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名字的由来
我是一个来自中国的人权捍卫者，同时也是一名批评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和习近平专制统治的独立作家。
刘昭阳这个名字取自三个人物，分别是刘晓波、林昭、赵紫阳。刘晓波是中国著名的人权捍卫者，2010年在狱中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林昭是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异议者，最后被中国政府判处死刑，她的墓志铭是“自由无价，生命有涯，宁为玉碎，以殉中华”。赵紫阳是1989年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然而他拒绝下令军队开枪镇压学生运动，因此被中国共产党软禁至死。
第一次与海关周旋：大难不死
中共的体制下也有好人。印象深刻的是，我在高中的时候看过一部电影，讲述东西德合并以后对前东德警察的审判。其中有提到，虽然警察是极权体制国家机器中的一个螺丝钉，是整个暴力机器中微不足道的一个组成部分，却仍然有一定的执行上的自由，即当他们把枪口对准翻越柏林墙投奔自由的东德人民，是可以枪口抬高一厘米的。
2018年夏，我在过罗湖口岸时也遇到了这样的警察。起因是我的一个朋友托我去香港带一本收录有他的诗的纪念刘晓波的诗集。我应允了，把书藏在单肩包里面。我每次过海关都有点惊恐发作，心跳加速，呼吸急促，深怕被警察拦截，深怕夜长梦多。
然而我还是被一个年轻的看起来二十来岁的男性警官拦截了。他翻查了我的全部行李，还是找到了我的书。然而，他翻看了书几下后，看到里面是诗，是纪念某一个人的诗，他居然转头去问他的同事，刘晓波是谁。他的同事也是一个二十来岁的年轻小伙子，居然回答说，哦，刘晓波嘛，没事的，没事的。于是他们就把书还给了我，让我走了。
我觉得自己很幸运，也认为遇到了传说中的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警官。我猜测那个不知道刘晓波是谁的警察可能是真的不知道，因为他还年轻，可能刚出来工作，也是中共网络防火墙下的囚徒，不知道刘晓波是谁。我猜测那个说刘晓波没事的警察，知道刘晓波是谁，但他选择枪口抬高一厘米，让我通过检查。我感谢他们，希望他们平安。
第二次与海关周旋：虎口脱险
然而一年过后，2019年的夏天，我就没有那么幸运了。时值香港反送中运动，有许多年轻人上街参与反对中国政府、要求民主的游行。我到香港拜会一些人权捍卫者朋友，也顺便帮朋友带书。我知道在这样的敏感时期，带书的风险极高，我很容易被警察搜查，然而我仍然决定冒险一试。
不过出于安全考虑，我没有再带刘晓波的书，我也不相信我每次都能遇到枪口抬高一厘米的警察。我带的是一本曾经是中共党员，后来移居香港的政治家的自传。我觉得既然作者曾经是中共党员，说不定公权力会网开一面呢！在前往深圳湾口岸的路上，我着手备份大量我在香港拍摄的游行照片到云端，然后删除本地照片，删除了与敏感人物的聊天记录和联系方式，登出了Apple ID，只留下一些无关痛痒的风景照。
过海关时我依然非常紧张，行色匆匆。我把书放在行李箱里。然而这次，一个年轻的看起来三十来岁的女警察还是拦下了我，检查了我的行李，发现了我的书。一个同样是三十来岁的男警察检查了我的书，说虽然我的书不在禁书名单上，但还是要没收，因为与政治有关。
然后另一名三十来岁的胖胖的警察要检查我的手机，要我交出手机密码。我抗拒了一下。然而他说，如果我不交出密码，他们可以让我在海关呆上二十四个小时，然后破解我的手机，并怀疑我的手机有不可告人的秘密。最终我还是交出了我的手机密码。然而他们检查到的只是一部比我处理过的干净的手机，因此无功而返。我最终获得自由，损失了书，在海关没收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和身份证号。
第一次去警察局
同样是2019年夏，我18岁，刚从香港回来，正在家和母亲及她爱人吃午饭，突然被两个警察敲开了房门。其中一位警察穿着警服，另一位警察是便衣。他们在没有出示传唤证和警官证的情况下强行把我们带到了我和我母亲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派出所里的警察有的穿着警服，有的穿着便服。我试图让自己记住穿着警服的警察的警号，然而却因为太过恐惧和慌张怎么也记不住。我惊恐发作了，我的脖子后颈非常紧张，身体僵硬，然而我还需要强作镇定，以与警察周旋。
谈话在一个警察的办公室进行，茶几上有很多烟头，一个警察开始给我泡茶，还特别给我介绍这是上好的龙井，公务特供茶，还关心我好不好喝。在中国，异议人士经常被警察请去派出所“喝茶”，我明白我也正在“喝茶”。我才刚刚成年，压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不知道他们要跟我谈什么，我会不会因为发言不慎而失去自由，也畏惧家人受到威胁。
警察开始说话，问我是不是刚刚去了香港？我才反应过来。2019年夏我接到了笔会的邀请到香港参加年会，但因为恐惧而未有参加。不过我还是用港澳通行证的七天旅游签到香港以旅游的名义拜访了一些政治异议者朋友。我明白我必须守口如瓶，坚持我去香港只是去旅游，不能牵连我的朋友，也是为了保障我的安全。
警察问我去香港做了什么？我一口咬定我只是去旅游。警察问我有没有参加非法的反政府的游行集会？时值香港反送中游行期间，几乎每一天香港都有大型的抗议活动，抗议香港政府试图通过允许引渡犯人到中国大陆的逃犯条例，争取真普选。我很厌恶说谎，恰好这是一个难得的对国家机关实话实说的机会。因为出于恐惧，我畏惧被监控摄像头或媒体拍到，我的确没有参加游行。我说我只是路过了。当时还有一小群中国人举着中国国旗抗议香港人的游行。
警察还威胁我要退出笔会，不然我会进监狱以及被限制出境。警察还告诉我，因为我17岁的时候就加入了笔会，我早就在他们的监控名单上了，只是当时我还未成年，太年轻，他们没有打扰我，现在我成年了，刚好我又在敏感时期去了香港，就特别来找我聊聊，防止我误入歧途，趁现在抢救我的思想。
派出所的所长也来了，所长穿着便服。令我印象最深的是，所长甚至跟我讲起1989年他的经历，当时北京发生了要求自由民主的学生运动，他也到所在地市政府前的广场参加了游行。然而当北京的游行被镇压后，他也乖乖地回了家，参与了工作，享受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红利，变得越来越富有，最后也成为了派出所所长，成为体制的既得利益者。他认为政府镇压游行是正当的，杀死大学生和市民可以让中国保持稳定，才能有之后高速的经济发展。听到这些言论，我不寒而栗，想要反驳，但又因为恐惧而克制住了。我只好附和着他的话语，不断地说“好”“好”“好”。
在谈话的尾声，一个警察还要我加他的微信，说要跟我当朋友。我没有勇气拒绝。傍晚时分他们开车送我和家人回家。我如释重负，想哭，却又哭不出来。我觉得我被侮辱了。我的世界观又受到了冲击。我阅读了很多人权捍卫者的故事，我知道中国的人权捍卫者面临着怎样的高压环境与风险，知道有朝一日我必须得跟警察打交道，但没想到我才刚刚成年，就必须得面对这一切。从来没有人教过我如何面对警察的胁迫，我只能自己去面对。
我压力大极了，也害怕极了。我甚至萌生退意，想着要不就销声匿迹吧，再也不在朋友圈和公众号上发表政治言论了，彻底退出笔会。然而我做不到。我知道六四事件彻底改变了我，我无法停止我跟这个杀人的政权作斗争。我想到当年在北京死去的大学生们，而我也是大学生，我当年如果在北京我肯定也会去广场，死的可能也是我。我想要为自己发声，为那些死去的大学生发声。一个用坦克镇压和平的学生运动的政权，不值得我捍卫。
警察约我吃饭
警察开车送我们回家之后，我收到了加了我微信的警察的消息，说要约我吃饭。我在Signal上问了我的人权捍卫者朋友们的意见。有人劝我不要去跟警察吃饭，警察只是要以吃饭的名义套我的话，了解我的思想，挖掘我的人脉。有人说不要怕，可以去吃，甚至还打趣地说，反正最后都是警察买单，等于是花了我们纳税人自己的钱吃饭了。由于每一天那个警察都给我发消息要跟我吃饭，我被骚扰得又烦又怕，最后还是答应了。
过了几天，那个警察开车到我的小区来接我去我家河对面的餐馆。本来十分钟的路因为晚高峰堵车的缘故硬是开了半个小时。他一路上跟我说他曾经去过新疆考察，他赞美新疆的安全环境，每隔几百米就有安检的机器和警察站岗巡逻，恐怖分子从此无处动手。我问他是不是隶属于派出所国内安全保卫大队的警察，他还喜出望外地表扬我，说他工作了十几二十年，跟许多工作对象都吃过饭，我是第一个能够完整叫出他单位名字的人。
这个警察很喜欢吃海鲜，跟我说人最重要的就是要开心，吃好吃的，他长得也挺胖，也有小孩，他还给我看他女儿的照片。他反复说他只是想要跟我当朋友。我们点了很多海鲜，有多宝鱼、蚝和螃蟹等等。可惜我不吃螃蟹，但我很喜欢吃多宝鱼。我本来不喝酒，也怕在酒精的加持下他会套我话，于是就拒绝了饮酒。最后我问他要不要去开发票，这样就可以找领导报销这顿饭钱，他嬉笑说不用了，这段饭就他请客了。我将信将疑。但我最终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因为我最终守口如瓶，没有出卖我的朋友，没有不小心透露我去香港的真实目的。
然而我再也不想跟警察吃饭了。因为在整个吃饭的过程中，我需要保持高度的紧张，生怕自己说错了话，透露了秘密，出卖了朋友，还要保持嬉皮笑脸，假装自己去香港真的只是旅游，假装自己还是还天真的小孩子，还有机会被共产党再教育改造，用他们的话说，“回头是岸”。
虽然我吃得很饱，我还有一种小小的罪恶感。因为最终警察的工资其实是我们纳税人的钱。我知道美国革命的其中一个精神就是无代表权不纳税。然而中国人民给中国政府纳税，中国政府用我们的税收对付中国人民、镇压中国人民。这实在是太令人伤心了，是我们中华民族的悲剧，是专制统治的恶性循环，是可悲的历史惯性。中国人民已经受专制统治数千年了！要知道，如今共产中国每年的维稳开支甚至大于军费开支，想到这里，我就觉得身为中国人很悲哀，生活在这个国家就不得不纳税，而纳税就等于支持了这个政权镇压我们自己。
第二次去警察局
2021初我旅居在广州西村朋友家，一月的某一天，作为人权捍卫者，我陪同我的一位女性朋友到她户籍所在地的广州白云派出所报警，因为她被一个二十几岁的男人性侵未遂。从警察局回来的那个夜晚大概八点多，在公交车上的我突然接到一个座机的来电，对方自称是广州西村派出所的警察，要我到派出所一趟。他说我必须今晚就到派出所，不然他们会上门带我到派出所，然后就报出了我在广州的居住地址。我怀疑是诈骗电话，便在网上查询了那个座机号码，发现确实是西村派出所的电话。我马上就惊恐发作了。
回到我的住处后，我又接到了电话催促我快点去警察局，我说我还没有吃晚饭能不能等一会儿。得到了肯定的回复。于是我到楼下的面店吃斋面。我打电话给我的人权捍卫者朋友，他在电话中安慰了我，因为他进过监狱，所以他用他自己跟警察打交道的经历告诉我一些注意事项，告诉我应有的权利，一定要小心留笔录，只要有一个字有出入都应该要求警察重写，不能轻易签字，因为一旦在笔录下签字就表明我认可了笔录内容的有效性。
到西村派出所后，一个四五十岁的没有头发的中年男警察带我进了他的办公室，要我坐下，神色凝重地问我是不是在微博上发表了一些不利于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言论。我坚持否认。然后他给我展示了我的微博截图，是我在2020年9月发布的一条微博，内容是关于“加速主义”和“倒车”的。“加速主义”和“倒车”是我们这些自称反贼的政治异议者的网络暗语，意指中国政府在加速毁灭，开历史的倒车。我辩解称，这只是我发表的针对一款网络赛车游行的玩后感。倒车和加速这些词汇是在形容游戏里我开车的感觉。他将信将疑，但还是将我的否认言论写进了笔录，并要我删掉微博。然而他居然没有查我手机。我在检查笔录无恙后签了字。
第二天下午我又接到电话，他们要我再去派出所一趟，原来是我要写保证书。到了派出所，我看到他们把我的微博言论打印出了二十几张纸，然后要我在每张纸底下签名，并写“我保证再也不发表此类言论”。一个大概三十来岁的警察一边抽烟一边跟我闲聊，问我现在住在广州，没有工作，是谁在给我钱？我猜他们是想套我话，看看有没有境外势力在支持我的生活。我说是我妈妈给我钱，我实话实说了，没有什么好隐瞒的。他说我真幸运啊，他20岁的时候已经要出去工作了。然后他就让我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