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特朗普和金正恩在新加坡的会晤
特金会是我住院期间世界上影响最大的新闻，无论香港报纸还是电视新闻，都密集报道了此事，病房里的电视新闻节目不断循环播放二人握手和会谈的视频。不过这特大新闻反倒与我没什么直接关系。但是现在想来，也有一些感想。对特朗普，我持很负面的看法，这个在此不展开讲，后面我还会提到。至于金正恩，众所周知，他是朝鲜第三代独裁者，与其祖父和父亲一样，将治下的大多数人民置于地狱般的处境之中。仅仅在1990年代，朝鲜就有少则数十万多则上百万人死于饥饿。而遍布朝鲜的集中营更在制造累累罪恶，就如《平壤水族馆》中叙述的那样可怕。而国际社会总把朝鲜核问题放在首要位置，却对朝鲜人权问题相对忽略，甚至为前者牺牲后者。我想，当金三风风光光与特朗普握手时，死于其家族世袭暴政的朝鲜死难者灵魂何安？至今仍没有自由和处在饥馑状态下挣扎求生的九成以上的朝鲜人民又作何感想？只谈核问题而完全回避人权灾难的特金会取得成功，是朝鲜的福音吗？还是金氏家族得到了继续奴役人民的护身符？
7.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和卡车司机罢工事件、大陆医院医生违规操作致病人感染艾滋事件
港媒对中国大陆的报道，总体较少，且不同媒体所占篇幅不同。报道中国大陆新闻最多的，是倾向反共的苹果日报，至少占到主要新闻板块的五分之一。而亲建制的星岛日报就相对较少。至于电视新闻，则很少提及大陆，偶尔只有关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新闻，是当作国际新闻来报道的。
镇江老兵维权事件、卡车司机罢工事件性质类似，就放在一起说吧。两起事件都是大陆非政治性的维权事件，港媒的报道也算比较详细了。例如镇江老兵大半夜被殴打、扔到沟渠里、不允许战友去医院探视等。关于卡车司机串联罢工，也报道了一些细节。在大陆媒体几乎无法报道任何集体维权事件的情况下，香港媒体的报道，起到了一个很重要的窗口性作用，有助于港人及有条件看到港媒的大陆人知晓这些在大陆被封锁的消息、对大陆的黑暗面有具体的了解和更多的关注。
还有一件在苹果日报看到的新闻同样值得说一下，就是大陆一位医生因为违规操作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事件。我重获自由后，又将在并病房里看到的该新闻做了更详细的查询。据报道，浙江省中医院医生赵金方严重违反“一人一管一抛弃”的职业规定，致使5人感染艾滋病，其中竟然还有两人已经怀孕。此事在内地曾长期被封锁，只有如新华社等少量报道，直到判决书公开才大规模曝光。而最后的判决结果是，仅仅以“医疗事故罪”将赵判处有期徒刑2年6个月（这说明：1.医疗事故罪罪名量刑很轻；2.没有使用“以危险方式危害公共安全罪”。合理吗？）。而其他责任人仅仅是各种警告、免职（相当于暂避风头）处分，无一被开除党籍、开除公职。而受害的5个生命，和另外两个即将成为生命的胎儿，则都毁掉了。如此轻罪重罚，是非常荒谬可怕的。
因为我比较关注社会新闻，加上我好几个家人（奶奶、父亲、姑姑）都在医疗系统工作，而我又和报道医疗方面的记者有过接触，所以对于医疗界一些内情有所了解。关于这件事，我在推特上有过评论，整理一下搬到这里吧。
相对于公检法和其他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和理工技术人员违法犯罪，有时造成的后果并不亚于政府和高官，但这些“非权力机构”和“非官员”的罪责往往会被轻视、忽视。他们违法行为难道可能比政府部门的失职渎职情况少吗？但他们同样有着和政府类似的特权帐幕。例如医患冲突和司乘冲突，当然需要就事论事，根据每件事是非曲直做孰是孰非的判断。但我个人在总体上是会更多批评医方司方的。因为无论是医生还是司机，都是有一定的环境优势、技术优势，甚至可称为“权力优势”的。当然细分明显医生更具备此特征。医司类似于政府，患乘则像老百姓，双方资源力量是不对等的。因此医疗人员违法犯罪往往难以被追责，追责后也受罚很轻。例如杭州输血导致艾滋事件，医生只被判了两年多，这还是闹大了才处理。如此重罪轻罚，自然有恃无恐。社会地位较高的理工中产俨然成了次级特权阶层。
中国理工网医界常年存在的各种乱象没有得到充分重视，一方面是因为中国政府的专制、渎职，及缺乏法治的大环境，另一方面是自由派等社会批判者过度集中于关注政治乱象而忽视了工业、IT、科教文卫等以精英和中产为主体的行业和领域违法犯罪的泛滥（甚至许多自由派自己就是这些行业中产岗位的既得利益者），在政府和平民间出现了对以上机构人士批判与管制的真空带，导致社会关注的不足与社会治理的缺位。这是非常可怕的，因为这些行业组织是一个国家的躯干，是弱于政府但强于平民的既得利益团体，一旦作恶或发生严重过失，其利用技术垄断和信息不对称的优势隐瞒、变造事实，政府又不作为、司法腐败、中上层勾结和枉法，老百姓就会深受其害而无力申冤。而这又会助长这些“次级特权阶层”的违法犯罪。这种恶劣状况亟待改变。例如，要促进相关行业和其服务对象话语权的对等，让冲突双方的声音都能被社会听到，才可能公平公正的解决各种纠纷。而第三方的监管与仲裁机制的建立健全及其实质化中立化，更是重要且必要的、不可或缺的。
（我个人对医生并没什么恶感，我遇到的绝大多数医生反而都不错，例如在河南和外省好几个城市和县城的医院、社区医疗服务中心，我体弱多病多次打针输液甚至住院，医护大都挺好的。但是有些重病医院就不一样了，例如北京、郑州那些大医院的各种医患冲突、医疗事故，以及一些医护人员恶劣的态度、言论、行为。在香港东区医院这里，也只有卢伟杰一个护士很恶劣，其他的人没有表现出特别坏，最多是有的比较冷漠、缺乏尊重和礼貌。但够的上非常恶劣的只有卢伟杰一个人。但我也不能因为自己在大陆各医院就医相对较好的经历去抹除其他病人和家属的痛苦。如今医患双方在舆论场（例如知乎、微博等各互联网平台）的声音完全不对等，医护人员都是抱团讲一面理，垄断话语权，实在太嚣张了。还有例如前面提到过的“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张洋，以及北京积水潭医院的医生“烧伤超人阿宝”宁方刚等人就是沆瀣一气、狼狈为奸、颠倒黑白，疯狂攻击谩骂对医护人员进行批评的记者、患方及其他人士，是嚣张跋扈的典型。2016年，正值习近平政权疯狂打压维权人士、民间公益组织和维权组织纷纷被取缔时，“中国医疗自媒体联盟”宣布成立。“医自盟”的成立是习近平时代倾向强势一方的社会达尔文政策的衍生物，并和将医疗纠纷中的“医闹”打成“黑恶势力”相辅相成，加剧了医患之间权力、话语权的不对等（患者方面就没有也不会被允许组建“维权联盟”、“患方自媒体联盟“）。医护人员在医患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有着远多于绝大多数患方的金钱、人脉、人数（暴力）优势，更有医疗卫生部门的权力后盾（甚至医院自己就是一个“准权力机构”并有着依医院级别和规模而不等的大量资源和人脉），以及更关键（也往往是致命且难以制约的）专业技术及其医疗纠纷诠释上几乎完全的垄断性话语权。他们利用以上诸般优势欺凌弱势方，然后还反而把和他们有纠纷的病人和家属全都打成“医闹”，把自己说成白莲花，我才在医患关系方面发言。对于这些恃强凌弱的，我非常痛恨。我很看不惯某一方借助一些特殊优势欺凌弱势，无论是政府还是黑恶势力还是别的利益集团）
关于前两件新闻和我的关系、看了这三件新闻后我的感想，前述《个人情况说明》中的一段话恰好可以应答：
“4.校园暴力受害者数量众多、程度严重，但是都处于孤立无援、被社会严重忽视的状态。其他的受害者都有组织，无论是讨薪教师、上访退伍兵、女权活动者、基督教会成员……他们都有组织、能够互相通气和声援，一旦有人被捕被打，就能被社会广泛知悉。但是像我这样的校园暴力、家庭暴力之类的受害者，是没有办法被外面了解和声援的。一旦被抓，就出不来了。
这也是我在建议书中提到为什么要建立防治校园暴力的NGO、让校园暴力受害者组织起来、让公民们都参与防治校园暴力的原因。他们需要组织起来，更准确说是需要被组织起来，因为他们自己没有能力组织起来，普遍处于孤立无援、眼睁睁看着、等着自己受欺凌却无能为力的状态。
5.校园暴力受害者与《熔炉》中的残疾孩子类似，是属于必须有外力介入、他人帮助才能维权、正常生活的人（群体），他们与有自主维权能力的工人、教徒、退伍军人并不一样，他们缺乏求助、组织、谋生、对抗的能力，无法自己去维权，必须要有非受害者也就是作为成年人的社会活动人士、普通公民等的帮助与声援。”
而以上这些话，也基本适用于因维权、家庭矛盾等“被精神病”者和真的精神病人，尤其被强制关押在精神病院的人。面对强大的、傲慢的、垄断专业话语权的医疗机构，及其中医护人员组成的利益共同体，这些“被精神病”者和精神病人同样、甚至更迫切需要他人的帮助，需要被组织起来，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
8.港铁沙中线丑闻
关于港铁沙中线丑闻，也是病房电视新闻中循环播放的要闻，在两大报纸上同样占据大量篇幅。因它涉及到许多技术性问题，我就不多讲新闻本身如何了，只讲讲感想。
第一，香港的法治、权力制衡、舆论监督，对于曝光和问责这类问题作用重大。如果在大陆，这种没有造成严重后果的“小事”，基本不会被曝光，引不起什么风波。在大陆，哪怕死人了，如果不是死在大城市或者死的不是大城市户籍居民、死亡人数不太多，都很难引起舆论的广泛关注和相关机构的问责。相对于港媒对“剪短钢筋”这么件不算太大的事密集的报道，大陆也就天津大爆炸和七二三动车事故有这种报道规模，而且要受审查和限制。至于反对派问责什么的，大陆自然是零。所以，虽然这些年香港民主自由萎缩，但至少在民生问题和非政治性事件的处置上，香港比大陆还是好太多太多。
第二，无论大陆还是香港，包括知名企业在内的各种强大利益集团的嘴脸都很丑恶。我当时看到关于沙中线丑闻的新闻，还以为港铁肯定竹筒倒豆子承认各种过错。但是现在查阅维基百科上相关信息，发现与大陆许多人和机构一样，同样各种撒谎、搪塞、隐瞒事实，很是丑陋。所以，人性恶的一面根深蒂固，有权有势有钱的人、知名企业等利益集团同样如此，而且危害更大。他/它们看起来很有社会地位、权威和知名度，但却匿藏着丑恶的另一面。同样，学校对校园暴力、精神病院对病房中医护人员的不当甚至违法犯罪行为、养老院幼儿园对虐老虐童行为，也会想方设法隐瞒真相、掩盖丑闻、避重就轻，而不是承认过错或罪行并去解决问题。如大陆涉及虐童的红黄蓝事件和携程幼儿园事件，如香港频发的虐老风波，均是如此。
第三，沙中线事件其实并不十分严重，只是有一些安全隐患，但是却引发广泛关注；但是每天大陆和香港都有的性侵犯、家庭暴力、校园暴力、虐待老人及精神病人与残疾人等弱势群体的事情，当事人承受着巨大的苦难，却无法引起社会同样的关注。这说明，人还是倾向于关注涉及自己的利益，而忽视他人的痛苦。地铁人人都坐，自然担心安危，哪怕出的问题并不很危险；弱势群体生活状态恶劣，相当大比例的弱势群体还被残酷虐待，但弱势群体是少数，主流人群就事不关己了。
例如大陆上访者朱永健，就曾被关押在苏州市吴中区精神病院（苏州是中国最发达的江浙沪地区最富有和市民文明素养最高的城市之一），受到严重虐待。据人权组织“中国人权捍卫者（CHRD）”撰写的《“最黑暗的角落”–中国精神病非自愿收治滥用报告》所述，“精神病院里面的生活条件非常恶劣。因上访被关进精神病院的肉店老板朱永健说：“他们里面的饭很难吃，我根本吃不进去，简直就不是人吃的，我想猪都不会愿意吃那种食物。再加上我被用大单的方式捆了2次，身体难受的要命，体重肯定会减轻的。”“大单就是双腿双脚捆紧，绑在床尾，再把两个胳膊拉紧，紧紧绑在床头，把人的身体就等于是拉长了，你说那种感觉能好受的了吗？太惨无人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能做出这样的事情来。”（关于病房伙食的描述，与前面提到的例子描述吻合，看来大陆精神病房住院者伙食条件极差很普遍，哪怕在苏州这样江浙地带的大都市也是如此）
可这样的事情，在大陆却悄无声息。除了是因为涉及上访媒体无法介入等因素，公民对弱势群体权利的普遍淡漠，也是原因之一。绝大多数在精神病院遭受虐待的人，并非因为上访，而是其他非政治性原因，我前面举有例子，后面还会列举。人们关注奶粉、疫苗丑闻，是因为他们也有孩子；他们不关注精神病人和残疾人权利，是因为他们家没有精神病人或残疾人，或者有也被他们送到精神病院当累赘抛弃了（关于这种情况，我后面还会引用权威文章讲述）。自私和冷漠，是人类精神的癌细胞，不去除，就会扩散、病变，让人与人之间充满隔阂与仇恨，对缺乏独立抗争能力的弱势群体、边缘人群的伤害是毁灭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