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汉尊 2019-11-13 22:06

本文选自《行者思之》,张思之/口述,孙国栋/整理,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4。

缘起:从反对到“就范”

日子过得太快,不觉老之已至。二〇〇七年,我满八十岁。

从二〇〇六年下半年起,就有朋友提议给我过八十“大寿”,方方面面的人都有,我持回避态度。我这样想,祝寿,限在自己家里,有个天伦问题,有也好,没有也好,或者说有也乐,没有也乐。在社会上一搞,会产生影响,你又没有突出成就,对社会没有大贡献,就祝起寿来了,好像你的存在对社会有多大意义、多大作用似的,不无招摇之嫌。这很不应该。加上祝寿这件事我还有个情结经久未解。抗战中期,前方战火正炽,周恩来在重庆为郭沫若先生祝四十大寿。萧乾多嘴,写文章说,怎么才四十岁就成了“大寿”,有点不以为然。萧乾不懂这中间有“政治”,后来遭到郭老的沉重报复,他在那篇著名的《斥反动文人》中把萧斥为“黑色”文人,说这是鸦片之黑,专门毒害人民的。这位满可以驰名国际的战地记者十多年后又被划为“右派”,算是“反动”到底了。文坛上的这类是是非非对于我这个非文人毕竟也有镜鉴作用——祝什么寿!因此,友朋提议,我持否定态度。我反复说明理由,并且一再强调:一生没干出什么事,没有资格祝寿,这么干在行业中如不幸形成风气,罪过就大了。无奈李轩、吴革、夏霖几位坚不同意,不依不饶。直到李轩对我讲,跟各个方面都谈好了,跟人民大学也谈好了,你干也得干,不干也得干。人大法学院承诺作为主办的一个单位:会场设在法学院,议程中增加一项,授予我“客座教授”证书,搞得隆重点。我判断这是王利明院长的主意,我对他印象甚好,不忍拂他的雅意,心头有了动摇。这之后他们几位又一再表示,祝寿仅仅是个形式,大家都想利用这个仪式团聚一次,看看咱们的阵容,看看咱们的力量,这也许是件有意义的事。我心头无时无刻不想看看咱们这支队伍的阵容,于此已无意坚持,借用一个成语,“半推半就”了。及至有人告诉我,把李锐老都请动了,他比我大十岁,已是九十高龄,我只好就范了。

生日庆典:沙场点兵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生日庆典在翠宫饭店举行。此前一天,我去政法大学昌平校区搞了个讲座。讲的时候说得兴奋把嗓子讲哑了。讲座结束,中央电视台吴晓畅送我,她说,老先生,嗓子哑了,明天还发言吗?“发。”“那我替你念吧。”我说你是中央台的,肯定比我讲得好,但这样是不是太不礼貌了?嗓子哑了,也得拿下来。

那天下午,还是晓畅陪我去的,天寒地冻,大厅人满。进厅感到一股热浪扑面,见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几位老先生已先期而至,寒意尽销。

我没料到有这么多人到场。我所属的律师事务所的朋友们带着一纸箱《钱锺书全集》早早来到,这在我意料之中。有几个所的主任亲临,我也没感到奇怪,只是他们有的写了寿联,那情谊让人感动。大大出乎我意料的是,当年一块舞镰挥锨,捡粪扬场,开荒山,窖巨冰,共同流汗15年的“老战友”,虽已多年不见,此刻竟然也来了四个人!朱老夫子还代表他们几个人用毛笔写下了发自内心的《贺词》。当年同我一块在律协闹“改革”的小伙子,也来了,头上虽然偶有白发,但从他在讲坛上致词的思想中仍让我感受到他在生活中的热情。来客中还有不少与我素昧平生的大学生。他们给会场带来了朝气,我心里热乎乎的。

正在与知交故人打招呼,李轩拉住我悄声说,会址改在这里,是因为人民大学方面改了主意,变了卦。这事法学院同意干还不行,校党委有意见,说“此人敏感”,不宜在学校里搞生日庆典,法学院只能服从,吹了。我连连地说:“挺好,挺好,这样挺好!”其实心里还有话:我一向对人民大学没兴趣,不在那里搞活动,正中下怀。孙国华他们在那里搞“朝阳校友会”,我基本上不参加,去过一次,是为了见几个老同学。

有趣的是,人大法学院副院长冯军在致词时细说了“事件”的经过,对校党委的做法表示极大的激愤,声声怒斥,引起全场掌声雷动。本来是法学院顶不住压力,主动退出的,经冯军这么一说,法学院是受害者,反倒得分了。

言归正传。庆典上,大家致词祝酒,赠送礼品,友情、道义、诚挚、大爱,高贵、尊严,优美人性凝聚出自由的火,没有“女神”呵护,也有“上帝”赐福。我怀着难禁的激动,用嘶哑的嗓音宣读了《答谢词》。前夜草草写出,未及修改,让人们批评它“略输文采”吧,我想留在这里,作个纪念:

主席,诸位盛会的组织者,各位莅会的师友!

祝寿之议,惊动群贤,实在担当不起。请原谅我的愚钝,想不出合意的办法,向你们一一表达我的崇敬和谢意。

置身于如此庄重的平台,感受到浓浓的豪气,彷佛有启锚远航的紧迫气势扑面,难禁激动。只是像我这样一个极其寻常的老兵,着实配不上诸位的期许,不免愧疚。说我有五十年漫长的执业生涯,其间被注入了将近二分之一的混水,更何况没有可以称道的建树,值不得提起,遑论欢庆!不过,我理解,今天,在这里,寄托着人们对中国律师终能发挥应有作用的企盼,体现出这个群体具有不容忽视的潜力,并且对未来怀有信心,这又使我受到教育和启迪。

在这个庄重的场合,我深深地依恋着我们的群体。会场内外,由北至南,从东到西,志趣相投的同道友人,是我毕生的可靠依赖。多年以来,你们,他们,给我的莫大帮助和支持,终身受益,刻骨铭心。

在这个庄重的时刻;我深深地怀念着以其知识、经验和人格力量精心培育后生的先辈,他们贡献给中国律师的块块基石,起到了搭梯、铺路的作用,理应受到永恒的景仰和纪念。我作为受益群体的一员,谨向他们的英灵表达我崇高的敬意!

在这样庄重的氛围中,我要以一个普通律师的名义向弱势大众表达我绵绵不尽的谢意。他们对法治的渴望,对民主的追求,以及对维护自身权利的执着精神,自始是哺育我成长的母乳。我想,倘不能与他们共命运,同呼吸,是无法宽恕的背叛。我鄙视背叛者。我愿借此盛会向那些今日无权无势、无产无财的芸芸众生宣示我的忠诚,我将以持续的行动报答他们的恩情!

还应感激时代给予我的机遇,我在其间受到的锤炼经历的考验,也许是至今尚未掉队的一个重要原因。不幸的是,往日机遇赐予我的幸运,今天却让我蒙羞,因为我不够争气,我的失误太多太多了。

诚然,我有追求,毕竟还有点责任感,或者称作使命感罢。遗憾的是,反省起来,我何曾通过实践达到那立志追求的目标?我没有做到案案事事都能明辨事理,提高情操,我没能富有成效地扶弱济困伸张正义,我也不善于调整好各种复杂的关系,使律师维权的弱势受众能与强者同享人类共创的各种文明。徒有追求,不落实地,何益于大众,于事业何利?

是的,我曾庄严申明,决不做政治花瓶,有人认可我有所谓“敢言”的纪录。可是,律师制度发展到今天,尽管在某些环节上犹需敢于直言的勇气,但重要的是,就我来说,早该拷问自己的心灵深处,你在执业中有没有足够的、始终如一的道义勇气?你有没有一定的政治勇气?特别是,有没有奋起批判一切旧东西冲破禁区的理论勇气?实践给出的答案证明我在及格线以下。一个缺少大勇气质、大勇胆识的平凡老兵,称为“勇者”能不羞愧!我理解诸位的宽厚和宽容,然而不可以自我陶醉,自我麻痹。

我承认在执业中时生激情,这也许是我惟一的自得。问题是,它缺乏相应的合理内涵,病在极少智慧,奇缺哲思。场场讼事证明,我对事务或者事物的观察,想象,分析,判断,归纳,概括,在在都有缺失。在二十余年的执业生涯中,一度还曾占据人和地利,终未能对律师工作系统地做出方向性、战略性的思考,更未能为创建中国律师制度的理论支柱提供坚实基石或者一个阶梯,我想说,这真是天大的缺陷。我是多么多么需要智慧的滋养啊!我不知道,终此残生,还有没有可能像贝多芬一样,自豪地宣称我是一个“智慧的所有者”。我向往“大智”,那是我可能不断进步的源头活水。

我有过令人憧憬的梦想愿景,期盼着在推动民主法治的进程中登攀座座高峰,最终能达到真善美的统一,然而那境界至今仅止于遥指而已。念前路漫漫,看夕阳欲坠,留给我的难道是终身遗恨?

我尚未气馁,并不沮丧,也不会怨天尤人。空泛的“怨尤”不是律师的品格。我愿把今日聚会作为我的趄点,接受大家的祝福,听校场“点兵”,战阵列成,中国律师以其十三万之众有资格向世人宣告:律师是民主法治的坚实支柱,是使其实现的一股无可替代的力量。不管前路艰难,不畏航线险阻,我,不,我们,决不歇步。有道是:“永不告别公莫忘,奋斗直到法治成!”我的心与诗人的相通。“顾此耿耿在,仰视浮云白。”我矢志与诸位一同前行:天涯海角,百折不挠,鞠躬尽瘁,义无反顾。我会在苦斗中找到机缘与你们相拥,共庆登临绝佳境界的步步胜利。自由、民主、法治的胜利万岁!

谢谢大家没有抛弃我;我向你们一一鞠躬。

我向你们致敬!

名为“答谢”,其实反映着我的观念与心情,我会在这里重新起步!

余音:永不告别

寿仪结束,《南方周末》记者赵凌采写了一篇通讯,占了整整一版,文章最后一句话很让人感动:“当道贺者李锐、江平、蒋彦永、茅于轼与张思之并肩坐在一起时,这五位只向真理低头的老人所构成的动人画面将永为经典。”我记住了,会永远同他们站在一起。

这番祝寿对我的影响之大始料不及。我以前对中国律师时时持有悲观态度,认为这支队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惟利是图者很多,沽名钓誉者也不少。加上律师执业环境艰难,不时萌生退意,心想干到八十岁该歇手了。可参加完生日聚会,看到那么多志同道合的人聚在一起,感到了一种说不出的力量,觉得中国的律师大有希望。过去的看法太片面、太悲观了。原来说只干到八十岁,讲时轻飘飘的,没有认真考虑。当时想,到了八十岁,体力、精力、思维能力都会很差,不再适合做律师。可没料到八十岁的祝寿给了我很大的鼓舞,那是最直接也是最有力的推动,让我觉得跟大家还是融为一体的,而且体力还行,办案子还不至于有大的失误,如不是太不争气,还能有点作为。因此,八十生日庆典以后,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应该承担起什么样的责任?应该做点什么,怎样去做?总之,自暴自弃,吃饱混天黑,我不愿意。我会记住当年发出的豪言壮语:永远前行,不言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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