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共随着前苏联崩溃而灭亡，“作家遗孀”已成为历史名词；我们的“异议者寡妇”还将源源不断地产生，但总有一天会终结，她们将会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赞赏。我也坚信，将会诞生作为女性文学不可缺席的“异议者寡妇”重量级回忆录。
约·布罗茨基在为《曼德斯塔姆夫人回忆录》撰写的序言《一篇悼词》中写道：“在知识分子圈子里，尤其是在文学知识分子圈子里，成为伟人的遗孀在俄国几乎已是一种职业，这个国家在三、四十年代制造出如此之多的作家遗孀，到了六十年代中期，她们的人数足可以组成一个行业工会。”
奥西普·曼德斯塔姆是苏俄二十世纪早期文学白银时代，与同属“阿克梅诗派”的安娜•阿赫玛托娃、玛丽娜•茨维塔耶娃齐名的伟大诗人，其夫人全名叫娜杰日达·曼德斯塔姆。1934年5月16日晚，奥西普·曼德斯塔姆被秘密逮捕。面对着一片狼藉的房间，阿赫玛托娃对娜杰日达说：“您要保持体力。”也就在那时，娜杰日达明白了“我过去和现在都是为了这一任务而活的：我无力改变奥·曼的命运，但我保全了他的部分手稿，背诵了他很多东西，只有我能挽救这一切，只得为此保持体力。”1937年，诗人曼德斯塔姆第二次被捕。他在诗歌中隐喻讽刺斯大林是“克里姆林宫的山民”、“他粗壮的手指，像蛆虫一样肥”、“螳螂般的大眼睛”。次年，他死于斯大林远东海参崴集中营，年仅47岁，并且死无遗骨。
苏俄异议者遗孀，向有传统，最为闻名的当属“十二月党人”的妻子，陪伴流放西伯利亚的丈夫或男友。在他们饥寒交迫、镣铐加身的苦役当中，她们始终陪伴在身边，不离不弃。虽然他们不是写作者，但是这种异议传统却是相通的，具有莫大的精神感召力。
“阿克梅诗派”无论在文学上还是年龄上，他们都是索尔仁尼琴和布罗茨基的前辈，此二人后来分别获诺贝尔文学奖。巧合的是，索氏是作为二战苏联红军炮兵上尉，因在挺进柏林的战壕里写给友人的信中咒骂斯大林而被判刑8年。这其实不算巧合，在共产极权国家，每个人都会遭遇“祸从口出”。
在今天的中国大陆，同样存在邮局信件检查制度，只是他们干得非常隐秘，常人难以发觉。1994年6月8日，我在海口得胜沙路邮局租用的铁皮信箱取信件时，被警察当场抓捕。信件、电邮、网络、出版审查与电话手机监控，是社会主义国家专利之一。
由前苏俄知识分子遗孀，我联想到中国大陆的“异议者寡妇”——她们因丈夫入狱或多次入狱而守活寡。我是当事人之一，二次入狱时与前妻离异。异议者妻子几乎都是被动卷入异议活动，最后也大多在丈夫出狱后而离异，消失在世俗人海。但与前苏联相比，我们未有死亡相伴。刘晓波有不少狱中诗篇，是献给第二任妻子刘霞的；他的前妻因他“六四”入狱而离异。近年先后有数位女权人士，撰文提出异议者入狱、妻子如何作为的议题。此话题或研究非常有意义，但遗憾未能深入继续。比起异议维权人士的常规性抓捕的急迫与关注度，“异议者寡妇”话题，尚需时间沉淀；她们更少被社会和媒体投注关注，生存尊严和生活都被边缘化。
在网络时代，丈夫入狱，妻子即撰文回顾和呼吁，倒很常见；我们可以列出一个长长的名单。对于那些丈夫被判十年上下重刑的“异议者寡妇”，在丈夫入狱后前几年，还能奔波救援……她们及子女，并不会因丈夫和父亲陷狱，其被施加的政治迫害就会停息；工作、租房与孩子就学，都会受到限制或驱逐，甚至父母与兄弟姐妹等其他家人，都会受到警察骚扰；异议者妻子和孩子更会遭致社会白眼，家人与朋友都会躲闪。“异议者寡妇”生存环境非常恶劣，对应着专制极权的苛酷与冷血。
2001年，北京“四君子”案震动海内外，几个大学与研究生毕业的年轻人，关注社会与农村问题，经常松散聚会研讨，办网站，也做教学义工，但因被警方收买的人大在校学生渗透而被捕。四君子中，两人被重判10年，两人被重判8年。2002年，我初次翻墙，才从海外媒体获知他们四人被重判的消息。我当即从刘晓波那里打听到他们当中唯一一位已婚者妻子的电子信箱。先写了一首诗，请她探监时能转给丈夫，希望传递陌生朋友关心他们的信息。在这位妻子牵线下，我电话采访了四君子的家人，发表在海外媒体。我与他们并不认识，完全是被他们的道义力量和莫须有重判而激发，当然出自同道的义务。
这位被判8年的朋友妻子，曾在网聊中问我她该怎么办，我回复：等待8年你就是伟大的妻子，如果选择离开，我绝对能够理解；守与离，我都会尊重你的选择，并且不会影响我对你的一贯评价。在外奔波救援5、6年后，她无奈赴美。遗憾的是，我们从无机会谋面。
2003年，为躲过监狱信件审查，我假称表哥名义给四君子中这位已婚君子写了一封信，给其他三位分别邮寄了明信片。
其间，我第四次入狱，两年后出狱，而他们仍在狱中。我在狱中时，这位朋友妻子曾委托另外朋友，给我送存生活费1000元。他刑满8年出狱，从几位朋友中辗转打听到我的电子邮箱。他说，他就想告诉我，他收到了我写的那封信，就是想说谢谢……并说那是他入狱几年后收到的第一封信。
在那个深夜，我读着他的邮件，泪流满面。我多次体味过高墙电网带来的孤独绝望与对自由的渴望；也曾在狱中收到海外熟识与陌生朋友邮寄的圣诞卡。这也是陌生的我，刻意写信要传达给同道的信息：你不孤单。在回复邮件里，我也直率地告诉他，他妻子当时的艰难与选择。那时，我与他们夫妇认识将近10年，但仍未有机缘见面。妻子不被允许归国，无法办理离婚手续，后来他再婚生子，他的新生儿已经几岁了，还不能办理户籍登记。及至2012年，在一次广州朋友聚会中，我与他首次相逢。
我最初给这位朋友妻子的建议，是我因二次入狱而离异，学会面对与理解对方。这个过程漫长而痛苦，充满伤害。但是，我们无法回避，必须承受，这也是中国异议维权人士为推动制度民主转型和社会进步，必然要付出的代价。
异议者并非天生，需要学习、成长与经历。即使今天，我们这个国家与社会，还没学会善待、宽容异议者与他们的家人，就像曼德斯塔姆夫妇遭逢的前苏联时代。
作为作家遗孀的曼德斯塔姆夫人，经她多年打探，始获知丈夫大致死亡时间与地点，但是迫害并未终止。在丈夫死亡之后的40多年，她在苏联大地上隐姓埋名四处逃亡，频繁遭遇饥饿、贫困、出卖与告密。她怕连累亲友，也怕被告发，不敢保留丈夫书面诗稿，几百首诗歌不得不靠背诵记忆。哪怕在纺织厂庞大的车间来回奔跑摆布织梭，也不忘背诵丈夫诗篇。更为令人惊异的是，其间她在边疆地区隐秘求学，获得副博士学位。60岁开始写作这本回忆录。作为历史证词与文学作品，这本回忆录价值非凡，在西方发表后，引起轰动。1980年，她81岁高龄去世。她远远活过斯大林的恐怖时代，憾而未憾倒在苏共灭亡前夜。
布罗茨基在曼德斯塔姆夫人去世次年，撰写了这本回忆录序言。他写道：“回忆录的确对她所处世纪与文学做出的最后审判……对某些体制帮凶的杰出知识分子或不那么杰出的知识分子提出了指控。”“她的回忆录其实并不仅仅是关于她那个时代的一份证据，这是在文化良心的烛照下向历史投去的一瞥。”他赞美她“文字具有的明晰与无情反映了其智性的典型特征”，称她为苏联的”文化寡妇“，满怀对正义的渴求；又不无苛刻地指出“如果说她缺少点什么，那就是宽容……她则是偏执的、决绝的、挑剔的、不愿妥协的、毫不宽容的……简言之，她有性格缺陷。”
我个人并不赞同布罗茨基对曼德斯塔姆夫人的全部评判。第一，说她回忆录的文学成就，是诗人丈夫与密友阿赫玛托娃熏陶而成，我认为这只是少部分因素。首先是她20岁前优越的家庭成长环境、国外旅行经验、法律与绘画训练而涵养的朴素正义感、敏锐观察力和严谨态度，以及她几十年遭受极端苦难、接受高等教育而获得的深度思考与写作功底；第二，不应将她的决绝、不妥协、不宽容等归结为性格缺陷，我认为这些恰恰表现出她的思想犀利、是非分明与忠实客观；而这些是作为纪实体回忆录最为宝贵的要素。
她的回忆录，并不全是出自对丈夫诗人的爱情，文字细节处处流露出克制、教养与良知，更有作家的自觉和天赋才情。洋洋40多万字的回忆录，对他们夫妇生活及与朋友交往的细节，着墨并不多，也非日常流水账记录，而是以丈夫创作诗歌过程及诗歌年代带动生活背景，令人悲愤和恐怖。同时显示作者对制度邪恶具有清醒的判断力，也不乏对身边人事的机警与敏感，更有苛刻的自我审视、无情的揭示。她对文学、语言、诗歌具备超越常人的理解力、想象力和表达能力。
在共产意识形态的苏维埃和中共的残暴统治下，不管作为苏联“作家遗孀”，还是中国“异议者寡妇”，她们与其家人遭受的深重灾难，皆应归结于独裁者及专制党。苏共随着前苏联崩溃而灭亡，“作家遗孀”已成为历史名词；我们的“异议者寡妇”还将源源不断地产生，但总有一天会终结，她们将会获得公众的理解与赞赏。我也坚信，将会诞生作为女性文学不可缺席的“异议者寡妇”重量级回忆录。
2014年12月初定稿
《中国人权双周刊》第1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