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澳华经济学家杨小凯教授于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在墨尔本家中去世。倏忽之间,竟已十八年了。本文写于当年七月杨教授去世一个星期后,后来曾收入拙著《北望长天》书中,现在特发稍作修改的此文,以表纪念。这位大师级的华裔经济学家的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

杨小凯教授的生命-学术轨迹注定他非常关心中国的政治改革。他是倡导中国宪政最早也是最力者之一。杨教授生前,曾有一场关于“后发优势”与“后发劣势”的具有经典意义的论争,当年他的预见与忧虑,不幸言中了,完全成了今天中国的现实。他当年先知般的警告尤其应该在每一个人耳中长鸣:“中国不进行宪制改革,经济强大后会走向二战前德国、日本的道路,打台湾,而与全世界文明社会对抗。”】

二零零四年七月七日清晨七时四十九分,有一位华人在墨尔本家中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

澳大利亚华人社区,大概没有很多人知道这位离世的华人曾经名叫杨曦光,他们大概不清楚曾经生活在身边的这位华人是世界著名的大师级的经济学家,不明白这位华人短暂的一生就是世间一个罕见的传奇——他不到二十岁时就以一篇文章震惊中国大陆的权力中心;他坐过十年冤狱却在狱中自学成才;他没有上过大学却创立了国际性学派;在当今中国大陆的政治语境中,他大概也要归为“持不同政见者”,但他的经济学、政治学、甚至神学的观点可能不容正在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精英所忽视……

这位华人可惜英年早逝,只活了五十五岁,留下一大堆未竟事业。“天妒英才”这一句被用滥了的悼词,用在这位现名叫杨小凯的教授身上可能并不合适,因为他生前已经是一位基督徒,但我对他的过早谢世,真是感到万分的痛惜和悲怆!

一 《中国向何处去?》:一篇文章震惊中国权力中心

小凯原来是他的乳名,他的学名是杨曦光。一九六八年初,在那个荒唐混乱险恶的年月,这个名字曾经流传一时,为中国大陆许多人——从最高层到最底层——所知道,虽然于不同的人揭示的是不同的意义。

当时,随着“文革”汹涌而诡谲的铺开,杨曦光,一个十几岁的湖南长沙一中的学生,竟然过于早熟地严肃认真思考中国深层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包括“文革”的实质、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理解、对中共组织本身的结构、对中国的前途与发展方向,等等。在他写出的那批在当时左得出奇却又大逆不道的论文中,最具震撼力的是那篇近一万八千字的〈中国向何处去?〉。文章完稿于一九六八年元月六日。几天之后,元月十二日,文章以“省无联一中红造会钢三一九兵团‘夺军权’一兵”的名义油印刊出。

这篇文章刊出时加有一注:“这是一份徵求意见搞,现在公开发表是否适宜?是否能代表〈“极左派”公社成立宣言〉?怎样进一步修改?请阅后把意见详细写在每页右边空白处,请于廿日前将本稿退还发行者。”然而,这份印了八十份、只发出去二十份的不定稿不胫而走,数天之内便以各种方式传到全国各地。杨曦光立时在湖南以及其他省份成为如雷贯耳的风云人物。

在当时神州大地浓重弥漫的“巴黎公社热”中,杨曦光也从“巴黎公社”经验里找到了灵感。他在文章中指出:

引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基本社会矛盾是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这个矛盾的发展和尖锐化就决定了社会需要一个较彻底的变动,这就是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彻底砸烂旧的国家机器,实现社会革命,实现财产和权力的再分配——建立新的社会——“中华人民公社”,这也就是第一次文化大革命的根本纲领和终极目的。

……

在巴黎公社式的新社会中,这个阶级将被推翻,这已被一月革命、八月风暴出乎庸人预料的巨大的变动以铁的事实证实了,起而代之的是在推翻这个腐朽阶级的斗争中革命人民自然形成的有真正无产阶级权威的干部,他们是公社的一员,没有特权,在经济上与一般群众一样的待遇,可以随时根据群众的要求撤换。

“巴黎公社热”的始作俑者正是“伟大领袖”毛泽东。杨曦光当时也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拥护者——〈中国向何处去?〉正是以“毛泽东主义万岁!”的口号结尾的。他的这篇大作,主旨是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鼓吹彻底的革命,推翻“新的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即是周恩来总理及其手下的统治,建立巴黎公社式的政体。但是,杨曦光他们的极左思潮,却不合时宜干扰了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而且,他的大文中所运用的“揭露用革命誓言欺骗群众的行为最好的方法”并以此“分析在这些革命发生了的和正在发生的阶级变动”(这也是按列宁的思路),而且断然提出“推翻”什么什么的战斗口号,对中共当权者显然是太过危险太过可怕了。这岂仅是一株“大毒草”?!这亦可能变成一场足以冲破神圣庙堂的滔天洪水!

镇压发生在一九六八年元月二十四日。当天晚上九点起,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等大批中央领导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湖南厅内接见包括华国锋在内的湖南省革命委员会筹备小组成员与湖南省一些造反派组织代表,就宣布镇压湖南“省无联”问题,作了一些很严肃、语气很重的讲话与指示。有着“党内头号理论家”桂冠的康生,在其讲话中,几次点到了杨曦光与〈中国向何处去?〉一文,说那是“反革命的‘战马悲呜’”。康生还断言说:“我有一个感觉,他(指杨曦光)的理论,绝不是中学生、甚至不是大学生写的,他的背后有反革命黑手!”

于是,在毛泽东授意下,周恩来等人在全国展开了对〈中国向何处去?〉的大规模批判。

当年对杨小凯的逮捕令

一九六八年二月,杨曦光作为要犯而被抓进监狱,关在长沙市公安局左家塘看守所。母亲被怀疑就是康生所谓的“黑手”“陈老师”(她刚好姓陈),受尽批斗凌辱后悬梁自缢,身为高干的父亲则被关押,一个妹妹下放到山区,另一个妹妹去投靠亲戚,哥哥也被开除公职赶到乡下去了。此外,杨案还连累一大批不相干的人。

一九六九年十月,杨曦光经一年零八个月的拘留后转为正式逮捕;十一月,被以反革命罪判刑十年,押往岳阳建新劳改农场“服刑”。

杨曦光当时年仅二十一岁。

二 从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变成经济学家:杨曦光在十年冤狱中自学成才

十年冤狱,自然是杨曦光一生中一段最黑暗、最苦难的岁月。但他没有被暗无天日的牢狱生活摧毁,没有放弃对中国命运的探索以及自觉的责任感。他选择知识,选择学习,以极大的毅力完成入狱时作出的人生规划。十年里,杨曦光做了五六十本读书笔记,还写了一个电影文学剧本。如人们所说,学习知识的途径与方法,一般人大致差不多。但杨曦光以一个中学生水平的文化起点,又背负异常沉重的人生压力,并是在一个荒唐险恶的时代与不具任何人权条件的劳改队里,却一步步用自学方式读完了哲学、英语、数学、机械与经济学等大学课程,这绝对是寥若晨星,甚至绝无仅有!当然,杨曦光也万幸地碰到一个难得的机遇——监狱里充满了各式各样学富五车却因政治问题入狱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成了杨曦光的老师和启蒙者,特别是其中那位在一九七零年就被枪毙了的《湖南农民报》总编刘凤祥。

杨曦光的质疑精神与生俱来,个人又经历这种不平常的际遇,他自然不相信当时流行的、只能顶礼膜拜的政治经济学。在没有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训练之下,他开始了与世隔绝中的自由思考。他在狱中甚至自己推导出了戈森第二定律、层级理论、纳什议价模型以及劳动分工理论。他后来不无自我打趣地说:“我以为这些都是自己的伟大发现,但当我能看到更多书时,才发现这些思想早就被西方经济学家发展成数学模型。不过,可庆幸的是,这些是自己想出来的东西,‘英雄所见略同’,我也是英雄之一了!”

劳改中的杨小凯(前行右二)

杨曦光读罢《资本论》之后,心中便期望未来成为一个经济学家。他当时有三个想法:一是把使用价值在价值论中的重要性搞清;二是把分工问题糅合到价值理论中去;三是把价值理论数学化。

牢狱经历使杨曦光发生巨大转变。他日后说,“以前我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这个世界应该怎样’。在监狱里我问的却是:‘这个世界会怎样发展?’”杨曦光已完全没有坐牢前的理想主义了。他转而相信人判断自己所追求的价值标准会随历史而变化,所以历史会怎么发展远比理想的目标更重要。“最坏的事也许就发生在我们一生的时间内,因此关于好坏是非的主观判断没有任何意义,如何适应环境生存下去才是重要的事情。”——这是他当时在狱中的真实感受。

……

1979年的杨小凯

一九七八年四月,杨曦光刑满释放。

此时,四人帮倒台已一年半,但还是没有一个单位敢录用这位著名“反动”文章的作者。他在家闲居了一年。也是在这一年,他决定埋葬“杨曦光”,恢复使用乳名“杨小凯”。

杨小凯后来找到工作,但只是在湖南新华印刷二厂当一名校对工。

一九七九年,杨小凯报考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实习研究员,但被拒绝参加考试。一九八零年,他再次报考,终于获得参加数量经济学考试的机会,后被录取为实习研究员。

所里安排杨小凯住在一栋宿舍的小房子,除了一张床和一张小桌子之外连个转身的地方都没有。可他却处之泰然。他总说,这里比监狱条件好多了。杨小凯在社科院数量经济研究所美其名曰“工作”了两年,实际上在那个地方没有人瞧得起他,也没有人管他,他被迫独来独往。就是在这里,孤独的杨小凯开始展示了他过人的才华,他出版了《经济控制论初步》,并发表了若干关于经济体制改革和其他经济问题的文章。

一九八二年,在时任武汉大学校长刘道玉的全力帮助下,杨小凯被武大聘为助教,一年之后,又被提升为讲师。这个期间,杨小凯出版了《数理经济学基础》和《经济控制理论》两本著作。这时,他又碰到人生一个机遇。他估计的一些计量经济模型未能在国内引起反响,却获得了当时来武大访问的普林斯顿大学邹至庄教授慧眼赏识。于是开始了他人生另一条新的历程。

杨小凯生命后二十年的轨迹,记录了他新的奋斗新的成就:

全家福:摄于1988年,在Monash大学,时杨小凯刚获得普林斯顿大学博士学位。

一九八三年,考入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博士研究生;
一九八七年,论文通过答辩,之后在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的博士后;
一九八九年,任澳洲莫纳什大学高级讲师;担任数家美国与澳洲一流经济学期刊的匿名审稿人;
一九九二年,成为莫纳什大学正教授;出版专著《专业化与经济组织》一书;
一九九三年,被澳洲社会科学院选为院士;
一九九四年,出任美国路易维尔大学经济系教授、哈佛大学国际发展中心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五年,出任台湾大学客座教授;
一九九六年,任台湾“中央研究院”客座研究员;
一九九七年,任美国《发展经济学评论》编辑;在中国出版《当代经济学与中国经济》一书;
一九九八年,任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出版了令国际经济学界关注的《经济学原理》一书;
二零零零年,升任莫纳什大学讲座教授……

就这样,这个当年中学生红卫兵思想家、一个曾在黑暗囹圄中艰难地度过了十年光阴的青年人,现在以其成果已成为国际经济学界中有开创意义的“第三代”的一位代表。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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