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
《太白山脉》：“三千里江山”的磨难与悲歌 1
《太白山脉》作品诞生的背景、特色、影响 2
全罗南道筏桥邑的多番“易帜”：从丽顺事件说起 2
土地问题：半岛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焦点、民众生死搏杀的根源 3
托管与分治：大国博弈制造的半岛分裂与残杀 5
动荡的筏桥和整个南部：利益斗争、良知与立场、暴动与镇压、冲突与背叛 7
理想的崇高与实践的肮脏：左翼势力/共产主义者的初心、扭曲、分化、蜕变 8
“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空中楼阁与红色极权下修罗地狱般的现世实情 11
革命尚未成功，幻梦已初醒 14
剧终事未终：半岛斗转星移的变迁、韩国人民的反思与奋进 16
华夏与半岛：民族命运的异同与人心世情的微妙连接 18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轨迹/中共崛起当政与朝鲜的相似和不同 18
回溯1945-1949：误判、轻信、“心软”，是让中共掌权中国沉沦的关键 19
今日的中韩之差：不仅在于物质的丰欠，更在价值观的明暗、思想的深浅、文化的荣衰、国民德行的高低（并以光州事件和六四事件后韩中两国国民不同立场态度等例子分析） 24
韩国与台湾：相似的命运、不同的气质与内政外交选择 26
苦难兄弟阋于墙：中韩不必要却长期发生的冲突对立 27
越南的分治之殇与统一之苦：越南命运的幸与不幸、外部的干预与撤离、历史的转折、精英的反思与大众的麻木、民族继续迷惘与挣扎 29
回到当下韩国：民权的曲折与进步的跌宕，在新的困境中寻求新的出路 34
关于朝鲜战争、朝鲜半岛的历史，中国老一代人的印象往往停留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志愿军赴朝作战“打败美帝野心狼”的记忆中，朝韩两国似乎只是中美对战的陪衬，半岛局势也只是大国博弈的背景。如中国作家杨朔的《三千里江山》，主要内容是歌颂参与“抗美援朝”的中国工人与志愿军，书名借用的对朝鲜半岛的美称，只是装点国人英勇与奉献的屏风幕布。而如今的中国年轻人，则从互联网等渠道了解朝鲜饥荒贫困的现状后，或唏嘘感叹，或调侃讥嘲。对于韩国，则是既羡慕其富有，也鄙夷其为“美国的傀儡”。
这些看法，都是在教育灌输和有限视野下的一隅之见。相对于中国、美国、苏联、日本这些“外部势力”，朝鲜战争的前前后后，半岛上的两个政权和民众，始终是最主要的参与者，也是战争中最大的受害者。而朝鲜和韩国两个对立政权的历史缘起、发展历程、社会现状，也不像如今看到的这样刻板和简略。
若想了解朝鲜半岛的历史真相，最重要的是阅读当事者的记叙，观察在地人的述评。在各种有关半岛历史的资料中，小说和影视剧最为生动、直观、具吸引力。相对于政治宣传目的浓厚的朝鲜文艺作品，韩国民主化后的文字与影像显然更为可信和客观。
略微对韩国及韩国电影有了解的，就知道韩国电影以揭露韩国历史和现实的黑暗面见长，且反思之深刻、批判之激烈，在全世界文艺界都难有匹敌。《南部军》、《共同警备区》、《实尾岛》、《辩护人》、《杀人回忆》、《黄海》、《金福南》、《恐怖直播》、《寄生虫》……组成半岛上从国家前程到个人命运的时代映画。
而在韩国众多影视佳作中，最能反映半岛在1945-1950年代这段决定未来亿万朝韩人民命运的历史转折期史实与变迁的，是1994年上映的、由“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导演林权泽指导拍摄、“国民影帝”安圣基等著名演员出演的电影《太白山脉》。
《太白山脉》作品诞生的背景、特色、影响
电影《太白山脉》改编自韩国作家赵廷来的同名长篇小说，讲述和演绎了从日本投降至朝鲜战争期间，韩国全罗南道宝城郡筏桥邑（韩国的“邑”相当于中国的“乡/镇”）发生的一系列历史故事。《太白山脉》所讲述的，既有充满全南地区乃至筏桥地方特色的民情与故事，也反映着整个朝鲜半岛“三千里江山”在那些年普遍发生的史实。原著改编为电影后，将复杂的故事进行了浓缩，但依旧保留了故事的基本架构，也还原了小说表达的内涵，并利用影像的优势，让故事更为生动形象和打动人心。
而有“韩国电影教父”之称的导演林权泽的高超指导、“国民影帝”安圣基等演员的出色表演，让这部影片更显优异。该影片也在上映当年（1994年）获得韩国电影最高奖“青龙奖”最佳影片在内的十余个奖项，成为韩国电影史上的一个里程碑。而小说完全版的发表、电影的拍摄和上映，均是在1987年韩国民主化之后的数年，因此该影片也反映了右翼军人专制结束、多元民主政治初兴时，韩国社会尤其知识界反思历史、呼唤人道主义、中间偏左意识形态勃兴的社会思潮。
而电影所反映的并不止这些，还有更多更复杂的内涵与价值。若要探寻这些，就要根据小说及影片的具体内容一一述说和评析了。
全罗南道筏桥邑的多番“易帜”：从丽顺事件说起
影片片头，用字幕形式告诉了《太白山脉》的故事背景，即美苏冷战、意识形态对立，造成了朝鲜半岛的撕裂与冲突。而低沉凄婉的片头曲和群雁在太白山上盘旋的场景，预示了这个故事的悲剧性。
影片开头，夜间警察局和青年团的电话铃声打破了筏桥的宁静。正在打牌的青年团监察部长廉尚九和在警局值班的警察署长南仁太，听到了丽水发生暴动、顺天失守的消息，随即就带着手下逃离了筏桥。而廉尚九的哥哥、参加了南朝鲜劳动党（南劳党，即在李承晚政权控制区进行地下活动的、全朝鲜劳动党的分支）的廉尚珍，则带着归属道党（即全罗南道南劳党委员会）指挥的游击队举着北朝鲜的国旗，兵不血刃的占领了筏桥。
这一故事的真实历史背景，是1948年10月的丽水-顺天事件。若对半岛近现代史略有了解的，都会对该事件颇有印象。本次事件是控制半岛38度线以南的韩国李承晚政权建立后，发生的最大规模军事叛乱，对于半岛局势有着重大影响。在丽顺事件之前，李承晚政权的统治还相对稳定，而金日成也并未下定决心南侵。但该事件后，金日成看到了李承晚政权内部的冲突与社会的动荡，决定南下统一半岛。
而丽顺事件也的确是当时李承晚政权统治下的半岛南部（为方便以下简称“韩国”，虽然有些问题和事情发生于“大韩民国”成立之前）军心不稳、民心离散、社会动荡的集中反映。丽顺事件的导火索，即是驻扎在丽水的部分韩军拒绝镇压发生在济州的民众暴动。而济州民众暴动的原因，则是军警镇压示威游行的民众。无论丽顺事件，还是济州暴动，背后都有南朝鲜劳动党的鼓动和支持。
南劳党之所以能够成功煽动暴乱，根本原因则是韩国尖锐的社会矛盾和李承晚政权的威权专断统治（关于这两点，下面的章节再谈）。而打着“建立共产主义天堂”的左翼势力、当时看起来朝气蓬勃的半岛北部，对处在混沌局面充满迷惘、饱受不公不义损害的李承晚治下的南部军民颇有吸引力。于是就发生了一系列兵变民变，丽顺事件则是其中最大的一起兵变。
回到电影中寻找线索。廉尚珍的游击队占据筏桥后，一边兴奋的与其他反叛力量联系，一边立即展开清洗行动，对当地的地主、官僚、军警及其他反共亲政府人士进行批斗和处决。除了安圣基饰演的主角金范佑的父亲金思镛因为是廉尚珍的老师，还曾资助廉尚珍上学，所以被宽恕而未予杀害，其他未逃跑的地主和反共亲政府人士均遭杀害，共杀死超过100人。这对于一个邑镇已是一场惨烈的大屠杀了。
但不到三天，政府军就击败了占领顺天的叛军，筏桥的游击队也只好仓促逃离，且逃跑前还不忘射杀被认为敌视左翼的民众。而返回筏桥的政府军、警察、民兵，也迅疾展开报复，大肆捕杀游击队的亲属和向游击队告密者。再后来军警的一系列肃清中，时常有被指控为私通游击队者被杀害。而左翼游击队到了夜间，则又反过来报复，突袭邑镇并处决那些告密者，并强征青壮年参军、将耕牛及粮食掠走。
这样残酷的互相杀戮和报复，在1945-1950年代半岛各地到处都在上演。而这些杀戮的起因，表面上看是两个政权（金日成政权和李承晚政权）和两种意识形态（共产主义和封建资本主义）的冲突，而更现实的原因则是由于财富分配尤其土地分配不均，导致的基于生存利益的搏杀，以及暴力和仇恨造成的恶性循环。
土地问题：半岛政治斗争与意识形态对立的焦点、民众生死搏杀的根源
关于朝鲜半岛的土地问题，可以追溯到朝鲜封建时期（此处“封建”取马克思主义史学及相关翻译定义，下同）。朝鲜的封建王朝与中国古代王朝颇为类似，也是建立在地主阶级统治的基础之上的，王朝最主要代表的当然也是地主阶级的利益。不过，相对于中国，朝鲜的封建王朝及整个传统社会有着更加严密的体制，承袭和改造了中国儒家文化的朝鲜传统文化也更为保守、更强烈讲求纲常义理，人与人之间也因之有着更加壁垒分明的等级差别。在古代朝鲜，由贵族、官吏、学者、军官组成的“两班”，是整个国家和民族中的特权阶级，拥有远超平民的地位和财富，并世袭罔替、相互联姻、朋比胶固。而彰显其地位、保障其财富的最重要资源，即是土地。
“两班”贵族掌握了朝鲜半岛大多数土地，不过他们自然不会自己耕种，而是雇佣佃农为其耕作，且这些佃农逐渐成为依附他们的奴仆。半岛的佃农虽无俄国农民那样的“农奴”之名，但实际所受压迫尤其丧失自由的程度，一定程度胜于俄国“农奴”，也较中国农民受压为重。这既和朝鲜的体制文化相对更为严苛有关，也和半岛相对地狭人稠、人均耕地少耕作压力大、农民也并无多少迁徙余地有关。
“两班”贵族过着衣食无忧乃至花天酒地的生活，而农民们则只能节衣缩食、朝不保夕的过日子，是否能够过得略好一些、吃不吃得上饱饭，往往要看自己的“两班”主人品性乃至一时半刻的心情。因此，贵族与农民的利益对立十分严重，社会高度分化。只是由于朝鲜对中国传统儒家文化及各种制度的纯熟借用，所以朝鲜统治阶级成功实现了极为长期的稳定统治，即便有几次改朝换代（频率远低于中国）也只是上层权力更迭，很少有平民的暴动。
而且，“两班”虽然骄奢淫逸，但是也作为朝鲜王朝（以及半岛上其他政权）的骨干，承担了管理国家、维护治安、发展经济、繁荣文教、兴建工程、抵御外敌的职责，是高丽/朝鲜文明得以持久存在和兴盛不衰的中枢力量。而正是其得到农民的供养，才让他们能够摆脱温饱的煎熬，不用受农事的折磨，相对专心的履行相关责任。
尤为重要的是，朝鲜半岛面积狭小，并且历史上屡次遭遇来自东部的日本、西部的中原王朝、北部的游牧/渔猎部落的侵袭，所以需要内部团结以御外侮，相对转移了内部矛盾。在抵御外敌过程中，“两班”起到了中流砥柱式的作用，农民只有在“两班”的组织下才能团结和形成战斗力。两个阶级在君主领导下相互配合，让相对弱势的朝鲜抵御了来自各方的侵袭，保住了国权与文明。
但这并不意味着阶级矛盾不存在。相反，长久的高压导致阶级固化和阶级对立的日益严重，不满与仇恨也在郁积。随着19世纪国门的打开和近现代文明的浸淫，以及日本殖民统治造成的多重影响（造成民族存亡危机的同时，也打击了朝鲜贵族统治），“两班”体制及整个制度与传统社会都面临猛烈冲击。如发生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的朝鲜东学党起义，即是朝鲜农民阶级在内外压迫下的暴力反抗运动。
而20世纪初朝鲜半岛完全沦为日本殖民地后，无论是日本殖民者，还是李承晚等韩国右翼反日民族主义者、现代化主义者，虽然都厌恶朝鲜封建体制和“两班”贵族统治，但也都不主张完全摧毁旧制度和“两班”贵族，也不改变土地分配及整个生产关系，反而对其积极拉拢和利用。
如日本殖民者在杀戮、贬谪、驱逐反日“两班”贵族的同时，又扶植和重用亲日的“两班”，将前者的土地转给后者。而朝鲜农民则遭受日本殖民者和亲日“两班”贵族的双重压迫。而李承晚为代表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只是将反日的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并不愿意解放农民，反而同样拉拢“两班”和其他地主和资产阶级（执政后，李承晚政权还不惜损害农民利益取悦地主阶级，后面详谈）。
而唯一坚决主张彻底废除“两班”贵族特权、瓦解传统社会、赋予农民及其他被压迫者完全公民权和均分财富的，是逐渐崭露头角的朝鲜（韩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群体。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朝鲜的社会主义者是非常边缘的，是民族主义者中的一个分支。而且，由于朝鲜半岛面积狭小人口较少、也缺乏较丰富的社会文化平台和资源，所以朝鲜裔/韩裔社会主义者大多是在中国、日本、俄国活动，甚至国籍是外国人而非朝鲜/韩国国民。
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中共建立和壮大后，在俄中两国的朝鲜裔社会主义者纷纷加入了苏共和中共。相对于虽也在外国但更加活跃、与半岛内部反殖斗争民众联系紧密的李承晚等右翼民族主义者（李承晚等人主要活跃于美国、西欧、中国的国民政府控制区），左翼的社会主义者在国外是相对边缘的，在半岛同样弱势。如标志着朝鲜半岛现代史上独立运动开端的“三一运动”，虽然以弱小民族自决解放为主轴的意识形态有一定的左倾色彩，但具体参与者则都是代表传统的地主阶级（“两班”旧人）和新兴资产阶级（参与的农民都是依附和听命于地主的），主要诉求也是民族独立，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并不包含在运动的口号和直接目的之中。
但即便如此，半岛仍然有一些较为活跃的反帝反殖社会主义者，最典型的例子即是后来担任南朝鲜劳动党实际领导者的朴宪永。朴宪永是后来北朝鲜政权核心成员中，唯一一位曾在日殖时期长期活跃在半岛的革命家（其他如金日成、金枓奉、许嘉谊等，都主要在半岛之外的中国或苏联活动）。而本剧中提到的“道党”、“郡党”及游击队，也都属于朴宪永创建的南劳党。正是在朴宪永等人在半岛不屈不挠的斗争，包括经受入狱和酷刑，才让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和相关运动在半岛基层扎下了根，为后来北朝鲜政权的建立及南部李承晚政权下的左翼斗争打下基础。
而朴宪永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鼓动农民参与革命，最主要的许诺即是分配土地，将地主阶级的土地完全的无偿的分配给农民，实现“耕者有其田”及公平均富。当然，他们也对农民宣讲共产主义思想，痛斥封建礼教的丑恶和等级制度的不公，声称将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人间天堂。这些言辞虽与半岛民众几千年来接受的教育格格不入，但是也触动了许多被长期压迫的农民尤其贫困佃农的内心。而另有一些家境尚可甚至属于贵族地主家庭出身的现代知识分子，也因为理想主义而倾心于共产主义等左翼思想，并不惜性命的投身现实革命。
而影片中的左翼游击队，正是由南劳党所管辖和指挥的。在撤出筏桥后的检讨中，当知识分子出身的安昌民批评党的决策失误时，廉尚珍即言辞激烈的要求安昌民不要再批评党，因为“党总是神圣贤明的，对党的一切批判都是错误的”。这显然表明了党组织对革命者的严密控制，凸显了党纪的严酷。这同时也说明，此时的朝鲜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出现了明显的教条主义和极端主义倾向。
而游击队骨干成员的身份构成，也是当时朝鲜左翼运动参与者组成情况的缩影。廉尚珍就是出生在贫困的农家，因勤奋好学考上师范学院，接触了左翼思想，结合自身和家庭的遭遇，有所觉醒而成为革命者。而安昌民则是上层知识分子中左倾者的典型，其投身左翼革命完全是为了理想，而并非为私利，乃至为理想而背叛自身阶级。另一地主家庭出身的郑河燮（与巫女素华日渐生情的游击队交通员），也是为追求理想背叛阶级的“进步青年”，不过比安昌民更为年轻，革命热情更强更纯洁。
而其他游击队员，则大都是贫苦农民出身了。这些人往往只是为了分得土地，乃至就是忍受不了地主的压迫，而奋起反抗。如杀死试图将土地变卖以逃避分配的苏姓地主后投奔游击队的几个佃农，就是典型。还有许多则是被游击队强征或半强迫的方式裹挟入伍，懵懵懂懂的就参加了“革命”。
职业革命者为领袖、知识分子为骨干、农民为主体，正是朝鲜半岛左翼势力的基本构成（当然中国、印度等农业国家也是如此）。知识分子为了人人平等的大同理想、众多农民为了拥有自己的土地，以及都向往着更加遥远但十分美好的“共产主义天堂”，纷纷投入了左翼的怀抱。
主张土地革命的左翼势力崛起，自然引起了传统地主阶级的恐惧。无论是亲日的“两班”，还是民族主义立场的地主、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都极为痛恨共产主义势力。日本殖民当局也激烈镇压左翼运动，如朴宪永即多次被捕并遭遇酷刑，一度精神失常，后在多方营救下才出狱并逃亡中国。而李承晚为首的右翼民族主义者，也往往拒绝与左翼合作（起码不会和朴宪永、金日成等共产主义者合作），乃至互视对方为仇敌。
而半岛左翼与右翼、贵族与平民、地主与佃农的对立与冲突，也从日殖时期延续到了民族解放之后，并因半岛分治而发生了极为惨烈的屠杀与战乱。
托管与分治：大国博弈制造的半岛分裂与残杀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朝鲜民族终于从残酷的殖民统治中得到解放。但半岛的命运并不由朝鲜/韩国人自己决定，而是被美国和苏联掌控。根据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日本投降前数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商谈的结果，美苏以北纬38度线为界分别占领朝鲜半岛北部和南部、实行“托管”。
虽然美苏及朝鲜各方皆声称要实现朝鲜半岛的统一，但现实里却拒绝权力分享基础上的和平统一，都希望由己方“统一”对方。无论美苏双方，还是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者与资本主义/民族主义者之间，都存在深刻的意识形态与利益的对立。虽然也有许多相对中立的人士（如吕运亨、金九），穿梭双方阵营谋求和平统一，但并没有多少成效，日本投降后的半岛一直处于实质的分治状态。在北部，苏联扶植了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即朝鲜共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合并后的名称）”政权，并于1948年建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在南部，美国扶植李承晚政权，同样于1948年建立“大韩民国”。双方在各自的控制区皆肃清对方的势力，并不惜对对方痛下杀手。
而《太白山脉》中的故事，正是从此时展开。
影片中廉尚珍领导的游击队，即是李承晚政权取缔左翼势力后，南劳党组织的地下武装。在南部，有许多这样的武装组织，基本都是由南劳党指挥，活跃于南部各地的山区和林地中。其中最大的一股，是位于全罗南道智异山的、由南部游击队总司令员李铉相指挥的、后来被称为“南部军”的游击队。而廉尚珍所部的原型，则是南劳党全罗南道党委所属游击队在太白山南缘的分支。这些游击队昼伏夜出，袭击镇甸村庄，杀死警察、地主、右翼反共组织成员及其他亲政府人士。他们有时也袭扰军队驻地，配合叛乱部队攻击战略要地，对李承晚政权造成很大威胁。
李承晚政权则多管齐下，猛烈打击左翼势力。在政治上禁绝了包括共产主义者在内的所有左翼势力，政权完全由右翼把持（包括右翼亲美反日民族主义者和右翼亲日亲美派，总统李承晚和总理李范奭等人属于前者，韩国陆军司令白善烨和陆军参谋部长丁一权等人似乎属于后者（或起码亲近和支持后者），但二者都强烈反共）。在军事上则以国军陆军为基础、依托各地亲政府的反共势力，强力扫荡左翼游击队、叛乱军人、北方渗透武装。在大多数时候，军队只负责打击大股叛乱势力，日常维持治安和防御游击队，主要依靠各地的警察、地主武装、国家青年团、反共青年团（由俘虏和投降的前左翼成员、游击队成员组成）等组织和人员。
此外，李承晚政权还接收了大量从北方逃难而来的地主家庭，将其青壮年编为“反共讨伐队”。这些南逃的地主家庭，基本都是在北方被劳动党金日成政权没收土地、杀死亲属后逃跑的，许多人丧父失母、妻离子散、家产尽没，对左翼尤其共产分子有着切齿痛恨，来到南部并接受李承晚政权整编后，成为最为凶狠的反共武装。
影片中廉尚珍的游击队撤离筏桥后，对左翼家属大开杀戒的，就是父亲因地主身份被控制北部的劳动党政权杀死、自己南逃而活命的林万洙及其率领的“反共讨伐队”。“讨伐队”的其他成员，也基本都是与林万洙身份和遭遇相同的地主儿子们。枪杀、刀砍、斧劈、锤击，他们怀着极大的仇恨屠杀左翼家庭成员，无论是游击队员的亲属，还是收留过左翼分子的“通共家庭”，都一概残杀，而这些家庭中的年轻女眷当然也是他们的猎物。
在动荡时期，年轻和靓丽的女性，都是各方争夺的猎物。对参与暴力的男性，她们更是满足征服欲的目标、发泄愤懑的对象、羞辱敌方的手段。而且，在高压、仇恨、暴力中征服女性，比正常状态下更有性快感和思想快感。而对这些女性而言，或者任强者蹂躏，或选择依靠某个甚至多个强人，以献出身体换来安全和生计。
而影片中姜东植的漂亮妻子（由韩国女星方银珍饰演），就成了廉尚九的猎物。而廉尚九将姜妻强奸后，又长期占为己有。这一方面是伤害和压迫了姜妻，但另一方面又保护了她不受更多人伤害。他们在做爱时，“反共讨伐队”就在邻家杀人，有些全家被杀。如果没有廉尚九的保护，姜妻也难逃蹂躏，甚至会被杀死。但受廉尚九的保护的姜妻，也因此在感受上更多了一层耻辱。
反共势力如此，左翼也并不光彩。另一部可称为《太白山脉》姊妹篇的电影《南部军》，也有游击队干部强奸民女的镜头。而闻声赶来的其他军人和百姓都没有阻止，而是在其做完事之后才扭送法办。当时的劳动党游击队还算纪律严格，次日即枪决了强奸妇女的干部，干部临死前还大喊“人民共和国万岁”。他临死的呼喊应是真诚的，理想和情欲并不矛盾，暴力强奸是玷污了党的名誉，但却是战乱社会人性的某种必然。而女性，则是种种暴行中被物化和蹂躏的最大牺牲品，只有屈辱与哀伤，而没有尊严与言语。
强奸、屠杀、破坏，双方互相报复和升级，从筏桥到济州，从太白山到洛东江，到处都在发生着。其中最大规模的，是发生在济州岛的“四三事件”，死于韩国军警和反共武装镇压的济州民众近万人，还有数千人则死于左翼游击队的杀戮。而到了朝鲜战争爆发后，又发生了全国范围的“保导联盟屠杀”，不仅大量左翼和前左翼人士及其亲属被杀害，很多与左翼无关、乃至完全不参与政治的民众也被当成“共产党”予以杀害，死亡人数共计6万至20万人。这些杀戮对于总人口不到2000万的韩国，已是相当惊人的数字（虽然不及后来朝鲜战争中的死亡人数）。无论死亡多少人，每个生命的被害，对这个具体的生命，都意味着整个世界的毁灭。
悲剧不止发生在李承晚政权控制的半岛南部。金日成政权控制的北部，其清洗更加残酷绝情。相对于右翼李承晚政权治下的清洗往往还要讲一些依据、被媒体批判、有反对党乃至美国方面制止，金日成及劳动党控制的北部，对于右翼人士尤其地主阶级，是实行几乎无差别的屠杀和监禁，以及对土地和财产的全部没收。因为北部从当时至今的权力垄断和封闭状态，具体多少人死于1945-1953年间的清洗，已难以确定，但至少有数十万人死去，以及超过百万人逃往南部，成为“失乡民”。韩国前总统文在寅的父母，即是在长津湖战役时的“兴南大撤退”中，乘美国军舰逃往南部。如果他们留在北部，文在寅及其父母的人生命运，可想而知。
朝韩两国，与东西德、中国大陆与台湾、北越与南越一样，本属于同一个民族，但却因大国博弈与冷战、意识形态对立、野心家的私欲和暴力集团的挟持，被撕裂为相互敌对的两部分，并上演着长久的杀戮与迫害。
不过，相比另外三个民族，朝韩民族的悲剧更为酷烈和持久。这很大程度是因为半岛双方乃至冷战两大阵营在此多次拉锯，互有攻防，让这个民族受到剧烈的、反复的、长期的损害。从南部左翼游击队与南韩军警及反共武装的持久冲突，到朝鲜战争中北方越过三八线、突破洛东江、围困釜山，以及美军登陆后“联合国军”杀至鸭绿江边、中国出兵后中朝联军又占领汉城、美韩在“三八线”以南的再收复，每次战斗与攻防，都有无数军人和平民死去和伤残。朝韩民族像被锯子反复锯拉的一具活体般，承受着难以忍受又不得不忍受的巨大折磨。
每次胜利一方攻城略地，许多镇甸的百姓就要战战兢兢举旗欢迎、箪食壶浆，但仍免不了各种摊派强征，而与占领者敌对立场的个人和家属，则免不了屠杀、强暴、劫掠。然后另一方得势后复制手段报复，于是积怨愈深、恶性循环，整个半岛都笼罩在暴力与仇恨中。据统计，朝鲜战争及前后数年，朝鲜和韩国共计300多万人死于暴力冲突（约占半岛总人口十分之一，且不包括受伤和残疾），其中三分之二以上为平民。
而此后的半岛又经历了超过半个世纪的分裂，迄今未能统一。而东西德、南北越都早已统一，而中国大陆和台湾也实现了“三通”与和平共处。只有朝鲜半岛，仍然被三八线的铁网与壕沟分割，两侧屯兵数十万，偶尔还有热战冲突。因此，在这几个分离的民族中，朝鲜民族/韩民族是最为悲惨的，自相残杀迄今未止。
而《太白山脉》中的剧情，只是描述了这样历史悲剧的开幕部分。但仅这部分，就足够残酷血腥。
动荡的筏桥和整个南部：利益斗争、良知与立场、暴动与镇压、冲突与背叛
面对北部的军事压力、境内的社会矛盾、各阶层的利益冲突，李承晚政权在是否推动土地改革问题上犹豫不决。由民选产生（哪怕有大量舞弊）、能够一定程度代表民意的国会，倾向于通过土地改革法，分给无地少地农民一些土地，以缓和阶级矛盾；而政府、军方、各地反共团体，尤其地主阶层，则竭力阻止土地改革，试图固守既得利益。李承晚为首的政权核心层，无论出于意识形态立场，还是为取悦地主阶级以换取忠诚和支持，都显然倾向于反对土改。
在韩国统治阶层内部，权力斗争和利益博弈无处不在。影片中的国会议员崔益胜，一方面主张释放一些共产党嫌疑人以示宽仁，但另一方面却对曾经阻碍自己成为议员的富商（即郑河燮的父亲）罗织罪名。而“反共讨伐队”的林万洙和警察局长南仁太的冲突，则反映了外来的反共复仇武装与筏桥当地暴力机关，有着显著的利益对立。外来者只想报仇和劫掠，而“地头蛇”还是倾向于保境安民。
而在韩国政治核心层，李承晚也暗杀了无论威望还是能力都最堪与之争雄、同样有“韩国国父”之誉的韩国独立运动领袖金九。后来成为韩国总统的朴正熙，此时也正因涉嫌加入过南劳党而被捕受审。这些都反映了韩国高层内部斗争的惨烈（当然半岛北部更加残酷，后文再表）。金范佑和慈爱医院院长谈及金九遇刺，言谈中既表达了对金九的敬意，也似乎表现出他们对这些政治暗杀已习以为常，即便金九这样的人物死亡也激不起太大波澜。
相对于“反共讨伐队”的极端暴力，韩国国军部队则相对专业化和保持了些许文明。如金范佑朋友的学生沈宰模中尉，就在讨伐游击队和镇压左翼时相对克制，也认真倾听金范佑对于时局和阶级矛盾的分析。但即便如此，他也指挥了对涉嫌私通游击队的村民的杀戮和村庄的焚毁。
在这些暴力与无序中，医治安昌民的慈爱医院院长及医护们的获释，反映了此时并不民主的韩国仍勉强存在着法治、秩序、自由。这样的法治，在左翼势力眼中，当然只是“资产阶级虚伪的法治/自由”，是粉饰“万恶资本主义”的遮羞布。但从当时直到今天，半岛北部政权的所作所为，连这种有限的自由、虚伪的法治的水准，都从未达到过。连南劳党领导人、身居朝鲜副首相职位的朴宪永等人，都被“摆样子公审”、强迫认罪、残酷处决。而韩国漫长的民主化进程中，民主势力也正是借助了右翼专制政权下有限的法治和自由，而逐渐生长和发展壮大的。
在韩国右翼政权上下明争暗斗同时，处于弱势一方的、被镇压围剿的左翼势力和游击队，在高压之下更是出现了各种背叛。从书店老板到酒馆老板娘，都迫于压力选择背叛，助力军警围剿游击队。还有更多自首的左翼人士被编入“国民保导联盟”，名义上是让他们改过自新，事实上则是监视和利用，让他们充当反共的炮灰。
在高压围剿下，廉尚珍带领的游击队损失惨重，大多数人死于军警镇压，还有一些人冻饿而亡，处在绝境之中，似乎将要被彻底歼灭。
这同样是1950年6月中旬及之前整个半岛南部的状态。在李承晚政权出台有偿分配土地和军事强力围剿的软硬兼施下，南部的左翼势力已损失殆尽，基本从公开场合销声匿迹。各地的游击队也损失惨重，如电影中就提到，在1949-1950年的冬季大扫荡中，全罗南道的南劳党损失了90%的成员。
但就在李承晚政权似乎已经平定了半岛南部的反叛活动、稳定了政局之时，金日成政权在中国和苏联的支持下，数十万“朝鲜人民军”于1950年6月25日全面入侵半岛南部，开启了造成数百万人死伤、最终各方又回到起点的血腥战争。
绝境中的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在极大的意外中得到了生机，并似乎成为了最终的胜利者。廉尚珍用各种希望与画饼激励队员，但他自己恐怕都没有想到真的迎来了胜利。而人民军南下之后整个半岛南部的左翼，基本都是如此的喜出望外。
当他们从绝境中走出，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那些出卖过他们的“叛徒”杀死。游击队骨干成员河大治结交的酒馆老板娘，成为其肃清“叛徒”的第一个目标。作为劳动党员和游击队骨干、无法顾念露水夫妻之情的河大治，亲手将曾经共患难的相好送上黄泉。
酒馆老板娘与河大治的感情，原本的确是基于利益交换的虚情假意，但日久成了真情。河大治全家被“反共讨伐队”杀害，又和其他游击队员在山中颠沛流离，在苦痛中遇到老板娘，就寄情于她。而老板娘也为游击队提供了多次食品药品，对于处境艰难的游击队可谓颇有帮助。但后来她又在军警压力下被迫出卖游击队，以保全性命。如今形势再变，无路可走的她成了牺牲品。河大治不顾她的哀求，亲手将她处决。这样一个未亡人，挣扎于各种势力、不同男性之间，最终还是难逃一死。她应该怪谁呢？或许就像河大治所说，“怪这个世道”吧。
而姜东植的妻子（即被廉尚九强奸后成为其情人的姜妻），也仰药自杀身亡。她在奸情被冒险回家探望的丈夫撞破、邑镇尽人皆知后，就躲到亲戚家里不再见人，但仍然想活下去。可局势一变，连苟且偷生的可能都不再有。在传统父权文化和社会风气下，她也无颜再见丈夫乃至其他所有人，只得自杀。
无论是姜妻还是酒馆老板娘，她们的遭遇和结局，都反映了在动荡时期尤其战争期间，女性总是最大的受害者，是被利用、侮辱、伤害的对象。男性虽然也命如草芥，但有更多主动性和反抗能力，甚至可以“逆袭”为统治者、压迫者。即便男性落魄沉沦，也不用经受女性才会遭遇的各种耻辱。而女性则如风吹的柳絮般无依、雨打的浮萍般脆弱，只能周旋于男性之间、依附男人中的强者而偷生。她们生要经受羞辱、背负重担，死去也免不了污名与谰言。且她们的生死，并不由其自身决定，而是男权暴力社会所操纵和导向。
而其他那些“叛徒”们，如参加了“国民辅导联盟”的前左翼人士，在游击队和人民军到来后，也都相继被抓捕和处决。这些人背叛左翼、出卖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也是权衡再三、觉得左翼败局已定而李承晚政权必胜，才下定决心叛变投诚。没想到，局势瞬息万变，人民军南下让形势来了个180度大翻转。而人民军抵达前，右翼还要最后利用他们一下，让这些人每天都参与反共游行表达忠心。他们左右不是人，在哪里都不被待见，即便谨小慎微、努力左右逢源，最终也难逃一死。
当然，当“叛徒”的他们的确不算正直之人，乃至看起来是首鼠两端的“小人”。可在那样一个“城头变幻大王旗”的动荡年代，有多少人能总是站对队伍、或者仅仅依靠中立就能免于灾祸呢？你我若处于那个时代，或许生存能力和生命长度还不及他们。甚至，根本不用等到一方来杀害，经历几次死里逃生和“陪绑”看到他人的死状，就会在这种如同“俄罗斯轮盘赌”一样的生死游戏中，精神崩溃、自戕而亡。
理想的崇高与实践的肮脏：左翼势力/共产主义者的初心、扭曲、分化、蜕变
这场在中国大陆被称为“朝鲜战争”的战争，在韩国多以“6.25战争（即战争爆发日期）”称之。相较于长期以冷淡态度评价该战争的中国和美国，朝鲜和韩国则对此大书特书。而两国都将未能在战争中统一半岛，作为建国至今的最大憾事。
战争初期，朝鲜人民军势如破竹，以极快的速度攻占首都汉城（首尔）、临时首都大田等地，韩国国军及驻扎在半岛南部的美军不断溃败。仅仅一个多月，人民军就攻占了80%以上的韩国领土，将剩余的韩美军队围困在以釜山为中心、半径数十公里的环形包围圈内，金日成政权统一半岛似乎就在眼前。而位于全罗南道的筏桥，此时当然也在“解放区”之内。
幸存的南劳党人和游击队员，终于结束了地下潜伏和颠沛流离，举着朝鲜的红蓝五角星国旗，再一次回到了熟悉的筏桥警署。而哭喊的老人拉扯着幸存的游击队员，向这些幸存者索偿其已丧生的儿子的生命，让这本来就不欢快的“解放”仪式更为沉重。而北部派来的党政军干部到来时，美军飞机对地面军民的扫射，让人们明白战争尚未结束。
四位北派干部与廉尚珍等本地南劳党人的对谈，让胜利的欢欣迅速变成内斗的裂痕。四位北派干部虽各有其职，但从言谈到表情皆如同一模子刻出。当廉尚珍兴冲冲介绍负责各方面的干部时，北派干部回应的“这些职位要审查后重新任命”，如一瓢凉水当头浇下，让廉尚珍等人的革命热情瞬间冰冷下来。而廉尚珍虽历经苦难，但仍然有着为人民争取权利自由的理想，认为当务之急是民生安定，但北派干部则执意将政治甄别和清洗作为工作重中之重。对于廉尚珍等人非常看重的地方人民委员会选举，北派干部要他们内定一下上报名单即可，再次对这些充满革命热情的南劳党人浇了一瓢冷水。
面对河大治等人的争辩，北派干部斥责他们“已经沾染了理想主义”，似乎理想主义已是一种败坏的思想观念。而北派干部言谈之间，也表露出对在“白区”斗争的南劳党人的歧视。这些掌握人事权的北派干部，明确告诉已经任职的南劳党人，他们的职位将重新审查和任命。
很快，北派干部就给南劳党人一个下马威。他们拒绝批准两位曾冒死为游击队做事的地下党员正式入党。河大治忍不住争辩，北派干部公开说出了“不信任南部组织”的话，将劳动党内的政治派系分野和斗争公开讲了出来。
朝鲜劳动党（及其前身共产党）内部的派系对立，自其建立时就已产生。劳动党主要分为四个派系：延安派，以在中国（尤其中国关内）活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者为主，代表人物金枓奉；苏联派，以留学苏联和参加苏联红军的朝鲜人为主，代表人物许嘉谊；南劳派（又称国内派），以朴宪永为代表，主要是坚持在半岛斗争，又尤其在日本投降后活跃于半岛南部的地下党为主，代表人物朴宪永；游击队派，主要是在中朝边境和中国东北（满洲地区）与日军进行游击战的共产党人士为主，代表人物金日成。
这四派势力勾心斗角、尔虞我诈，都想获取劳动党主导权。在北朝鲜政权成立以前，这几派往往各自为战，虽在一党却交集很少。但苏军接管半岛北部、着手扶植红色政权后，接触到实权的劳动党，其内部各派的交锋直接化。不过，由于此时北朝鲜尚有其他政治势力（虽被压制和边缘化），以及面临南部李承晚反共政权的挑战，暂时还保持着一定的团结。但内斗已悄然展开。
苏军接管北部后，并没有扶植苏联派人士担任最高领导人，而是选择了游击队派领袖金日成。但此时金日成并未垄断权力，苏联派、延安派、南劳派也分享了权力。如果从功绩和付出的牺牲，南劳派（国内派）牺牲最多、功劳最大。
但南劳派恰恰是相对最为缺乏外部力量支持的。而其党员大多位于南部的李承晚政权统治区，一方面肩负重任，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其超过一半成员无法直接参与北部政权。于是，南劳派成为劳动党内相对最弱势的派系，其首领朴宪永仅获副首相一职，未掌握军权。不过由于金日成政权“解放”南方还需要南劳党人的策应，也算给了南劳派一定的权力份额和地位。
但南劳党人在党内乃至整个军政系统中被看轻乃至排挤的情况，已经普遍发生。廉尚珍等南劳党人被北派干部训斥和挤兑，就是明显的体现。在金日成政权短暂统治南部大部分地区期间，劳苦功高的当地南劳党人虽名义上成为各地党政军机构主管，但却受北派干部如“刺史”、“特派员”般的管束和颐指气使。而再后来，美韩军队反扑，最终金日成政权丧失对三八线以南控制，南劳党则立即被完全抛弃，首领朴宪永和另一重要人物李承烨被“摆样子公审”后处决。而南劳党的其他干部，则也纷纷失势，有的被处决，有的被送进监狱和集中营，有的被贬谪和边缘化。
而后来的“八月宗派事件”，金日成又清洗了延安派和苏联派，由游击队派掌握全部权力；再然后，金日成又清洗游击队派内部“甲山派”等力量，其个人实现了对党、政、军、国家、人民的完全控制。而被肃清的各派成员，命运也与南劳党人完全一样，或死、或入狱、或被贬。
革命者残酷的内部斗争，反映着初心的败坏和人格的堕落。他们主要并不是为了理想和正义而争执（虽然有时也有此方面的因素），而是因为权力与私利勾心斗角。金日成政权从建立以来，就宣传资本主义体制下南部的韩国权力斗争如何恶劣、政客为私利不顾人民利益。可是金日成政权的权力斗争之残酷、对人民利益的蔑视，远胜韩国历届统治集团。
而革命者的败坏并不只是体现在权力斗争，而是革命的方方面面。或者说，这些左翼革命者从一开始，就走上了通向恶的歧途的“革命”道路。
如前所述，无论是廉尚珍这样的农家出身的革命骨干，还是安昌民、郑河燮这样同情弱势民众和颇有理想主义精神的知识分子，以及更多的农民出身的、为了获取土地而拿起武器的游击队员，一开始的确是怀着创造一个没有剥削压迫的新世界而斗争的。而那些在全世界都大名鼎鼎的左翼革命家，如列宁、斯大林、毛泽东，乃至金日成、波尔布特，根据各种可查证的信息，在投身革命的前期乃至当权之前，也都是颇有理想、愿意为人民的自由解放而献身的、真诚勇敢的革命者。而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似乎也是颇为光明和值得追求的。共产主义实现之前的社会主义，好像也是颇为人道和繁荣的、远胜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
可是，为什么在革命过程中，革命者逐渐蜕变成了为了权力和利益不择手段的恶徒？革命本身也逐渐变了味，革命者在革命中的种种残暴行径、胜利后的所作所为，甚至比他们批判的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都要恶劣许多。这又是为什么？
回到影片中寻找答案。主角金范佑作为既同情平民大众、但又反对共产主义的中间派知识分子，在与各方人士的对话中，给出了一些解答。
在与韩国国军的沈宰模中尉谈论为何筏桥出现这么多共产分子时，金范佑告诉沈中尉，土地问题是朝鲜半岛意识形态纷争和阶级对立的根源。日殖时期，日本殖民者和亲日地主共同剥削佃农，导致大量农民处在赤贫状态。而日本投降后，南部的地主拒绝土地改革，给了共产主义者拉拢农民的可乘之机。北部无偿没收和无偿分配的政策，对无地少地的农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南部地主阶级拒绝在土改中让步，进一步将农民推向左翼（这里左翼特指赞同共产主义的左翼人士，不包括反对共产主义和列宁体制的自由派左翼）。
但是，左翼所主张且已在北部推行的无偿分配土地政策，真的是对农民、对国家发展、对朝鲜民族最好的选择吗？金范佑在和他家里的仆人对话中回答了这一问题。金范佑问左翼分配土地颇有期待的仆人，如果左翼分配土地后，要求将收成上交、只配给一些口粮，这样愿意吗？仆人说配给当然不好受，收成由自己保留才放心；金范佑又问，如果是集体共同耕种土地、共享所得呢？仆人说那肯定就没人出力耕地了，私人拥有土地和收成才会积极耕作。
金范佑很精准的说明了土地无偿分配后的未来和“公有制”的弊病。在左翼尚未掌权和掌权初期政局不稳时，为收买人心，会无偿分配土地和允许农民保留一些收成（虽然仍然有很大一部分要上缴）。但当政权稳固后，就会将土地“归公（实际上就是归政权统治者所有）”，除保留/配给一些口粮外，其余的都要上缴，且比以前农民交给地主的比例还要高。而集体耕作和集体分配，看似促进公平，却降低了劳动积极性。于是，在低效劳动和强制征收的两层影响下，农民的所得还不如为地主做佃农，更不如做小块土地的自耕农。
而苏联、中国、朝鲜、越南，全部验证了金范佑的观点。金范佑评价朝鲜半岛土地问题时，苏联已经过了这样的历史悲剧，从乌克兰到哈萨克，出现大规模饥荒和农民饿死。但即便有前车之鉴，中朝越还要重蹈覆辙。当然他们承诺过不会像苏联那样，而是会相对和缓和人道（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相关解释和承诺）。但他们掌握了权力后，就完全翻了脸，其土地政策导致的低效和征粮残酷程度，还超越了苏联，因此导致的饥荒，累计死亡的比例也比“老大哥”高出许多。
为什么会这样？左翼的共产主义初心，为什么变成这样的灾难？简而言之，就是高估了人性的善良与无私，低估了人性之恶与自私。共产主义理想隐含的前提，是拥有权力者能公正无私的分配利益，人民也都积极为公共利益工作/耕种、利人超过利己。
可现实完全是另一幅样子。一部分左翼在当权之前，的确是有理想和无私的。但“一阔脸就变，所砍头渐多”，一旦掌权就变成另外的模样。而还有一些左翼，一开始就是为了利益而参与革命，理想只是掩盖其丑陋本质的幌子和遮羞布罢了。
无论是苏联的斯大林与苏共，还是中国的毛泽东与中共，以及金日成与朝鲜劳动党集团，都既有理想者也有投机者。执政之前，理想者占优势，投机者也要充做有理想的样子（甚至在理想者感染下也真的有了些理想并愿意献身）；执政之后，理想者有些蜕变为利欲熏心的官僚，有些则被蜕变者和投机者排挤而离开权力中心（甚至有些死于清洗），当年的投机者则通过“逆淘汰”机制把持大权。无论是斯大林战胜托洛茨基、毛泽东取代陈独秀（以及其他有真诚信仰的共产主义者）、金日成除掉朴宪永，都反映了理想主义者在权力斗争中，必然敌不过那些务实、暴力、不择手段的政治野心家。
不仅统治阶层会蜕变，人民大众的劣根性也让共产主义的理想在现实中扭曲。在马克思、恩格斯及其他共产主义者的想象中，共产主义社会的人们摆脱了资本主义的枷锁，人们可以无忧无虑的工作，公有制下劳动者完全享有劳动所得，物质充分、生活自由。
可现实完全是另一回事。在苏俄/苏联建立初期，布尔什维克就发现了公有制和配给制下工人普遍怠工的现象，不得不成立“契卡（全称为‘全俄肃清反革命及反怠工非常委员会’）”通过包括枪决怠工者在内各种暴力手段强迫工人工作。而苏联经济进入常态期后，仍然需要通过各种纪律手段才能让工人相对积极工作，而无法让工人自觉的勤奋劳动。但即便在各种纪律乃至非常手段下，苏联工人工作效率也远不如欧美日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工业品质量和创新方面更为落后。而中国、朝鲜等其他社会主义政权下的经济，又比苏联落后许多，工人的劳动积极性、生产产品的质与量，就更加低效和差劣。
农业同样如此。无论苏联的集体农庄、中国的“人民公社”、朝鲜的集体农场，都是低效的，农民也都是饥饿的。在农村实行公有制或集体所有制的时期，排除使用现代农业技术因素，粮食产量都不及之前的私有制时期。而这些政权为发展工业和保障城市居民生活，都推行强制征粮政策，从苏联的“余粮收集制”到中国“统购统销”（朝鲜当然也有类似的政策），都通过压榨农民实现工业化。这进一步恶化了农民的处境，束缚了农业发展。
显然，公有制/集体所有制违背了人性，共产主义者试图消除人自私的一面，结果是完全失败，还造成了巨大的灾难。
金范佑准确预见到了左翼（共产主义者）主张的弊病、将会出现的灾难，因此拒绝加入南劳党及其支持者行列。可是，廉尚珍、安昌民、郑河燮等知识分子，却对共产主义理想深信不疑。连温柔善良的女教师李知淑，也试图将她的学生们培养成革命者，灌输阶级斗争理论，并对金范佑坚持的民族主义观念视为资产阶级的“机会主义”思想而排斥之。他/她们坚定的相信，他们不惜牺牲生命而奋斗的目标：建设一个共产主义的人间天堂，必然能让人民都解除压迫、得到幸福。他们也认为，劳动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必然可以带领人民取得战争的胜利和建设的成功。
“共产主义人间天堂”的空中楼阁与红色极权下修罗地狱般的现世实情
可是，后来朝鲜七十年的历史（以及相对应的韩国的变迁），应是让这些理想主义者们始料不及，也必然后悔万分的。
理想与现实的天渊之别，何止体现在土地问题。几十年来的朝鲜，无论政治、经济、思想文化、人际关系，几乎一切领域的实情都与革命者的理想大相径庭，甚至完全相悖，也远比资本主义的韩国差劣，乃至还不如封建时期的半岛社会。
左翼革命者们所设想的朝鲜政治体制，是代表工农无产阶级的民主制度，且是远胜于“虚伪的资产阶级民主”的、有着充分和真实民主的“人民民主体制”。可是，虽然包括“最高人民会议”、“朝鲜人民军”在内的许多国家机构和组织都冠有“人民”一词以为装饰，但朝鲜政治体制的实质，却是混合传统君主专制和现代法西斯独裁的专制政体。除在最初几年略有一定包容性，此后的六十多年中朝鲜劳动党垄断了一切权力。而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三人，又垄断了劳动党的一切大权并代代相传，“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成为了令真诚信仰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革命者瞠目结舌的封建世袭王朝。
在金家和劳动党的专制统治下，人民不仅不能掌握权力、参与政治，连基本的权利和自由都荡然无存。与中国的毛时代类似，朝鲜通过以暴力为后盾的户籍制度、配给制度、基层公共治安体系等，将人牢牢的束缚在户籍地乃至具体的工作单位/学校/住所，连前往其他道（省）、郡（市县）都需要相关证件和“介绍信（路条）”。人身自由和迁徙自由的丧失，让人们都只能任人摆布。
而朝鲜在推翻封建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后，并未去建立一个无阶级（或全为无产阶级）的平等社会，而是将朝鲜国民划分为“核心阶级”、“动摇阶级”、“敌对阶级”这三个权利与义务相差巨大的三个阶级，曾经的革命者、烈士后裔，以及佃农、贫农和拥护政权的知识分子等革命争取对象成为“人上人”，小资产阶级、富农中农、中间派成为既拉拢又控制的对象，而朝鲜封建时期和日据时代的地主、资本家、官僚、宗教信徒等，则成了“敌对阶级”即贱民阶层。
这种阶级的“翻转”，被朝鲜官方宣传为被压迫者的解放，以及对阶级敌人的合理压制和防范。可事实上，则是曾经的革命者和被压迫者摇身一变，成为了压迫他人的剥削阶级；那些曾经的既得利益者，则成为与当年的贫农佃农类似的不公社会的受害者。而且，阶级身份是世袭的，下等阶级成员除非有特殊贡献才能跃升阶级，否则世世代代都要在相对更少权利和更多义务/负担的阶级生活。
历史学家托克维尔曾说过，革命者在推翻旧的体制和旧势力后，会不自觉效仿被推翻对象的所作所为。这样的评价被一次次应验。如朝鲜这样的阶级划分、世袭传承，与封建等级社会本质有何不同？金家和劳动党特权阶级，难道不是王室和“两班”贵族的翻版吗？
当然，如果一定要说差异，还是有的。传统的“两班”贵族往往有家学传承，重视道德礼仪，博览群书识见广泛。而且，他们在享受特权的同时，也承担着更多的义务（既有道德层面的，也有法律层面的），并做出远超平民的贡献。他们中起码一部分人，也对平民百姓有同情悲悯之心，也能善待佃农和奴仆等“下人”。如影片中金范佑父亲金思镛就是典型。朝鲜民族英雄李舜臣，就是出身于官宦世家。而朝鲜历史上也不乏有才能、勇气、同情心的君主，如朝鲜王朝的世宗李裪（tao)（即“世宗大王”）、成宗李娎（xiao），皆是贤明君主。
而以金日成为首的朝鲜劳动党权贵阶层则不然。这些人道德和知识水平都很低下，他们对权力斗争的热衷远超过治国理政，对百姓的不满只会用暴力压制，让朝鲜人民生活在地狱般的环境中。他们掌握大权后，强取豪夺、鱼肉百姓，有些权贵更是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他们有了古代贵族的地位与权力，但没有后者（起码其中一部分较好者）的道德、知识、责任感。
而金日成、金正日、金正恩这金家三代，拥有古代朝鲜君主也难以比拟的地位与权力，但不仅未尽力促进国民民生福祉（虽然在1950-1970年代在经济民生方面曾经取得一些成就，但主要是因为中国苏联等盟国的大力援助，以及时代变化科技进步下生产力的发展，而非金家人和劳动党官僚的功劳），反而严酷对待百姓尤其“贱民”，是极权暴政的第一责任人。他们治下的朝鲜，是世界是最为贫穷落后的国家之一，政治专制和对人权的侵害更是世界之最（没有之一）。
“德不称其任，其祸必酷；能不称其位，其殃必大”，金家及其他权贵家族组成的特权阶级治下的朝鲜，是如同集中营的人间地狱（而朝鲜国内那些真的“集中营”、“劳改营”，则是地狱中的地狱）。专制极权下的人民，没有人身自由、言论自由、新闻自由，甚至思想自由都没有。无处不在的管制、审查、洗脑，以及闭关锁国，让朝鲜人民比世界上所有国家的人都更为愚昧和贫乏。
朝鲜整体如此黑暗，弱势身份群体更是苦不堪言。在朝鲜，残疾人的生活如同地狱。无论是脱北者的讲述，还是联合国及多个人权组织的报告，都反映了朝鲜身心障碍者绝望的处境。许多身体残障者被遗弃任其自生自灭，精神病患者被关在集中营。在朝鲜首都平壤，见不到一个残疾人，因为所有残疾人都不被允许在平壤居住，即便未被遗弃和关押者也被驱逐出这个作为朝鲜国家和金家政权门面的“首善之都”。
如果说残疾人只是占人口少数的边缘者、不具备代表性，那朝鲜女性的境遇更能说明这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封建保守顽固的实质。
由于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特别强调对妇女的解放、对束缚妇女的传统体制与礼教的批判，各国社会主义运动都不乏女性的积极参与，朝鲜也不例外。作为被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男权、父权、夫权多重压迫的女性，自然极为渴望在社会主义革命中获得解放和新生。影片中的女教师李知淑就是很典型的女性革命者。
一开始，朝鲜一系列社会改造的确促进了妇女解放。从前只能做家庭主妇、更无法参政的妇女，普遍获得了工作，一些人还成为国会议员、政府公务员、法官检察官，一定程度摆脱了传统和家庭束缚，成为自立的新女性。这不仅在朝鲜半岛历史上难以想象，也比同时期的韩国要进步的多。
但这种进步并未持续太久。在金日成政权逐渐稳固之后，为了统治更加稳定，妇女解放运动逐渐停止，对女性的态度和政策趋于保守。其实，即便一开始，朝鲜的妇女解放也是有局限的，受益的主要是出身权贵和干部家庭的女性，女性白领阶层也都集中在特权城市–首都平壤，平壤之外尤其乡村仍然是以传统道德与规范约束女性。
随着时间推移，朝鲜妇女解放运动不仅没有扩大，反而日趋沉寂，女性权利自由也逐渐收缩。作为一个专制独裁政权，其最主要考虑的是统治稳定，维持统治的直接手段是暴力（这也意味着要取悦男性、压制女性），间接手段是传统的纲常等级伦理。因此，金家政权不仅终止了妇女解放，还软硬兼施的逼迫女性重新回归家庭主妇的角色。
而政坛上活跃的女性也在减少，或者成了统治集团内示外宣的花瓶、男性政治人物权力斗争的工具。最典型莫过于朝鲜女性游击队员、独立运动家、政治家朴正爱。她是朝鲜政权建立前期身份最高的女性政治人物，也是朝鲜官方妇女组织“民主女性同盟”委员长，并跻身朝鲜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但她在政坛数十年间，几乎毫无存在感和实际作为。不过，在劳动党权力斗争的高潮“八月宗派事件”中，她支持金日成，因此得到信赖和擢升，也成为被利用更久的“花瓶”。而在国际上，朴正爱与中国的宋庆龄一样，经常参与“保卫世界和平大会”之类会议，明面代表的是本国女性，实则只是独裁政权的传声筒。
最为位高“权重”的女性如此，其他的朝鲜妇女包括女性革命者更不会好到哪里去。影片中的女教师、筏桥女盟委员长李知淑同志，后来即便没有死于战争和政治清洗，也必然成为与她上司朴正爱这个“大花瓶”角色相仿的“小花瓶”罢了。
朝鲜女性权利自由不仅在金日成时期收缩，到了金正日和金正恩时期，对女性的奴役和侵害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本加厉。由于1990年代以来朝鲜的经济崩溃和饥荒，朝鲜犯罪率大增，弱势的女性成为作案的重点目标，涉及人口贩卖、强制卖淫等针对女性的犯罪也暴增。而许多逃亡中国的女性“脱北者”在逃亡途中及抵达中国后，也往往遭受性侵害及其他伤害，甚至殒命他乡。
如果这些还可以推给灾荒和罪犯（哪怕灾荒和罪犯也是金家专制统治催生的），那金家政权乃至金正日本人的一些对女性的直接作为，就更可反映政权反女权、反女性解放的封建男权本质了。
例如1996年，朝鲜突然禁止女性骑自行车。关于禁止原因，据说是金正日曾看到有女性穿着裙子骑自行车，非常不悦，认为看起来很不雅观，还有违朝鲜传统。于是全朝鲜女性就被禁止骑车，直到2008年才废除禁令。而金正日时期也反对女性在公众场合穿裤子，认为裤子是男性服装，女性只能按照朝鲜传统着裙装。窥斑见豹，朝鲜女性所受束缚可见一斑。
而金正恩时期，对于女性的着装和言行虽有放宽，但社会环境整体对女性仍然是极不友善的。金正恩的妹妹金与正虽位高权重、频频亮相，但她无法代表最大多数朝鲜普通妇女的境遇。据“人权观察”等机构的调查报告，从公务员到农妇的朝鲜女性广泛遭受性骚扰、性侵害，朝鲜无权无势的女性广泛的沦为男性的玩物。加害者有官员、军人、警察、保安、黑帮，乃至许多朝鲜普通男性国民。有些朝鲜男性公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外国游客的面抚摸女同事身体，可想而知在阴暗处有多少罪恶。而即便是平壤中产阶级家庭的女性，也大都居家作为家庭妇女服侍男性，而没有独立的权利和条件。
对这一切，金家乃至整个劳动党统治阶层都心知肚明。但是他们放任这一切发生。他们一方面压迫下级特权者和朝鲜民众，另一方面又纵容这些被他们压迫的人去压迫更弱势的女性，以维持社会的相对稳定。女性成为政权和男权共同剥削欺凌侵害的对象，成为男性的发泄品。而在具体对待女性的政策和价值理念上，金家政权都充分借用了男尊女卑的传统文化、要求女性服从男性的礼教纲常。
这一切，必然是当年参与朝鲜半岛“社会主义革命”的女性始料未及的。她们没有想到，她们为之奋斗而建立的政权，成为了女性的地狱。
总之，无论是朝鲜国民整体处境，还是弱势群体的遭遇，都反映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既不“民主”、又非“人民”所有，更不是“共和国”，而是由金氏家族及劳动党各级权贵世袭罔替、强取豪夺、奴役大众的专制王朝、人间地狱。
如此的境况，那些曾经奋不顾身为朝鲜“社会主义”新政权建立而献出包括生命在内的一切的革命者们，活着且未蜕变者的必定后悔莫及，死去的则是死不瞑目。
尤其朝鲜战争中那些冒着死亡在前线作战、试图统一祖国或起码多占一些领土的朝鲜人民军官兵们，应是想不到他们每多开辟一寸土地，未来给民族的牢笼就扩展一分，也有更多同胞成为地狱中的一员。
如1950年8-9月在洛东江附近精疲力尽、但仍忍着疲惫、饥饿、轰炸、阻击而拼命突击的人民军官兵，必然是怀着国家即将统一的激情、半岛将被共产主义解放的理想，在不惜生命的全力奋战。成千上万人倒在了洛东江两岸，江上也飘满人民军的尸体。而仁川登陆打破了他们的梦幻，他们也必定绝望至极。可他们恐怕做梦也想不到，他们的溃败，才让半岛更多领土属于自由世界，而没有像三八线以北那样陷入长久地狱。如果他们突破了包括洛东江在内的“釜山环形防御圈”、统一半岛（以及将济州岛也占领），那朝鲜民族/韩民族就完全陷入黑暗、后来半岛南部的成就与光耀也将完全不会出现。
革命尚未成功，幻梦已初醒
虽然朝鲜的一系列悲剧大多是在金家政权稳固后才发生，但在革命尚未取得胜利之时，“共产主义天堂”的理想就已逐渐暗淡。
影片中北派干部的骄横、对南劳派的歧视，只是革命走向畸形的表现之一。更能反映北部政权可怕的，是它强制要求所有人服从、保持一致的暴力垄断、权力垄断、意识形态垄断的专制倾向。
金范佑作为“开明地主”的后代，被强制要求担任当地“人民委员会”主席。他不从，就被北派干部中负责肃反的金同志指责其“接触美国人（哪怕他在接触时是拒绝了为美国人做翻译）”，被金同志扇耳光、被其手下殴打；
筏桥的人们，从男性青壮年到妇女儿童，都被强制或变相强制参加官方的组织和动员。整齐划一的着装和动作，预示了朝鲜国民未来的模样；
口口声声为农民谋利益的劳动党，强制征税征粮太甚，已民怨四起。基层党员反映这会失去民心，上级却仍然坚持征收；
作为无神论政党，劳动党禁止一切宗教活动，包括朝鲜民间的巫术、法事也在禁止之列。影片中的巫女、郑河燮的女友素华，也就失了业。可治安队长姜东植，因思念亡妻、受不了睡梦中总有妻子“魂魄”缠绕，还是请求素华为其亡妻做法事超度。而郑河燮却试图阻止其女友/未婚妻为他人做法事。
这些都反映了革命朝阳下并不都是光辉，专制阴云的暗影已然暴露。
一直保持坚定革命信念的廉尚珍，思想也逐渐动摇。虽然他在战局不利、政权不稳下仍然强作镇定，鼓励大家都振作起来。可他自己也陷入对革命的困惑中。或许是他的思想有所暴露，也或许只是没有足够谄媚北派干部，廉尚珍已经被监视了。
当他回到家中，发现了自己的弟弟、也是政治和军事上的敌人廉尚九在家中藏身，并未抓捕后者，而是在紧张的聊天对话后将其放走，甚至还把自己的枪送给弟弟防身。
对于共产主义者而言，是不能顾忌亲情的，何况廉尚珍和弟弟还做了许多年的现实敌人。但是如今廉尚珍却放走了弟弟，这说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已经动摇。廉尚珍为劳动党和革命理想出生入死，但却被北派干部欺压，自己还遭到监视。而自己离家干革命的这些年，母亲和妻子则多亏了弟弟的照顾。或许廉尚珍明白了，相对于远观伟光正、实则冷血的劳动党，以及缥缈的“天下大同”的共产主义理想，还是血浓于水的亲情更加真实和温暖。
但廉尚珍还来不及做更多反思，美军在仁川登陆、围困釜山的人民军被反攻，筏桥也即将被占领。刚刚建立的劳动党筏桥党政机构，不得不紧急撤退。在紧急会议上，安昌民和李知淑握紧对方的手，同样是反映了私人的亲情/爱情比共产主义的同志情谊更加紧密和坚固。
而姜东植妻子的法事，即便受到阻止，还是在劳动党撤退前夜由巫女素华主持举行了。正如素华回应郑河燮所说的那样，做法事是一种对老百姓精神世界的一种慰藉。
而郑河燮所认为的“不应该相信死后有灵、只有现实世界才是真实的”的无神论思想，从事实层面是正确的。可现实世界是怎样一副光景？姜妻的法事尚未结束，姜东植就带着手下去杀死那些“反动分子”了，哪怕那些人早已投降、已接受劳动党政权的管理（否则一开始就被清算了）。刀枪齐下，又是多少冤魂的悲鸣。
这样的“现实世界”，人们都想逃离而不得，只能忍受恐惧与痛苦，在生死之间苦苦挣扎。在身心的煎熬中，人们当然希望得到一些心灵慰藉。于是，在巫女主持的姜妻的法事上，人们都聚拢而来，倾听巫女的祭曲。
但人们奢求的片刻安宁与安慰也不再。劳动党军人四处杀害“反动分子”，枪声夹杂在巫女的悲凉歌声中，让歌声更悲凉。
金范佑这样一个人道主义者，还试图劝说廉尚珍停止杀戮。廉尚珍终究还有一些良知和理性，下令河大治停止报复性屠杀。可河大治公开顶撞，声称他们已无法节制。
河大治们如此杀戮，是天性残暴吗？并不，只是在利益和意识形态分野下，左翼和右翼、劳动党和南韩政权之间已经相互杀戮了许多次，结下血海深仇，恶性循环，已没有了和解共存的余地。
河大治们或许本来已经不想再杀戮，否则在重返筏桥之初就会杀掉这些人。但是，新政权控制筏桥不到三个月，又一次要撤退和转移。且不说美韩军到来很可能会报复来不及离开的党政军人员及家属、支持者，即便想到又要颠沛流离，就忍不住再下杀手了。甚至，在收拾行李、销毁机密文件、砸烂办公室时，就会怒火中烧，并将怒气撒在前右翼人士身上。
何况，依靠暴力得到的臣服并不可靠，这些臣服者可能转眼又会反叛。即便仁慈一些饶过他们，一定能换来美韩尤其韩国右翼人士不报复留下来的自己人吗？如果不杀对方的人，对方却残忍的杀“我们”的人，那岂不是“吃亏了”？再想到自己的亲人被对方阵营残杀（如前述，河大治家人就被“反共讨伐队”杀害；姜东植妻子被廉尚九霸占并最终自杀），又找不到杀人者，那就拿这些人泄愤吧。此时不杀，过时不候。所以，杀吧。
就在这些心态下，在撤退前一刻，河大治们对手无寸铁、已顺服新政权的南部右翼政权的党政军成员及其亲属和支持者大开杀戒，哪怕对方是他们的同胞、同乡，甚至是沾亲带故的亲戚和邻居。
无力制止手下杀戮的廉尚珍，既是回应金范佑又是自言自语般的说：“我无法忘记，第一次读马克思，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我发誓为此不惜牺牲自己生命。但是，从某一刻开始起我却开始迷失了。哪里出错了？如果我能，我愿意重新开始”。
而当他说到“没有阶级没有压迫、人人平等的世界”时，镜头给到了墙上的朝鲜国旗和国旗下的金日成像。此时朝鲜的个人崇拜已然开幕，个人独裁也在形成。这样的政权会建立一个“人人平等的国家/世界”吗？“哪里出错了？”当然是所谓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政权从建立时就已经变味了（如果追溯更早，参与革命“打江山”的目的也大都并不纯粹），包括最高领导人在内的大多数革命干部也都蜕变为掠夺者和堕落者了。
理想和现实的撕裂，撕扯着廉尚珍，也撕扯着其他许多真诚的革命者。面对金范佑指责其双手沾满鲜血的行径时，廉尚珍并不忏悔，认为所杀的都是“反动分子”。金范佑斥责他“以杀人为手段、利用人与人之间的仇恨，这绝不是拯救人的意识形态”。
但廉尚珍已没有时间再思考和回答。在焚毁房舍的火光中，廉尚珍匆匆离去。
两位都曾做过金范佑学生的知识分子革命者，安昌民和李知淑，还算没有忘掉师生之谊，匆忙逃亡时还对老师脱帽鞠躬。不过，这应是永别了。或许他们也和廉尚珍一样，困惑于现实与理想的相悖，思考过许多重要的问题。但已经没有机会对话和表达了。
巫女的法事进行了一夜，直到第二天清晨才结束。金范佑感佩巫女的敬业、对死者的尊重。巫女告诉金范佑，做法事就是不要让生者沉溺于仇恨，抒解哀怨。
影片的最后一幕，用字幕告诉了人们，三年的朝鲜战争，双方总计有242万军人、286万平民丧生，结局则是无人胜利。希望“重新开始”的廉尚珍，参加了南部游击队（“南部军”），继续与韩军作战。但停战后，他们被遗弃在了南部（这一定程度也和劳动党权力斗争、金日成故意遗弃“南部军”以削弱“南劳派”有关），最终被韩军在此后数年内全部歼灭。
根据原著，面对韩国军队的围剿，绝望中的廉尚珍用手榴弹自杀身亡（他的上司、“南部军”总司令李铉相，也在韩军围剿中被击毙）。他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另外的500多万条生命也再也没有机会“重新开始”了。
如此多的冤魂，能够“魂兮魂兮，归于天宫”吗？
剧终事未终：半岛斗转星移的变迁、韩国人民的反思与奋进
转眼间已过了七十余年，半岛又经历了许多变迁。曾经的人们绝大多数已往生，但半岛如今的一切都与影片中的年代息息相关。
最明显的，就是一条停战线将半岛一分为二，两个在七十多年前就在对峙的政权仍在对峙着。北侧的那个“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成为金日成家族的私产，且已传至第三代。其具体所作所为，前文已有纪述，不再赘言。
而半岛之南，则发生了更多更曲折的历史转折与变迁。作为韩国缔造者之一、在与金九等人残酷的权力搏杀中胜出的李承晚，虽然维护了国家独立与主权，但在经济上无所作为，政治上则逐渐陷于独裁。1960年的“4.19革命”让李承晚黯然结束政治生涯，流亡至美国直到死去。
但继任的尹潽善-张勉政权无力改善经济，上层权斗剧烈，社会动荡不安。下级军官出身的朴正熙看到了机会并发动政变，并大获成功，开启了长达二十多年的军政府时代。而军政府一方面反共和镇压民主运动，另一方面委任技术官僚发展经济，缔造了惊艳世界的“汉江奇迹”。韩国民众的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国力也日益增强，但政权腐败和社会不公也在侵蚀着大韩民国。
在专制下，民主运动此起彼伏。不像朝鲜劳动党垄断了政治权力，韩国即便专制最严酷时期也仍然允许反对派的存在和有限行动。以金大中、金泳三等人为代表的在野民主势力，坚持不懈的与朴正熙、全斗焕、卢泰愚等专制保守力量斗争，并与1980年代末至1990年代初让韩国实现了由专制到民主的和平过渡。
1950-1980年代韩国的政治专制与社会的暴力化，其实某种程度都是朝鲜战争前后革命与暴力的延续，腐败、暴力、弱肉强食，以及意识形态的控制与撕裂，都是南韩政权建立时就已有之的沉疴痼疾。
直到20世纪末的韩国，才真正实现了建国时就声称实现了的政治民主和社会自由，人权保障也逐渐落实。也正是这时，饱受了百年殖民统治、战争、独裁、腐败、贫穷折磨的韩国人，才得以缓过气来，回顾自己、父辈、亲人、同胞一个世纪以来经历的悲欢离合、苦辣酸甜，并反思苦难的根源、寻求民族与每个个人的新生之路。《太白山脉》也正是在民主化成功后改编为电影、并获韩国最高电影奖青龙奖的。
1990年代的韩国，还有许多亲历过1940-1950年代革命与战争的老人。对他们而言，韩国数十年的变迁并不能带走旧日的记忆。对比今日的和平与繁荣，曾经的残酷时代既恍如隔世，又更显恐怖、更加记忆犹新。而年轻一代，往往对老人们口口相传的历史难以置信。但也有许多年轻人，接受了更好的教育，历经民主化的浪潮，对历史和现实中的人权问题颇为关注。而社会中坚的中年人，大都经历过光州事件及民主运动的洗礼，也更多的从父辈那里了解了韩国过往的血雨腥风。
于是，韩国各年龄段、各阶层，尤其知识分子，在物质充盈、言论自由的环境下，开始探索韩国历史上那些悲惨的岁月、那些岁月中的人和事。从描绘朝韩分裂与战争导致亲人死难、兄弟反目的《太极旗飘扬》，到讲述同胞相残、战争泯灭人性的《高地战》，再到朝韩暗杀战下底层军人成为牺牲品的《实尾岛》，都将血淋淋的历史以血淋淋的方式呈现出来，告诉人们战争的残酷、同胞内战的悲剧与无意义、平民大众在时代波涛中的绝望与无奈。
例如在《高地战》中，为争夺一块停战线附近的高地，朝韩双方两支部队不断的厮杀。在厮杀中双方曾有过友好往来，也都盼望着战争结束。可上级一次次命令他们互相残杀，以在彻底停战之前多取得一块土地。剧中，一位少年韩军士兵射杀了一位年龄相仿的少年朝军，颇为不安。而老兵安慰他：“咱总不能替他死吧”。同胞骨肉，却不得不你死我活。剧终时，濒临死亡的朝军军官，也与廉尚珍一样表达了对内战意义的困惑、对革命前程的迷茫。这也是许许多多朝鲜人和韩国人共同的疑惑与迷茫。
对韩国人而言，最难以释怀的，是那些年血腥的内战、500多万人的死亡，并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正面价值，是民族有史以来最大的内耗，生灵涂炭、国家分裂、同胞离散。而这一切原本不应发生、不必发生。
而与同胞相残之惨烈相比，韩国的世仇、欺压韩国上千年、殖民其数十年、残杀奸淫无数朝韩民族男女的日本，却以很小代价度过战败的低谷期，在和平稳定中更早实现了经济腾飞。而日本右翼和军国势力，从未被清算且仍假借和平面目蛰伏待机。真正的仇敌未予歼灭，手足同胞却厮杀的血如涌泉。这是多么扭曲和错缪啊。
而战后韩国被独裁者和野心家宰制的数十年，经济虽有发展，但人权侵害无处不在。从收容机构“兄弟之家”虐待流浪者和孤儿，到“三清教育队”将政治犯和“不良青年”送进集中营，再到光州和首尔流血死亡的学生和市民，还有全泰壹为代表的劳工自焚呐喊，经济繁荣的背后到处是肮脏与暴力。这些也都给韩国人留下深刻印象。
充满悲剧的韩国近现代史，反而激发了韩国进步派知识分子深彻的反思、广大国民的奋进。韩国之所以出现那么多反思历史和批判现实的影视作品，正是韩国人经历惨痛的历史后，才明白要痛定思痛、探析悲剧的缘由，不让悲剧重演。
从《收件人不详》到《黑水仙》，讲述了战后韩国社会持久的阵痛与国民的挣扎；从《共同警备区》到《国境的南边》，韩国许多电影都在探讨三八线两侧的断裂与连接，一次次唤起血浓于水的同胞之情；《杀人回忆》、《那家伙的声音》则是在努力回溯曾经难以侦破的杀人旧案，不让时间冲淡和隐匿曾经的罪恶；从《薄荷糖》到《挖掘机》，韩国知识分子和大众从未忘记光州的悲剧，也并不因时间推移而淡忘旧恶；从《熔炉》到《素媛》，都在促进韩国对性犯罪的关注和预防；从《马粥街残酷史》到《蚯蚓》、《黑暗荣耀》，对校园暴力的关注、解读，及为受害者的呼喊，韩国站在了世界前列，也为中国校园暴力中难以言说的国人受害者代言；《恐怖直播》和《圣殇》，则通过描绘弱势群体和边缘人的处境与心理，反映弱势者受害是权贵压榨和大众冷漠共谋造成，激起人们的同情心和正义感；《新世界》和《局内人》则以大尺度的演绎政商高层权力斗争、利益博弈、鱼肉人民、骄奢淫逸，来鞭挞统治阶层的丑恶、表达对正义社会的追求。而韩国的《共和国》系列剧，更是全景式展现了韩国从建国至1990年代政坛内幕和社会的诸多方面。其中的《第五共和国》，更可谓影视版的政治史诗，生动如《史记》、品味胜《离骚》。韩国知识分子尤其影视界的进步人士，用影像作枪炮，向不公不义的社会宣战，唤起人民的良知与正义感，并推动现实的改变。
这些优秀影视作品的成功与反响，离不开许多思想进步、关怀人民的知识分子、艺术家。无论是林权泽、奉俊昊、金基德等影视巨匠，还是安圣基、宋康昊、河正宇等国民巨星，都倾心社会现实，通过编排和演绎出精彩绝伦、引人入胜的剧情，增长公民的识见、丰富民族的情感、唤起大众的良知，为韩国社会革新与民权保障做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
在政坛上，以金大中、卢武铉、文在寅为代表的韩国进步派，在民主化实现后坚定的走向国家变革的“深水区”，与保守顽固势力激烈博弈。虽屡遭挫折，但前赴后继。正是他们在政坛的奋争，让韩国的社会革命得以进行和拓展，旧日积弊被逐步拔除。
而在思想文化领域，韩国才是真正传承了中华文化中的优秀成分，并塑立了独立自主坚韧顽强的民族精神。韩国国土面积仅有中国百分之一、人口不足中国的二十分之一。但韩国文化在世界各国（无论欧美还是亚非拉许多国家）的影响力，尤其官方宣传能力和渗透力，都远超中国。韩国人有着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在对外问题上非常团结。尤其在体育赛事中，韩国运动员和观众都展现了极强的民族情感和凝聚力。韩国民族精神的勃发、对本民族文化的发扬，同样是在长久遭受外敌欺压和内部贫弱后的强烈反弹。
在韩国全方位崛起的同时，各种新的问题也越发突出，社会矛盾反而更为尖锐。女权问题最为典型。无论是传统礼教纲常，还是现实中男性对权力和资源的主导，都在压抑着女性的自由解放。性骚扰/性侵害/性暴力问题也普遍存在并严重损害女性身心。经济繁荣并未有效促进女权的充分实现，反而让女权问题更加凸显为社会革新中的最大难题。此外，贫富差距、高房价、低生育率、军中霸凌、家庭暴力/校园暴力/网络暴力等，也日益得到暴露和关注。但对于这些涉及人性和社会结构的弊病，暂时还没有改变/根治的办法。
但无论如何，韩国已经在基础人权和法治方面取得巨大成功，自由民主也成为全体国民尊奉的价值指针。韩国的民族主义也颇为正当正义，且成就斐然，真正实现了民族复兴。
韩国最近数十年来的这些反思与成就，很大程度就是因为补偿前失心态下的强烈激励，以及反思与变革的良性循环。沉重的苦难史没有导致韩民族的沉沦，反而令其涅槃重生。经历过生命与尊严被残忍践踏，韩国人民无比的重视人权与正义，不仅不让历史的悲剧重演，还要尽可能追溯历史、修复创伤、告慰逝去的受难者和英雄前辈。韩国进步人士编撰的《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单》，以及在日本大使馆前树立的“慰安妇”铜像，以及对光州事件的深彻反思与对刽子手们的批判，就反映了韩国人民不忘历史、在实现民族复兴后告慰前人的心志与行动力。
虽然，许多逝去的生命和承载的痛苦，仍然是无法追回改变。在现实层面，无论是国家统一民族团圆，还是繁荣发展下的种种新问题，解决起来也遥遥无期。可他们终究是觉醒了，抗争了，取得一些成果了。而未来韩国的前景，虽然仍然暧昧不明，但希望多于绝望。
最重要的是，韩国的民权保障、经济繁荣程度，说是朝鲜百倍都不夸张。同一个民族、同一个半岛，一条三八线，两侧的天渊之别，既是因为朝鲜的极度失败，也是因为韩国的巨大成功，更反映了韩国即便再多不足乃至黑暗面，其文明程度也是红色极权无法企及的。
（这是本文上半部，已发表于《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