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法院：
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而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不是社会帝国主义国家；苏联共产党是马列主义党，而不是修正主义党。
中苏间持续廿余年的大论战大冲突，在重大的原则问题上，正确的一方是苏联，而不是毛泽东。
在国际上毛泽东后期所代表的路线是一条极左的路线。这条路线是十月革命后的六十多年中，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出现的最大干扰和破坏。
把苏联当做最主要的敌人，最危险的敌人，这就完全颠倒了敌我，这是立场性的问题，方向性的问题。
六十年代，毛泽东在国际上发动和领导的“反修”运动，和国内的“反修”运动一样，是一种极左的运动，是极左路线的一个组成部分。
中苏两党两国间应该恢复友好，恢复团结，恢复联合。
毛泽东在国际上的极左路线应该尽快的纠正。
以上是我的思想和观点。我因所谓“思想反动罪”，被山东高级法院终审判决七年徒刑，我认为判决是非法的，请复查我的无罪。
济南劳改支队犯人
孙文广
79年7日23日
附上：
“中苏友好必须恢复——论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不是修正主义国家”，一份，18页
“反修”纵横观——评毛泽东的极左对外路线，一份，6页
中苏友好必须恢复
斯大林与个人迷信
六十年代初，我国发表了“九评”，把中苏冲突公之于世。按“九评”的观点。中苏分歧是从56年的苏共二十大开始的；苏共领导发展修正主义是从苏共二十大上“反对个人迷信”，“全盘否定斯大林”开始的。
现在回顾过去二十多年的历史，问题就很清楚了。
斯大林后期利用了对他的盲目迷信，搞了专横，独断，破坏了社会主义法制和民主，使大批正直的干部遭迫害，把南斯拉夫领导人打成修正主义者，叛徒，走狗。给当时的社会主义事业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很大的损失。
斯大林纵容了对他自己的迷信宣传，而后来兴起的迷信潮流，又使他犯下了严重的错误。这些错误是十分明显的，这个问题不但涉及苏联，而且涉及整个共产主义运动。
苏共二十大反对个人迷信，纠正斯大林的错误是完全正确的。对这个问题如果说在二十年前的中国共产党人还不容易理解。那么在二十多年中历尽艰辛，曲折道路，饱尝现代迷信之苦的中国人民现在则更容易领会反对个人迷信，和纠正斯大林错误的伟大意义。
二十年前有人问：为什么斯大林活着的时候不批评他，只有在他死后才批判？现在很多中国人都有切身体会，当迷信盛行，迷信潮流席卷大地的时候，谁要公开反对迷信偶象，那就会被杀死，会被判死刑，而且他的死还不会受到社会的同情。
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教育了中国人民。苏联56年以前的个人迷信和中国后来的现代迷信十分相似，斯大林错误和后来毛泽东的错误十分相似。
毛泽东逝世之后，我国逐步的开始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解放运动，其重要内容就是要破除个人迷信。这正是继承苏共二十大开创的完全正确的道路。中国人民能在七十年代末逐步认识毛泽东的错误，也借助于苏共廿大的成果。
在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中建立了社会主义社会，由于过去曾有过漫长的封建统治，资本主义发展不够充分，或者根本没有过资本主义时期。在这样的国家必然缺少民主法制传统，人民群众文化科学水平低下，保留了很多旧社会的痕迹。因此特别容易产生一些个人迷信的社会现象。苏共批评斯大林的错误，反对个人迷信，使人民思想得到解放，这就不但是一个国家的问题，而且具有更为普遍的国际意义。
如果我们在56年能够接受斯大林的教训，那么就可能避免和减少我们在后来廿年时间里所遇到的一些大灾难。由于毛泽东等同志的抗拒，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认真吸取苏共二十大的积极教训，使我们全党全国在廿多年时间里吃了大苦头。这真是最惨痛的历史教训。
说苏共二十大“全盘否定斯大林”是站不住脚的。苏共二十大只否定斯大林后期的一些问题，不涉及十月革命前和建国之初。廿大后苏联电影和著作中仍有斯大林的的论述和正面形象，苏联格鲁吉亚至今仍有斯大林纪念馆，斯大林墓仍被保存。我国在全盘否定刘少奇，彭德怀之后，正面论述他们的著作电影一律遭禁，哪里还能找到他们的纪念馆和坟墓呢。斯大林死后用水晶棺保存尸体，与列宁并肩而葬，宣传上与列宁并提，当斯大林错误被揭发之后，人们自然想到这样的安葬形式有损列宁形象，因而把斯大林尸体象其他苏联高级已故领导人的尸体一样进行火化，另行安葬，这样做法正表达了人民的原意。中国某些领导人在火化斯大林尸体的问题上大做文章，这正说明某些领导人在理论上的极端贫乏。
议会道路和武装斗争
毛泽东给苏共二十制定的另一修正主义“罪状”是所谓的“主张议会道路”。马列很早就论述过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可以通过议会斗争的方式进行和平过渡，对资产阶级可以赎买。
因而苏共领导提出在一定条件下，在有的国家可以通过议会道路争取和平过渡，这是马列主义观点，而完全不是什么修正主义观点。
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上出现了包括苏联在内的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经过大战的破坏，很多国家的人民都厌恶战争，希望有一个安定和平的政治局面，一批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吸取希特勒的教训，而主张民主，法制，健全了法制，实行法治。在这些国家的马列主义党采取了议会斗争的方式，宣传群众，组织群众，积累力量，争取和平过渡，这是正确的策略。卅年来的历史也说明了，在这些国家凡是争取正确斗争方式的党都发展壮大了，而脱离具体条件，拒绝议会斗争，搞恐怖活动，追随国际极左路线的党都削弱了，变成一个人数很少的小派别。
毛泽东片面的夸大他自己领导的武装斗争的意义，把主张采取议会斗争的全都骂成修正主义，在国际上挥舞他的指挥棒，要把他的极左思想强加于人。二十余年来，各国的实践对毛泽东做了有力的驳斥，在那些不具备条件的国家，有的人硬要追随毛泽东搞武装斗争，拒绝搞议会斗争，结果是连续遭到失败，不断被削弱，最后自己也开始反对左倾路线了，这正说明了毛泽东极左路线在国际上的失败。
南斯拉夫问题
六十年代初毛泽东坚决要把南斯拉夫领导人打成修正主义者，叛徒和美帝的走狗。当时苏共领导不同意，所以这也成了苏共“变修”的一条“罪状”。
十年之后，在七十年代，毛泽东把“反修”运动进一步升级，说苏联已经超过美帝成为中国在国际上的头号最危险的敌人。这时毛泽东为了在国际上寻找支持者，又把南斯拉夫领导人捧为坚决的反苏战士，说他（铁托）比铁还要硬，把南斯拉夫说成是少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
同样一个南斯拉夫，指导思想毫无变化，对内对外政策毫无变化，社会基础毫无变化，主要领导人也没有变化。为什么经过十多年时间，突然从反动得不能再反动的修正主义转变成了我们最亲密的战友，变成了世界上仅有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之一了呢？
这个变化只能用毛泽东后期的实用主义来说明。为了反对苏共，他不惜硬要把一个国家，一个党说成是修正主义的。为了同样的目的，他还可以把同样一个国家说成是社会主义。
中苏之间的几个问题
关于所谓的“撤专家，撕合同”问题：
我国58年搞大跃进，在科技界教育界也要搞什么“革命”，批判专家路线，有的苏联专家成了批判对象，当时我国的计划几乎全被打乱。在这种情况下造成一部分苏联专家无法工作，一部分苏联援助项目无法按计划进行。另外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严重影响双方的合作。在这种情况下，苏联只能撤专家，终止合同。有的人倒打一耙骂苏联背信弃义，这也太缺少自我批评精神了。把撤专家，销合同说成是苏联变修的根据则更是站不住脚的。毛泽东逝世后，我国与越南和阿尔巴尼亚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暴露了分歧，我国先后撤回了在那里的专家，销毁了合同，难道能根据这一点说我国也变修了吗？
关于苏联逼债的问题，那更是十分可笑的无稽之谈。借债要还，这是天经地义的事，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实行计划经济，难道能因为我国搞大跃进，就能借债不还干扰苏联的国家计划？
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关系，是一种崇高的、正常的国际关系，不是那种吃喝不分你我的哥儿们弟兄之间的关系，不是流氓无产阶级间的关系。
苏联的援助与我国58年前的高速度
中国后来是讲苏联撤专家、废合同对中国经济的破坏。其实任何一个尊重事实的中国人都还记得。我国自从49年建国以后苏联曾给予我国多么大的无私的全面的援助。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58年之前那几年生产记录日日新，生活水平年年高的美好日子。那样高速的发展正是得助于苏联老大哥的援助。
苏联的苦口忠言
苏共在60年前后曾经尖锐的批评了中国的大跃进，批评了中国某些领导人表现出来的左倾机会主义、教条主义、经验主义和平均共产主义。近二十年来的实践已经证明，苏共当时的批评，是十分宝贵的肺腑之言。当时中国的某些人却是忠言逆耳。把珍贵的意见当做攻击伟大中国的“修正主义言论”。
珍宝岛问题
珍宝岛是中苏边界上共有河流中的一个小岛，南北不足半公里。夏季涨水即沉入江底，无影无踪。对这样一个小岛的归属问题，可以讨论，也可以暂时不讨论。但是就为了这么一个无足轻重的江中小岛，却要使千百个人流血牺牲，在全世界大造苏联侵略中国的舆论。这与其说是为了捍卫中国的领土，倒不如说是制造舆论使中国人民仇恨苏联。
社会主义各国间的协作和专业化生产
二十世纪各国经济的发展说明，要有高速度，还必须要国际上的协作和专业化的生产。某一个国家要在各个生产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是不可能的。美国最先进的航天舰中有从西德和日本进口的元件。他们并不追求“完全国产”。最发达的工业国也是进出口额最大的国家。
像我国，就要根据有大量人力，但是缺少资金设备的特点，在国际协作中就要更多的出口那些设备成本比较低，在国际上人口成本比重比较高的产品。或者说要出口那些目前世界上还不能进行高度自动化和机械化生产的产品。而进口的则是相反的产品。
要高速发展我国的经济就必须在国际上，特别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实行广泛的分工协作，进行专业化的生产。而那种以独立自主为借口，排斥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协作，把协作当成剥削，害怕自己永远当农业国，害怕受另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控制的思想，是一种不利于我国经济发展的狭隘民族主义的思想。
在苏联国内
中国曾不断的引述苏联报刊上登载的苏联国内的一些黑暗面，和苏联部分干部的违法现象，并用这些现象来论证苏联已经变修，苏联已经复辟了资本主义。但是事实是苏联报刊上登载这些现象正是要批判，揭露这些现象，这个事实还说明苏联还未变修。
说苏联国内出现了一个拿高薪的特权阶层并说这个阶层是修正主义的社会基础，这纯属一种恶意的歪曲。
社会主义国家要实行按劳分配，一些有特殊贡献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专家，理应享受高一些的工资。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实质上是一些各方面的高级专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科学家……）在苏联绝大部分高级党政领导人都有大学毕业的水平，因而他们像其他专家一样，像有杰出贡献的工人，农民一样，也要按劳分配。国家要给他们比平均数要高一些的分配，给他们比较高的工资。把这样一些对国家有重大贡献的杰出分子说成是特权阶层，说成是修正主义的苗子或基础，这完全是颠倒是非。这也是平均主义思想在国际上的表现。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苏联敢于面对现实，而我国在国内部要封锁消息，掩盖事实，搞愚民政策。
苏联在国际上办实事，获得越来越高的声舆与威望，而我国则靠政治喧嚷，靠讲大话，骂大街来获得自我解嘲。
苏联在国内发展了社会主义文化，法制和科学，使上层建筑完备；而我国在二十年中却几乎毁灭了文化，破坏了法制，摧残了科学，使社会主义上层建筑残缺不全。总之过去二十年内苏联对内对外政策和路线获得了节节胜利，多项事业欣欣向荣。而我国毛泽东的对内对外路线却遭到了接连不断的失败走进了死胡同。
过去二十多年的实践，已经有力的说明了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马列主义政党。而毛泽东所代表的对内对外的思想路线，是一种极左的思想，极左的路线，是一种错误的极其有害的思想和路线。
恢复中苏友好的伟大意义
现在中国把苏联看成最危险的头号敌人，双方处于紧张的敌对状态，为军备而消耗大量的人力物力。在中苏中越边境驻扎数以百万计的军队，我国军费为200 亿，全国每人每年平均20元。中苏恢复友好后就能把大批的人力物力投入建设；
苏联现在有先进的科学技术，但缺乏人力，中国正好相反，科学技术落后，但有大量人力，因此在这些方面合作，就能给双方带来巨大利益；
中苏之间有漫长的边界，是中国最长的边界线，中国与苏联有传统的友谊，和兄弟关系，这种极为难得的近邻关系和传统关系提供了进行全面合作与贸易的无限广阔的美好前景；
大量的事实说明，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苏共是马列主义政党。当这些事实展现在中国人民面前时，将有助于全国人民的思想解放运动，将使全国人民不但从国内而且从国际上认识极左思想的路线的危害，并且从国内国际合作的联系中，深刻认识极左路线的本质。
不搞形而上学、不搞绝对化
我们要恢复中苏友好，要停止极左路线。这些都要反对现代迷信，但是我们反对过去的迷信并不是要建立新的迷信。我们要寻找榜样，而不寻找迷信偶像。
我们认真如实的检查自己的错误，但也不给其他的政党，国家加上绝对化、神密化的色彩。不管任何政党，任何国家，他们的经验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一定的客观环境中的产物。我们只应该学习那些我们应该学习的东西，我们只应该拒绝那些我们应该拒绝的东西。
我们肯定一个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但绝不意味他们的每项政策都必须效法。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在具体政策和路线上可能犯错误，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否定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我们曾因为跟随苏共领导斯大林犯了错误，后来又因为盲目的不跟随苏共领导，不批判斯大林而犯下了更加严重的错误。这样反复的惨痛教训告诉我们，对兄弟既不能盲目跟随，更不能盲目的不跟随。重要的问题是对具体情况进行认真的综合分析与思考。
1979年7月23日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