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伟（Orville Schell）于家中，2024年1月14日
2024年5月26日
我坐在从斯坦福去伯克利的城际铁路上，读着夏伟（Orville Schell）写的《致富光荣》（To Get Rich Is Glorious），里面八十年代的生动细节浮现在眼前：军队的靶场里，解放军护送着欧美游客玩步枪射击；昏暗的酒吧里，刚脱去中山装的男男女女挽着手跳迪斯科（disco）；在毛主席纪念堂的斜对角，一家肯德基餐厅突然开业，唱起了对台戏。那时的崔健刚被北京歌舞团开除，在法国人皮尔卡丹开的马克西姆餐厅里，开始了地下乐队的生活。
八十年代的一切有许多魔幻，但又的确发生了。八十年代的中国从共产主义的大梦中初醒，正在用力甩掉共产主义的后遗症。在数十年里，中国积蓄的某种能量爆发了。我们告别了一场革命，并以革命般的速度，“打左灯、向右转”，向新的方向狂奔而去。那个年代的前进与彷徨、保守与激进、冲突与和谐，都被夏伟这位外国记者看在眼里、存留在他敏锐的文字中。
或许是来自异国的原因，夏伟对中国的变化有着过人的觉察。他从本科开始就师从费正清在哈佛大学学习中国历史，年轻时候造访台湾并见过蒋介石。他曾在70年代访问中国，属于最早一批的美国访问者。夏伟从未想过中国会有这样一段翻天覆地的八十年代。为纽约客、纽约时报等杂志报纸供稿的经历让他接触到了中国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党内高官家属到农村集市的小商贩，都是他多年来打交道的对象。八十年代曾给夏伟对中国无穷的想象，这想象被六四的屠杀中断，但他知道，在中国铁桶一般的表面之下，蕴含着巨大的势能。他曾经制作了那个著名的、影响了中国一代人的六四纪录片《天安门》（Gates of Heavenly Peace）。在他离开记者岗位后，夏伟担任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新闻学院院长，培养下一代新闻从业者，目前他是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主任。
合上书，转了三班车，在伯克利北站下车。
这天有些小雨，十二月的伯克利，空气中颇有些伦敦的感觉，乌云、湿冷。
出站，我看到那辆蓝色的特斯拉小轿车，夏伟在路边等我。他在驾驶座上看报纸，一瞬间似乎时间凝固在了二十世纪 – 今天谁还会随手带着一份报纸？他看到我，从驾驶座侧过身来替我开门，我赶忙钻进小车，和他闲聊着，开回他家，坐在客厅的火炉旁，对着半山前的落地窗，谈论他的故事。
我们前后总共聊了四次、共计约14小时，夏伟向我毫无保留地分享着他的生命故事：家人、成长、读书、旅行、工作，当然，还有中国。以下呈现的是我们对话中的一小部分。这是我认为很精彩的一部分，也是比较容易上手的一期。我想以后慢慢与大家分享其它对话，我们一起品读这五十年来，中国通们眼中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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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的一顶牛仔帽
让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79年，邓小平访问美国。毛泽东的逝世可谓是一个历史转折点，而邓成为了第一位访问美国的中共最高领导人。而夏伟你作为记者全程参加并见证了那次访问。你能为我们介绍一下邓小平的1979年之行吗？你看到了什么？
（夏伟，下同）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时刻。在1972年，基辛格和尼克松访问中国，并与毛泽东和周恩来达成了致力于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的协议。大约在同一时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中华人民共和国被接纳为常任理事国。美国国会中有许多人不愿意将台湾踢出并承认中国，因此直到1979年，在吉米·卡特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奥克森伯格（Michel Oksenberg）以及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等人的努力下，两国才实现了正式的外交关系正常化。他们邀请邓小平来，而我正好在为《纽约时报》杂志撰稿。
我可以进入所有场合：白宫、宴会厅、华盛顿特区……一切这些。我还和邓小平一起去了卡特总统的家乡亚特兰大，然后我们又去了德克萨斯州的约翰逊航天中心、看了牛仔竞技表演。
我观察着这一切，有几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首先是整个访问的友好氛围。尽管中国曾经是“红色中国”，华盛顿的大多数人都鄙视共产党，但当邓小平到来时，他们一夜之间失去理智，每个人都想去会见邓小平、参加活动、宴会和国家美术馆的参观。美国的大企业领袖齐聚一堂，每个人都想穿中山装。
这也是中央电视台首次在国外进行现场直播，他们报道了访问全程，并且得到了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和全国广播公司（NBC）的大力帮助，进行卫星链接和所有这些事情。中央电视台之前毫无经验，但他们做到了。那时的电视网络创造了伟大的友情。这是第一次在两国电视上直播中美两国的事情。他们使用相同的工作室和卫星进行合作。美国人确实在帮助中国人。一切在协作的氛围下进行，显然这得到了邓小平的授意。他的此行不仅让中国政府和媒体放松了口径，而且让中国的每个人也放松下来：你可以喜欢美国。
这让美国有机会以非常友好的眼光看待中国，看着邓小平与华盛顿的所有这些人打交道，德克萨斯州的牛仔竞技和烧烤是一个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神奇的戏剧性时刻：邓小平戴着牛仔帽，也就是10加仑牛仔帽(10 Gallon Hat)，具有极强象征意味地接受了美国。
这可能是20世纪最伟大的政治表演之一。
我想是这样。我记得我就坐在邓小平和他的团队后面，旁边还有一个中国人，每个人都在笑，很放松，非常令人感动。在被扼杀了几十年之后，两个国家终于可以呼吸、彼此享受，感到希望和乐观。
我记得邓访问美国之前特意在巴黎停留，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带上飞机。他过去有在法国工作的经历，然后去了苏联，他身上有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东西。
而这正是习近平在扼杀的一种关系。为什么？可能是因为与邓小平不同的是，习近平实际上将美国视为敌人。我认为邓小平不这么看。事实上，我记得邓访问美国之前特意在巴黎停留，买了一些羊角面包带上飞机。他过去有在法国工作的经历，然后去了苏联，他身上有一些与意识形态无关的东西。我确信他是一个优秀的列宁主义者，但他并不是一个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有五英寸、四英寸高，是吗？尽管他身材矮小，却散发着令人惊叹的主权气场（air of sovereignty）。我认为这是我们在其他领导人身上很难发现的特质。胡锦涛、当然还有习近平，据我所知，他一定非常没有安全感，并用仪式和礼仪来掩盖这一切。虚张声势，试图成为大人物。邓小平没有这些问题。我记得他接受了意大利记者法拉奇的采访，这是一次精彩的采访，你感觉就像在和一个正常人说话。是的，她是意大利人，我们让邓放松了下来。但这些都是现在无法想象的事情。
在天安门广场，他神圣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邓失去了控制。
你如何看待这个看似自我矛盾的事实：邓小平是一个这平易近人的人，但一个如此正常的人却在后来下令进行天安门屠杀？一个正常人同时能够做出这样的暴行，不是更可怕吗？
这次屠杀非常可怕，可能是中国现代历史上最糟糕的事情之一。邓小平充满自信、有主权气场，从不缺乏安全感。但邓小平似乎对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感到深深的受伤和羞辱。邓小平邀请戈尔巴乔夫访华，但未能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欢迎仪式，只能到机场迎接。在天安门广场，他神圣的中心的中心的中心，邓失去了控制。
我想这一切都让邓小平感受到了深深的责难、抛弃、不尊重和侮辱。屠杀发生几天后，布什总统派国家安全顾问斯考克罗夫特（Brent Scowcroft）秘密访问中国，当时就连美国驻华大使也不知道此行。从邓小平与斯考克罗夫特的文字记录中，你可以感受到天安门对邓的伤害有多深。
他每一句话都在指责美国。
他的每一句话都在指责斯考克罗夫特。斯考克罗夫特几乎在跪下求他，说求你了、求你了、求你了，你不明白，布什总统将你视为他的朋友。即使发生了可怕的事情，他也不希望与中国的友谊被破坏。邓小平说，都是你们的错，是你造成的，你才是应该为此付出代价的人。应该赔偿的是你，而不是我。对于这个千里迢迢飞来、胆怯地、几乎是羞辱性地乞求中国保持这种关系的人来说，这是一个相当令人难以置信的表现。所以你能看到，即使是邓小平这样坚强的领导人，也会受到伤害，展现出非常人性化的一面。
他是政治操纵的大师。
是的，他一定是。
毕竟邓是一位曾经三度倒台、三度崛起的政治老人。1979年，他来到美国恳求美国人与中国人合作。仅仅十年后，当中国经济还只有美国经济的十分之一时，邓小平制造了大屠杀，却是美国人在乞求原谅。
上帝保佑美国，不想让一切功亏一篑。当我读到那份文字记录时，我认为这太过了。我当时想，哇。但这表明了美国在试图维护花费大量时间培养的同另一个重要大国的关系。我更多地把它看作是一部你必须理解角色的戏剧。邓深受伤害。我虽不原谅，但能理解。
在我看来，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社会比中国社会更悬而未决。
尽管如此，此后他开启南巡，说改革必须继续，也许不是政治改革，但确实继续了某些改革。改革在江泽民时期一度回暖，但对共产党来说，关于改革将进行到什么程度，他们似乎已经吸取了一些教训。我不知道80年代给我们什么教训。历史一直在变化，有拐点，没有一个社会是永远不变的。在我看来，在全世界的大国中，没有哪个社会比中国社会更悬而未决。
（未完待续）
鸣谢
本期节目由China Books Review与百京饭店联合制作，感谢主编Alec Ash的支持。特此感谢本文的中文编辑马世豪，以及英文音频编辑Taili Ni。
来源：蜉蝣天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