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英时先生尝言:“如金岳霖、朱光潜、冯友兰等在中西哲学有很高造诣的学人,在中共政权面前竟然都变成了甘心认罪的‘思想囚犯’,真是中国现代思想史上最难索解的一页。”

尤其是有“当代孔子”之称的冯友兰,在毛泽东于1973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时,竟主动请缨,对“古代孔子”口诛笔伐,更是令人惊诧莫名。

郭罗基先生这本《“梁效”顾问冯友兰》(美国华忆出版社,2020年3月第一版)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一最难索解的问题。

郭罗基说,他本来打算写两本书,一本是《冯友兰在文革中》,一本是《“梁效”的兴亡》,后来考虑到这两本书内容交集重合处甚多,不如将两者合一。

提起“梁效”,现在很多人恐怕都很生疏了,在当年可是大名鼎鼎。“梁效”即两校的谐音,是文革后期批林批孔运动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大批判组的笔名,在“四人帮”御用写作班子里名列第一,曾经独霸文坛,主导舆论。由于梁效的文章常常最先传达“圣意”,一经发表,全国各地大小报刊必在显赫位置先后转载,这就是当时人说的“小报抄大报,大报抄梁效”。

诚如郭罗基所言,他是有资格评论冯友兰和“梁效”的。因为郭罗基和冯友兰同为北大哲学系教授,同事长达二十多年,对冯友兰有切近的观察。在批林批孔运动中,郭罗基勇反潮流,批冯友兰批“梁效”。“四人帮”垮台后,郭罗基得以翻身,被哲学系师生推举为揭批“四人帮”与“梁效”的领导小组组长,积纍和保存了一大批审查“梁效”、审查北大“四人帮”帮派体系的材料和内部文件。亲身经历,丰富的第一手材料,再加上作者非凡的眼光与见识,使得这本厚达400多页的书,成为我们了解和研究冯友兰与“梁效”的必读之作。

10年文革分为前后两段

郭罗基写冯友兰,是放在文革这个大历史之中。郭罗基对文革别有洞见。他把10年文革(1966年5月16日——1976年10月6日)分为前后两段,1971年9月13日的林彪事件是文革分水岭,前后恰好都是5年。“前期的主题是打倒‘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后期的主题是批判‘叛徒、卖国贼’林彪。批倒批臭刘少奇的时候,拉来一个外国人赫鲁晓夫做陪练;批倒批臭林彪的时候,又拉来一个古人孔子做陪练。前期,文革沖天而起,高歌猛进;后期,文革盘桓回旋,不知所终。就毛泽东本人的动机来说,却是前后一以贯之。10年之中,有一半的时间是用来为文革辩护,防止被人所否定。这就是‘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任务”。(郭着,第60-61页,以下同)

按照郭罗基,10年文革,前5年这一段是推行文革,后5年这一段是保卫文革。九一三林彪事件标志着文革在理论上的破产和在实践上的失败。林彪事件给毛泽东沈重打击。林彪事件后,朝野上下都要求批极左。批极左就是批文革。尽管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都竭力强调林彪的实质是极右,毛本人也说林彪是极右,但是这种说法太没有说服力。林彪明明是极左,怎么会是“极右”?批起来理不直气不壮。在这样的困境下,经过一年多的试探和酝酿,毛泽东终于找出一条突围之道,那就是把林彪和两千五百多年前的孔子挂上钩。

在清理林彪住处毛家湾时,抄出了林彪让人摘抄的语录、读史心得卡片和条幅,其中有孔子语录孟子语录;在林彪的卧室墙上挂的和在一个瓷缸里找到林彪书写的一个条幅:“悠悠万事,唯此为大:克己复礼。”毛派如获至宝,断言“这就是林彪尊孔的铁证!”并进而判定:林彪“傚法孔子‘克己复礼’,妄图复闢资本主义”。这还不是极右?郭罗基写到:“大策略家毛泽东将‘批林’从批极左扭到批极右,办法就是‘批林’又‘批孔’,坐实林彪的极右。于是,‘批林整风’运动转为‘批林批孔’运动。”(第80页)

另外,《“五七一工程”纪要》把毛泽东称为“当代的秦始皇”,而毛泽东又常常以秦始皇自比。于是就引出了中国历史上儒家与法家两条路线的斗争,法家代表革新,代表前进,儒家代表复辟,代表倒退。

1974年1月18日,中共中央把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彙编的《林彪与孔孟之道》(材料之一)作为一号文件发出。中共中央的通知写到:“北京大学、清华大学选编的这个材料,对于继续深入批林,批判林彪路线的极右实质,……会有很大帮助”。并强调“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代行将灭亡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闢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于是乎,批林批孔运动正式开张。

郭罗基进一步指出:“‘批孔’为‘批林’服务是为了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肯定林彪的‘极右实质’,本来就不是为了批林,而是防止否定文革。在毛身后,有资格否定文革的只能是周恩来。故‘批林批孔’实际上是‘批周公’”。(第81页)还有,为了批孔反儒,就要抬举法家;两千年的中国史被写成了儒家与法家的斗争史。法家人物备受肯定,吕后、武则天都被列入法家;于是又引出了女人也能当皇帝的话题,再进而引出江青要当女皇以及一些人吹捧江青和劝进江青登大位的话题。

郭罗基对文革分期的论述,既新颖又精辟。借用这种观点看文革,不但有助于我们对10年文革的整体把握,尤其有助于我们了解批林批孔运动的来龙去脉。

不是迫于压力,而是主动请缨

郭罗基写道:“冯友兰时来运转是在1973年。在文革前期,他作为被打倒在地、再踏上一只脚的‘反动学术权威’,戏剧性地摇身一变,成了后期‘批林批孔’的革命权威”。(第60页)

冯友兰当“梁效”顾问这段历史无疑是他一生中最大的污点。这里有个问题很关键,那就是,冯友兰是怎么上的“梁效”这只贼船?

冯友兰之女宗璞后来解释说:“进‘梁效’也算是北大党委来调动的,这是组织调动,能不去吗?不仅我父亲,其他‘梁效’的人大家也应该理解。一来没法拒绝,二来那时候认为是党的信任,是很光荣的。”(第400页)还有一些人也说,冯友兰进“梁效”是在压力下被迫的。

郭罗基说这完全不符合事实。郭罗基引用《冯友兰自述》(2004年出版)。冯友兰说:“1973年,批林运动转向批林批孔运动,批孔还要批尊孔。当时我心里又紧张起来,觉得自己又要成为众矢之的了,后来又想,我何必一定要站在群众对立面呢?要相信党,相信群众嘛。我和群众一同批孔批尊孔,这不就没有问题了吗?在这种思想指导之下,我写了两篇发言稿。”(第91页)郭罗基写到,可见,冯友兰的转变并非被迫,而是迎合,是主动请缨。

冯友兰这两篇发言稿随即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73年第4期。毛泽东听说了,马上就要看,还略作修改,然后就发表在光明日报上,还加上了编者按。在这两篇文章中,冯友兰批判孔子,并对自己过去的尊孔思想自我批判,更重要的是,冯友兰不是就孔子批孔子,而是紧跟现实政治,把批孔和批刘少奇批林彪相联系,把近代史上的恶人坏人说成与两千多年前的孔子一脉相承。冯友兰表态:“我年近八十,在过去搞了半个世纪的中国哲学史,现在还能看见这个伟大的革命,这是很大的幸福。不但能看见,而且还能参加,这是更大的幸福。”(第91-93页)

在这一点上,冯友兰不同于当时另外两个批判孔子的学者,一个是广州中山大学的老学者杨国荣,另一个是武汉华中师范学院的青年教师冯天瑜。杨国荣和冯天瑜本来就是反孔批孔的。冯友兰既然早就以尊孔着称于世,而且名气远比杨国荣、冯天瑜大,现在转为反孔批孔,而且还能领会领袖意图,紧密联系现实,无怪乎后来居上,成了当红的批林批孔明星。其后不久,毛泽东指名让冯友兰参加批林批孔。接下来,“梁效”成立,冯友兰当上顾问,就这样上了贼船。

回顾这段过程,不能说没有被迫的成份。如果不是毛泽东发动批林批孔运动,如果不是冯友兰担心自己作为尊孔的典型又成为众矢之的,冯友兰也不至于写那两篇批孔的文章。不过话又说回来,文革走到1973年,其力道已大不如前。在这时,唱反调依然有很大风险,但保持沈默或敷衍应付已经没多大麻烦了。尤其是冯友兰。1968年秋,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专门提到冯友兰。毛说:“北京大学有一个冯友兰,是讲唯心主义哲学的,我们只懂得唯物主义,不懂得唯心主义,如果要想知道一点唯心主义,还得去找他。翦伯赞是讲帝王将相的,我们要想知道一点帝王将相的事,也得去找他。这些人是有用的,对于知识分子,要尊重他们的人格。”由此可知,在批林批孔运动中,如果冯友兰不主动请缨,或者就算身不由己上了贼船,但采取消极应付的态度,应该说是不会有多大麻烦的,因此也是不难做到的。偏偏冯友兰很主动很积极,跟风跟得很紧,写了大量诗文,包括迎合江青,写诗讚扬吕后讚扬武则天;1976年四五运动被当局定性为“反革命事件”予以镇压,冯友兰马上就写了一首长诗“天安门广场几个苍蝇碰壁”。

“梁效”顾问冯友兰做得太过,走得太远。用“上当受骗”或“迫于压力”是无法为之辩解的。文革后,冯友兰自己也检讨道:“我在当时的思想,真是毫无实事求是之意,而有哗众取宠之心,不是立其诚,而是立其伪。”(《三松堂自序》,1984年)

从应帝王到迎帝王

郭罗基用“一生文章应帝王”一语,解读冯友兰的为人和文学。“应帝王”本是《庄子》内篇第七的篇名。冯友兰在阐述新生活方法论的《新世训》(首次出版于1940年)一书的最后一章名为“应帝王”。冯友兰的“应帝王”,意思就是教人怎样为帝王,给帝王出主意,向帝王进言,做王者师。

在蒋介石时代,冯友兰一度近乎为王者师。郭罗基写到,抗战期间,蒋介石对冯友兰优礼有加,常请吃饭,请他到中央训练团讲学,学员都是文武大臣大官大将。1944年,冯友兰代表西南联大国民党区党部起草了一封给蒋介石的信,要求改革政治实行宪政。蒋介石看后为之掉泪并回信讚赏不已;后来冯友兰到重庆,向蒋介石献策,说要抵制马克思主义最好是提倡正统哲学。1945年,冯友兰出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坐在蒋介石身旁。蒋介石口口声声称他为老师。蒋介石对他说:“大会要选你为中央委员。”冯友兰表示:“愿为青年导师,当了中央委员对青年讲话就不方便了。”

可是到了毛泽东时代,情况就不一样了。冯友兰还想应帝王,但正如郭罗基所说,“应了蒋帝王,再应毛帝王,总是不大自然”。(第2页)这和历史上改朝换代之际,有的士人改换效忠对象的情况还不一样。那些人只是改换了进言的对象,但是进言的那些道理大体上是没变的。然而从蒋时代到毛时代,是价值观的大翻转。冯友兰那套大道理,合蒋介石的口味,和毛泽东却格格不入。再加上早先当过蒋介石国师这段历史在“新社会”成了巨大的负资产,因此,为了再应毛帝王,甚至仅仅为了自保,冯友兰也必须先彻底否定自己,否定自己原来那一套大道理。于是,应帝王就成了迎(合)帝王。

1949年10月,中共开国大典后,很多知名人士给毛泽东写信表态效忠。冯友兰也写了一封,大意说:我过去讲封建哲学,帮了国民党的忙,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在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毛泽东很快回了信。信中写道:“我们是欢迎人们进步的。像你这样的人,过去犯过错误,现在准备改正错误,如果能实践,那是好的。也不必急于求效,可以慢慢地改,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

毛泽东对那些在他登基后才写效忠信的知名人士恐怕大都不信任,但是像给冯友兰的回信那样,明白写到“总以采取老实态度为宜”,想来也是极个别。这说明毛对冯友兰格外不信任。从1949年到1973年,冯友兰不知写过多少效忠信、悔罪书,但一直未被毛接纳。

那么,冯友兰是否如他信上所说,真心认为他过去的思想是“错误的、反动的”,真心认为马克思主义是唯一真理呢?那倒未必。不过他确实已然失去了自信。面对一个庞大的、靠武力取胜的独占性权力,面对一场场残酷的杀一儆百、杀鸡吓猴的政治运动,面对席卷了小半个世界的红色浪潮,面对共产党那套包罗万象、以最新科学自居的意识形态以及众口一词、众口铄金的“舆论一律”,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只是缺少勇气,而且缺少底气,即缺少单独的立场,缺少独立的、足以和官方相抗衡的精神资源或曰精神支柱,因而到头来自己都以为自己真是“错误的、反动的”,至少也是陷入迷茫,陷入自我怀疑,失去了自信。

冯友兰在效忠信里说,他要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中国哲学史。对学者而言,我言说,故我存在。学者需要讲台,而讲台又被共产党垄断。除非你顺着党的意思讲,否则就不让你上讲台,这就等于抹煞你的存在。北大哲学系有一位“海归”教授洪谦先生,是20世纪西方哲学重要流派维也纳学派唯一的中国成员,在整个毛时代译而不作。如他的夫人何玉贞女士所说:“洪先生回国如同‘隐居’,基本上他没有写文章。”——既然你不准我照我的想法去作,我又不肯照你的想法去作,所以我就译而不作。冯友兰不肯忍受这样的“隐居”。他之所以向毛泽东效忠,表示愿意接受马克思主义,主要就是想上讲台,显示存在。

郭罗基在书中写道,1980年,梁漱溟和美国学者艾恺交谈,谈到冯友兰。梁漱溟说,冯友兰“不是那么本着自己相信的道理,很忠实,不随风转舵,不,他有点像玩世不恭。”艾恺说:“其实这一点我们西方研究中国的人都是公认的。”(第201页)

是的,冯友兰确实是玩世不恭,或曰犬儒(cynical),也就是什么都不信。冯友兰其实并不相信共产党和毛泽东。例如在1957年,毛泽东发动整风,号召党外人士和群众给共产党提意见。不管北大党委统战部怎样动员,冯友兰就是按兵不动,一条意见都没提。后来冯友兰承认:“在反右运动中,我是蒙混过关的。”可见他对共产党对毛泽东并不相信。

冯友兰躲得过反右,却躲不过文革。文革中,作为“反动学术权威”的冯友兰以及一大批专家教授,和走资派即老干部们一道,挨批斗、关牛棚,饱受折磨。在北大举行的万人批判大会上,“反动学术权威”和走资派站在台上挨批斗,大多数被批斗者都很痛苦,只有冯友兰面无表情,好像在练马步功。批斗之后,他就做一套自创的健身运动,活络筋骨,以矫喷气式之僵直。文革中,北大不少人自杀,包括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前面提到,毛泽东在1968年秋的八届十二中全会上点了冯友兰和翦伯赞的名,说“这些人是有用的”。翦伯赞没等到听传达就自杀了。北大军宣队唯恐冯友兰也自杀,特地派人对冯友兰,你可不要自杀啊。冯友兰答:“我决不自杀,自杀不是人!”汤一介先生说,文革后我问冯先生,当时几乎每天批判你,你是怎样想的?冯友兰说:“当时我什么也没听见,心中默念:菩提本无树,明镜亦非台,本来无一物,何处惹尘埃。”(第19-20页)

郭罗基说,“冯友兰真是唯心主义到家了,他对于批斗、抄家,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第19-20页)你把侮辱当作侮辱,那就是侮辱,你不把侮辱当作侮辱,只当耳边风,那就不是侮辱了,那就没事了。冯友兰的女儿冯锺璞说她父亲“身上有仙气,就是万事想得开”。(第21页)

所谓万事想得开,把万事都不当回事,也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有所执,是基于一种高度的道义信念,居高临下,视世俗荣辱为无物;另一种是无所执,是玩世不恭。在玩世不恭者那里,万事想得开,万事不当回事,是把道义原则也一并想得开,一并不当回事的;所谓万事皆空,是把真理、道义也视为空的。在古希腊,早期的犬儒派是依据一种道德原则去蔑视世俗的观念,后期的犬儒派依然在蔑视世俗的观念但却失去了依据的道德原则。这就引出了一个始料不及的后果:既然无所谓高尚,也就无所谓下贱;既然没有什么东西是了不得的,因而也就没有什么东西是要不得的。于是乎,当不公不义的利益来到面前时,他也可以没有什么心理障碍的拿将过来。如果没有当“梁效”顾问这件事,冯友兰的玩世不恭还展示出它超脱的一面;可是有了当“梁效”顾问这件事,冯友兰的玩世不恭就展示出它堕落的一面了。

关于作者的二三事

上海大学教授朱学勤讲过一段故事。“六四”后,组织上对他做出处分决定,需要他本人签字。他想来想去,最后写到:“组织上服从,思想上有保留。”于是过了关。后来朱学勤听他一位朋友说他在他的处分决定上就写了三个字:“知道了。”朱学勤大为佩服,特别后悔,恨不得再来一次。

读《“梁效”顾问冯友兰》这本书,我才知道,“知道了”这段故事的版权,原来在郭罗基这里。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去世,当局展开“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3月4日,北大召开全校大会,而后要求人人表态,谁不表态就同谁进行“大辩论”,实际上是围攻。当时郭罗基因病住院,哲学系工宣队拿着文件到病床前向他传达,要他表态。郭罗基就说了三个字:“知道了。”工宣队问:“没有了?”郭说“没有了”。工宣队传出去说,郭罗基对“批邓”的表态只有三个字“知道了”。一个批邓的积极分子对工宣队说:“郭罗基讲的‘知道了’这三个字是有来历的,你们知道吗?”“什么来历?”“过去皇上批奏摺就是用这三个字。”工宣队恨恨地说:“郭罗基这家伙反动透顶!”(第243页)

在北大,郭罗基的硬气,全校闻名。文革十年,郭罗基始终身处风口浪尖,期间多次挨批受压,但从不曾认错检讨。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中,北大仅有两人坚持不表态,不批邓。一位是北大校长、物理学家周培源,另一位就是郭罗基。

“四人帮”垮台后,郭罗基意气风发,先后在红旗杂志和光明日报发表文章,鼓吹思想解放,力倡言论自由。1979年11月,郭罗基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他那篇著名的文章《政治问题是可以讨论的》,严词批判因言治罪。本来这篇文章是早就写好的,但人民日报直到11月才发表,恰恰是在对魏京生的所谓审判刚刚结束的敏感时刻,正好戳到邓小平的痛处。郭罗基的宏文不胫而走,而郭罗基的名字从此被邓小平等打入另册。其后当局下调令将郭罗基逐出北京,调至南京大学。八九民运爆发,郭罗基积极参与:“六四”后受到整肃,郭罗基状告国家教委,开中共治下公民依法维权之首例。1992年,郭罗基应纽约科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之邀赴美讲学访问,旋即被当局列入黑名单禁止回国,流亡美国至今。在流亡中,郭罗基一方面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一方面着书撰文,以87岁的高龄完成了这本《“梁效”顾问冯友兰》。我写下这篇书评,谨以此表达对郭罗基先生的崇高敬意。

《明报月刊》2022年1月号首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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