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先生曾把若干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加以改编，写成八篇文章，即《故事新编》。与鲁迅的其他思想深刻、价值流远的文章一样，《新编》的故事也历久弥新、发人深省。百年以来，关于《新编》的书评不胜枚举。我虽不才，但作为鲁迅先生的忠实粉丝、新文化运动的信徒，我尝试结合一下现当代中国社会的现实、自己的经历与思考，对《新编》的文章从某些角度做个系列评论。
《非攻》讲述的是战国时期楚国意图伐宋、“墨家钜子”墨子竭力阻止战争、保卫宋国的故事。小说浓墨重彩的描绘了墨子与他的弟子们如何筹备宋国防御、说服楚国放弃伐宋的过程。这些内容固然精彩，但是最触动我的，却是小说结尾的一段话，是描述过墨子如何真诚和辛苦的制止了战争之后，返回宋国的归途中的遭遇：
“墨子在归途上，是走得较慢了，一则力乏，二则脚痛，三则乾粮已经吃完，难免觉得肚子饿，四则事情已经办妥，不像来时的匆忙。然而比来时更晦气：一进宋国界，就被搜检了两回；走近都城，又遇到募捐救国队，募去了破包袱；到得南关外，又遭着大雨，到城门下想避避雨，被两个执戈的巡兵赶开了，淋得一身湿，从此鼻子塞了十多天。”
墨子为了宋国和宋国的人民，东奔西走、构筑防御工事、说服公输班和楚王，费了多少心血。但是当他回到他保卫的国家，这国家和国家里的人民，却对他如此粗暴、无情、弃义。倒是他在敌国楚国，反而被公输班和楚王礼待、尊重。两厢对比，受恩于墨子的宋人更加令人心寒了。他们能够和平、能够不被多一重奴役，能够还活着，正是由于墨子默默的设计防御、冒着巨大风险的出使。可宋人不感谢墨子，而是在残酷的、自私的、冷漠的对待着墨子和其他同胞人民。
这只是一个残酷的故事吗？当然不是。如果翻一翻中国从古到今的史册典籍，尤其想一想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仁人志士尤其知识分子的遭遇，就会发现这样的故事在现实中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反右运动、文化大革命，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大的两次浩劫。这两次运动中知识分子的遭遇，也最能体现人民对待知识分子的残酷，以及反映出的大众的冷漠与愚昧。那些怀着一腔热血报国安民的知识分子，不仅被统治者压迫，还被他们希望拯救的人民羞辱。田汉、老舍、翦伯赞等左翼的亲民的进步知识分子，年轻时激扬文字、关怀人民，应该做梦也想不到若干年后被人民们极尽残酷的折磨。
当然，最能对标《非攻》中墨子遭遇的，并不是那些残酷的、直接致人死命的批斗，而是知识分子日常生活中被人民误解、折辱。巫宁坤的《一滴泪》中颇有类似的情节。巫宁坤在被“流放”到安徽后，他被官位不大却权势熏天的村干部压迫骚扰，同被流放的其他知识分子也被搜刮勒索，还有女知识分子被强奸；他的妻子李怡楷在安徽大学被几个“根正苗红”的行政人员和校工连骂带骗整的七荤八素，其他任教的知识分子也经常被工宣队和学生拉出来羞辱。巫宁坤当年兴冲冲从富足的美国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时，自然是想为受苦受难的中国老百姓做些事、让中国强起来人民富起来，没想到却被这些货真价实的人民从“思想改造运动”到文革折磨了二十多年。
共和国建国以前，中国的知识分子大多数都思想进步、左倾，有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对平民大众的深切同情。正是在这样的思想感召和驱使下，知识分子普遍投入到“救亡启蒙”的历史洪流中，并参与了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北伐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真正做到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试图不再让中华大地“满耳是大众的嗟伤”。知识分子也普遍对中共主导的新中国抱有好感，认为这是一个进步的、平民主义的、代表工农大众利益的政权，并认为知识分子将在新中国大有可为。他们完全想不到，这个政权会让知识分子遭遇亘古未有的浩劫，更想不到他们亲爱的人民会用对待不共戴天的仇敌般让他们受尽折磨。
有人说“文革”已经是过去时了，那个极端的年代是特殊情况。可到了看似文明开放的21世纪，人民对于真正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态度，又真的变好了吗？起码最近十年并非如此。这些年，“公知（公共知识分子）”被污名化的非常严重，知识分子再度成了人们羞辱责骂的对象。诚然，的确有许多“公知”道德低下、知识水平差劣、自私自利贪图利益、对人对己双重标准，类似于鲁迅所说的“柿油党（山寨的、假的自由党）”，但是也有不少知识分子是真正忧国忧民的侠之大者。
例如知识跨越文理、品德高尚的作家方舟子先生，数十年来一直在为祖国和人民呐喊。但是，中国的舆论中充斥着各类人对方舟子的谩骂侮辱，其中有些是方舟子的仇敌，有一些是官方的打手，但是还有更多的则是愚民暴民结合体的普通国人。这些对着方舟子拼命咒骂侮辱的千家百姓，根本不明白方舟子为了包括他们在内的中国人民鼓与呼了多少次，就像《非攻》中宋国的人民不知道墨子为他们的安宁幸福做了多少事一样。
还有像记录武汉封城期间情况的《方方日记》作者方方，虽然其人的价值观、政治立场并非没有值得商榷之处，但如果仅仅就其写《日记》这件事本身，那是完全值得赞誉的。记录疫情、揭露真相、引发关注、呼唤人道，本来就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所在。正如阎连科所说：“要感谢方方，是她捡起了作家和文学掉在地上的脸”。但是人民却不领情，反而对方方拼命侮辱谩骂，“卖国贼”、“给外国递刀子的”、“精神病”等谩骂不绝于耳（直到连续高压管控疫情两年多以后、尤其上海封城事件发生后，国内舆论对方方及《日记》的看法才有改观）。而这些谩骂方方的人，正是方方所希望关怀的、被疫情和政权之恶双重伤害的中国人民。
还有非常讽刺的一点，方舟子和方方及其他一些中国知识分子，总是被一些国人扣上“吃人血馒头”的帽子，意指这些知识分子利用暴露国家和国人的苦难来博取眼球、获取利益。这简直是无以复加的大缪。
“人血馒头”的典故出自鲁迅的《药》，文章通过讲述清末愚民华老栓购买沾着革命烈士夏瑜（原型为秋瑾）之血的馒头为得病的儿子治病的故事，讽刺人民的麻木不仁、对革命者的误解。《药》是鲁迅代表作之一，还是中学课文，略有知识的人都应该明白“人血馒头”的本意。而现在的中国互联网上，“吃人血馒头”却成了指责一些人或者媒体利用负面事件炒作获利的行为，完全歪曲了鲁迅的本意。按照《药》的隐喻，恰恰是现在这些攻击方舟子、诋毁《方方日记》、对中国知识分子不加区分的贬低羞辱者，才是“吃人血馒头”的、与文中愚民华老栓、暴民康大叔、打手红眼阿义类似的人。
对鲁迅作品略有了解的，看到这里就会想到，《药》与《非攻》在寓意上也颇有近似之处，都在讽刺生活在专制下、作为愚民和暴民结合体的人民大众。当然鲁迅还有其他许多文章，都有类似的、强烈的批判国民劣根性、人性劣根性的文章。《药》和《非攻》是其中突出的两篇。不过，《药》的讽刺性更强，着重于批判愚民的愚昧、是非不分，而《非攻》更强调大众的麻木、冷漠。
早在近百年前，鲁迅就已经看到了大众的麻木与愚昧，明白了革命者、知识分子的“好心”未必得到理解和“好报”，所以他才在“呐喊”之后“彷徨”了。不过，鲁迅应该想不到在他去世三十年后、人类整体已经进入文明时代后，中国居然发生了文革中对知识分子那种极端的反智、负义、黑白颠倒的迫害。但归根结底，反右、文革中知识分子的遭遇，是符合鲁迅对于愚民暴民的认知的，只是他想不到会那么严重、残酷，大众在极权组织和恶魔领袖的策动下，由被动的、冷漠麻木的恶待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变成主动的、残忍暴戾的迫害。
但鲁迅的作品，并不是单纯为了批判愚民大众，相反对人民寄予了深切的同情。《非攻》也不例外。正如文中描述楚国即将攻宋时宋国人的表现和精神状态：
“城墙也很破旧，但有几处添了新石头；护城沟边看见烂泥堆，像是有人淘掘过，但只见有几个闲人坐在沟沿上似乎钓着鱼。
“他们大约也听到消息了，”墨子想。细看那些钓鱼人，却没有自己的学生在里面。
他决计穿城而过，于是走近北关，顺着中央的一条街，一径向南走。城里面也很萧条，但也很平静；店铺都贴着减价的条子，然而并不见买主，可是店里也并无怎样的货色；街道上满积着又细又粘的黄尘。
“这模样了，还要来攻它！”墨子想。
他在大街上前行，除看见了贫弱而外，也没有什么异样。楚国要来进攻的消息，是也许已经听到了的，然而大家被攻得习惯了，自认是活该受攻的了，竟并不觉得特别，况且谁都只剩了一条性命，无衣无食，所以也没有什么人想搬家。待到望见南关的城楼了，这才看见街角上聚着十多个人，好像在听一个人讲故事。
当墨子走得临近时，只见那人的手在空中一挥，大叫道：
“我们给他们看看宋国的民气！我们都去死！”
墨子知道，这是自己的学生曹公子的声音。”
宋国人民常年生活在贫困、虚弱之中。正是因为贫穷，所以人们无心关注生存之外的物质和精神，只顾着眼前的生计、得过且过；正是由于虚弱，所以“被攻的习惯，自认活该受攻”，无力反抗、习以为常。而贫穷和愚昧并不是人民愿意的，而是环境所致、制度所致、作为社会上层的统治者的剥削压迫欺凌所致。宋国这个国家没有给它的子民带来幸福和安康。当墨子的学生鼓吹宋国人反抗楚国入侵时，大家也都当成旁观别人的故事。
回顾历史，看看如今，小说中“宋国”国民的状态，也正是满清、民国、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的写照。人民在本国专制统治、外敌入侵的轮换（甚至同时存在）中挣扎呻吟，甚至有时虚弱的无力发声，恐惧的不敢呼喊，只能默默的生存与死亡。人类本来就在为非常有限的资源而争斗，而上层的巧取豪夺则让中下层人民更加绝望和愤恨，继而麻木和暴戾。人民也因为统治的愚民教育以及自身资源的匮乏无法获取足够知识、难以觉醒、难以找到合适的方式抗争。他们面对痛苦不敢向上反抗，但可以发泄给同阶层或者更加弱势者。在一代代人民的生死相继中，人民之间一直相互折磨、羞辱、坑害，麻木、冷漠、作恶，是扭曲而贫困的社会中必然的生存法则。“翻手为顺民，覆手为暴民”是中国平民的常态。
人民处于这样的状态，又如何能善待知识分子呢？知识分子自以为可以超脱一般人民，这其实是一种自私自利的、双重标准的想法（当然这种想法我时常也存在）。在客观上，知识分子也无力完全超脱现实，而仅仅可以利用自己的知识优势获取一些利益、得到某种特殊地位，以免除一部分劳绩、避开一些不体面。
这固然让知识分子有了一些生活上的便利和心理上的优越，也导致与人民产生了隔阂。人民虽然长期麻木，但是也在积累仇恨。隔阂与落差产生嫉妒与愤恨，一旦秩序崩坏或者有机可乘，人民就会报复相对的“上位者”。现实中，大权在握的统治者、依附特权的各色奴才、强横霸道的黑恶强人，都是相对于平民百姓的“上位者”，但百姓们在大多数情况下不敢也无力报复他们。
知识分子比较特殊，如果他们依附于强权（就像古代大多数士人那样），人民就不敢报复甚至要焚香跪拜（如被官方化的孔门“衍圣公”的待遇）。如果知识分子独立于强权，那就是落魄书生，老百姓态度不一但更多是同情。最恶劣的情况，则是知识分子得罪了强权，强权就把知识分子交给人民当“替罪羊”，人民自然也乐得把这些跌下高位、失去支持的知识分子当成出气筒，通过践踏他们的尊严来弥补自己常年被践踏的尊严。
而在文革中，人民践踏知识分子，还被赋予了“翻身”的“正义性”与“外行领导内行”的优越感，知识分子又被钉上了“地主”、“资本家”、“买办”的罪恶身份，于是人民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就变得极为疯狂，迫害行为背后有着发泄、复仇（虽然复仇错了对象）、表达忠诚、展示“力量”、显示优越感等许多复杂的情感。人民以为自己终于将压在头上几千年的知识分子、士人阶层踩在脚下、自己成了主人了，其实只是由更加不人道、更加不讲理的党政干部乃至军警暴力机构力量统治，人民还是受害者。知识分子的悲惨只是因为落差大，从人间乃至天堂掉落地狱，而人民则一直都在地狱挣扎。知识分子被迫害还能清醒还有机会翻案，而平民大众多少枉死者永无机会翻案，历史上连名字都不会留。所以，即便在文革时候，平民大众也比知识分子更悲惨、更值得同情，哪怕人民中的一部分当了迫害知识分子的加害者。
当代中国大众对“公知”及各式知识分子的谩骂，同样是人民在专制压迫和愚民洗脑下的扭曲的条件反射。专制高压、舆论管控下，各种有权有势的个人和组织都不敢骂不能骂，知识分子成了他们发泄的出口。虽然的确有些知识分子的确德行有亏、知识欠缺，却也有很多真正忧国忧民、贤良方正之士，但大多数人民无力也无心区分，跟着官方指针或者无差别谩骂就成了常态。而且在政治和社会高度腐败、包括知识分子在内绝大多数人都犬儒化的情况下，人民也不再相信这世上真有真诚善良、不求私利的人，不相信有这样的知识分子。时间久了，这种欺软怕硬的思维就形成定式，即便谈论古代，即便关于古代的褒贬不会带来现实的危险，许多国人也是贬低宋朝士大夫、鄙夷明代东林党，而比较喜欢暴秦强汉盛唐的强悍君主。可其实，虽然宋代士大夫、明代东林党有种种缺点，与人民也不平等，但对待人民还是比那些武德充沛的君主和官吏为好。但被专制压迫和洗脑扭曲的人民不明白这些或者明白也装糊涂，继续咒骂着知识分子。
人民是可憎的，但是又是可怜的。而人民本来是可爱的，或者起码有时是可爱的、有可爱的一面，是残酷的世间尤其统治者的残酷让人民越来越少了可爱多了可憎。我们对人民显然更多应该是同情而非鄙夷、去解救而非伤害。鲁迅正是看到了这样的真相，所以才在痛恨国民劣根性的情况下，不仅没有仇恨人民，反而越发同情人民、想方设法为人民呐喊。但是人民并不理解鲁迅在内的知识分子。鲁迅及作品在反右、文革中没有被批判，只是因为鲁迅死的早而且得到毛泽东的肯定而已，否则，他在“前三十年”不会比胡风、丁玲、周扬等人有更好的下场。
无论是文革还是现在，真正有良知和道义的知识分子都是被污名和误解的，并且有很多遭到了残酷的迫害。而污名和误解反过来也“劝退”了很多本来想报国安民的知识分子。当一腔热血被误解为别有所图、主持正义却被当成祸国殃民，并且在政治高压下被整的心力交瘁乃至家破人亡，还能指望几个人继续保持理想和热忱呢？当今中国知识分子人才凋零、万马齐喑，就是几十年来官方主导、人民参与、御用文人唱和的对知识分子的迫害。官方的迫害还可以被知识分子理解，但被人民误解乃至迫害诋毁，心也就慢慢凉了。
但处境越坏、被误会越深，知识分子就更有必要坚持理想、心系人民，国家和民族更需要有人站出来或者默默的“铁肩担道义”。这道理正如大旱望云霓、国难思良将般简单易懂，但真正要做到却极为不易。
鲁迅先生做到了，他虽然一直批判国民劣根性、深知平民大众的恶某些角度看不亚于统治者，对中国“吃人”的礼教和历史深恶痛绝，生前乃至死后被各种攻讦污蔑，但却始终充满着对劳苦大众的同情、对祖国与民族的热爱。这也反映在他的作品中。例如他的《一件小事》中，对人力车夫朴素而高尚的道德与责任心，有着真挚的感动与深沉的褒扬。文革中一些饱受迫害的知识分子也做到了，就像屡遭迫害还关心并投入科学事业、死前希望捐献遗体供医学研究的科学家束星北。
当今的中国，同样需要这样的知识分子，需要有墨子、屈原、杜甫、顾炎武、鲁迅般的人物。虽然当今也有不少秉笔直书的人文知识分子，但很多人知识狭隘、常识和通识缺乏、道德低下、党同伐异、为反而反，有批判而无建设、缺乏理性与公允，最重要是在激愤与仇恨中丧失了对祖国的热爱与对人民的同情，愤世嫉俗后走向堕落、误入歧途（如迷信宗教保守主义、“回归”中国传统保守主义、走向逆向民族主义）；虽然中国有许多埋头苦干、成就不俗的自然科学家，但普遍依附体制、缺乏创新、没有人文关怀与社会责任感、缺乏为国家乃至全人类考量的意识与能力，沦为因循守旧之徒和技术主义者。方舟子先生是为数极少的知识跨越自然和人文、价值观正派系统、具有家国情怀、有建设性主张的当代知识分子，但这样的人还是太少、得到的重视远远不够、影响和作用还是有限。
虽然如今中国人文凋敝、科学因循的根本，在于专制统治的压迫尤其思想禁锢和学风恶劣，但知识分子自身亦有责任。相对于古代、近代，以及反右、文革等特殊时期，当今的中国知识分子仍然有前人无法想象的丰富资源（例如互联网这个划时代的技术和衍生品）、相对多元的国内外学术环境和路径、有限但其实有不小自由度的创作空间。在主观能动性可及的范围内，中国知识分子仍然大有可为。但现实上中国知识分子的成就非常有限，尤其缺乏“大家”、“通才”、将理论与现实结合者。
至于被人民误解、侮辱和伤害，更不能成为知识分子放弃为民请命的理由。众所周知，人民的愚昧和暴戾，很大程度上是统治者的巧取豪夺和愚民政策所致，人民根本没有条件和机会得到启蒙，又如何能苛责人民、要人民理解知识分子呢。
更重要的是，凭心而论，无论古代还是现当代，知识分子的生活条件和各种资源，普遍优于平民大众，很多高级知识分子虽与权贵富豪相比“清苦”，但仍好于九成以上的国人。我们还有着既能部分转化为物质利益、又有一部分不能转化为物质但是同样是利益的精神世界、非物质所得（虽然这些所得既有益但也有痛苦），而这些东西平民大众是没有的或者稀薄的，这也是我们生活和生命中的“既得利益”。知识分子还往往免于体力劳动和各种“一地鸡毛”的扰乱，有着安宁度与自由度都大于大多数人的生活。看看每日为生活挣扎、辛苦劳作和被压迫和洗脑的人民大众，再看看自己还过得去甚至很好的生活，相对丰富的精神世界，我们每个知识分子都应该“念此私自愧，尽日不能忘”。我们即便被人民用最恶毒言辞唾骂、物理和精神上都被凌迟、生命毁灭家破人亡，也不应该放弃对祖国的忠诚和对人民的热爱（当然对于具体的恶人，即便其是人民一份子，也可以反击他们的攻讦。但根本上应该反抗“上位者”而非贬低“下位者”，即“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
知识分子为人民付出与牺牲更深刻的理由，是因为拥有知识与思想，本来就是为了让人民、让国家和世界、让世上的一切都好起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正是每个知识分子自成为知识分子后就应肩负的使命。我们比平民大众多一些知识、多一些思想，不是为了炫耀和展示优越感，也不应该将自己丰富的精神世界自私的留给自己一个人或者仅仅分享于其他知识分子，而是应该尽可能滋润大众、惠及现实，普渡万物。一切知识和思想最重要的意义是“经世致用”，而非自我欣赏和陶醉（如“告别革命”，沉浸于“美学”、“服饰史”）、“为艺术而艺术”。即便出于自私，知识分子也应该尽可能在有生之年给这个世界留下些什么，无论是思想价值还是实务成就，哪怕为社会做出一点改善，不谈流芳百世，也算前人栽树后人乘凉。
历史上的墨子和他的同仁们，致力于建设一个博爱、公正、和平、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社会。由于种种原因并没有成功，儒家和法家思想在秦汉后成为了中国历史文化的主流。但墨家思想从未消失，儒家的一些思想如民本、节俭等也与墨家思想相合（虽然有更多相异）。20世纪初强调反“尊孔复古”的新文化运动中，墨家思想的意义又被提及。鲁迅先生的价值观与立场，与墨家思想颇为类似。而鲁迅这篇托古言志、借古讽今的《非攻》，应包含着对墨子的致敬。
鲁迅《非攻》中关于墨子回国后被宋人冷遇的情节并非虚构，而是来自于《墨子》中的《公输》一节。墨子在遭宋人冷遇（甚至算是恶待）之后并没有放弃理想，而是继续在那个战乱频仍、到处是剥削压迫、人民朝不保夕的社会宣扬和践行他的“兼爱”、“非攻”理想。两千多年后的鲁迅，生活在腐败横行、外敌入侵、工农百业者苦苦求生的时代，也被在朝喉舌和在野文人反复攻讦，但依旧呐喊不止，为民族解放和社会正义奔走呼号。一百年后的现在，面对繁荣腐烂、贫富悬殊、犬儒堕落的中国，时代在呼唤德才兼备、既胸怀天下又体恤民情、既能解燃眉之急又深谋远虑的知识分子。
墨子、鲁迅的理想可简化为四个字：正义、和平（不仅包括国与国的和平，还有人与人的和平）。百年千年的历史过去了，这理想在中国和世界都未真正实现。但从世界整体上看，难道不是已经比两千年前、一百年前都好的多了吗？正义与和平不可能自动到来，是无数仁人志士牺牲奋斗的结果。我们要继承墨子、鲁迅的遗志，让这个既可爱又可憎的世界美好一些，让人民和人民的孩子们多些幸福，少些苦难。
2022年6月29日
共和历230年获月芫荽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