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世界留给中国的最后一个机会（2）
究竟是遇到了多大的委屈，让英国人壮起胆子敲了紫禁城的大门呢？
原来，虽然与中国贸易多年，但英国人只到过中国的一个城市，那就是广州。在广州，他们也只到过一个地方，那就是“十三行”。
200多年前，那些万里迢迢奔赴中国来的外商，虽然也腰缠万贯，到了中国之后处境是今天难以想象的可怜：
他们只能在每年夏天才被允许进入中国。来到广州后，他们不能住到广州城内，只准住在“十三行街”内，而且没事不允许外出。
除此之外，他们不许携带妻子一起来华，也不许找中国女人，只能干熬着。他们不许与普通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一旦和他们聊聊天，就会被视为“汉奸”。
特别是，中国政府从来不屑于与他们直接打交道。中华帝国从来没有过外交部，也没有管理外贸的政府机关。大清王朝的所有外贸事务，都由“十三行”这个民间机构经手。
所谓“十三行”，是中国政府指定的十三家中国商人，专门负责与外国人做生意。外国商人到达中国后，所有的货物都只能卖给十三行，不管他们给的价格比别人低多少。采购所有东西，都必须经过他们，不管他们如何提高价格，降低质量。外商在中国的所有行动，都要受十三行的监视约束，不得乱走一步，不得乱说一句话。如果他们在中国遇到什么困难，对中国外贸政策有什么不满，不得直接与中国地方政府联系，只能通过十三行向政府提出请求，而中国政府对这些转达来的请求大多数时候都不闻不问，不予理会。
所以，传统时代来到中国的外国商人，不但不是贵宾，反而有如囚徒，其原因自然是中国自古以来的轻商观念所致。中国人认为商人是四民之末，外夷又是人类之末，与之打交道失了天朝上国的体面。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自古以来的“防范”意识。虽然乐于吸引外国人朝贡，但中国人的“华夷”观念中还有另外一面，那就是“严华夷之防”。中华帝国需要的，主要是自我道德上的优越感，以及外夷精神上的服从，而不是从对外贸易中得到实惠。中国专制体制是有洁癖的，“里通外国”自古以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加给对手的惯用罪名。中国这个摊子已经够大了，如果不是巩固国防的需要，往往并没有扩张主义冲动。他们喜欢关起门来过日子，除了朝贡一途外，他们希望把外贸规模控制在最小限度之内，并且给外国商人设置重重阻碍，以给自己的铁打江山不添任何麻烦。
不但不希望外国人给帝国带来麻烦，甚至那些从事海外贸易的中国人也被统治者所厌恶。乾隆皇帝即位后的第五年，发生了荷兰人屠杀巴达维亚（今印尼雅加达）华侨的“红溪事件”，荷兰士兵和暴徒开始疯狂屠杀和洗劫巴达维亚华侨，纵火焚毁华侨住宅，屠杀持续了半个多月，一万多名无辜华侨的鲜血染红了巴城的溪流，故人们称这次惨绝人寰的事件为“红溪之役”。
翌年，福建巡抚将此事奏闻于朝廷。皇帝宣布：“内地违旨不听召回，甘心久住之辈，在天朝本应正法之人，其在外洋生事被害，孽由自取。”就是说，这些华侨本来是在国内不安分之人，违法私自出洋，被屠杀是自找倒霉。
在这种观念和知识水平下，清王朝高层对于自己的外贸发展水平，外贸国的数目，外贸商品的变化一概漠不关心，因此也一无所知。
外商在中国居住，生活上的委屈与侮辱是显而易见的。法国人拉佩鲁斯1787年曾在广东短暂停留，后来他写道：“人们在欧洲喝的每一杯茶无不渗透着在广东购茶的商人蒙受的羞辱……”马戛尔尼也表达了同样的沮丧心情：“我们在广东的代理商生活在一种屈从的状态下，与这个所谓的文明国度不相称。”
不过这不是主要问题。虽然所受的待遇如此苛刻，可是外国人还是对中国之行乐此不疲。原因很简单，利润。举一个简单的例子，从中国进口一磅茶叶，只要2个多先令，而在英国市面上，却可以卖到14个多先令。为了利润，老外可以把自己禁锢在十三行内，忍受寂寞，足不出户；可以抑制性欲，做苦行僧。天朝上国的所有这些关于生活起居的规定，他们都可以一闭眼，忍了。
可是，还有比这些更难以让他们忍受的：
因为对外贸易全部由广州十三行垄断，十三行就成了一个半官半商、不伦不类的机构。他们一手遮天，任意定价。他们充当着外国人与中国政府的中间人，在中国官员面前奴颜婢膝，唯唯诺诺，但对洋人却耀武扬威、风光无限。外商居住广州，一举一动都要接受他们的监督和管理。不明白缘由的洋人，尊称他们为“官”。海关官员每年都会向十三行索要大批贿赂，而这些都如数转嫁到外商头上。这是让洪仁辉们憋气的原因之一。
而更让他们痛苦的，则是中国官员们的勒索压榨。
中国政府不屑于与外商发生关系，这是体制所决定。不过，中国官员对外商带来的银子却无一例外非常感兴趣。广州海关是众所周知的肥缺，由于缺乏制约机制，他们拥有极为广泛的权利和毫无节制的贪欲。腰里装满银子又无法与正常中国社会发生联系的外商，在中国官员眼中就是一个个待宰的肥羊，无论他们怎么样痛宰，外国人都无法发出声音。广州海关的贪污腐败，在全国几乎是公开的秘密。历史上中国海关的关税水平一直不高，然而名目繁多的“计划外税收”却让外商难以承受。中国官员在贸易过程中，随意制定各种“陋规”，其数量远远超过了“正税”。各项明里暗里的费用加在一起，有时高达进口货物的20%。
根据尤拔世《粤海关改正归公规例册》记载，雍正年间到广州经商的洋船，每条船送给粤海关衙门的陋规多达68种名目，总计1950两白银。
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九月初四，奉旨查办广州海关的新柱在奏折中向皇帝列举了粤海关对外商收的种种“陋规”。
外商船舶到达中国后，要想上岸，要给各级官员交纳以下礼金：
丈量洋船收火足雇船银三十二两；
官礼银六百两（法兰西加一百两，苏喇减一百两）；
通事礼银一百两；
管事家人丈量开舱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规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十两，小包四两；
稿房规礼银一百一十二两，掌按贴写四两，小包二两八钱（内八钱掌按小包）；
单房规礼银二十四两，贴写二两，小包一两；
船房丈量规礼银二十四两，小包一两；
总巡馆丈量楼梯银六钱，又规银一两；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押船家人银八两；
四班头役银八两三钱二分；
库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一钱；
算房照钞银每两收银二分。
在中国采购货物，想要离港，要交纳：⑧思⑧兔⑧網⑧
管事家人收验舱放关礼银四十八两，小包四两；
库房收礼银一百二十两，贴写二十四两，小包四两；
稿房收礼银一百一十二两，贴写二十四小两，小包二两；
稿房收领牌银一两，小包二钱；
承发房收礼银四十两，小包一两四钱四分；
单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船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八两，小包一两；
票房收礼银二十四两，贴写六两，小包一两；
算房收礼银一两，小包五钱；
柬房收礼银十六两，贴写一两五钱，小包七钱二分；
签押官收礼银四两，小包二钱；
押船家人收银八两；
总巡馆水手收银一两；
虎门口收银五两，小包一两三钱二分；
东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西炮台口收银二两八钱八分，小包七钱二分；
黄埔口收银五两，小包七钱二分。（《新柱等奏各关口规礼名色请删改载于则例内折》，见《史料旬刊》）
这张清单是新柱简单调查后所列，而实际所收的，远比这些还要多。
广州海关之所以可以如此明目张胆地勒索外商，原因很简单，一是他们有垄断权，外商必须通过广州一地进行贸易。二是外商没有申诉权。中国政府规定外商不得直接与中国政府发生关系，只能通过十三行代转，这实际上就取消了外国人反映问题的权力。
数十年来，英国一直在想办法突破十三行的控制。
事实上，前两年，一贯敢于冒险的英国人曾经尝试过到中国别的地方开展贸易。
康熙年间，大清王朝结束海禁，开放对外贸易，在广州黄埔、福建厦门、浙江宁波和江苏云台山设立了四个外贸口岸。不过，外国人还是按明末惯例，只在广州贸易。宁波等港口作为开放港之一，很少有外国商船登陆的纪录，直到乾隆二十年（1755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实在受不了广州海关和十三行的种种限制克扣，壮着胆子，北上宁波直接采购茶叶和丝绸。
多年没见到外国人的宁波官员和商人对洪仁辉等人很热情，采购进行得很顺利。“洪仁辉船长和他的水手们抵达宁波，并受到热烈欢迎。回国时，洪仁辉船长带回了满舱的中国货物。”在宁波采购的茶叶比在广州买到的要便宜很多，而且船上的英国货在宁波也很受欢迎。在这个成功的开始后，英国商人来宁波越来越频繁。
然而两年过后，风云突变。“在1757年（乾隆二十二年），当他（洪仁辉）再次到达宁波时，中国人先让他等着，然后没收了他半船的货物，并不做任何解释就收缴了船上的所有火炮。”（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原来，频繁到达的英国船只让地方官很不安。他们上报了皇帝。
乾隆皇帝立刻警惕起来。
乾隆皇帝治理天下的秘诀就是收紧缰绳，强化控制。在他眼里，任何民间的自发性和主动性都是危险的。整个社会的每一个分子，都要归拢到政权的罗网之内。大清王朝的千秋万代，固若金汤，是他考虑一切问题的根本出发点。虽然重新启用宁波等港口，会给浙江经济带来推动，但是却给帝国的管理增加了不必要的麻烦。多开一个通商口岸，就让百姓多了一个里通外国的窗口。所以经过权衡，皇帝向地方官员下达谕旨：
向来洋船进口，俱由广东之澳门等处，其至浙江之宁波者甚少……于此复又多一市场，恐积久留居内者益众。海滨要地，殊非防微杜渐之道……盖本地牙行及通事人等，因夷商入口得从中取利，往往有私为招致者。此辈因缘觅利无有已时；即巡逻兵役人等，亦乐于夷船进口抽肥获利。在此时固不过小人逐利之常，然不加禁止，诚恐别滋事端，尤当时加体察。（《清高宗实录》）
皇帝发出谕旨，规定对外贸易依旧只能在广州进行。
刚刚从直接贸易中尝到甜头的英国人却不想再回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好不容易取得的突破对他们实在太重要了。
1733年，也就是乾隆即位的前两年，英国人发明了飞梭，揭开了工业革命的序幕。1764年，也就是乾隆二十九年，英国人又发明了新式纺车，纺织业异军突起，带领整个工业进入了一个全新时代。机器的大量采用，促使格拉斯哥大学的技师詹姆斯·瓦特开始改进纽科门的蒸汽机，使人类有史以来第一次摆脱了对畜力、风力和水力由来已久的依赖。而在这一年，乾隆进行了第三次南巡。
工业革命使英国迅速强大起来，英国人需要全世界的商品，更需要把自己制造出来的大量产品卖到全世界。从1698年至1775年，英国的进口商品和出口商品都增长到500%至600%之间。因为国民的普遍富裕，英国人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大量的中国茶叶。而英国人也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急于把自己生产的纺织品、钢铁产品及其他工业制成品卖到中国。（《全球通史》）
由于十三行的限制，多年来中英贸易处于严重不平衡状态。茶叶越来越成为欧洲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物品，但问题是，贸易的本质是交换。用什么来换取中国的茶叶？这是一个让英国人极为头痛的问题。英国本土出产的商品，很少能通过十三行在中国打开销路。从1786年到1829年，英国人八次把棉纺织品运到广州，结果都销路不佳。1821年那次英国商人带来英花呢4509匹，剪绒与天鹅绒416匹，在广州市场上拍卖脱手，结果赔本60%。（《林则徐“禁烟运动”新评》）
英国可以为中国皇室提供一些奢侈品，但市场需要量毕竟很少。除了在苏、浙一带棉花歉收时卖一点印度棉花外，英国人竟然找不到能卖给中国的东西。因此，英国人只能用现银来买中国茶叶。当时来广东的英国商船，船上只有10%是货物，另外90%以上都是现银。所以在中英贸易中，英国是连年绝对的逆差。从18世纪中叶起，白银一直占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输出货值的90%。这样巨大的贸易赤字他们实在承受不了。他们急切地想绕开十三行，亲自深入中国市场，了解中国老百姓到底需要什么。他们不相信，在全世界都受欢迎的“英国制造”，在中国会打不开销路。
因此，在宁波贸易的尝试被阻止后，生性不那么驯服的英国人实在忍不住了。他们选择了派洪仁辉向中国皇帝控诉他们的“委屈”，并直接提出多口通商这个铤而走险的要求。他们认为，中国皇帝是通情达理的，只不过多年来一直被广州海关所欺骗，不了解中外贸易中的种种实情。如果他们找到渠道把真实情况反映到皇帝那里，皇帝派人一调查，一切都会真相大白，因为广州海关的贪腐几乎是公开的秘密。英明的中国皇帝也许因此而彻底改革这种无论从哪个角度来看都十分不合理的外贸体制。
在天津等了7天，直到7月28日晚6时，洪仁辉终于等来了一名官员。他告诉洪仁辉，乾隆皇帝已经读了他的状纸。并且要他返回广州，听候皇帝派的专员在广州审理此事。
英国人的目的似乎达到了。读了这道状纸，乾隆大为光火。在与外国人的交往中，政治永远压倒经济，天朝上国的体面是第一位的。如今海关官员贪污腐败到逼得外国人沿海直抵京畿，闹嚷嚷来告御状，这是中国历史上从没有过的事情。
皇帝批示，涉外事件，必须高度重视。“事涉外夷，关系国体，务须彻底根究，以彰天朝宪典。”
为了彻查此事，皇帝命福建将军新柱、两广总督李侍尧审理此案。
洪仁辉暗自得意。中英贸易中积累了几十年的问题，终于有机会解决了。他将要成为英国外贸界的英雄人物。
两广总督李侍尧向以“能员”“干练”闻名。他的最大特点是能洞悉皇帝旨意中每一个字背后的意义。
此案事实清楚，并不需要太复杂的调查取证过程。广州海关的贪污事实很快被送达皇帝面前。据1759年新柱、李侍尧向皇帝汇报说，外商所述基本属实：“外洋番船进口，自官礼银起，至书吏、家人、通事、头役止，其规礼：火足、开舱、押船、丈量、贴写、小包等名色共38条。头绪紊如，实属冗难。”
李侍尧很快就做出了判决：
一是惩处腐败。以“失察”为名，将粤海关监督李永标革职查办；参与贪污勒索的粤海关役吏“杖流科罚”。
二是免除部分陋规。但是由于大部分陋规实际上是政府的半合法收入，故此将这部分合法化。“规礼名目，一概删除，合并核算。”
三是同意英国人提出的一个小小要求，就是带来的自己消费的食品和生活日用品免税。“番商食用所需，已征进口，所有出口税银，准予豁免。”
这三点都是英国人的要求。
接下来的判决，就大出英国人的意料了：
一是英国商人提出多口自由通商等从根本上改革中国外贸制度的要求被斩钉截铁地驳回，告以中华体制，不可变更。
二是处理“汉奸”。在派遣新柱、李侍尧处理此案时，皇帝就提出了一个问题：天朝向来严格控制外国人在中国的活动，以防他们对中国内政有所了解。如今外国人直接闯到天津大沽来告御状，显然是有中国人在背后给出主意，至少也是顾问。要不然，外国人怎么会对告御状这么门儿清？此事必须查清楚。
因此，李侍尧在调查广州海关的同时，倒将更多的精力用于调查到底哪些中国人在英国人告状过程中提供了帮助。
经过细致调查，两个人物被确认与此事件有关，一是执笔请愿书的四川人刘亚匾，一是与洪仁辉有密切交易关系的安徽商人汪圣仪父子。
皇帝命令，将替英国人写状子的刘亚匾砍头。汪圣仪依照“交结外夷罪”，被处以杖六十、徙一年的刑罚，以为其他敢于交通外国人的华人戒。
三是将敢于北上告御状的英国人洪仁辉抓起来，以“勾结内地奸民，代为列款，希图违例别通海口”的罪名，“在澳门圈禁三年，期满后驱逐出境”。
这就是典型的中国方式。中国政府处理民众上访，一直是这样的思路：一方面，惩戒不法官员；另一方面，对于上访者也绝不给好脸子，以免鼓励这种歪风。所有带头上访者，不管有理没理，最后从来没有好下场。
出了这样的事，皇帝认为是对外国人管理不严所致，他命令两广总督重新研究制定对外国人的管理办法。李侍尧精心制定了《防范夷商规条》，上报皇帝，立刻得到了批准。
这些规定有的是新订，有的是重申，具体内容如下：
按中国政府的规定，外商只能在每年五月份到十月份间这个贸易期内可以在中国广州停留进行贸易，其他时间必须回国，或者居于澳门，绝不许在广州过冬。
在广州期间，他们不许到外面租房住。所有已租房屋，必须退回。“十三行街”两边都要派人严守，禁止外国人随意出入。外国人只能在每月初八、十八、二十八三次，由中国商人组织，外出到指定地方参观学习一次。
外商不得任意与中国人交往，中国人也不许为外商提供信息。以前外商经常雇用中国人到浙江等地打听各种物价高低，民间俗称为“千里马”。中国政府得知后严厉禁止，一旦发现，则严拿究治。
外商除了“通事”和“买办”外，不得雇用其他中国人为他们服务。英国人说，“他们只能在地方官员佯作不知情的情况下才能雇用仆役”。
外商无事不许出门闲游，不能到广州城内观光，不得在江中划船取乐。
外商不得在中国进行板球、足球等体育活动。
外商出门，只能步行，不许坐轿。
外商不得学习汉语。刘亚匾被处死的罪名之一，就是教授夷人读书。（直至嘉庆年间的1807年，英籍教士马礼逊到广州学习汉语，还要遮住房间灯光，以保护他的中文教师。）
规定还重申，外商不许带老婆来中国。因为番妇袒胸露臂，有伤风化。另外，中国政府一贯不欢迎外国人在中国久住。如果携带妻儿老小一同住在中国，很容易乐不思蜀，欢送不走，平添不安定因素。
洪仁辉做梦也没想到，他自以为将留为后世传奇的上访就落得了这样的下场。外国商人的受约束状态进一步加剧，而他自己更是被关在澳门的囚牢里，苦苦熬了三年。天朝声威不可挑战，东印度公司的同仁们想尽了办法，也无济于事，只好任他一个人在中国人的监管下受苦。洪仁辉在写给英国同行的信中说：“我被关在一幢像笼子似的四间小房子里，全部门和窗都上锁，每晚七时，敲过锣和竹筒四五声后，即行上锁。早晨六时才开启，有两个人睡在室内，防我逃走。”
在另一封信里，他可怜巴巴地说：“我的脚浮肿很厉害，我不得不穿一双大鞋，在脚跟的三四英寸以上有色肿纹，在伸脚时非常疼痛，希望医生给一些药物治疗……”（《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
这就是中国和英国第一次交往的结果。
经过这次挫折，英国政府决定，必须派出使团，直接与中国政府建立联系，否则中英间的贸易问题永远无法解决。因此才有了开头的那篇禀文。
事实上，早在明朝万历十一年（1583年），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就怀抱着种种梦想，给中国皇帝写过一封小心翼翼的信，派遣商人纽伯莱送往中国，不幸的是，这封信在中途被葡萄牙人截获。
英国人无可奈何。那时的英国还是欧洲二流小国，只能任凭葡萄牙的欺负。
如今是今非昔比了。从万历十一年到乾隆五十七年（1792年），在二百多年的时间里，英国已经从一个无名小国崛起成为头号强国。1588年，英国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迈出了崛起的第一步。其后的英国革命结出了宪政之果，使英国率先在人类社会建立起了三权分立的宪政体制。宪政制度调动起了英国全国的活力。1652年到1674年间，英国连续多次打败了荷兰，将今天的美国彻底划入其殖民圈。1756年到1763年，通过七年战争，英国又彻底打败法国，将印度和加拿大归于自己的统治，成为海上霸主。此时的英国早已称雄欧洲，海外殖民地遍及全球。他们称自己为“世上最强大的国家”。虽然一个是小小三岛，另一个是世界上面积最大的国家。一个人口只有八百万，另一个人口多达三亿。但国势蒸蒸日上的英国人却认为他们有充分的底气来与东方巨人握握手了。
使团的团长是国王的亲戚、著名外交家马戛尔尼勋爵。这个使团规模十分庞大，成员多达七百人，这些人包括了外交官、学者、医师、画家、乐师、技师和仆役，当然还有水手和士兵。这个使团不但是到那时为止的英国历史上规模最庞大的，甚至也创下了欧洲历史的纪录。
使团的使命是与中国建立有史以来第一个正式的外交关系。英国人希望在中国设立大使馆，与中国互派大使。希望与中国签订一个外交条约，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
当然，英国最迫切的目标是促使中国政府改革外贸体制，允许英国商人自由贸易，以减轻中国官员对外商的剥削和刁难。除此之外，他们还有更大的胃口，他们还打算劝说中国开辟新的、更方便的港口来进行贸易，比如宁波和天津。如果一切顺利，他们还打算提出一个他们自己也感觉有点过分的要求：给英国人提供一个小岛，让英国商人堆放货物，并长年居住。此外，还有一个不是最重要的，却为全体欧洲人所关心的任务：“在不引起中国人怀疑的条件下，使团应该什么都看看，并对中国的实力做出准确的估计。”（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1792年，也就是乾隆五十七年九月二十六日上午，马戛尔尼使团分乘安装了六十四门火炮的战舰“狮子”号、巨大的三桅船“印度斯坦”号和一艘小型护卫舰“豺狼”号，从英国南部的朴茨茅斯港乘早潮出发了。
为了敲开中国的大门，英国人确实动足了脑筋。
多年来与中国官员打交道，使他们深知中国政府的骄傲自大和刚愎自用。他们知道，如果以外交谈判的架势前往中国，很可能被拒之门外。所以他们找了一个非常冠冕堂皇的借口——向乾隆皇帝祝寿。当官不打送礼的，给皇帝拜寿，应该会受到皇帝的亲自接见吧。
因此刚刚接到任命通知后，马戛尔尼就向英国外交大臣提出：“不要使北京朝廷感到意外，要先行通知特使行将到来，特别要发出声明，保证此行的目的不是强求改正过去所受的委屈，只是代表国王参加向皇帝祝贺八十大寿的庆典，并附带谈一下两国以后贸易的互利问题。”
对于使团的规模和座舰，英国人也是精心考虑。马戛尔尼认为，要使中国对英国重视起来，必须使使团的外表令人注目。“对付一个如此骄傲的朝廷，它对西方国家的力量与重要性无知，而坚持东方式的妄自尊大，就必须给予皇帝及其大臣以庄严华丽的印象。”（《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编年史》）所以他特意安排以兵舰作为大使座舰，并派轻装步兵和野战炮上船以作检阅之用，以直接展示英国军力。
在准备礼品过程中，他们更是费尽了苦心。他们知道，乾隆皇帝是一个喜欢西洋物品的人。他们也知道，其他欧洲国家的天主教士已经向中国传播了一些欧洲的科技产品。不过那都是一百年前的技术了。“天主教传教士未能把我们最现代的机器展示给中国人。把我们最新的发明如：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织布机介绍给中国人，准会让这个好奇而灵巧的民族高兴的。”（佩雷菲特《停滞的帝国——两个世界的撞击》）
他们要选择那些最能体现欧洲技术进步的产品，准备让中国人大吃一惊。
他们带上了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好东西：天体运行仪、地球仪、赫歇耳望远镜、帕克透镜、气压计等科学仪器；还有蒸汽机、棉纺机、梳理机和织布机等工业机器；也有吊灯、座钟、机织布料、韦奇伍德瓷器、带有减震装置的马车、用特种钢制作的刀剑等生活用品；也还有榴弹炮、迫击炮、卡宾枪、步枪、连发手枪等先进武器和装备有一百一十门火炮的巨型战舰“君王”号舰艇模型；另外还准备进行机械和光学示范以及热气球和复滑车表演，也准备进行陆军、炮兵表演和铜管乐队的演奏。
他们甚至还带去了一个热气球驾驶员，如果皇帝感兴趣，可以坐着英国的热气球到天上转一圈。那样，他就成为东半球第一个飞上天空的人。英国人充分相信，这些全人类文明的最新成果一定会让中国皇帝大开眼界，对欧洲人刮目相看。因为他们通过贸易深知，中国的工业还停留在中世纪时代，与英国的差距实在是不可以道里计。
英国人判断得很准。乾隆皇帝被这些还没有到来的礼品吊足了胃口。早在英国人到来前几个月，皇帝就已经降旨给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几省最高长官，命他们无论何时遇到英国船只，都要马上稳妥地护送进京，不得迟误：“海洋风帆无定，或于浙闽江苏山东等处近海口岸收泊，亦未可知。该督抚等如遇该国贡船到口，即将该贡使及贡物等项派委要员迅速护送进京，毋得稍有迟误。”
对于使团船只到天津之后的搬运问题，皇帝想得也很周到。他提前吩咐：“该贡船到达天津时，若大船难于进（海）口，着穆腾额预备小船，即将贡物拨运起岸，并派员同贡使先行进京。不可因大船难以进口，守候需时，致有耽延也。将此传谕各督抚知之。”
皇帝的心急火燎一目了然。
经过九个月的行驶，英国使团终于抵达了中国。1793年7月26日，他们抵达天津大沽口外。两位中国官员登上了“狮子”号。寒暄过后，他们开门见山地询问起“贡品”情况：“中国官员对于特使携带的礼品更是关心，正式请求先将礼品单送呈皇帝阅览。这项请求自始至终是中国方面所最关心的问题。所有同使节团沿途接触过的中国官员以及在广州同东印度公司代理人方面接触的中国驻广东官员无不提出这一个问题，足见他们对携带的礼品是如何的重视。”（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
并不是他们重视，而是他们知道皇帝心急。
如他们所愿，英国人提交了“贡品”名单和详细的说明。它们被迅速转交给了皇帝。
英国人到达北京时，皇帝正在承德。他的八十三岁生日将在这里举行。皇帝命人将运到北京的英国礼品画出图样，飞马送到承德供他观览。由于一些礼品太大，运输到承德可能损坏，皇帝特意指示，比较大的八件礼品在北京安装，其余那些，随“贡使”一起运到承德，让他先睹为快。
皇帝在承德等了几天，礼品图样一直没有送到，这引来性急的老皇帝一通训斥：
贡使于十七日到园，距今已有六日。今日本报到来，朕以金简等必将如何装饰，及西洋人并首领太监在旁观看，是否得其安装方法，大概情形分晰附本报具奏，乃竟无一言奏及，殊为不解！……金简、伊龄阿、徵俱着传旨申饬……仍着金简遵照昨降谕旨，逐一开具尺寸清单，一并迅速具奏，勿再迟延干咎。（《乾隆上谕档》）
皇帝对礼品的关注显然是一个鼓舞人心的消息，英国人把这个理解成对英帝国的重视。与此同时，皇帝在使团北上的一路上又下达了大量指示，指示地方官员对英国人给予最高标准的礼遇。这使英国人认为，这意味着中国人充分认识到了英国在世界上的分量。使团很有可能顺利完成使命，开辟中英贸易的坦途。
两个国家彼此的柔情蜜意一直持续到使团到达承德。
就是在这里，双方发生了第一次不愉快。原因是中国官员提出，马戛尔尼觐见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这让“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使节大吃一惊，他立马拒绝了这一要求。
误会从一开始就产生了。英国人采取了祝贺生日的伪装，而这很容易被中国人理解为称臣纳贡。而有中国特色的翻译环节，加重了这个误会。
传统中国对翻译的要求不仅仅是“准确”，那些对皇帝心思揣摩得十分透彻的中国翻译深知怎么样才能得到皇帝的欢心。所以在翻译时，他们往往将外国来文的语气加工得十分“恭顺”。前面提到的那篇皇帝读后认为情词极为恭顺的“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的呈文，其实原文并不怎么恭顺，翻译们却在汉文中添加了“谨呈天朝大人，恭请钧安”“虔叩天地保佑天朝大人福寿绵长”等原文中根本没有的“惯用语”。同样，英国国书经过中国翻译加工后，也味道大变。
国书的原文是这样的：
英王陛下奉天承运，事事以仁慈为怀，践祚以后，除随时注意保障自己本土的和平和安全，促进自己臣民的幸福、智慧和道德而外，并在可能范围内设法促使全人类同受其惠。在这种崇高精神的指导下，英国的军事威力虽然远及世界各方，但在取得胜利之后，英王陛下对于战败的敌人也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除了在一切方面超越前代增进自己臣民的繁荣幸福外，陛下也曾几次派遣本国最优秀学者组织远航旅行，作地理上的发现和探讨。此种举动绝非谋求扩充本国已经足以满足一切需要的非常广大的领土，亦非谋求获取国外财富，甚至并非谋求有益本国臣民的对外商业。陛下志在研究世界各地的出产，向落后地方交流技术及生活福利的知识，增进整个人类世界的知识水平。
改头换面之下，就成了如下内容：
咭唎国王热沃尔日敬奏中国大皇帝万万岁。热沃尔日第三世蒙天主恩，咭唎国大红毛及佛郎西依拜尔呢雅国王海主恭惟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本国知道中国地方甚大，管的百姓甚多，大皇帝的心里长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但中国的地方，连外国的地方都要保护他，他们又都心里悦服，内外安宁。各国所有各样学问各样技艺，大皇帝恩典都照管他们，叫他们尽心出力，又能长进生发、变通精妙。本国早有心要差人来，皆因本境周围地方俱不平安，耽搁多时。如今把四面的仇敌都平服了，本境平安，造了多少大船，差了多少明白的人漂洋到各处，并不是要想添自己的国土，自己的国土也够了；也不是为贪图买卖便宜，但为着要见识普天下各地方有多少处，各处事情物件可以彼此通融，别国的好处我们能得着，我们的好处别国也能行着。恐各处地方我们有知道不全的，也有全不知道的，从前的想头要知道，如今蒙天主的恩可办成了。要把各处禽兽草木土物各件都要知道，要把四方十界的物件各国互相交易，大家都得便宜。是以长想着要将各国的风俗礼法明白了。如今闻得各处只有中国大皇帝管的地方风俗礼法比别处更高，至精至妙，实在是头一处，各处也都赞美心服的，故此越发想念着来向化输诚。
翻译们自作主张，让英国国王在信中欢呼中国“大皇帝万万岁，应该坐殿万万年”，又删去信中英王说他自己“仁慈为怀”，关注臣民与全人类的幸福，及其军事威力强大，“远及世界各方”，对战败的敌人，“在最公平的条件下，给以同享和平的幸福”等语，反而把这样内容加在乾隆身上，改写成英王赞扬乾隆“大皇帝心里常把天下的事情、各处的人民时时照管”，不论中国人或外国人，大皇帝“恩典”，“都要保护”。
读了这样的译文，能不认为英国人是前来进贡的吗？
“平等精神”和“等级观念”，这是英国人和中国人的矛盾焦点所在。在英国人眼里，他们对中国进行的是一次平等的友好访问。而在中国人眼里，国际关系中根本没有平等二字。凡是到中国来者，都是向中国表达顺从。中国人处理国内事务时，以等级制度为原则来获得秩序。他们处理外交事务时，也依然如此。朝贡体系的核心精神是等级制度，是基于文明不平等而产生的政治不平等。
而马戛尔尼的头脑中，文明国家的外交是平等的。英国人是以英国绅士的姿态，挺着腰板来到中国的。航行几万里，只为了给中国皇帝磕个头，这对英国人来说是不可想象的。马戛尔尼使团的目的是“为了使整个东方向英国开放贸易，并使英中关系建立在条约的基础上”。那个时代英国人头脑里装着的是欧洲社会流行的启蒙运动的信念，那就是外交是为经济利益服务的，而扩大国际贸易对全世界都有益。欧洲人的贸易理论认为，自由贸易可以扩大生产，互通有无，提高就业水平，改善人类整体的福利。在起程之前，马戛尔尼说过这样慷慨激昂的话：“要使人类的知识更趋完善，不顾我们天性里的缺陷去建设一个幸福的社会，这就不光需要我们同中华帝国间建立起自由的、不受限制的关系。”这是典型的启蒙时代的话语。
因此，英国人说：“在地球上我们必须渴求的唯一东西是贸易自由。我们比地球上其他商业国家拥有更多的工业、更多的首创精神和更多的资本，除了开拓市场我们别无所求，让我们忠实地与对手开展竞争吧。”正是在这种信念下，马戛尔尼被授权向乾隆表述说“大英帝国除了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外别无所求”。（《中英通使二百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