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离开人间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离开人间。
我被关在山东公安厅看守所监狱的单人牢房中已有20多个月。当时，戴着手铐、脚镣。等待“从严惩处”。
毛泽东逝世消息传来，我的心中暗自窃喜，我两次坐牢两次关牛棚都是主要追查“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1976年春天对我起诉的主要罪名也是“攻击毛主席”，我曾经估计他死后将会遭贬。中国可能够走上新的道路，他的死对国家对人民对我自己都将是一个信号、说明一个新时代将要开始了。
毛泽东的死使我心中感到一阵轻松，好象一块大石头落了地。
轻松之余竟也忘了自己所处的环境，忘了还戴着手铐和脚镣，竟然哼起了京剧的片断（大概是样板戏中李玉和的唱段）。受到看守人员厉声训斥，把我吓出一身冷汗。
哀乐声中泪如泉涌
我被以最可怕的“罪名”关入单人牢房20个月，锁着双手双脚，我怎敢放肆。
我必须表现悲痛。我思考再三，几天以后开毛泽东追悼大会，我把毛泽东的像（从报上撕下来的）用稀饭贴到了墙上：哀乐声中（牢房中装了有线广播）我站在毛主席像前，把思想拉到我最伤心的事件上——妈妈之死。
1949年父亲去台湾，我与妈妈在上海相依为命，断了生活来源。多么的困难，妈妈对小儿子仍然温爱有加。1957年我分配在山东大学物理系任教后，每次上午发了工资第一件事，就是给妈妈寄钱，从不拖到下午。“文革”初期，我被关进了监狱，音信全无。她因为是反革命家属被抄家、批斗，一时断绝生念，走上自杀之路，后经抢救才活了下来。
1971年妈妈病危，去世前，几次打来电报，召我回家，但我却关在学校的“牛棚”中，锁在学生宿舍的一间又黑又潮的房间里，我向领导人再三恳求，让我去见一面临终前的妈妈，但被一口回绝。这是我一生最大的痛处，最伤心的事。
黑牢中我站在毛泽东的像前，回想我的最痛－妈妈之死，泪如泉涌，泪水湿了大片地面。监视窗外的“班长”看到这个场面一定认为我对毛泽东真有感情。这一片段很能说明我当时的心情和表现。
我的心路历程
1976年10月4日，“四人帮”被捕，对我来讲是大喜。这说明就要纠正毛泽东的错误了，中国有了希望，我自己也有了盼头，出狱的日子不会太长了。我被捕后始终坚信自己无罪，早晚要获得平反。即使在毛泽东活着的时候我也认为自己不应该被定罪，因为他们说我“攻击毛主席”的事发生在“文革”初，那时我是追随毛泽东的，拥护他发动的“文化大革命”。虽然在个别事上有怀疑，有一闪念，但不失‘大节’，“文革”中屡经批斗，我都矢口否认，有“恶攻”罪行。后来在关押中经过反复思考认识了毛泽东的巨大的错误，但是这种思想从不敢暴露。我经过了1949年后的所有运动，我的好友有的被打“反革命”被逼疯，有的被打右派下放农村。我深知道哪些话不能讲，哪些事不能做。
我在发表言论采取行动时考虑的原则是：在社会上尽量不要进监狱，如果进了监狱则尽量不要被判重刑。在这个前提下，做事、写文章，去实现我应有的权利。
多年来，特别在关押期间，我都用自己的主要精力，思考国家大事，最后我发现过去我所崇拜的、所迷信的人——毛泽东，是一个给中国带来大灾难的人，他所代表的一些思想理论是十分荒谬的。
开始时我很惊恐，有些观点思想只要讲出来就肯定会杀头的，更何况我还是关在单人牢房里的待决犯。
所以在四人帮被粉碎之前我将自己的真实的思想深深埋在心中，它将随我的躯体一起消亡，我讲的和写的都是一些当时社会上流行的话，极力表白自己是如何的忠于毛主席、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
毛泽东离开人间，“四人帮”被抓，给我带来了希望。
四人帮被抓之后，我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写申诉，说明自己无罪不反毛泽东，只要耐心等待最后会出狱，会平反。另一种选择，是在监狱中批判毛泽东的错误，议论国事，提出政策建议。为中国的前进贡献自己微小的力量。这样出狱的时间可能要拖后。
狱中上书议论国事
在经过不太长的思考之后我选择了后者，我决心在监狱中批判毛泽东，议论国事。
我决定在监狱中用揭发批判“四人帮”的名义，批判毛泽东为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和实践，评论国家大事。
但是我也知道，这样做有极大的风险，当时的很多领导人都是毛泽东提拔起来的，毛死后，他们在报纸上广播中，在大会上都“高举毛主席的伟大旗帜”，他们当然非常害怕在毛死后砍掉的这面旗帜，有人出来反毛，他们为了护旗，会采用“文革”中的镇压方法，会用人头来祭“伟大旗帜”。
而我是一个关在单人牢房中有过多次“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罪行”，“反动军官（家庭）出身”，有“对社会主义的刻骨仇恨”“到案后不低头认罪……攻击无产阶级专政、态度很坏。故建议依法从严惩处”的在押犯。（引号中为1976年3月济南中级法院对我的起诉书中用语）。拿我来祭“毛主席的旗帜”，应该是比较好的人选。后来我才知道在毛去世后的1977年因“攻击毛主席”被枪决的青年人达到十余人之多，其中有史唐枫等。
为了逃避死刑，我开始在监狱中写“上书”必须表白自己是毛泽东的追随者，是马克思主义的信徙，引用马列的原著，在讲到民主、法治，多党制的时候一定不忘加上冠词“社会主义”。我要反复的表明拥护共产党。而要做到这些幷不困难，多年来我已经很习惯这样做了。
也就是说我在监狱中写批判，写评论，必须涂上保护色，要打扮，要妆饰，要穿靴戴帽，尽管这些并不是我之所爱，但为了求生，为了发表，为了把我的思想留在人间，我还是要装扮成一个可笑的形象。当然这种装扮在1976年最多，所以看我的“狱中上书”最好从后面看起。1978年以后在劳改队的上书就比较直露一些，当然还是有顾忌。
为什么给最高当局写上书
我认为四人帮被捕之后，中国有了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可能，中国应该走出极左的统治，只有这样才能使人民享有他们自己的权利，才能过上自由幸福的生活。而在争取民主的过程中，每个有良心的中国人都要出上一份力，我也应该把自己的思想成果奉献出来，这是我的责任，是我义不容辞的义务，所以我决定给党中央给最高当局写信。从1976年11月开始到1982年12月我在监狱中写了总字数不下50万的上书，涵盖政治、经济、时政、法治、宪法修改等内容。
我所以要给党中央写信是因为我深知道中国过去的问题在共产党，共产党的问题在党中央。我思考和议论都是些国家大事。所以我要给国家最高当局写信。
我在监狱中朝思暮想取得一些成果，我实在不甘心让它烂在肚子里，有时感到不吐不快。但是如果写成笔记、日记，在监狱中是根本无法保留的，隔些日子会查一次号，随时可以把书写物抄走，就象文革中的抄家一样。我想如其抄走还不如我写成信交给他们，因为给党中央的信，量他们也不会擅自销毁。
而且我考虑这些信他们必定逐级上报。在这个过程中会有一些人看到，如监狱管理人员，监狱长，济南中级法院，山东高级法院。如果有机会转到中央也会先由一般工作人员过目。这样也是一种宣传，也是一种发表。我估计对我的信会层层上报，幷非因为看信的人发现信中有积极价值，而很可能是他们认为这是“反革命”的“放毒”，这是“阶段斗争新动向”，这是将来加刑的材料，因而要给我存档。而这正是我的希望，因为将来就有查找机会，（后来，我在看守所中的信多数都在山东省高级法院存了档，有的还加盖了收文章，有日期）。现在整理的上书有些就是2000年夏天从那里复印的。当然我心中也存有一线希望，就是希望我的信转到中央的某级领导人手中，或者摘抄一部分给他们看。那就谢天谢地，太好了。我的本意也是为国为民“上书”建言。
当时我还认为在共产党内一些高级干部，和我一样有被关押、受迫害的经历，他们也会和我一样在关押中思考，认识毛泽东的问题，要求实现民主、，法治，还给人民自由的权利。我希望他们能看到我的“上书。”。（后来发现高级干部中有这种思想的人不多。）
我给共产党中央写信的另一考虑是，这种方式也表示了我还是相信党中央的是拥护共产党的，将来真要判重刑，也是我辩解的一个理由。
上书的条件和环境
在写上书的过程中遇到的一个很大的困难是笔被抄走了。我迫切需要有支笔，因为我经常会有一些思想闪念的片断，要记下来，报上有线广播上的资料也要记下来。我思考了很多造笔方式，曾试过牙膏皮，造腊笔，但都不理想。后来我终于找到了比较可用的“笔”，就是原始社会的办法，用草棍，用苇棒，经过粗加工就是一支笔，至于墨水我用吃菜剩下的酱油汤，浓缩而成。在监狱中有时还可以向领导借笔，理由可以是给家中写信要棉衣，或者，我要写交代，写上诉，但是不能经常借，使用时间也很短，每次借来笔，都是抓紧写，而且最后要把墨水挤干净留下来，备用。现在保留在高级法院中的信很多是这样写出来的。
1978年6月我被判刑七年，从看守所转入了劳改队，这时才能有了自己真正的笔。
在劳改队中写上书，笔不成问题，而且后来我还有了复写纸，也可以让家中寄几份报纸杂志。白天出工劳动，我就提前起身在走廊上，在值班室里写，劳改队中当然会有干扰，我最怕是犯人干扰。十几个犯人挤住在一起，我对他们称兄道弟，只说我写上诉，现在可以看到劳改队写信第一页是给高级法院的申诉，这是用来掩盖给中央的上书。有的上书复写底稿上也没有党中央的抬头，而是在发信前填上“党中央”交给队长。
当然劳改队领导也多有训斥，问我是不是想找死，看我听不进去，就在犯人大会上批斗，拳脚相加，也组织犯人批判，当我继续写信时，他们就说：“您等着吃枪子吧”！后来就不太管了。但是大会批斗之后，犯人对我的态度却有一百八十度大转变，他们夸我在批斗会上的“英勇”气概，是个“英雄”。有的犯人说看到干部打我，他几乎要喊口号“不准打人”。
有的犯人后来给我搞来了复写纸，有一次我表示想看“参考消息”（不公开发表，只有干部才能看到）。结果到了工地不长时间他就“采”了一份回来给我，犯人常把偷说成“采”。有的“反革命犯”还曾帮我抄过稿子。
我的希望
我的“狱中上书”，开始于1976年，那是一个封闭的时代，封闭的社会，我又处于那个社会中最封闭最黑暗的监狱里。写出来的“上书”带着时代的烙印，带着监狱的气息，这是我八年监狱朝思暮想的结果，这是我的历史，这是我的血泪。但我想这何尝不是我们国家历史的一部分，何尝不是我们社会血泪的一部分。很多问题仍是现在的中国人需要深思的。
我把狱中“上书”奉献给大众，希望抛砖引玉，唤起民众，关心国家大事，希望通过我的“上书”和大家一起为中国的向前尽一份力。
回顾建国后的历史，还真实给民众，特别是让青年了解真相。
清除毛泽东代表的极左思想理论，专制主义，极权思想。
修订宪法，扫除专制主义，极权主义。保障公民权利，保护私有财产，发展市场经济，建设法治国家。
我们应该唤起民众去争取自由，争取民主、争取法治、争取光明、争取那些本来属于我们自己的权利。
我们不能靠等待、恩赐过日子。
弱小的力量汇集起来就便不能被人忽视。
去罢我的“上书”连着我的生命。
2002年2月于山东大学新校宿舍
编辑说明
（一）日期和序码
“上书”目录与每篇右上页眉编码相同，表示上书发出之年月。
（二）原稿的出处
1976年—1978年6月上书写于山东省看守所，原稿现存于山东省高级法院档案科，编号为刑[2019].现根据2000年8月影印件编印。
1978年7月？—1982年12月上书写于济南劳改支队，多根据原信复写底稿打印。
（三）上书标题
多数都采用原上书中主标题，有的原文太长，后来按内容将其分成几篇文章时，取原来的小标题做题目。
有些上书当时没有题目，编辑时加了标题，并加“信”字以标明，如：“7701批评华国锋主席的信”，表示1977年1月写的信，题目是后加的。
（《狱中上书》，孙文广/著，香港夏菲尔出版社，2002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