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维权事件
就在我滞港期间，毒奶粉事件受害者郭利（他自己也被奶粉厂家陷害，已不止是“受害者家长而且也是受害人了）也到了香港，希望在香港起诉毒奶粉企业。郭利只和媒体进行了沟通和尝试走法律途径，他走法律途径有没有成功不知道，但至少得到了媒体报道。我找的组织机构更多，却因籍籍无名等原因一败涂地。因郭利赴港，苹果日报中国组再次报道了他维权的事情（看新闻似乎苹果中国组以前报道过或至少联络过他）。这则新闻，最能看见我自己的影子。郭利被黑心企业陷害，我遭遇的校园暴力的表现就包括现实和网上的各种侮辱诽谤；郭利孤身一人寻求翻案、因毒奶粉事件维权，我也是独自呼吁防治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郭利在监狱受到殴打且只能默默忍着不吭声、其他犯人不允许和他说话、吃已坏掉的肉、有段时间承受在被单独监禁在类似地下室牢房的孤独之苦；我因维权抗争割腕，被关进精神病房受屈辱（后面还被关在警署羁留室受罪）（当然，我受的罪明显比他轻）……
而我和郭利最相似，也是郭利与我最痛心的是，朋友、亲属几乎都避而远之（我父亲也不支持我维权，我也是背着他做的），社会公众也没有任何协助与呼应。更糟的，如郭利所说，当他出狱后成功翻案，被宣判无罪后，打电话给朋友，“他身边的朋友全都不吱声了。“郭利说：”因为（作假）这个环境大家已经习惯了，突然有人说真话，大家觉得挺不可思议的。”而我在2008-2014年面对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而抗争时、2016年受到互联网圈子里黑社会式威胁时、2016-2018年维权和呼吁过程中，以及我从香港出院返陆后的各种遭遇，如知情者的沉默、旁观者的冷眼、朋友的抛弃、面对我乞求时的拒绝与鄙夷，无不反映着这个社会的冷漠与残忍。有必要再重复一遍索尔仁尼琴的话：“一个人要能够勇敢战斗，需要感觉到背后有庇护、侧翼有支持、脚底下有大地。”可我在战斗时，谁肯庇护我？支持在哪里？脚底下则是悬空的万丈深渊。为何中国社会如此可悲？仅仅只是因为专制统治吗？国家的崩坏，有几人无辜？
更讽刺的是，在讲述他的这些遭遇的新闻的微博评论区（大陆媒体也有报道，但相对于港媒，回避了部分内容），清一色（说99%都不夸张）都是支持他的言论，对他的维权赞不绝口，同情与怜惜铺天盖地。此外，还有一些批评他妻子、朋友冷血的评论也得到高赞。但是，这些评论者在现实中会如何对待郭利这样的人呢？我们根据日常经历，很明显可以判断出：网上这些很有正义感的网友，在现实中遇到郭利这样的受害者、遇到身边的这种不平事，几乎会和郭利的朋友一样（难道会不一样吗？），远离他，“不吱声”，至少也不会给予任何实际的支持和公开的声援；更不会去选择与受害者一道，同恶人、流氓团伙、强大的利益集团、邪恶和腐败的政府等各种恶势力作斗争。我自己就亲身经历过多次，例如本文开头提及的那起网络暴力中围观者的表现就是例子，此外还有更惨的情况。所以，这就和如今的国人批判文革和红卫兵一样，只会批评他人和不相干的事，而缺乏自省，更不会在现实中自我纠错与改变。“好人都在网上，坏人都在现场”，这话没错，也是国人、世人劣根性之一。国人不仅不能知行合一，反而知行分裂，口头上都很有正义感，却在涉及自己利益和需要实际付出的时候都选择自私自利、沉默不言；甚至“知”也可以分裂，“行”更可以分裂，总是使用双重标准评判不同的事情、对待远近亲疏强弱贫富不同的人，对自己与他人更是完全两套逻辑且丝毫不觉得可耻。这就如同“四人帮”批判林彪一伙、网友评论“小悦悦事件”中路人冷血无情一样，并不把自己的恶行或冷漠包括在批判范围内，也不知道或装着不知道自己同样在作恶或纵容作恶。
像郭利、我这样孤立而弱势的受害者，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受害者、“被精神病”和精神疾病患者等各种弱势受害者们，如何才能安全和更有力的维权呢？我在《校园暴力成因、危害及如何治理的思考》中有专门论述，现摘录（并略做增补）如下：
“第十，要有更多的社会组织和公益志愿者参与到防治校园暴力中来，校园暴力受害者及其家长也应该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就像现在一些活跃的环保、教育、科研的NGO一样，对于校园暴力问题，也需要社会广泛的参与。……其实我认为不止受校园暴力孩子的家人应该组织起来，现在社会上各种杀人、强奸、致残、被打砸、受敲诈勒索等暴力犯罪的受害者及其亲属也应该组织起来，组成例如“暴力犯罪受害者联合会”、“经济案件受害者互助同盟”等，即使具体遭遇往往大相径庭，但是有了组织就有力量，弱者（受害者不一定都是弱者，但是大多数情况下是）应该团结起来维护权益，这样才能和往往是政府机构及官员、地方强人、黑恶势力、企业（尤其国有企业又尤其其中的央企，例如金融、铁路、烟草、石油）、事业单位（例如医疗、教育）乃至其他有组织、有权有钱有关系后台的强势的加害者一方抗衡，不至于让法院的调解或判罚因为外力而不公、不让受害者在诉诸法律之后再受强势者欺凌、威胁、袭扰等对维权的各种阻挠。当然这也需要政府和社会上层（公民运动领袖、知名学者、媒体人、企业家、社会活动家等）的帮助，给这些人牵线搭桥，提供财力支持、信息支持、智力支持、舆论支持、法律援助，帮这些弱者构建互相沟通、声援的平台，让弱肉强食的社会稍稍能够平衡一些，不被野蛮时代的丛林法则残余过度的玷污当今时代的文明与秩序。”
当然，想实现以上这些，有待于制度的变革和公民社会的成熟。最重要的，还是改变冷漠自私的人心，在人民中树立关心公共利益、他人利益的公民意识。此外还要强调的一点是，受难者不缺少无用的、起哄般的鼓噪，缺少的是及时、切实、有力的支援。当然，旁观者的确没有强制性义务为抗争者提供物质支持。但是，作为一个公民、作为有良心的人，当我们看到郭利这样既是“弱者”又是“勇者”的人、大写的“人”，如果我们有一些物质基础，拿出哪怕年收入的千分之一、甚至可以更少点（是的，更少，不用更多，更多当然更好，可更少但拿出来也行啊）支持一下，难道真的很难吗？而且，如果人们能够团结互助，为敢于揭露社会黑暗、勇于抗争的人提供物质、精神支持，以及舆论声援、安全保障，最终也有利于自己与家人。就以郭利为例，他在客观上不就是为所有毒奶粉受害者讨公道吗？他的抗争让相关企业有所忌惮，让更多孩子免受毒害。对这样的人，我们难道不应该感谢并且提供物质上的支持吗？我为人人，人人为我，良性循环，人们才都能安全、幸福的生活。
（关于这件事，还要补充一点的是，郭利因曾是中产、知识阶层，通过努力至少部分得到了公道，例如服刑期满后提起诉讼得到无罪判决，但加害者依旧没有受罚，其也付出了五年牢狱之灾、工作丢失，身体和精神饱受摧残，当年担任翻译工作年薪百万的生活也回不来了，只能靠俭省节约的花微薄的残疾人补贴、低保，以及母亲接济的钱款度日。而还有更多没有郭利曾经的经济条件、知识和能力的弱势群体，连他这样半翻案的条件都没有。他/她们比郭利更悲惨，但却因为弱势，受难的没有生息、动静，就“残死如草不闻声”了。不要说他们本身贫穷卑贱缺乏条件，受难后遭受一系列打击如丧亲之痛、冤屈带来的心理创伤，以及抗争中的牢狱之灾、被关精神病院之后，人也就垮了废了，根本没机会去伸冤平反）
10.庆阳女学生跳楼事件
港媒对发生在大陆的这个事件还是花了不少篇幅报道的，尤其对围观起哄者的反应做了重点描述。包括香港人在内的许多海外民众之所以歧视大陆人，与部分大陆人总是做一些在相对文明的社会无法接受的恶行有很大关系（当然这并不代表对大陆人无差别的看待、进行歧视就是对的，相反我认为这不对，有原因不代表就对）。本事件大致情况是，甘肃庆阳一位女学生被教师猥亵，起诉至法院，但法院以情节轻微为由做出不起诉决定，学校也拒绝开除涉事教师，女孩因此得了抑郁症和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正常学习和生活，感到不公和绝望，因而要跳楼自杀。然而，她试图跳楼时，四周许多围观者叫好起哄，“你到底跳不跳啊”、“要跳就跳，果断一点”、“楼下好热，快跳啊，你到底跳不跳？”……等各种言语嘲讽、激将，甚至有人拍下现场视频传播，在视频解说中对女孩各种冷嘲热讽。最终，女孩挣脱营救的消防员，跳楼自杀身亡。
这种讥讽、嘲笑、激将、侮辱，我自己早已经历过许多次，其中有三次给我造成极大创伤，是我考学失败、前途被毁、患上抑郁症、走上自杀道路的主要原因。例如2012年初在河南师大附中，我受到各种歧视和欺凌，加上其他原因，一天晚上就站在墙边桌子上，许多同学都在拍照、起哄，让我去和有矛盾的人去决斗，别打扰他们学习（虽然这些人自习课根本不怎么学习）。后来还把我的照片传到QQ空间，各种辱骂讽刺……在我的《一个“特殊”学生的自述》中有具体讲述，在此不详述。所以，我很能理解这位女生的绝望。她之所以没有立即跳楼，就是还有求生的渴望，还希望得到人们的鼓励和温暖（很多自杀的人在自杀行动前都会这么想）。但是她换来的却是恶毒的嘲讽和激将。这也是我为什么选择自杀、为什么过不下去的原因：国人太冷血了，生活中处处都能感受的这种冰冷甚至恶毒，冷漠是常态，温暖才是例外。上面那条关于郭利的新闻不也是吗？
与郭利维权事件另一处惊人的相似是，庆阳跳楼事件曝光后，公共舆论场又是一边倒的谴责围观起哄者，却并不反思自己是否也是冷血残忍国人中的一员、有没有在现实或网上刻薄的对待过他人。看平日许多非明星名人的普通陌生人自杀事件新闻的微博和论坛评论下，“自杀请在家，方便你我他”等在文明法治的国家会被普遍谴责甚至足够入罪的仇恨言论不仅数量众多，还往往得到高赞，被顶到评论区上方。而且这次庆阳跳楼事件，之所以国人一致谴责围观起哄者，似乎因为发现女生是因遭受不公、被教师猥亵受屈而自杀，且自杀时没有“影响”到其他人，反而自杀过程中又受伤害，所以是个“完美受害者”。相反，如果是因为做了什么错事哪怕只有一丝一毫个人责任而自杀、自杀时打搅了一下别人的工作生活，死法不合群众的心意，就不会同情甚至恶语相加了（哪怕这个错小到拘留15天、罚款500元的惩罚都够不上（罪行够判5年、10年徒刑可以逼死吗？有权逼死吗？），甚至根本构不成违法犯罪）。例如北京地铁发生自杀事故后，地铁停运了一两个小时，就有许多人抱怨影响自己上班，谩骂自杀者。连一个平日心地相对善良、比较明白道理的Y姓女医生，且是一位有400万粉丝的实名大V，在地铁自杀事件后，都在微博上公开说“自杀能不能不影响别人”之类言辞（虽然她也补充解释说本不应这么冷血）。
更进一步的，还有网友集体逼死自杀者的，例如四川泸州某网友直播烧炭自杀，竟有上千留言逼他去死。“11时20分，小曾在微博上留言“老子不死了行不行？”40分钟内，数百条留言涌进了这条微博下方的评论，有人说“不行”，有人说“你赔我流量”，也有人说，“你必须死”。……也有网友试图阻止小曾自杀。@折原林也_琳是两名参与劝慰的网友之一。……@折原林也_琳看到更多的网友涌进了微博，咒骂的留言太多，每刷新一次就会多出一百多条。劝慰的声音瞬间被淹没……”（摘自新京报《95后少年：按不下停止键的自杀直播》）。
这种认为别人做一点错事、哪怕只是感觉不顺眼不完美、或稍稍影响到自己的生活，就觉得自杀不值得同情甚至讥讽咒骂的思想，普遍存在于国人心中，连平常的“好人”都是这样想，这才是比庆阳跳楼事件中围观者恶行更可怕的。因为前者得到普遍的认同、赞同，并时时处处都在发生，且对自杀者的恶毒言行大多没有被曝光批判，而是在暴民心照不宣的相互遮掩下，很快淹没在繁杂的生活中了（即便曝光又如何，就像新京报报道的这个事件，许多媒体都报道了，影响很大，但有任何一个起哄叫骂者（间接的杀人犯）被追究责任了吗？死去的生命还能追回吗？现在还有几个人记得这件事？逼死当事人的那些网民当时就一哄而散，如今有人为此忏悔、赎罪，用行善、劝诫他人不重蹈覆辙等实际行动弥补过失和罪恶吗？）。国人对自杀的人都如此对待，更何况对他人遭受其他不致死亡的磨难（哪怕生不如死）时的态度了。
对国人冷血、残忍的批判，我前面就讲了许多，后面还会提到，在此就不过多重复。我想说的是，人心为什么坏成这样？我在推特上曾经写过短评，在此可以略微展开来讲。庆阳女学生跳楼时一些围观者为何叫好？重庆公交女乘客为何抢方向盘/司机为何故意撞向大桥护栏？无数类似事件为什么不断发生？他们为什么要这么残忍、野蛮？至少其中一部分人的一部分原因，是他/她们的童年、少年、青年，乃至半辈子一辈子，都没有被温柔以待，而是不断受到伤害，如校园暴力、家庭暴力、网络暴力、职场暴力，而且没有得到公道和补偿，摧毁了他们的自尊心，埋下了怨愤和仇恨，最终转移发泄伤害，让社会陷入恶性循环。在互相伤害、斗争、羞辱中，人们也日益麻木，摧毁了人性中本应有的正常的是非观、感知力，变得愈发暴戾、阴损。我经受和见到听到的校园暴力、网络暴力，只是中国漫无边际丛林社会中的一小片洼地；全国的校园暴力与网络暴力，也仅是当今社会冷酷与暴力泛滥现状的一个侧面。如《天通苑小超市老板娘的日常》中描述的融入国人一举一动的欺凌、奸诈、阴暗，与更大的犯罪如黑社会欺凌百姓、体制性不公，共同构成了“残酷人民共和国”的丑恶日常。在没有法治和适当福利保障的丛林社会中，弱肉强食、冷血残酷成了生存和成功的通行证，对不公的抗拒与对丑恶的敏感、富有同情心与心地柔软，反是被欺负、被排挤、感到更多委屈与放大伤害、被剥削压榨的墓志铭。许多国人总是不懂得呵护他人的尊严，却擅长实施各种羞辱，摧毁他人的自尊心，以让他人感受到痛苦为乐、为荣、为能。当然，他们欺负的对象，绝大多数是相对更弱势的人。如鲁迅所说：“勇者愤怒，抽刃向更强者；怯者愤怒，却抽刃向更弱者。”国人总是欺软怕硬，不愿反抗强权和恶人，却把自己的怨毒发泄到更弱势者身上。“弱者”不仅包括残疾人和极端贫困者，只要和强者比，没有什么权势、社会地位不够高、金钱相对较少、人脉关系弱甚至形单影只、缺乏靠山和钻营的渠道……都是相对的弱势者，会被有优势的强者欺凌，如同动物世界的食物链一样残酷。
要想改变，就必须探析国人冷血残忍的根源，这需要正视、了解这些冷血思想和言行发生的原因，并想方设法去解决根本问题，而不是流于泛泛的批评、也不是对个别作恶者采取人肉搜索等以暴制暴的手段。当然，对涉及违法犯罪的冷血残忍行为，施加刑罚是必要的，但依旧治标不治本。许多人只看到中国人的冷漠、自私、狡诈、野蛮、残忍……却不去探寻国人为何变得这么坏，不去理解一切恶行的来龙去脉。经历和耳濡目染了各种丑恶和饱经创伤的国人，在没有法治和正义、平民阶层仍在为基本的生存而挣扎、中产阶级工作生活普遍缺乏安全感、社会矛盾尖锐的当代中国，怎么可能善良、温柔、待人和气与公正。不去修复世间的创伤、抚慰遭受屈辱的国人尤其弱势群体，没有建立民主法治的制度、充分而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国人的恨与恶就会无限恶性循环下去；摆脱暴力与仇恨的恶性循环，不仅仅要改变体制、改革教育，还要惩罚恶人，抚慰救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保护弱势群体，实现社会和解，达至文明的重生。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经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但可悲的是，这个过程现在在中国不仅还没启动，恰恰相反，国人之间的歧视、仇视、敌视愈演愈烈，在互害的深渊里越陷越深。
在这个社会如此残酷运转的过程中，许多人受极大的精神压力，丧失自信、尊严被摧毁、承受不了痛苦的重荷，被逼出抑郁症焦虑症等精神疾病，精神分裂、彻底发疯的自然也大有人在。越是弱者，越容易被欺凌，越没有回旋余地，越容易心理扭曲精神异常，最后发疯。而且，被逼出精神病的，恰恰是心理比较脆弱、善良的，如章诒和所说：“高贵的灵魂总是脆弱的”，许多被逼疯的普通人的灵魂不见得多么高贵（当然，上流社会的人也并不多么高贵，当今社会更是遍地精致利己、有才无德者），但是和那些性格冷酷、心肠恶毒、不为苦难所打动、能够在丛林社会里游刃有余的人比，显然前者（至少前者中很大一部分）是相对善良和值得同情的。篇幅所限，在此只举一例，并结合我个人的遭遇说明。
在知乎提问“精神病院发生过哪些细思恐极的真实事件”下，知乎用户“邓x长”（迄今10600多粉丝、41000多赞同、5900多感谢、7400多收藏，本回答得到26000赞同、有5500评论）曾因抑郁症自杀入院，在医院目睹了一幕绝望而悲惨的场景（重点用粗体标出。原文以排比格式写出，无句号），在此截取回答中的部分内容：
“……
我记得有个女生，被继父虐待强奸，后来疯了，但是也会有醒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白天就跟着照顾我的护士阿姨到处走，就是绑着绳子，她走哪里我走哪里，
我白天不会犯病，除非我妈给我打电话或者突然出现
所以说，我一直很特殊，有的新人的家长一直以为我是扮成精神病的护士
有次，那个女生发病后注射了镇定剂，我刚好跟着护士阿姨去拿药，然后护士在门外准备她需要的药品和食物，我站在门口，门上的小窗是打开的，能看到里面一切，也能听见声音
那女生突然醒了，然后不停地动，喊着，为什么要绑着我，为什么啊，然后一直说她继父是坏人为什么没有把他绑起来却要绑自己
护士阿姨就拉着我说去喊医生，说药效过得太快了
我就一直听到她在里面大哭，说为什么不把坏人抓起来
那个时候，是有多么的绝望，在一个小房间里，就那么哭着
其实很多时候，他们会突然清醒，然后发现自己被绑着，然后陷入黑暗，然后当你发现的时候，他又疯疯癫癫了
……”
而我呢？一心为了呼吁防治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希望让更多孩子不再重蹈我的覆辙，因而奋力抗争。但社会各界不去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却把我关进精神病房，让我失去自由、被污名化，这难道不荒唐和可悲吗？我相信，因为受伤害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如上面这位被捆绑的女生，也例如我，在中国是很多很多的，我在一些维权的网站和圈子也都看见过许多案例。相当大比例被关进精神病院的国人中，在外面社会就是受害者，且往往受伤害很久很深，然后才得了精神病或者“被精神病”，国家、社会、亲属、朋友、老师、同学、同事没有去保护和抚慰，没有帮助他/她们走出伤痛重新生活，反而让他们陷入新的苦难，失去自由，甚至终身都生不如死的在精神病房度过，再也看不见外面自由的世界、再也不能过正常的生活。就像这位被继父性侵的女生，原本应该是可以通过一系列心理和药物治疗修复创伤、回归社会重建生活，或至少在庇护所之类救助机构，在部分、短期限制其自由的前提下（以免因其精神状况发生意外），安全、自由而有尊严的活下去。但如今的中国，她这种情况不仅得不到救助，反而被关进精神病院再受折磨。这样违背人道的社会现实，和造成这种丑恶现实的制度，难道不应该改变吗？参与、放任弱势者在遭虐的恶性循环中毁灭的国民，难道不应该忏悔、反思吗？
“无情者伤人，有情者自伤”，在中国这种道德逆淘汰的社会，坏人通过欺负他人、挤占夺取他人的利益神清气爽，名利双收；而许多因外部的、后天的因素患上精神疾病的人，普遍是受到各种伤害的人、至少是无辜无罪的人，却往往会被关进精神病院，如同在监狱一样没有自由，受到欺凌和虐待。这种荒谬的现实必须要改变，要尽快改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