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04）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57）
接着上文看唐科斯关于乌克兰问题的阐述:
六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乌克兰发生的民族危机是表明了一体化的限度呢？还是为了延续一体化而进行的绝望的挣扎呢？危机是显而易见的，但前途未卜。意味深长的是，最熟悉乌克兰问题的人对它的未来作出了截然相反的判断。有些人认为，乌克兰是“第二个老大哥”，它广泛地参加了苏联中央政权和其他共和国的政权，这种情况将会促进一体化的实现。相反，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乌克兰越来越多的分歧意见是苏联历史上的一种新的不可逆转的因素。要作出判断，首先必须弄清楚构成乌克兰民族主义的因素和权利要求是什么。权利要求是一清二楚的，包括从保护乌克兰的文化权利，反对通过移居使种族混杂在一起的政策，一直到要求完全独立。对于完全独立这个极端的要求，尚难以置评。但是，乌克兰人毫不迟疑地为保护乌克兰的文化进行着斗争。他们在文化方面是否受到了威胁？可能是这样，因为人口普查表明，讲乌克兰语的人数在减少。虽然乌克兰语仍是仅次于俄语的最广泛使用的语言，有3750万人讲乌克兰语，其中3490万人把它作为母语。但在乌克兰共和国，讲乌克兰语的人从1959年的73%减少到1970年的69%，而讲俄语的人数在增加。减少的原因，很大程度上与苏联政权的教育政策有关：原则上，大多数学校——2.7万所学校的2.2万所学校——都用乌克兰语教学，用俄语教学的不到五千所。但是，这种表面上看来有利于乌克兰语的形势却由于各种因素而受到损害。首先，乌克兰语学校的优势地位在七十年代初比之五十年代末有所削弱。看来时间有利于俄语教学。此外，上述数字是以学校为单位把城市学校和农村学校算在一起，但实际上城市学校往往是十年制，并且学生多，而农村学校学习年限短，学生也有限；城市学校往往教俄语，而农村学校多数教乌克兰语。如果是按学生人数，而不是按学校数目来统计，那么乌克兰语教学情况的变化大致如下：1955一1956年，有72%的学生学习乌克兰语，有25.9%的学生学习俄语；1964年，学习乌克兰的的学生下降到70%；1974年，再下降到60%左右。高等学校的情况更糟，实际上全部教学都用俄语。乌克兰人显然比其他民族更受俄语发展的威胁。首先，因为这两种语言近似。由于掌握俄语已成为社会培训和擢升领导岗位的必备条件，因此，把孩子们送到俄语学校去学习对乌克兰家长们特别具有诱惑力，况且他们认为并不因此就与自己的被俄罗斯化的孩子们分开，他们可以希望孩子们以后会容易地从俄语过渡到乌克兰语。乌克兰人在他们的共和国之外所起的作用——这是他们民族骄傲的源泉——也促使他们学习俄语。这种变化说明了为什么乌克兰知识界看到在他们共和国实施一种独特的双重语言——俄语是优秀人物和城市的语言，乌克兰语是农村和民间语言——而感到不安。优秀人物面临的问题是：他们的文化渐渐居于不发达的文化地位，这种文化只应用于最没有知识的人群中以及某些手工业和艺术产品方面。
也许正是因为乌克兰人感到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抵抗能力有限，他们才非常坚定有力地保护他们的历史，并使他们的民族感情具有超越苏联边界的种族和领土范围的重要性。这种对自己历史的重视也是同中央政权发生冲突的一个方面，因为中央政权认为，乌克兰的历史主要是与俄罗斯联合的历史。斯大林在战后把从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掠夺来的领土并入乌克兰领土，他可能认为这样做最终会促进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实现统一。但事与愿违，乌克兰领土的扩大反而助长了民族主义；1945年被归并到乌克兰的(波兰)天主教徒成了闹事的带头人，他们注视着他们的故国。忘记了乌克兰——波兰旧冲突的西乌克兰，特别同情在波兰、捷克斯洛伐克闹事的所有异端分子。
归根到底，乌克兰是苏联民族中最独特的民族，从其幅员和利害关系上来说，它非常接近俄罗斯，走上了俄罗斯化的道路，并为苏联制度的全面运转作出了重大贡献。但是，它恢复本民族的特征犹如它失去民族特征那样的迅速。大家可能怀疑，乌克兰的优秀人物在没有民族语言一般所提供的支持的情况下是否会发展乌克兰的民族主义。不久的未来将会说明，这种民族主义是建立在政治一体化和社会现代化基础上的一种新的民族感情呢，还是针对日趋衰减、但最近又重新崛起的民族主义而进行的一种同化。
下面用事实和数据说明苏联的“二师兄”在红色帝国的一些真实状况:
统计数据表明，从1959年到1970年，俄罗斯使用本民族语言的人的百分比都是99.8%，而乌克兰却从87.7%降为85.7%。这就是说，在10年中，有70多万乌克兰人在语言上被同化了——原来使用乌克兰语，现在使用俄语。那么再过10年20年情况又会如何呢？
乌克兰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在1965年写了一部震动西方世界的著作: 《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首先控诉的就是苏联当局在语言上对乌克兰人的歧视。他指出:
法令(指《关于加深学校与生活的联系以及在乌克兰进一步发展国民教育系统的法令》)第九条还有一个极不公正的规定。这就是在乌克兰人的学校里，俄语是必修课；而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的学校里，乌克兰语是选修课，选修与否要看父母和学生是否充分要求而定。(接着又来这样一个说明：如果“父母和学生自己选择要学习这种语言的话”。)这岂不是公然歧视乌克兰语吗？
共同历史命运这一特点也在消失中，因为乌克兰人正在不断地被分散到苏联各地，由于学校中和社会上完全缺乏有关民族的教育，人们对于有历史意义的民族传统以及有关过去的历史知识正在逐渐减弱。
乌克兰民族文化被置于一个相当鄙野的地位，实际上被当作“次等”货看待；这个民族过去的伟人业绩，在社会上的传布少得可怜；乌克兰语言正被抛在背后，在乌克兰的城市里，实际上已经不用了。
乌克兰工人除了在自己家里或者宿舍以外，在任何地方也不想用自己的语言了。占20%的享有特权的那伙人，神气活现地把自己的语言强加给所有其他的人，于是，日校、夜校、半函授学校都用俄语教学；幼儿园和托儿所同样用俄语；除了一份用一种行话出版的版面小得可怜的工地报纸之外，所有文化设施和服务行业统统俄罗斯化了。
真正的不平等，在许多文化领域中也可以看到。
在乌克兰，俄罗斯剧场看来比乌克兰剧场还要多。作为“最流行的艺术”的电影，也差不多全是俄罗斯的。甚至由乌克兰制片厂摄制的影片，也用俄语配音后放映，而不是相反。在社会和文化生活中的任何一个角落，只要加以剖析，我们就可以发现在形式上平等的装饰品后面，显现着实际上的不平等。我们看到，乌克兰的文化和语言正被推入一种次等的，“逐渐消失”的状况之中(乌克兰语实际上正从生活的内在领域排除出去，而那些在城市里讲乌克兰语的人变成任人嘲弄的对象。事情是这样，还谈得上什么平等呢？)。
结果，乌克兰文化不仅未能在乌克兰取得它理应取得的主要地位，而且也没有赶上俄罗斯文化，仍然处于微不足道的次等地位。而且，在工人阶级、科学、技术和其他知识界以及一般城镇人口中，大部分人依然得不到乌克兰文化，对他们来说，俄罗斯文化已经完全取代了乌克兰文化。关心乌克兰文化，把自己的精神需要和乌克兰文化联系起来的人实在少得可怜。这种情况不会不留下痕迹的。它不断地从乌克兰文化中抽去新鲜血液，从物质和精神上破坏乌克兰文化。
(在乌克兰)大批学生和青年工人住在宿舍里，不仅教育、文化和日常环境没有任何乌克兰的特点，在他们的“红角”或图书馆里，几乎找不到乌克兰语的一份报刊、一本书。
我们走进了第一一八学校。这个学校被认为是首都彼迪尔区最好的。700名小学生在17个班接受教育。学校图书馆有6136本书。乌克兰语文书籍只有400本，版本是老的。这些书是供高年级学生阅读的。没有一本供低年级和中年级学生(这个学校是八年制)阅读的乌克兰语文的书籍！
有600个学生的第20学校图书馆有1.6万册书，其中只有480册是乌克兰文学的书籍。乌共中央曾经作出特别决议，处理下述的那种令人震惊的事实，例如：
甚至在乌克兰工人占绝大多数的产业工会中，我们在工人图书馆里看到一种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 应该用以满足乌克兰工人文化需要的乌克兰文书籍所占的百分比小得可怜(斯大林诺的50个矿工图书馆里，乌克兰文书籍只占7.7%；这个州的建筑工人图书馆里，乌克兰文书籍只占9%)。
苏联当局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采取了严厉的镇压措施，尽管有关消息被严密封锁，但还是有一些情况被外界得知。1969年6月15日，英国《观察家报》报道说，在基辅1966年的一次审判中，有十多个人被定罪。在利沃夫，对作家乔尔诺维尔进行了审判。他因为写了一本关于政治审判的书而被定罪。
1969年8月3日，美国的《星期日明星报》报道了一件案例:
一本尖锐地批评苏联制度的弊端和号召改革使苏联民主化和权力下放的小册子从乌克兰偷偷地传出来了。
乌克兰早已对来自莫斯科的俄罗斯统治怀有出自民族主义的愤慨。
署名“安东.科瓦尔”的小册子把对苏联人不满情绪的新浪潮推向前进。
科瓦尔的公开信在1969年4月份写完以后用打字机打成了小册子在乌克兰散发，现在这里不知道它造成了什么影响。某些乌克兰人(西方已知道他们的不满情绪)已被监禁。科瓦尔的公开信还提到了其他一些人，其中包括伊凡•久巴。
科瓦尔说，其余几百人，“他们既不是政治犯又不是刑事犯……正在受到剥夺某些公民权利的惩罚——失业和剥夺发表文章或向工人发表演说的机会，等等”。
科瓦尔的小册子要求乌克兰的苏维埃代表采取措施改变他所谓的不能令人满意的“经济、文化、知识和艺术状况”。
乌克兰民族主义又开始露出它的锋芒，新的一代受到1961年和1965一1966年两次逮捕浪潮的冲击。
1970年4月20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 “在苏联警察最近对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的镇压中，成百名知识分子受到严厉审查。大部分人的′罪名’是，例如藏有非苏联的乌克兰历史书，或者是写了歌颂乌克兰历史的文章。在经过秘密审讯后，若干人被送去劳改。”
英国路透社1972年1月14日报道:
保安警察本周在乌克兰分别进行了两次搜捕，逮捕了从事民族主义活动嫌疑的11个人。
在被捕的人中，有文学评论家伊凡.斯维特利奇内，他是1月13日在基辅被拘留的四人之一。据乌克兰的地下刊物《乌克兰信使》说，斯维特利奇内是国家安全委员会过去想使之信誉扫地的几个知识分子之一。
其余七人是1月11日在利沃夫被捕的。利沃夫是乌克兰西部的一个重要城市，通常被认为是民族主义最强烈的中心之一。
这些人士说，这七个人中包括记者乔尔诺维尔，他在写了一份关于乌克兰作家、教师和科学家15起以上的审讯案件的报告之后，于1967年11月曾被判处监禁三年。
乔尔诺维尔的关于1965一1966年冬季举行的这些审讯的报告曾分批输运出国，在西方若干家报纸上刊登，并以《乔尔诺维尔报告》为名作为一本书出版。
这些人士说，在最近的这些逮捕事件以前，乌克兰国家安全委员会进行了若干次搜查。被搜查的人中有文学评论家伊凡.久巴的家。
久巴和乔尔诺维尔曾经在1970年11月教师瓦金.莫罗兹审讯案中作为证人被传唤，但是他们拒绝作证。地下刊物《时事纪事》曾报道到莫罗兹审讯案，他因从事反苏宣传被判九年监禁，然后流放五年。
《时事纪事》说，莫罗兹受审判是因为他在故乡伊凡诺一弗兰科夫斯克市撰写和散发文章，其中的一篇谈到乌克兰民族主义。
《真理报》在一则关于利沃夫去年11月举行的党的一次会议的消息中抱怨说，(当地)没有作出足够的努力来消除那里的“民族主义残余”。
1972年3月13日英国《卫报》刊登的一篇文章说:
六十年代中期，一类新的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崭露头角了。他们主要是一些年轻的知识分子，许多人是共青团和共产党的有献身精神的成员。
不论他们是否是党团员，几乎全都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民主的社会主义者以及19世纪乌克兰文学的人道主义传统的继承者。他们不是用反苏语
言而是用法律语言来表示反对当局的具体政策的。
他们很像他们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同志，并不批评苏联现行法律和制度，而是批评常常违反苏联现行法律和制度的人: 警察、法院和书报检查官。
他们在反对强行俄罗斯化和要求给他们的国家以更大程度的文化自治权时，他们是严格按照宪法规定行事的，换言之，是在运用苏联宪法(第124条和第125条)赋予个人和民族集团的自由(言论自由)和合法地表达列宁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少数民族的权利的看法。
诚然，他们中有些人暗中表示，或者公开表示赞成建立一个单独的乌克兰国家，这又是以苏联宪法为依据的，苏联宪法第17条保障苏联各加盟共和国有分立权。
1965一1966年间，秘密警察拘留了他们当中的大约一百人，最后把其中的20人判处服劳役六个月至六年。
英国《泰晤士报》1972年6月28日报道:
在黑海之滨的敖德萨，5月14日至19日对微生物学家尼娜.斯特罗卡托娃和作家阿列克谢.里兹尼基夫进行了审讯。他们被控“进行反苏鼓动和宣传”，并被分别判处在劳改营关押四年和五年。
斯托罗卡托娃是乌克兰最有名的政治犯之一卡拉万茨基的妻子。卡拉万茨基是一位语言学家，他目前被关在弗拉基米尔监狱，在那里他写了一些文章和诗歌，其中的一些传到了西方。他定于1979年获释。
斯特罗卡托娃长期以来一直积极地为她丈夫辩护，这使得敖德萨的官方报纸《共产主义旗帜报》去年对她进行了攻击。该报断言，“尽管她早就了解她丈夫卡拉万茨基的反苏活动，但她仍然通过信件同他保持接触并(到监狱里)探访他。她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促使他停止反苏活动，她的行为事实上助长了这种活动”。
不久，斯特罗卡托娃就被解除了她在敖德萨医学研究所的工工作，随后于12月被捕。
英国《论坛》月刊1972年第七期的一篇文章中说:
据来自莫斯科的消息说，现在，苏联当局已确认存在着一个同外国有联系的、基础广泛的民族主义运动。一个乌克兰血统的比利时大学生在基辅公开发表的悔过书透露了这一消息。这个学生点出了五位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工作有牵连的乌克兰组织分子的名。据另外一些人士说，国家安全委员会已经选中乌克兰作为它对付“反苏民族主义”的运动中的主要目标。苏联地下刊物登满了有关在乌克兰进行逮捕和镇压的消息。看来，尽管官方进行了种种阻挠，但民族主义情绪正在苏联许多地区日益发展。
1977年2月14日《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报道:
苏联克格勃把一些人召去，要他们解释他们表现出来的”民族主义倾向”，这种事情在乌克兰发生过数百次。不过召人去的目的并不在此。
一个例子是：在敖德萨一个大学里有历史教授职务的沃罗列伊被解职了。他是乌克兰人。他受到了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指责，说他错误地阐述鲍格丹•赫麦利尼茨基所起的作用。赫麦利尼茨基是乌克兰17世纪的国务活动家，从事过决定乌克兰命运的与俄罗斯的合并。
另一个例子也说明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的压力：语言学教授伊凡•杜吉受到了指责，说他过分地注重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科罗连柯和陀思妥也夫斯基所起的作用。他奉命立即修改教学大纲，要把学生的注意力引到革命家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杜波罗留波夫所从事过的活动上来。普里索夫斯基教授和涅兹维斯基教授也被指责犯有类似的过失。
乌克兰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伊凡•久巴在他名扬于世的《国际主义还是俄罗斯化》一书中，对苏联当局对乌克兰人的镇压揭露甚多:
1965年8月底和9月初，在安•西尼亚夫斯基和尤.达尼埃尔被捕前一两周，在乌克兰发生了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因政治问题被捕的事情。9月4日，久巴连同维.乔尔诺维尔和瓦.斯杰斯在基辅乌克兰电影院向大众控诉、抗议这些逮捕。关于这些事，官方从未发表任何声明。许多知名人士——苏联最高苏维埃代表、列宁勋章和列宁奖金获得者等写信给乌克兰共产党中央委员会，询间了这些人的情况，但是没有得到任何答复。报纸上没有发表官方的明确声明，但是，关于逮捕“民族主义分子”的传闻却甚嚣尘上。久巴确信，被捕的人不是什么“民族主义分子”，而是真正关心乌克兰文化的人。他还亲眼见到许多“对乌克兰民族文化生活进行不断的、残忍的、荒唐的迫害”的事例。
斯大林死后，历届的苏联领导人虽然对“人民的敌人”的迫害从未中止，但有一种情况显示出专制者的淫威已开始式微，这就是死刑数量已经减少到每年个位、十位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力度已逞疲软状况。
(未完待续)
荀路 2022年11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