勇乃爱国之本……坚韧乃成功之本”,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与抗日战争的艰险及最后的胜利莫不基于此种精神,拿到现代比之于王东海先生及他的中国民主党战友,何尝不是如此?
1998年底大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党第一波镇压之后,局势很紧张,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怀孕生小孩,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只好暂时退居二线,侥幸躲过了又一次牢狱之难,但仍然为其它前赴后继冲在前面的朋友提供了后援支持。王东海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是民主党人中的不倒翁,在浙江民主党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他是民主党阵营中大旗不倒的中军人物,将那些被打散的将士重新聚集起来,给他们以信心,尤其是消除圈内误解,维护浙江民运与浙江民主党的团结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后来他的家庭状况稍有好转后,又多次打头阵,例如2004年底由王荣清先生主持的浙江民主党向全国人大递交《中国政党法草案》,2005年为政治受难者发起的浙江民主党首次公开募捐,2006年参与在浙江由陈树庆组织的呼应北京高智晟、胡佳、赵昕全球抗暴接力绝食,陈树庆、吕耿松、王荣清先后被捕后组织为他们联名营救呼吁,2011年初浙江民主党《要求全国人大审议并规范对外经济援助及政府投资案》及2012年2月浙江民主党欲向全国人大提出《中国民主党关于国籍法的修正草案》连署签名,数年如一日地坚守浙江民主党聚集人气的吴山茶会,……几乎每一件浙江民主党在渡过艰难、恢复壮大的事件中,王东海先生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甚至还常常为那些可能面临险境的朋友提供盾牌掩护。
王东海虽然不长于文字,但无损于他的人格魅力。他记忆力极好,口才极佳,可以说是一个活着的中国当代民运史的百科全书,任何新朋友到他家,他都能用最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地介绍各个时期各种民运的掌故,将一些最惊险的情节,变成幽默的笑话,引人入胜,让人获益匪浅。他的离去,我们顿感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兄弟,最丰富的中国民运百科全书。
89民运之前,王东海先生曾是一位商场经理,生活条件优于普通职工,和其它所有因坐牢而致贫的人一样,1989年的两年半囚禁使他出狱后变得一无所有。60岁后,他没有退休金,只能领到最低社会保障;他没有经济条件定期去医院做体检,从而也没能及时发现自己的心脏病隐患,以至2012年4月28日在天台山国清寺招待所心脏病突发时身边没带任何药物,突然离去,留下了未竞的民主事业,留下了未成年的女儿,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痛悼念王东海先生!王东海先生永垂不朽!
完稿于2012年9月5日
(民主中国2012-09-09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