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东海先生是当代中国民主运动最杰出的斗士之一，自七九民主墙运动以来，几乎所有的民动大事件，他都身先士卒，冲锋在前。他为人耿直、厚道、爽朗，面临重压仍不乏幽默豪爽，是一位几乎所有的朋友都喜欢与之交往的人。他人脉方泛、联络面广、待客热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他的家，是朋友们最喜欢去的地方。他承前启后、经验丰富、记忆力强，是许多新朋友的良师益友。他给朋友们带来的是知识、经验和更多的朋友，是朋友们相互认识的引线人。
98组党的设想，起初就是萌发于他家的一次朋友交流。浙江民主人士1998年筹组中国民主党，并非是一次草率的冒险行动。在长期的高压环境下，所有的异议人士都知道组建政治反对派的危险性，在此之前，不要说以组织形态公开打出反对党旗号，即便是个人公开与当局唱反对调，也很快就会遭受灭顶之灾。我们并不想显示自己的勇敢，我们需要的是成功组党。因此，是否有机会组党，是否能挤拼出生存空间，是任何一位负责任的组织者要考虑的最重要课题。在一个政治敏感人物个人外出经常被跟踪，时常传来有朋友因筹建民运组织被判刑的年代，谁也不敢冒然组建反对党。
但我们不想继续等待，1998年初，几位朋友谨慎地在杭州成立了一个“读书会”，以读新书，谈体会的形式谈政治，聚人气。“读书会”每两周举办一次，时间定在周末。当时便衣警探无处不在，“读书会”当然不能避其耳目。在读书会上，我们小心翼翼地不批评政府，只探讨一些建设性的内容。吴义龙、王培剑、我、杭州大学的另外两名研究生，是座谈会的主要发言者，参加者主要是杭大的在校本科生、研究生及少数社会人士，人数一般有十多人。尽管如此，六月，王培剑还是被突然带走，半个多月后被放了回来，人瘦了一整圈，浑身到处是被蚊虫叮咬的疙瘩。
王培剑是读书会的最重要组织者，他被带走后，读书会停办，但正是在最后一次读书会上，我有幸认识了刚刚到杭州的青年诗人俞心焦，他老家福建，常住北京。从老家返回北京时在杭州滞留了几天，他从王有才那里知道了这个读书会，便赶来参加，这是他参加的唯一一场也是最后一场读书会，那天结束后我与他顺路，两人边走边谈，不料发现他很有想法，于是便约他第二天晚上到王东海家详谈。
俞心焦与王东海早就认识，第二天单位下班后我第一时间赶到了王东海家，他正在和王东海共进晚餐，他给我和东海讲述了他最近不寻常的经历。一年前，俞心焦联络各省市的一些青年诗人，发起了一个文艺复兴活动，内容是复兴中华文化，看上去似乎是当时的官方口号振兴中华的一个谐音，内容是一些以文艺复兴为题材的诗作，参与者是各地的一些年青诗作者，但这只是表面现象，人所不知的是，在文艺复兴运动的下面，秘密隐藏着一个“复兴党”，俞心焦正是复兴党的党魁。
他有问必答，详细介绍了整个复兴党的情况，他说：这本来是他们党内的高级机密，决不轻易向人泄露，但既然已被当局安全部门侦获，对朋友已无必要保密。于是如同竹筒倒豆子，全盘托出，谈了整整六个小时，让我获得了大量当时秘密组党及当局有关处理方式的第一手资讯。最重要的就是他本人的情况：组党被破获，没有被判刑。说起在被安全部门抓捕带走的路上，他预感到大难临头，“完了，要坐牢二十年了”，他是一个相当坚定、自信、开朗的人，但二十年的囚禁，对谁都是五雷轰顶，他绘声绘色地描述当时内心感受的语音至今让人记忆犹新，后来在一个全封闭的房间里接受审讯时，他觉得审讯过程即紧张又好玩，他思路敏捷，口才极佳，路上在车里他早已想好所有的责任自己一人独担，所以面对审讯不回避任何话题，反而滔滔不绝讲个不停，但审讯者并没有给他充分表述的机会，反而总是把他一人晾在房间里，让他有些诧异，审讯者每问几句，就要出去一会，他清楚，那是出去打电话了，整整一夜，审讯者进来无数次，又出去无数次。最富有喜剧性的是，拿定主意准备把牢底坐穿的他，第二天一早，被审讯者掏光口袋里所有的钱，买了一张宁波到福州的机票，将他送回了福建县城的老家。在老家被看管和休整了半个月后，不甘寂寞的他，坐火车来到杭州，有意与杭州的朋友共享他的奇遇。
秘密组党却没有被判刑坐牢！这无疑是重大的第一手信息。期盼政治改革已久的我，立即产生了进一步公开组党的想法，首先得到了王东海的认同。第二天晚上，我约了吴义龙介绍情况，两人一拍即合，他与俞心焦也面谈了一次。第三天晚上，我到王有才家里，向他介绍了俞心焦的组党情况和进一步公开组党想法，得到了他的认同。
美国总统克林顿将于6月25日访华，报道说将有一千多名外国记者云集首站西安和北京，这使各国媒体一时聚焦中国，是个不可多得的好机会，6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在杭州大学的草坪上，我和王有才、吴义龙讨论商定了党的名称、宗旨及章程的起草事宜，将6月25日预定为公开申请成立的日子。
1998年6月24日晚，王有才、王东海、吴义龙、林辉在我家商议并定稿了章程草案和申请细节，确定由王有才、王东海、林辉三人去浙江省民政厅公开申请成立中国民主党，万一出事，我和吴义龙联络其他朋友做后援。在最后评估风险时，大家的观点不尽相同，有的认为被抓的可能性有百分之六七十，有的认为有百分之五十，有的认为有百分之二三十，我最乐观，认为是零。后来王东海描述他们三人去民政厅路上的心态是“壮士一去不复返”，没想到进了民政厅却打了民政厅一个措手不及，有关人员给他们三人的答复是，他们从来没有受理过政党申请，所以这事不归他们管，应该到哪里申请，他们也不知道，建议王有才他们三人去省人大问问。于是他们三人丢下资料，扬长而去。谁都知道人大只是一个清谈议事的地方，而不是政府部门，肯定没人受理组建政党的申请，问了也是白问。三人走在大街上，逍遥自在，首战大获全胜，既然没人管，立即按即定方针公开宣告成立中国民主党浙江筹备委员会。这样做，也不违反当时的《社团管理条例》。
1998年6月25日首度公开冲击党禁后，是王东海及时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通报给了毛庆祥、朱虞夫、王荣清、李锡安等浙江79民运的老战士，使得浙江民主党汇集了79民运、89民运和新生代对中国民主事业最忠勇坚韧的力量，为浙江民主党经历一波又一波镇压而“打不烂、拖不跨”打下了雄厚的力量基础。记得早年《中国国民党党员手册》中有这样的话“忠勇乃爱国之本……坚韧乃成功之本”，辛亥革命、北伐统一与抗日战争的艰险及最后的胜利莫不基于此种精神，拿到现代比之于王东海先生及他的中国民主党战友，何尝不是如此？
1998年底大局开始对中国民主党第一波镇压之后，局势很紧张，王东海夫人程云惠怀孕生小孩，家庭生活陷入了极度困境，只好暂时退居二线，侥幸躲过了又一次牢狱之难，但仍然为其它前赴后继冲在前面的朋友提供了后援支持。王东海是一个大智若愚的人，是民主党人中的不倒翁，在浙江民主党遭受最严重打击的时候，他是民主党阵营中大旗不倒的中军人物，将那些被打散的将士重新聚集起来，给他们以信心，尤其是消除圈内误解，维护浙江民运与浙江民主党的团结方面起到了定海神针的作用。
后来他的家庭状况稍有好转后，又多次打头阵，例如2004年底由王荣清先生主持的浙江民主党向全国人大递交《中国政党法草案》，2005年为政治受难者发起的浙江民主党首次公开募捐，2006年参与在浙江由陈树庆组织的呼应北京高智晟、胡佳、赵昕全球抗暴接力绝食，陈树庆、吕耿松、王荣清先后被捕后组织为他们联名营救呼吁，2011年初浙江民主党《要求全国人大审议并规范对外经济援助及政府投资案》及2012年2月浙江民主党欲向全国人大提出《中国民主党关于国籍法的修正草案》连署签名，数年如一日地坚守浙江民主党聚集人气的吴山茶会，……几乎每一件浙江民主党在渡过艰难、恢复壮大的事件中，王东海先生都起到了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甚至还常常为那些可能面临险境的朋友提供盾牌掩护。
王东海虽然不长于文字，但无损于他的人格魅力。他记忆力极好，口才极佳，可以说是一个活着的中国当代民运史的百科全书，任何新朋友到他家，他都能用最生动的语言，绘声绘色地介绍各个时期各种民运的掌故，将一些最惊险的情节，变成幽默的笑话，引人入胜，让人获益匪浅。他的离去，我们顿感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战友，最好的兄弟，最丰富的中国民运百科全书。
89民运之前，王东海先生曾是一位商场经理，生活条件优于普通职工，和其它所有因坐牢而致贫的人一样，1989年的两年半囚禁使他出狱后变得一无所有。60岁后，他没有退休金，只能领到最低社会保障；他没有经济条件定期去医院做体检，从而也没能及时发现自己的心脏病隐患，以至2012年4月28日在天台山国清寺招待所心脏病突发时身边没带任何药物，突然离去，留下了未竞的民主事业，留下了未成年的女儿，正所谓：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沉痛悼念王东海先生！王东海先生永垂不朽！
完稿于2012年9月5日
（民主中国2012-09-09 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