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我的长篇影评和历史评述文章《〈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全文主要记述和评论的是朝鲜半岛/朝韩民族近现代的革命史、朝鲜和韩国的现状及对比、中国近现代革命史述评及与朝鲜半岛的对比、汉民族与朝韩民族命运的对比。而对与中韩颇有类似的越南，也作为一个支线章节加以述评。
1945年日本投降、“雅尔塔体系”建立后，伴随着资本主义/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共产主义/极权主义的对立，中国、朝鲜半岛、越南，都发生了血腥的内战，国家分裂、同胞相残。其中，越南的战争持续时间最长，数百万越南人死于战争、迫害、饥荒。越南在1975年实现了国家统一，但这让越南民族有更多人生活在压迫与贫困中。虽然1986年越南“革新开放”，经济有所发展、统治也趋和缓，但越南人民仍在困苦中挣扎。
越南的分治之殇与统一之苦：越南命运的幸与不幸、外部的干预与撤离、历史的转折、精英的反思与大众的麻木、民族继续迷惘与挣扎
在朝鲜半岛的西南方向，越过黄海、东海、南海，或穿过中国大陆，又一个和中国大陆地理相连、和中华文明密切相关的半岛–中南半岛，它最东侧的国家–越南，与朝鲜半岛有着惊人相似的一段历史，但又在各种机缘巧合、个人主观奋斗、外国势力的来去……等综合影响下，有着与朝鲜半岛不同的命运与阶段性结局。
越南，其历史的悠久不亚于朝鲜/高丽，也长期作为中原王朝的臣属、中华文明的支翼，缔造了“南国小中华”的灿烂文明。而近现代，越南各路志士仁人，也都投入到民族救亡和国家现代化的进程中。后来成为敌人的胡志明和吴廷琰，当年都是有志拯救祖国的青年，为民族的解放与振兴而四处奔波。其实他们之后也未忘却初心，只是走上了不同的、各自认为可以拯救越南民族的道路。
相对于长期遭受日本侵害和殖民的朝鲜半岛，越南在近代大多数时期是法国殖民地。日军短暂的入侵和统治，打乱了法国在中南半岛的殖民体系，但二战后法国人即卷土重来。而刚刚取得中国大陆控制权的中共，则成为胡志明领导的越盟（“越南独立同盟会”）和越共（在1976年之前正式名称为“越南劳动党”，但各方一般都以“越共”称之）的坚实后盾。
在中共的军事援助下，越军击败了劳师远征的法军，并控制了北纬17度线以北的越南。而南方则被吴廷琰领导的反共势力控制。而北越和南越的政权性质及对比，与中共和国府、朝鲜与韩国，是颇为类似的。
南越的吴廷琰政权被北部、中国、社会主义阵营污名为“法国、美国帝国主义的傀儡”，其实并不是事实，相反它是虽受美国等西方列强支持、但归根结底拥有独立主权的民族主义政权。它比北越更加强调越南民族的民族属性和国家利益，并且和同属反共阵营的柬埔寨朗诺政权等，一直因领土等问题而冲突，表明它是很在乎国家利益的。它依靠法国和美国，当然主要是为了对付由中国和苏联支持的北越的威胁。它虽然充满腐败和暴力，民主也流于形式，但是社会环境及国民个人有着相当程度的自由空间。无论是市场经济还是言论自由，在南越虽都不健全，却顽强存在。
不过，吴廷琰政权镇压各路势力，包括屠杀佛教徒和左翼知识分子，让这个政权污点巨大。释广德自焚的映像、南越警察局长枪决越共俘虏的照片，让世界都知晓和震惊。而吴廷琰也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死亡。
而北方的胡志明领导的越盟政权，性质与中国、苏联、朝鲜等社会主义政权几乎无二，但其专制性和残暴性却低许多。这很大程度在于作为越南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胡志明本人，是一个相对宽厚、和蔼、善良的政治家，且较为清心寡欲，而非斯大林、毛泽东、金日成那样权欲熏心、残忍嗜杀、不择手段的暴君枭雄。这也很大程度影响了整个越盟/越共的政治风气。越共政权内部的暴力清洗较少，党内民主氛围较浓。即便胡志明拥有压倒性影响力，也并未独断专行。
但南北越根本上的对立关系，未因双方一些有益因子而改变，反而因种种原因比朝韩关系更加互不相容、你死我活。名义上双方都在强调基于民意与和平的国家统一，但现实中都频繁使用暴力和阴谋，对内部清除异己巩固专制、对敌方控制的另半部越南图谋鲸吞。
而美国也逐渐取代法国，成为南越政权的保护人，并最终亲自“下场”干预，激化了越南各方的矛盾，陷入长达十多年的战火之中。不像在美国被称为“被遗忘的战争”的朝鲜战争，越南战争成为当时从青年到老年几代美国人的历史记忆，相关的媒体报道、影视作品、社会运动层出不穷。而在这些反思和压力下，已付出5万多名美军死亡、数十万美军受伤代价的美国政府，最终在1973年从越南全面撤军。而撤军两年后，美国更是放弃了对南越政权的保护。
1975年，此时由黎笋领导的北越政权发动统一战争。丧失美国支持的南越军队，凭借美国遗留的武器和资源，仍然进行了数月可歌可泣的抵抗，节节抗争。但最终，1975年4月30日，西贡陷落，越南被越共政权所统一。
西贡的攻克，不仅标志着越共政权成功统一了越南，在当时还被广泛视为共产主义势力达到新的高峰、全球共产主义革命将全面胜利的标志。美国等外国的国民及部分越南官民，在西贡陷落最后一刻仓皇撤退和逃亡的影像，似乎象征着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及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没落。
在西贡陷落前两周，柬埔寨的红色高棉也攻占了金边，朗诺政权灭亡。1975年12月，老挝左翼势力也占领万象，取得了老挝革命的胜利，也意味着印支三国全部落入左翼势力之手。而1970年代中期的苏联，其势力范围也达到鼎盛，在中东、拉美、非洲、南亚四处扩张其势力范围和影响力。而西方各国内部的左翼运动也已持续多年，积淀到了最高程度。此时的世界，真的几乎就是“赤旗插遍全球”了。
但无论越南自身，还是全球的共产主义事业，都在“西贡攻克/陷落”这一巅峰后极速下坠。其实，北越政权从1945年建立后，控制区域就长期处于战争破坏和政治损害下。无论是法军、美军的轰炸破坏，还是越共实行的极左经济政策，都让越南经济萎靡不振，没有大规模发生饥荒仅仅是因为红河三角洲得天独厚的资源禀赋。而南越同样遭受各种残酷的暴力冲突和政治动荡，经济虽明显好于北越，但同样相对其他东南亚国家（如泰国、马来西亚）贫穷。
越共占领南越、统一全国后，即在南越强制进行土地改革和所有制改革，全面公有化、集体化，并废止各种私营企业、没收资本家财产、没收地主富农土地。越共政权还把数十万前南越军警、公务员、地主资本家等投入劳改营。这极大打击了越南经济民生，工农业全告崩溃，国民赤贫化急剧加速，社会动荡不安。数百万越南人通过乘船等方式“投奔怒海”，前往香港、东南亚、欧美等国，过程中发生各种残酷的悲剧。
此后的越共当局，决定开启类似于中国“改革开放”的“革新开放”政策，放弃了曾经坚持的全盘公有制和完全计划经济，允许私经济和个体经营的存在，并在农村允许家庭自耕和副业生产，对外则开放投资和进出口。而“革新开放”的推行已是1986年，取得明显成果则已到了1990年代及之后。在1975-1980年代中期的约十余年间，越南经济几乎是崩溃状态。
越共虽然统一了越南全境、赢得了与南越民族主义政权（及背后美国支持者）搏斗的最终胜利，但对于越南的发展建设、民生改善，其实是输了。而“革新开放”虽挽回了国家完全崩溃的颓势，但迄今成就也是有限的。而且“革新开放”恰恰意味着越共放弃了原教旨化的共产主义理想，在坚持一党专制下实行了实际的资本主义经济，共产主义则仅仅被作为空头支票而束之高阁。
而国际共运，同样在1970年代后半期至此后的十多年里极速下坠。苏联在1970年代的强盛，更多是因为石油经济的拉抬和旧有基底的回光返照。1980年代的苏联经济萧条、民生凋敝，政治上暮气沉沉、老人政治沉疴日重，社会丧失活力。而整个苏东集团几乎均是如此。戈尔巴乔夫曾试图力挽狂澜，但反而加剧了内部矛盾，东欧剧变、苏联解体，耸立世界数十年的庞然大物轰然倒塌，以暴力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手段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艰辛探索”历程也彻底破灭。
在西方，1960-1970年代风起云涌的左翼运动，也日益消沉。文化上，基督教保守主义复兴，人们重新拾起了传统，而不再想着破除一切；政治经济上，随着撒切尔、里根的执政，代表资本主义新模式的“新自由主义”大行其道，务实政治也超越了理想主义外交；西方思想界也更多在反思曾经对苏联的盲目崇拜、对人道民主的忽视。而弗朗西斯·福山更是提出“民主终结论”，认为世界将普遍采用西方式的自由民主体制，世界制度竞争似乎已有了最终答案。
而在亚非拉等第三世界，共产主义运动也日渐消退。在中国，邓小平的“改革开放”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显然是抛弃了共产主义，拥抱了务实主义。在拉美，激进的暴力共产革命被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平抗争路线取代，“光辉道路”和“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等煊赫一时的左翼暴力组织的势力逐渐被削弱、逐渐走向没落。而非洲受苏联扶植的若干左翼政权，也逐渐在理论上社会民主主义化，而现实里它们更多是寡头统治下的独裁体制（或只有低质量民主）的政权，与共产主义理想本来就大相径庭。而东南亚曾经火热的共运，如泰国、马来西亚、印尼等国的左翼力量，被各地民族主义势力与西方帝国主义联合绞杀。
最令人唏嘘的，是越南的邻国柬埔寨。波尔布特领导的红色高棉，在西贡陷落前夕占领了金边。但它没有像越共整体上赦免了南越政权人士（最多只是送进劳改营）那样相对宽容，而是对柬埔寨朗诺政权大开杀戒，并逐渐扩大到几乎所有知识分子、社会精英、城市居民、农村富裕阶层。在红色高棉统治的三年多时间内，约150万柬埔寨人被屠杀，占柬埔寨人口四分之一。而终止屠杀的，是与红色高棉曾是革命同志、又有国家利益冲突、并谋求地区霸权野心的越共政权。无论是占领柬埔寨的越共，还是逐渐得知真相的整个世界，都震惊于柬埔寨惨绝人寰的普遍性屠杀，惊讶于一些地方的共产主义势力灭绝人性到如此程度、共产主义理想被挪用和扭曲下造成了如此的恶果。
相对于毗邻的柬埔寨被红色高棉几乎毁灭的惨状，越共治下的越南，似乎还颇“说得过去”，并没有大规模的屠杀，政治清洗规模较小且手段相对“文明”许多（大多数只是被要求参与工农业劳动、接受再教育。虽然也有一些人被处决、许多人病饿而死，或死于逃亡国外的途中（如电影《投奔怒海》中的演绎）），没有中国那样大规模的政治运动。和金家朝鲜相比，政治和社会环境可谓颇为“宽松”了。在1980年代中期“革新开放”后，经济社会更是取得很大发展，成为东南亚的后起之秀。
但根本上，越南的状况与中国类似，是一个专制国家，国民普遍缺乏政治权利和自由，越共一党垄断了各项权力，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被扼杀，政治异见人士稀少且被迫害。而经济上，虽然越南近年来有了长足发展，民生也得到改善，但仍是世界上较为贫困落后的国家，人均GDP落后于大多数东南亚国家，也低于人均同样不高的中国。这些年的发展很大程度也是此前残酷破坏下的补偿性增长，并不值得过于夸耀。而越南国民福利保障水平也很差，无论城市乡村都有大量贫困人口，许多人为求生而移民或偷渡至欧美日港台等世界各地。
而越南经济上的有限成就，很大程度也恰恰是建立在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上的，而非越共从建立以来宣扬的共产主义理念和政策的成果。而越南经济发展下贫富分化、权贵贪腐、裙带关系等丑恶，同样反映了越共政权并未能阻止各种似乎只有在资本主义或农业专制主义社会下才会出现的丑恶。
那么，共产主义革命、流血牺牲数百万人，却换得这样的现实，又是为了什么？对此，有一些越南人在反思。在《越南：世界史的失语者》一书中就列举了不少例子。例如越南作曲家范维就在《两个军人的故事》这首歌中泣诉：“在泛红的破晓，两名军人为越南而相杀！为越南而相杀！”而另一在越南更加著名、可谓家喻户晓的音乐家郑公山，其作品也在反思战争的残酷无情、对越南军民的戕害。
而越共军人出身的作家鲍宁，更是以亲身经历写出了对越共进行数十年战争、死亡枕藉、国家化为焦土，最终却一无所获的悲愤控诉。在他的代表作《战争哀歌》中，他借小说中士兵的口控诉：“流了这么多血，牺牲了这么多人，所为何来？”
另一位女性作家杨秋香，则以女性视角控诉了战争的罪恶、越共政权各种行为的残暴。她的激烈控诉，让相对开明的越共总书记阮文灵都难以忍受、暴跳如雷，并被阮文灵开除党籍和流放。
而他/她们的反思、疑问、哀痛，也是有良心的苏共、中共、朝鲜劳动党等政权中一些有见识和反思精神的干部、知识分子、工农所思所想的。俄国内战、国共内战、朝鲜战争，多少死亡与破坏，各种被冠以“失误”与“弯路”的惨烈悲剧，所为何来？
越南知识分子的这些反思是可贵的。但这对于越南国家民族，是远远不够的。越南的知识分子如同漂浮在河上的荷叶，的确是生机勃勃的。但大多数越南民众，则被掩盖在河面下的浊水中，浑浑噩噩的生活与死亡。而底层的弱势者的悲苦，则如河底泥泞般不得见光了。血腥的战争和残酷的生存环境，普遍的贫穷和缺乏知识，让越南人更多是隐忍、沉默、得过且过。这和既享有自由民主又安定富足、公民意识强烈、常年参与社会运动的韩国民众，是完全不同的。
在美国越战电影《现代启示录》中，借被视为恶魔般的美军上校科兹之口谈到：美军士兵难以承受战争的残酷，一方面被要求有道德感和责任心，另一方面却又要他们杀人不眨眼，许多美军做不到，所以发疯了；而越南人，可以一边和家人作为平民一样正常生活，一边又可以没有心理负担的杀人，甚至砍掉许多接种了美国疫苗的越南孩子的手臂、堆成一堆。
而另一部电影《猎鹿人》中的美军士兵尼克，被俘时被越军强迫使用左轮手枪玩“俄罗斯轮盘”死亡游戏。虽然他和同伴最终杀死越军、逃出生天，但尼克却无法从“俄罗斯轮盘”游戏中挣脱，沉浸其中，最终死于一次“俄罗斯轮盘”游戏中。而那些经常以“俄罗斯轮盘”戏弄战俘的越军，却不会纠结于这样的游戏。无论美军死去，还是同伴丧生，他们都习以为常。
越南人民军领袖武元甲在法越战争结束后曾说过：““全世界每一分钟都有成千上万的人死亡，一百，一千，一万，成千上万的人的死亡，为了革命与国家的统一，即使他们是我们的同胞，也算不得什么。”而后来的对美战争，北越从上到下，同样秉承如此的观念行事。
越共正是依靠如此的强悍、无情、摒弃同理心，不怕人命的牺牲、不畏美好的破碎、无视一切物质与精神的损耗，生生的熬走了美军。
这些越南人如钢铁般坚硬而无感情，其实是一种精神麻木和道德沉沦。当然，战争下他们也只能这样做，并没有咀嚼痛苦和心灵反思的条件和平台。美国在越南阵亡4.6万、受伤15万，全美国做了无数哀悼与反思，成百上千的经典电影皆取材于越战相关，深深改变了一代美国人的思想与命运，并影响至今。而越南人，在战争中死亡超过一百万，受伤和致残者数百万，国土化为焦土，但整个国家、人民大众的主体，并没有普遍而深彻的反思。这恰恰是因为，战争对越南人太过于残酷、物质损耗和心灵毁损过重，如今也普遍没有摆脱战争创伤及导致的国弱民贫。
而越共军队及越南人民付出如此巨大的代价，的确换来了国家的统一。相对于仍然处于分离状态的中国、朝韩，越南民族在1975年就实现了国家统一的梦想。但由越共统治的越南全境，却在上演着上述那些悲剧。
而越共统一了越南，也为历史留下了一个巨大的谜团：它所推翻的南越威权自由主义政权–越南共和国，在另一条时间线上，如果没有被北越吞并，是否可能成为韩国那样的、和台湾香港新加坡并列的、亚洲又一个腾飞而发达的“小龙”？
很多人都以南越政权的腐败、专制、暴力来否定它。但其实这颇受了中国官方宣传的影响，以及将西方媒体在越战期间对南越政权批判夸大后，产生的与事实有很大差距的印象。
事实上，越南共和国（南越）的经济，一直是好于北越的，在东南亚的表现也属中游。无论城市的工商业，还是乡村的农业，都颇具活力。在越南战争（从1961年南北冲突扩大化、南方游击战活力增强、美国直接介入，至1975年被北越吞并）之前，南越曾经有过经济迅猛发展的时期。而后来战争的爆发和扩大化，对南越经济造成很大打击。但即便如此，在美国的资金与技术支援下，南越经济仍然保持繁荣。这对于一个战争期间的国家，已颇为不易。被吞并前的南越经济繁荣程度，不亚于同时期已开始经济起飞的韩国。到了1970年代上半期即南越政权末期，南越仍然在保持经济增长、出口额还有所增加。
而在政治和国民自由度上，南越的确并不算一个充分民主自由的国家，但是它仍然有着其他任何列宁斯大林式国家多的多的自由，以及民主的基本框架。相对于思想单一、文化凋敝、国民整齐划一的北越，南越公民起码西贡等大城市居民权利自由都得到一定的保障，社会环境宽松。虽然吴廷琰时期曾残酷镇压佛教徒等群体，但并非对所有公民一律高压，且在吴廷琰死后镇压力度就大大减少。而南越政权强烈的军人专制特性，很大程度也在于它处于战争期间的不得已。
南越的一切和同时期的韩国相比，基本都不逊色甚至略好于韩。尤其考虑到南越处于战争状态、大面积的国土被游击队控制，能做到如此程度，南越政权中的政治家/政客、军人、技术官僚，基本都是尽了力。而1975年北越入侵后，南越军队并没有像中国的国共内战中国民党那样，除了辽沈和淮海战役外皆普遍不战而降，而是坚定的打了下去，从顺化、岘港，到春禄、邦美蜀，与北越军血战、节节抗击直到西贡陷落。
这些都说明了，南越也算一个颇有骨气的政权，成员也是人才辈出。“人才辈出”并非讽刺而是真言。如今的国人总是以成败论英雄，加上当事人本就有的污点，于是无论吴廷琰及其弟弟吴廷瑈、弟媳“瑈夫人”陈丽春，还是阮文绍、杨文明、阮高祺等南越政治人物，被鄙夷的似乎一无是处、猥琐狼狈。但其实，如果和韩国那些大名鼎鼎的政治人物如朴正熙、全斗焕、白善烨等相比，未必就差到哪里去。如果南越没有灭亡，这些政治人物及其后继者的大戏，也会引人入胜。而其他许多知识分子、劳工、妇女，也都会在有一定自由的环境下脱颖而出，各展风采、在历史激流中挥洒与激扬。这些风云人物也会让北纬17°线以南的越南有着与当今不同、但几乎必然更加繁荣和多样的面貌。在经济、民生、政治、社会文化上，即便不如韩国，也几乎一定是远好于如今越共统治的整个越南。开放社会，无论如何都胜于极权垄断。
但是，北越的吞并、越共的统治，让这一切只存在于假想之中。如今包括原南越统治区在内的整个越南，都笼罩在越共政权的巨手下，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几乎为零，政治民主也流于形式。经济上一定程度的发展，只是让人们沉浸在纸醉金迷中。这与中国颇是类似。越南自古称为“小中华”（包括自称和被称），本是指其传承了汉文明的溢美之词，如今却讽刺的象征着它是一个缩小版的中共中国。极权的垄断和制压，摧毁了多样性与活力，即便仍有许多俊才英杰，也早已入了越共“彀中”，成为官僚、打手、御用文人。官办的工会和妇女组织，并不能充分捍卫她/他们的权利，更无法给她/他们带来自由解放。
当然，如果和金家朝鲜相比，越南还是让人欣慰。这也要归功于胡志明、阮文灵等越共领袖个人的品格和政治选择。越南人民，仍然还有一定自由，还能奔向世界谋求出路。它的今日仍然不算暗淡，未来也还有希望。
而越南和韩国相比，当然在政治、人权、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皆完全不在同一层级。韩国仅有半岛半壁、民族骨肉分离，但其繁盛比肩美欧日；越南国家一统，却反而将全国都罩进极权牢笼。“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民族的命运，就是这样的悲辛和复杂。
而北越之所以能一统南越，也和美国乃至整个西方强烈的反战思潮、人道主义价值观颇有关系。越战的残酷通过影像、文字、口口相传，让二战后生活在相对和平幸福中的美欧民众产生强烈的反战情绪。他们既不想看到美军的死亡，也不想美军杀戮越共在内的越南人。“要做爱，不要作战”，强烈的反战声音与当时美欧的民权运动合流，最终促成了美军的撤出。
这的确让美国人不再于越南流血和死亡，美国人也不再杀戮越南人。但这导致南越政权丧失了依靠，越共政权才得以一统越南。当时的越共领导人黎笋之所以敢撕毁于1973年签订的、尊重南越主权的停战协定–《巴黎协定》，很大程度就是因为其知道美国人普遍憎恨战争，不愿再重新卷入越战泥潭。黎笋的判断显然是正确的。而隔壁柬埔寨朗诺政权倒台、红色高棉攻占金边，同样和反战浪潮下美国战略收缩、放弃了对扶植的右翼政权支持有关。
而那些反战人士，欢欣鼓舞于反战运动的胜利，却忽视了美军撤退后，被极权势力侵略的国家国民的悲惨。越南的劳改营和“投奔怒海”的路途上，数十万人悲惨死去，许多家庭骨肉分离。专制与贫穷笼罩下的越南，民众之苦不亚于越战期间。而社会的多元性和思想文化发展，更是夭折和毁坏。而越南邻国柬埔寨，更是发生了红色高棉将占人口总数四分之一的约150万国民“自我屠杀”的惊世悲剧，死亡人数超过美军在中南半岛造成的死亡总和的数倍（且美军杀死的大多数是武装部队，平民只占少部分。越共和柬共杀害及致死的大多数是平民，还有一部分是已放下武器的军警）。
而专制极权统治国家后，不谈这些在特定时期的屠杀，其种种日常暴行直接和间接造成的国民生命丧失、权利被剥夺、言论被钳制、社会失去活力和多元性，种种人权损害造成的损失，更是巨量而难以计数。
还有，西方进步人士、左翼分子，总是对越共等标榜自己为社会主义、被压迫民族解放者的左翼力量抱有好感，将他们视为对抗帝国主义、资本主义、大国霸凌的正义力量。他们却忽略了越共、柬共等势力的极权属性和暴力特征，其所作所为比美国和法国等殖民者更加残暴，权力垄断和社会控制更是远甚于南越威权政权、柬埔寨朗诺军人政权、老挝王室政权等右翼专制政权，与美欧的民主与开放程度更是完全无法比拟。
越共柬共等势力固然扮演了反抗帝国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弱势抗争者角色，但其对待国民的残酷程度却远胜于还将一些人道和底线的欧美、有一定社会自由的右翼政权。而知识分子则相对更加丧失自由和悲惨。如西方左翼思想家萨特，就支持包括越共在内世界各地左翼势力的反帝反殖运动，可他在越南的朋友陈德滔，却被越共政权迫害，折磨的死去活来。而西方著名左派思想家乔姆斯基，还曾经为红色高棉各种暴行辩护（还一度非常怀疑红色高棉大屠杀的真实性），认为红色高棉相对美国是弱势者，一些暴力行为是美国霸凌所逼、应该被同情和宽容。可红色高棉种种屠杀行为远超防卫外敌和内患的必要限度，且其屠杀对象大多数都是平民包括老弱妇孺（且99%以上为本国人）。在柬埔寨人民面前，红色高棉才是强势的统治者、霸凌者、屠夫。他们也并没有为民族带来解放，人民反而被套上了更沉重的枷锁并以各种悲惨方式生活和死去。
西方进步人士对越共柬共的同情支持，与其对苏共、中共、朝鲜劳动党等势力曾经的支持同情，是类似的逻辑，也陷入了相同的误区，造成了雷同的恶果。这些西方左翼势力尤其进步知识分子，本心的确是好的，但客观上却成为了披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外衣的各国残暴集团夺取权力、戕害人民的帮凶。
美欧反战人士和左翼势力的呼喊和对美欧本国政权的抗争，虽然让短时间内的美国人、越南人、东南亚各国人，都避免了一些因战争、国际冲突、外部干预造成的死亡和痛苦，还让越南实现了国家民族统一，但却让千千万万中南半岛的人民沦陷于极权，“短痛”变成“长痛”。而这些邪恶政权的存在，也成为世界自由民主、和平进步的巨大威胁。
而由民主自由势力主导的民族统一，只有西德对东德的一统。哪怕其分离也持续数十年，期间多少苦难与哀伤。一堵柏林墙，多少人为穿越它而殒命其旁。所幸的是，1989年柏林墙被万众推倒，次年两德统一。这既是民族情感与凝聚力的胜利，更是自由民主的胜利。
而朝韩、中国，何日实现民主统一？已统一的越南，又何日能够实现民主化、保障国民自由和人权呢？现在并没有明确的答案。相反，如今的世界，进步浪潮退去，保守民粹大兴，中国的政治更是极速倒退。这样的情势下，中国、朝鲜半岛、越南，都难以实现全境的自由民主。
关于越南的分裂和残杀，还有特别值得提及和注意的一件事。越战期间，韩国派遣了数量仅次于美军的地面部队参与了战争。这既是与台湾、南越同病相怜共同防共的需要，也是美日韩军事同盟须尽的义务。相对于略讲一些人道的美军，韩军对待越南军民包括老弱妇孺极为残酷无情，经常使用残酷手段（类似于“三光政策”）虐杀战俘、平民、妇女儿童，屠戮镇甸村庄，韩军参与强奸妇女等暴行的比例也远超美军。在这些韩军身上，可以看到残虐至极的、皇道军国主义的旧日本军队的影子。
韩国一方面曾受日本残酷殖民，1970年代也未摆脱日殖阴影，本民族也发生了同胞相残的巨大悲剧。但韩国的军人，却又去另一处同样民族分裂、同胞相残的国家，参与战争与杀戮，去压迫更加弱势的民族。被强者压迫者，去压迫更弱者，既可悯、又可恨、更可悲。
韩军在越南的这些暴行，曾经被长期尘封，直到韩国民主化时才逐渐公开并得到韩国各界关注。后来，金大中、文在寅等韩国政要都以委婉形式表达了道歉之意。
而日本一些政客，借机声称日韩历史上皆有包括性暴行在内的战争罪行，以图为日本/日军远较韩国人/韩军残酷、大规模、持久的战争罪行尤其性暴行开脱。日本右翼势力的这种说辞，也故意忽略正是他们的殖民和暴行，以及在朝鲜半岛、中国东北（满洲地区）培植的韩裔/朝鲜裔军警中，移植皇道日本式的残暴纪律和军国思想，成为韩军及其他朝韩裔军警）在朝鲜半岛、在中国（如伪满洲国的朝（韩）族官兵、中共第四野战军中的朝（韩）族官兵）、在越南制造类似暴行的重要原因。
不过，无论如何，韩军在越南的所作所为，给许多越南人民带来了痛苦、屈辱、死亡，让越南民族的历史悲剧又多了沉重的一桩。而对韩国和韩民族，这同样是丑恶与耻辱。而当年也有朝鲜军人参与越战（包括派遣飞行员在越南上空与美国及南越空军战斗），与北越、苏联、中国，对抗南越、美国、韩国。越南民族和朝韩民族，这两个有着惊人相似际遇的民族，皆陷在越战泥潭中流血死亡。这是两个民族的悲剧，也是丑恶的“冷战（越南已属冷战中局部但酷烈的热战）”对世界人民戕害的残酷体现。
首发于《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