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杨宙 谷雨实验室-腾讯新闻 2022-06-30 12:52 发表于北京

张思之律师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代律师,他的一生既有高光也有低谷,他经历了十五年劳改,也因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名噪一时。在53岁的年纪,张思之重回律师职业,在辩护席上,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一个个具体的人厘清罪与罚,厘清公道和公义。他的辩护词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缜密的逻辑,据说当他在法庭呈述完毕,连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师张思之也是一位“常败律师”,几乎从未赢过自己代理的案件,有人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但也有人感慨这位大律师从未有过名正言顺、惊天动地的胜利,其实知者寥寥。

晚年的张思之因为中风,中断了绵延近六十年的执业生涯,疾病和衰老日复一日侵蚀着他,而他的态度依然和一位身处法庭的律师一样,举止得体但坚决回击——他拒绝轮椅和拐杖,一个人读书、思考、关心这个时代的正义与命运。

撰文丨杨宙
编辑丨张瑞
出品丨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燃烧

在人生最后的时间,大律师张思之最想吃的是蛋糕。他是个可爱的人,最亲近的朋友们都这么说。在人生就要走完一个世纪的时候,快乐往往变得简单,一顿羊头肉,得是带羊眼睛的,一坛白酒,得有朋友相伴,相比年轻人,老人更加欢迎畅谈和朵颐之乐,即使他已因中风行动不便,交谈迟缓,即使当朋友离开后,他将在公寓里精疲力竭。朋友们说,希望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感到畅快,因而在他们的记忆里,与老人和美食相关的,除了小蛋糕,还有伤心凉粉、涮羊肉、一两白酒。但朋友们也都知道,大律师张思之是带着难解的遗憾、孤独和无可如之的伤怀离开的这个世界。

张思之 ©孙国栋

张思之律师一生与大案要案相连,他曾因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名噪一时,也曾为蒙冤者据理力争。他的辩护词兼具充沛的情感和缜密的逻辑,据说当他在法庭呈述完毕,连一旁的法警都忍不住要鼓掌叫好。但大律师张思之也是一位“常败律师”,几乎从未赢过自己代理的案件,1987年他为“大兴安岭大火案”中一位倒霉的基层公务员奋力辩护,他的辩词堂堂正正无懈可击,但直到十七年后,公务员早就刑满出狱,案件才得到平反。

事实是,他代理的案件越是重要,他就输得越是没有悬念。有人评价他是“中国最伟大的律师”,但也有人感慨这位大律师从未有过名正言顺、惊天动地的胜利,其实知者寥寥。如果说前者有过誉的嫌疑,那后者就有些孤独。

张思之曾经说,如果活到一百岁,并且从律师职业退休了的话,他就要和朋友去卖四川泡菜,玩笑中是否有失望的成分,并未可知。但直到生命最后一刻,他依然是一名律师——他的执业生涯停留在八十七岁,成为律师的第五十七年,依然有案件萦怀,但他突然中风,说不出话了。而后的岁月,张思之日益被困在自己的身体之中,疾病和衰老日复一日侵蚀着他,而他的态度依然和一位身处法庭的律师一样,举止得体但坚决回击——他拒绝轮椅和拐杖,一个人读书、思考、关心这个时代的正义与命运。

张思之 ©孙国栋

万淼焱律师是在这之后去拜访的张思之,拜访持续了四个小时,前两个小时都是张思之在阅读她带去的卷宗,很多年前他就有一只眼睛已经失明,但他依然细细地看,两个小时看了一百页,这是万律师手头一个难解的案子,能做的谁也不知道还有多少。然后万淼焱流露出出国学习的想法。她记得张思之听了之后,既没表示支持也没反对,只是告诉她,“你的故土还在这里,你还是要竭尽你的所能,竭尽你的律师所能,为我们民众的权利,努力争取多少是多少。”

关于律师,张思之有过两个说法,他说“即使只能做一个花瓶,我也要在里面插一枝含露带刺的玫瑰。”另一个说法是,“真正的律师,实是一团火”,两个说法,都是浪漫中有些倔强,前者是弱者的对抗,后者则是燃烧。如果说前者的表述中还有着应时度势的技巧的话,那后者就有些不管不顾了,因为所谓燃烧,都是燃烧自己。

张思之 ©孙国栋

张思之的传记作者孙国栋,曾经见到过大律师燃烧殆尽的样子,那时因为脑梗加脑出血,他的话语能力受到损害。一家电视台想来采访他,录下大律师对时事的真知灼见,但采访只进行了五分钟就进行不下去了,张思之曾是天生的演说家,但面对镜头,他的思维依然敏捷,但所有话语都困锁舌尖,他有那么多话还想说,但说不出来了。

“我觉得其实张老,尤其是在他躺在病床上的时候,想说话而不能的时候,应该是怀着非常深切的孤独感的。”晚年的好友,中央财经大学副教授李轩说,他还记得初次见到张思之的场景,他独自待在窄小、晦暗的公寓里,那场景现在想来,他说也契合着大律师晚年的心境。

伤痕与希望并存

“律师”一职,作为西方舶来品,在中国只有百年历史。在传统社会,与之相应的是“讼师”,但讼师从未取得为人辩护的法定资格,常常被当做教唆百姓与官府相抗的奸邪小人。直到清末民初,被告人才在随堂发落之外,获得辩护的权利。张思之出生于民国,他的生涯贯穿新旧中国,青年时代既是动荡的战争岁月,也有着民权初张的氛围,当时的社会中,已经出现了显赫一时的大律师,但为工人争权利的大律师施洋被杀害,另一位大律师史良则终于成为政府高官。某种程度上,都是这个新兴职业依然弱势的证明。“文革”后,已经成为中学教师的张思之拒绝了从政的邀请,他说自己愿意重新做律师,为弱势者鼓与呼。

年轻时的张思之 ©孙国栋

许多友人都提到,张思之直到晚年都对着装一丝不苟,冬天的时候是潇洒的大红色的夹克式棉袄,夏天到了在家中也是身着衬衫。他告诉朱孝顶律师,“他说做律师要有尊严,你自己的形象,自己得严格要求。”朱孝顶从中得出身为律师,就不可懈怠的结论,因为这关乎形象,也不止关乎形象,而是自己得看重自己。

强烈的正义感贯穿着张思之的一生。他出生于一个医术世家,不同于他的祖辈以药救人,他要以法救人。张思之的青年生活,是叛逆与激情的交织,他几度因领导罢课被开除,又在16岁时报名参加青年远征军,远赴印度,他既在学堂内学习法律,学习和平年代的以理服人,又以青年的激情参加救国运动,在跌宕起伏中盼望一个崭新的中国。

22岁的张思之成为了新中国第一代律师,但世事蹉跎,后来几十年,他辩护过的案子其实只有“一个半”,“一个案子”是指南斯拉夫法律代表团来华,要去法院旁听审案,张思之被司法局叫去出庭辩护,代理一个抢劫案;“半个案子”则是一起离婚案,案子还未结束,“反右”呼啸而至,他成为北京律师界第一个右派,然后就是十五年的劳改,五年的中学教师生涯。

1980年,真正以一名职业律师的身份出现在法庭上时,张思之已经53岁了。首份委托,就是出任“四人帮”的辩护律师,这自然是组织交付的任务,但即使极恶之徒也该有受辩护的权利,也是法律的精神。

辩护席上的张思之(左一) ©孙国栋

同一年,中国第一次有了规范律师执业行为的法规《律师暂行条例》,曾经一度被中断的职业律师,重新在法庭上有了存身之地。

就像许多“文革”后重新寻回工作权利的知识分子,张思之渴望追回被抹平的时间,这些被蹉跎的半老已老之人,以巨大的毅力,重启未尽的事业,其中伤痕和希望并存。张思之既创办了杂志《中国律师》,为新兴的基层律师编选案例,也站上辩护席,为一个个具体的案件,一个个具体的人厘清罪与罚,厘清公道和公义。

在一次庭审中,法官告诫张思之,“发言不要带感情色彩。”张思之的回答是:“对不法现象、违法情事不表义愤,不带感情色彩,对律师来说,就是失职。”

但名震一时后,张思之却没能拥有更加热闹的声名,这既是个人的选择,也可能是时势使然,在短暂的八十年代后,商业化的浪潮席卷一切,浪漫的正义观让位给了趋利之心,一切坚固的都烟消云散了。1998年,当时还是法律记者的孙国栋曾想编写《中国大律师》,首篇就要选择张思之,但让他意外的是,他发现不像其他著名律师,关于张思之的资料非常少。那时,张思之默默住在朝阳区松榆里的老旧小区,就离他当年教书的中学不远,连小区物业都不知道自己的辖区住着这样一位“国宝级”的律师。

熟悉之后,孙国栋有了和张思之长聊的机会。他记得,是2004年,传来了“大兴安岭大火”案在十七年后平反的消息。张思之却对他说,这件事情也不值得高兴,蒙冤的被告当年年富力强,平反时却已到退休年龄。还有一批人受牵连,也有着悲惨的遭际。“这不但是冤案,也是个社会性的悲剧。”

在历史中永恒

在将满八十岁的时候,张思之萌生了退意。虽然外界赞赏他的屡败屡战,但孙国栋说,内心深处,张思之也会感到失望,努力都以失败告终,但谁不愿意胜诉呢,对当事人对家属也才有个交代。有时旁观者只是忘了,一个八十的老人,也会有力不从心之感。

朋友们决定为他搞个八十庆典,牵头者之一是中央财经大学法学院的副教授李轩。他和张思之因为一篇前者写下的法律论文结识,当收到落款“张思之”的读者来信时,李轩首先诧异的是这个年代还有人手书来信,紧接着就对落款的名字将信将疑——如果这是自己印象中的那位大律师,如此位尊名重,怎么会给自己这样名不见经传之辈写信?再看寄信的地址,不过是北京城内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平民小区。抱着惊奇的态度,李轩决定上门拜访,直到见面之刻,才相信眼见为实。那天前辈和后辈聊了很多,李轩说他听出了英雄落寞之意。

关于八十庆典,李轩说,“最初张老是拒绝的。”后来他们不得不晓之以理,理由包括这样的庆典也是一个契机,当京城的同仁们汇聚一堂,有利于打造律师群体的共同体,等于“请张老帮忙”。

张思之 ©孙国栋

后来在朋友们的回忆里,八十庆典热烈又让人感动,上百师友齐聚一堂,年轻人来了,是素昧平生的大学生,同辈的老人也来了,当年一起舞镰挥锨的劳改战友就到了四个,一种乐观的奋进情绪笼罩着在场的每个人。这一年也是张思之执业五十周年,他哑着嗓子,在答谢致辞中收回了萌生的退意,他说自己尚未气馁,并不沮丧,“我愿把今日聚会作为我的起点,接受大家的祝福。”

这一年张思之八十岁,离他中风还有七年,命运留给英雄人物的时间总是吝啬。

青年律师王令当时也在现场,一年前,他因代理一起拆迁诉讼遭到殴打,萌生放弃律师职业的想法。呆坐办公室时,接到了一通陌生电话,“你是王令同志吗,我是张思之。”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你做得很好,我支持你。”

王令说,张思之身上有一种纯粹的精神感召的力量,只要他认为是对的,就会在事实和法律的框架内去追求一个最理想主义的结果。他感召年轻人追寻理想,但光有赤子之心还不够,他以身体力行的方式告诉他们还需要严谨和专业,这不仅是职业上的高要求,经得起检验,也才可以保护自己。有一年,王令将自己写的一份辩护词拿给张思之看,当时后者八十二岁。“拿之前我是有些小得意的,觉得自己写得不错,我觉得至少有80分。”但张思之在他的辩护词上修改了283处。汗颜之余,王令将这份辩护词挂在了办公室里,作为警醒自己的纪念。

2014年9月25日,孙国栋还记得张思之中风的准确时间。当时后者保持着高密度的工作节奏,他刚从欧洲回来,没有倒时差,就要马不停蹄会见当事人,参加编辑会议,公开活动的媒体问答环节也在等着他。那天中午,孙国栋去看他,请他吃饭,菜还没上呢,张思之喝着茶,喝着茶就中风了,他说不出话来,只剩在笑。

张思之 ©孙国栋

“他的身体一直非常好,八十几岁体检,连大夫都吃惊,说你这个身体各个零件太好了。比年轻人的都好,所以老爷子挺自信的,接受采访说,到九十岁的时候如果健康允许我还干,但是八十七岁他就干不了了。”孙国栋说,“就是这个中风,虽然抢救得比较及时吧,恢复得也挺好。但是毕竟他就属于一个行动(派),是吧。越在法庭上越来劲,他可能越长寿,这样一中断了,所以他就没活到一百岁。”

张思之无法继续工作了,他不再代理案件,不再参加公共活动,生命中的最后几年,他大部分时候待在家中。摄影师窦海军曾经抓拍过一张照片,是中风前一年,老朋友们聚会,其中有诗人邵燕祥,教育家钱理群,几个白头发的老人围坐在沙发上,看得出来中风前的张思之已有疲累之色,所有人都在开怀大笑。当时钱理群还没住进养老院,他告诉朋友们,支撑他的是写作,持续而单纯的晚年写作生活甚至让他认为,如今他“大脑和身体都处于人生的高峰期”。

钱理群与张思之 ©窦海军

那么张思之的支撑又是什么呢?窦海军诚实地说,事实上无法继续工作之后,张思之已经失去支撑了。

既然人生的遗憾永远无法填补,那就至少还可以有些简单的满足。按照医嘱,张思之是不能吃小蛋糕的,但王令一次给他下单七八个,“我说你给他吃,他想吃多少给他多少。”从四川去北京看望张思之时,万淼焱特地买了近三千块钱绵阳的糖果和糕点。去年,张思之满95岁生日的时候,王令带他下楼吃了涮羊肉,两个人喝完了一坛白酒。

张思之去世后,关于他的纪念文章里,一个常常被提起的点是,他一生代理的案子都是败诉,这成了一段传奇的起点。但王令说,这么说也不符合事实,虽然大部分都败诉,但张思之也是有赢过的时候的。想想也是,不然这一职业还有什么趣味可言?

而且,对于律师而言,什么是成功,什么是失败呢。孙国栋说,如果就具体的个案来说,败诉或许意味着失败,但如果把时间拉得更长一些,律师在过去那些案子里准确有力的辩词,辩护的理由,已经作为一种历史文本,留在了过去的时间里。从这种意义上而言,无论成败,律师的辩护都将以辩词的形式,在历史中永恒。

6月28日,张思之的追悼会在八宝山举行。因为疫情,追悼会只能限定20人到场。朋友们把他的灵堂设在了家里,在他的遗像面前,摆满了一圈五颜六色的鲜花。除了律师同道的纪念,有些意外的是,那些在张思之早年短暂的教师生涯中,受教过的学生也赶了来,泪洒当场。张思之曾经说,下辈子他不想当律师,他其实还想当老师,因为五年教师岁月,才是他这漫长一生中最平静的时光,其前其后,都有太多波澜坎坷。如今,他的一生走到终点,而朋友们还是会每天早上给他沏上一杯茶,一切就像他还在的时候一样。

(来源:腾讯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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