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故事新编》中，最晚完成的三篇，是《起死》、《采薇》、《出关》，都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即鲁迅先生逝世的十个月前。鲁迅人生晚期的作品，往往有着更加深刻的思考、对过往更完整的总结、对世事人心更透彻的洞察，以及带有一些既让读者反复思索捉摸不透，却在直觉上又颇能有所领悟的东西。除了文本本身，它所涉的许多相关的人物与事件、各种争议，也颇值得关注和评析。
这样，《出关》一文就更为值得探析。我们可以通过剖析文本，结合文中各要素的相关背景，窥探它表达的意涵与情感，并让鲁迅先生的作品与遗志，更加被人所知和高扬，促成对当下世界更好的理解与改变。
《出关》改写自春秋时代的中国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老子（姓李名耳，字聃）骑牛经函谷关，接受关令尹喜招待、写下《道德经》，并向西一去不返的故事。在故事中，函谷关的关令尹喜，看到紫气东来、霞光万道，认为必是圣人到来。之后果然看到当时已闻名四方的老子要过关，尹喜拦住并请其做客。老子则郑重其事的书写《道德经》，传授于尹喜，告知此书上谈天地宇宙、下论为人处世，勉励人们学之。之后老子骑青牛向西而去。
与《故事新编》其他篇目一样，鲁迅在《出关》中同样采纳了史书对史实框架的记述，又同时对于细节和每个角色具体的表现加以改写、补充空白未知之处，并让小说的故事相对经典故事的脉络和观感有了剧变。
《出关》开篇，讲了孔子问道老子的事。孔子问道老子，是历史上明确记载的真实发生的事。孔子和老子，既是先秦百家争鸣时代最知名的两位思想家，也是后世最为人推崇和敬仰的两位圣人。这两位思想巨人的相会，可谓极为重大之事。
不过或许由于历史久远、或许因为儒家道家逐渐对立，对于孔子与老子相会几次、相谈是何，记载的颇为模糊，不同史料间还有冲突。但大体上说，孔子是在求教老子，相谈之后也颇为佩服老子。但老子对孔子的价值和主张却颇不以为然，多次批评孔子。不过老子也对孔子有些善意的教导指导。
鲁迅的 《出关》，正是选择以孔子老子之会，引出老子的思想和之后的故事。鲁迅笔下的孔子老子之会，遵循了经典作品记载的大致情况，即孔子求教老子，他熟读诗书经义，为何得不到重用？表现出了强烈的入世情结和世俗诉求。而老子则以天地万物的自然生长，劝诫孔子不要违逆天道、要顺其自然。
在鲁迅的笔下，孔子老子之间是非常客气的。鲁迅以诙谐幽默的言辞，表现了二位贤人相互的礼敬。但鲁迅还假设了孔子的口是心非，借老子之口，讲孔子将与老子对着干。后世的儒家和道家对立、相互攻讦，正是这样假设的真实背景。
这段故事，反映了老子与孔子不同的世界观和主张。相对于孔子急于得到君王重用、以仁义礼教治国、通过从政改变现实社会的“入世”追求，老子是“出世”的，即淡泊名利、不愿强争、更无意于掌权治国的。虽然老子也做过周王朝不小的官，但属于负责管理档案史册的闲职，并不参与军政大事。即便这样的官，老子也在晚年辞去，选择骑牛出关、躲避春秋以来的动荡及未来更大的祸患了。
对于“礼崩乐坏”的当时国情，老子是悲观而又淡然的。他看到了井田制瓦解、卿大夫夺权、诸侯交兵的秩序混乱的现实，但并不像同时代的孔子那样积极的去维护旧秩序，也不像若干年后墨子那样致力于开辟新秩序，更不似后来崛起的法家那样、依附君王以严刑峻法治国强兵，而是觉得无论秩序的维持还是崩坏，以及未来的演变，都顺其自然、不加外力干涉，或即便有所为也要顺势而动，而非逆势而行。
更根本的，老子主张“无为则无不为”，不为即是为，不需要特意的、主动的、积极的为，而是以柔克刚、以弱胜强，在无形中实现天人合一般的为。这样，才是得道，是大道，可称为“大道无为”。这是老子一切思想的核心。
《出关》中老子给他弟子解释为何不和孔子相争的这段话，正反映了老子这样的思想和主张：
“那么，”庚桑楚想了一想，“我们就和他干一下……”
老子又笑了起来，向庚桑楚张开嘴：
“你看：我牙齿还有吗？”他问。
“没有了。”庚桑楚回答说。
“舌头还在吗？”
“在的。”
“懂了没有？”
“先生的意思是说：硬的早掉，软的却在吗？”
“你说的对。
老子觉察到孔子不仅价值观与自己越差越远，未来儒家也会与道家更对立、竞争，并没有去硬碰硬的提出自己主张、培养自身信徒，去与儒家学派争个高下，相反，老子已打定主意，让弟子回家和老婆孩子过日子，自己则出关静修，远离中原这越来越混乱、未来更加血雨腥风的世道。
鲁迅笔下的老子，在出关时，还特意绕开关口，想从侧面过城，以免引人注目、为别人也为自己添麻烦。或许老子以前就因为自己是名人，而遇到过各种吃请、邀请讲学、“签字售书”，所以才低调绕城。
但老子仍是没有躲过关令（《出关》中以“关官”称之）和他下属们的注意。关令尹喜立即带着随从围住了老子，并把他请上了关隘。不过，根据签子手（相当于现在海关稽查员）在老子青牛鞍鞯翻找的表现，他们一开始是把老子当成了逃避征税的走私犯的。这才是他们积极查察关隘周边的原因。
关尹喜是认识老子的，知道他的才学，就邀请他在关上讲学。而听众则是关尹喜及函谷关的巡警、签子手、探子、书记、账房、厨房（管理员）等共计二十多人。
老子就开始讲学了。他讲的正是流传至今、成为中国乃至世界经典思想著作之一的《道德经》。而它的成书，正是在这次函谷关上的讲学中。
但鲁迅笔下，老子这场讲学，就听众反应这一点，可以说是彻彻底底失败了：
“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大家彼此面面相觑，没有抄。
“故常无欲以观其妙，”老子接着说，“常有欲以观其窍。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
大家显出苦脸来了，有些人还似乎手足失措。一个签子手打了一个大呵欠，书记先生竟打起磕睡来，哗啷一声，刀，笔，木札，都从手里落在席子上面了。
对于老子讲的既宏大、又深奥、还很抽象的道理和思想，关尹喜和他的同事们都既不明白，也毫无兴趣。本来想记录下老子精彩发言的书记，直接打起瞌睡了。而老子的方言更让听众苦恼，大家想认真听也不大懂。方言问题有时确是会影响大事的。例如康有为第一次觐见光绪帝，就是口音问题而没能谈拢。而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这些领袖人物，也都因以自己浓重的家乡口音与人交流，而造成过一些误解和争议。
不过，关尹喜和同事对老子讲学的失望，主要还是因为讲的内容。对于连孔子都难以透彻了解其高深的老子，这些在函谷关值守的周王朝公务员们更不能理解了。对他们而言，老子这些话佶屈聱牙，且毫无趣味。但众人出于礼貌又不能退席，只好装着听讲，熬到老子讲完，才如释重负。
之后，大家派代表告诉老子，他们听不懂，希望老子能够把讲的东西写下来。老子就把讲的东西写下来了，共计五千大字。这正是流传后世的《道德经》。但在鲁迅笔下，这部不朽大作，竟是老子为应付关令的任务、早日出关，而敷衍写就的：
“他（老子）急于要出关，而出关，却须把讲义交卷。他看一眼面前的一大堆木札，似乎觉得更加不舒适了。
然而他还是不动声色，静静的坐下去，写起来。回忆着昨天的话，想一想，写一句。那时眼镜还没有发明，他的老花眼睛细得好像一条线，很费力；除去喝白开水和吃饽饽的时间，写了整整一天半，也不过五千个大字。
“为了出关，我看这也敷衍得过去了。”他想。
于是取了绳子，穿起木札来，计两串，扶着拄杖，到关尹喜的公事房里去交稿，并且声明他立刻要走的意思。”
这样的对《道德经》的成书描绘，与史书记载颇为不同。史书对于《道德经》的成书有多个说法，但都认为这是老子苦心孤诣、认真思考后书写下的惊世佳作，而不会认为是随意之笔。
史书中记录的老子和关令尹喜的对话，是老子非常郑重的将《道德经》赠予、托付给关尹喜，还说此书“言宇宙根本，含天地变化之机……言处事之方、含人事进退之术……研习不止，苦修不懈，终有所成”。
那么，鲁迅为何在小说中，改写了《道德经》成书的经过呢？
首先，当然是艺术创造的需要。小说自然以文学性而非写实性为要，史实在文学作品中是可以加以改造的。这能让它更加通俗和有趣味。在《出关》中，如果呆板的描写老子如何说教、庄重的写作，而没有诙谐的笔触，那这小说也就甚是无趣，也谈不上“故事新编”了。
第二，这更符合老子的心性、贴近历史的细节。老子是主张“清净无为”、反对孔子那种过于积极的传道受业的。老子一生也并没有其他文章流传。那么这唯一流传后世的《道德经》，与其说是老子特地写下传世，或许是随心之笔更符合老子心性及其思想主张。否则老子可以写更多文章，《道德经》也不会只写五千字。
而史书记载的老子郑重其事的书写、托付，反而显得老子太过刻意，与老子淡然无为的性格相冲突。另外，老子若要相托，也应是托付于其他学者、徒弟，为何要托付于一位关隘的官员呢？
所以，鲁迅改编的老子写下《道德经》的故事，从一些方面看，更加合乎逻辑和情理。这并非说史书记载就是错的，但鲁迅的改写确是有道理的。
老子完成这五千字、交给关尹喜，换来了十五个饽饽，还有一包盐、一包胡麻。几番客气之后，老子就驾牛出关了：
“不多久，牛就放开了脚步。大家在关口目送着，去了两三丈远，还辨得出白发，黄袍，青牛，白口袋，接着就尘头逐步而起，罩着人和牛，一律变成灰色，再一会，已只有黄尘滚滚，什么也看不见了。”
这是老子在消失之前，最后的形象和目睹者。这样一位伟大的思想家，此后永远消失了。
但目睹这样重大历史的函谷关诸位公职人员，却并不怎么在意老子，而更关心他遗留的作品，能够换多少钱或货。
他们看了老子留下的木札上的文字，很是失望。除了称赞老子字写的还好，对于内容则颇觉无趣、老套、矛盾。对于老子这些言论，这些周王朝公务员还是懵懵懂懂看懂了一点的，但又不完全懂。
他们对老子这套“无为无不为”，颇不以为然。如认为老子不谈恋爱，那就意味着和所有女性都恋爱；关令辞职，函谷关才能“无为而治”，关令才是伟大的“无不为”之人……这当然让人感觉荒谬，也难以实践。
他们的理解是粗浅的，但也是有道理的。老子的学说颇为复杂深奥，但要理解和运用，还是要回到现实中，以最简单明了的方式去理解和对待。
对于老子“无为无不为”这类“相对主义”思想，我已在另一篇评论《故事新编》的《〈起死〉：相对主义的自相矛盾与既得利益者的虚伪》一文中有了很详细和具体的评判，在此就不再过多重复，只简单概括性的再做一点论述，以及讲一下在那篇文章中未讲到的东西。
简单说，无论老子、庄子、其他或道家或别的学派主张“无为无不为”、“物方生方死”、“世间皆是虚空”的相对主义、虚无主义思想，虽在哲学层面、人的自我调节、为人处世等方面有一些价值，但根本上，却是回避现实中客观存在的种种物质与非物质的需求、利益、挑战、矛盾，压抑人对物质与权利的欲求、阻碍社会进步与公义的。最根本的，它违背了世界的物质性、人的现实性，与实然的社会相矛盾，也导向违背真相的、被扭曲的“应然”。
换个角度，老子庄子们主张的“无为而治”、“顺其自然”，何尝不是在阻止他人去改变现实，而这种阻止，难道不也是“为”吗？而别人积极入世改变现实，难道不可以认为也是天地自然、人类社会一种自成的现象，是“无为”的一种吗？
而老庄学说更致命的，是它无法真正让人摆脱世俗的种种困苦，是不切实际的。人都需要吃饭睡觉，绝大多数庶民都要养家糊口，种种人欲都是基本生存需要。抛开这些，就等于树离开了大地、鱼不在水中，是不能存活的。
不能存活，精神和灵魂都是没有根基的，乃至就是无法存在的。即便说人灵魂不朽、精神永驻，那也是先有过肉体的真实存在，在世间以活物形式存在过，才能留下身后也不朽的言行、事迹、作品，以及精神和灵魂。如果一开始就不依赖于现实，人根本不能出生和存活，也就谈不上什么灵魂朽不朽了。
不过，相对于更为超脱世外、把相对主义玩弄的天花乱坠的庄子，老子还是略务实一些的。他提出“无为而治”，毕竟仍然是愿意去“治”，而非对现世社会完全不管不顾的。老子对于现实政治，还是颇有关心的（而非像庄子虽然也担任过官吏，但对政治几乎不闻不问，而集中于关心纯粹哲学问题）。老子的主张后来在汉代初期得到了一定的实践，即“黄老（黄帝和老子）之学”下休养生息、轻徭薄赋、宽以待民（包括大臣和庶民），让饱经战乱和苛法的百姓得以休息、经济民生逐渐恢复，达成了“文景之治”这样的辉煌成就。
虽然这是后世他人的作为，但也确有老子主张的影响。老子虽说无为，可也在为，且不是完全无为的为，而是顺势而为的为。这正反映了老子不仅有出世的一面，也有入世的另一面。忽视了哪一面，都是没有看到完整的老子，而只是局部的、片面的、单一化的老子。
鲁迅的《出关》一文虽简短（相较于其他小说），却将老子的思想与行为、入世与出世，不同的侧面，都描绘了出来。老子既在思考高深的哲学道理，也要喝水吃饽饽；既清净无为，也明白孔子和分庭抗礼的现实斗争；既如同全知全能的神仙，又讲着大家难以听懂的方言。
鲁迅也借着关尹喜和他同事们的话，将老子拉下神坛，还原他作为人的需求。他们在谈到老子西去时，说到函谷关西面流沙（沙漠）地带没有盐、面，连水都没有，老子大抵还是要回来的。这正告诉了人们，老子也是人，也要吃饭喝水，也要摄入盐，不吃就要饿肚子。另外也描写了西面黄沙漫天、寒风已起的气候环境。老子一个老者，在这样恶劣天气中如何生存呢？
这又是老子不得不面对的。老子讲再多无为、非常道，也脱离不了基本的生存要求。这也正是鲁迅在《故事新编》多篇小说中都特意提及的，即大人物也要吃饭睡觉，而不能脱离人类乃至动物的本能。大禹、庄子、墨翟、老子、伯夷和叔齐、后羿和嫦娥，都要为吃饭、应付琐事而费心费力，而不能像不吃不喝的神仙似的活着。例如后羿不得不射乌鸦和家鸡来做食，嫦娥为天天吃乌鸦炸酱面而愤怒。伯夷叔齐也怕冷、也在乎养老堂的饼厚薄、野菜能否下咽，死前还一直带着皮袍子保暖。
鲁迅在作品中经常提及这些衣食住行的“琐事”，并非无意之笔，而是刻意所为。他正是通过这些描写告诉人们，再伟大的人物都是人、都要为生存而苦恼，并以此来反映或折射落难者的苦楚、人民生活的艰难、空谈者的虚伪、现世世界的物质性。
鲁迅在《伤逝》中说“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何止是“爱/爱情”，理想、良知、经国济世，乃至放弃名利、超脱世俗的隐居，都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都脱离不开基本的生活需求。而鲁迅所讲的各种大人物因为吃饭睡觉产生的苦恼、晚年生命面临的危机，在历史上也必然是真实存在的。
只不过在史书上，更多刻画他们伟光正形象、大书特书其曾经辉煌的一瞬/一个阶段，而忽略其和普通人一样的日常琐事和衣食住行罢了。而这种忽略，可能会对历史人物形象真实性和全面性产生致命损害。纯粹看史书，这些人成了不吃不喝、无欲无求、不会生病、甚至最终没有死亡乃至成仙了的“人”、“半人半神”。这显然并非其历史上真实的形象，或起码是不全面的。
鲁迅将老子、墨翟、大禹、伯夷叔齐等人的许多人生细节加以合理想象和描摹，让他们走下神坛、不再以脸谱化的刻板形象示人，回归人性的鲜活与多元，不仅不减少他们形象的高大，也让这些先贤更加真实、更有人味、更有感染力。
回到小说中。关尹喜和下属们谈了一会老子，就让大家都散了，去抓爬墙的走私犯们了。而老子写文的木札，被关尹喜放在查走私犯后没收充公的盐、饽饽之类的架子上。伟大的《道德经》和这些没收来的食物混在一起，确实更有老子“无为”和“非常道”的某些味道了。对于关尹喜和他的下属们，老子那套理论是没什么用的，抓走私犯才是正经事，否则自己生计堪忧。毕竟他们无法以“不吃饭就是吃饭”来骗自己的肠胃。连酬谢老子写《道德经》的十五个饽饽，大抵也是没收走私犯所得，又转酬老子。不抓走私犯，也拿不出饽饽酬谢老子，这《道德经》都不会出世。
而老子出关后，并没有像关尹喜想的那样回到函谷关或者关东，而是一去不回了。当然这并没有在《出关》中写明，小说在写到关尹喜打发下属抓走私犯、把老子写的《道德经》放在食物堆里后，就完结了。
而史书中的老子，出关后的经历有多种说法。有记载说老子晚年在狄道府（今甘肃临洮）去世；有的说老子去了更远的西域，教化了胡人（也有记载说是老子去夷狄处“礼失求诸野”了）；有说老子后来还是回了关东，在广阳山（位于今河北邢台）隐居至去世；还有说老子得道成仙了。总之没有定论。
但可以确定的是，老子确实是死了。得道成仙之说，是荒诞不经的，或者说这只是一种美好的愿望与寄托。“老子活了一百多岁甚至二百岁”之说，同样是几乎不可能的（那时医疗条件之差可想而知，孔孟活到73、84，就非常稀有了）、将老子神化了的。最有可能的情况，是老子在出关不久后就去世了。至于去教化胡人之类，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象。年愈八旬的老子，没有能力去教化在人种、语言文字、风俗习惯都大不相同的化外之人。
但老子虽死，他的思想却长久流传下来了。他那部《道德经》，流传了两千五百年，迄今已是《圣经》之外世界印刷量最大的经典文献。这部仅仅五千字的作品，被后世无数学者钻研分析，阅读过它的君臣吏民、中外精英草根，更不计其数。
而这，应是老子在写书时想不到的。在那个文椟极易散轶的年代，老子或许都没有指望它能够流传下来。老子担任过周王朝文献的管理员，而他管理的书册内容，后来也确实十不存一了。而《道德经》得以流传，或许是很有偶然性的。而且据一些人考证，《道德经》或许并不是老子写的，或不全是老子写的。虽然这样的考证结论未必真实，尤其“考据派”们有着牵强附会的“前科”，但就事论事也有一定可信度。
但《道德经》的内容，确实是表达了老子的世界观、政治观、价值观。关于它的内容，本文前面已有一些总结和评论，而更详细的，已有其他许多人做研究和注解，对本书我就不多言了。我主要讲一下老子价值观的缘起及其个人选择。
在一些对老子一知半解者的刻板印象中，老子是一位超然世外者，反对干预现实，一切顺其自然。这固然反映了老子价值和主张的一部分，但并非其全部。老子对现实社会观察的很细致和透彻，仅这一点就说明他并非超然物外。如果完全超然，根本不会如此关心现实。而老子写下《道德经》，及其他若干历史记载中有关他对自然和人间现实的评论，尤其对于政治和为人方面的诸多建议，也反映他其实是颇想对现实有所指导的。孔子之所以拜会老子，也是因为能从老子那里听来一些对改变社会有用的知识。
所以，老子并非一位完全不问世事、不参与现实的人。但他也确实反对孔子及其他学派那种强烈的入世、以积极方式改造现实的主张和行为。这是老子的两面性，或者说老子自身也有矛盾和挣扎。他或许完全明白，人若活着就不可能完全超然世外，完全无为也并非最佳的待世之道。
但同时老子也看到那些积极入世、号称要拯救大众的人，往往以巧诈之辞、阴恶之术，假借拯救苍生名义谋取私利、作恶多端。各种美好的言语和许诺，只是骗人害人的花言巧语。即便有些真心为民的救世者，在改变现实中反而越搞越坏、人民比以前更苦。这让老子颇为失望。于是才反对积极改变现实，而主张尽量不干预现实，顺势而为，这样起码可以少一些额外的损害。这确实有些道理。
但若无为或少为，或“顺其自然”，却又等于眼睁睁看着本就存在的各种丑恶继续发生，且自身不去掌权和改变，那恶人就更易当道，更无批判者和竞争者，更能肆无忌惮侵凌百姓。这显然也是不妥的。
老子是绝顶聪明之人，自然完全能看清这样的事实、明白这样的道理。但他也知道，无论为还是不为，无论积极入世还是出世旁观，乃至少为而治，都各有问题，没有哪种算得上“好”的选择。这让老子颇为痛苦和矛盾。这或许就是老子一边积极关注现实，却又反对积极干预现实的原因吧。
在“入世”与“出世”间徘徊的，不仅是老子，还有后世许许多多的传统士大夫、现代知识分子。他们与老子有着类似的思考、迷惘、犹豫，他们也既看到了世道的不公，又深知改变现实的艰难、触及既得利益顽固派将面临的危险、仕途中种种丑陋与障碍，最终多数都选择了避世。即便不避世的，也往往闭了嘴，不再谈各种涉及敏感现实的重大之事。有些曾经满怀豪情试图改变现实，在屡屡碰壁后选择放弃。
陶渊明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后世人们所知的陶渊明形象，是他的安居田园、不问世事，以及反映他隐居思想的《桃花源记》、《归去来兮辞》等。但其实，陶渊明早年有着“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的宏大理想，仕官于多个主公。只是历经宦海沉浮，又目睹残酷战乱，自身并无力改变种种黑暗，才隐居避世。而且陶渊明前后五次辞官，也即四次任官，说明其一开始并未决心归隐，经历各种挣扎和反复，才最终不再做官，宁可务农（虽然他并非像一般农民、佃农，而是有很大庄园、虽亲身务农但也由仆人协作的）。
陶渊明这种矛盾和挣扎，和老子颇有相通。只是相对于老子，陶渊明曾经积极的参与政治、做过县令和参军等职。其实老子也是担任过官员的（虽然是管理图书的闲职），也和各种官员打过交道，甚至或许也参与过政治（只是史书未记载），同样是深知朝廷黑暗，才放弃了入世救民的初心。但老子并没有放下对现世的关怀，仍然在观察和思考。而《道德经》，就是他留给这个世界的礼物。
《道德经》并没有对解决现世问题提出具体的方案，而更多是从哲学层面对世间万物的来源、道理、相互作用，做了一些形而上的解释。这种抽象化和概括性的论述，让人们对其涵义的解释、观点的看法，都有了更多争议，也为后人留下更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仅仅第一句“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就涵盖许多个领域、无穷的范围，对这两句话的意思也有无数种解释。
《道德经》这样的抽象和形而上，很多人认为这说明了老子思想的高深莫测、老子本人的伟大。这当然是有道理的。但我认为，老子之所以没有更加具体清晰的去写，很大程度是因为他自己也并不知道如何澄清人间、救世济民，对于种种现实问题自身也是困惑的。所以他才用模糊的言辞来论述道理、既宏大又旁敲侧击式的谈论争议，回避对现实棘手问题的直接评论，更不做出正面的回应和直白的解答。
后世对于《道德经》及老子所有言行的解读，有些是有道理的，但有些就过于牵强。且即便有道理的，也未必是老子的本意。我相信一点，即老子写就《道德经》时，绝对想不到后世绝大多数解读的角度、观点、说法。老子即便博学多才、语言浓缩，也无心无力去表达如此之多的想法与主张。这就像后人解释鲁迅及许多已逝前人作品时的过度解读那样，后人牵强附会的东西太多了。这些过度解读和牵强附会，看似更加全面细致剖析，反而遮掩了作者的本意。
《道德经》当然是伟大的，它对于天地宇宙、自然万物、社会变迁、治国利民、为人处世，都有论述与意见。很多论点都颇有见地，在先秦时期、人类整体还是蛮荒状态的时代能认识和思考如此之多、之广、之深，是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在中国之外，只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西塞罗等寥寥几人可以比拟。
但它也是有局限的。《道德经》的全文内容繁杂，但基本都围绕着“不为即是为”、“有生于无”、“曲则全、枉则直”之类基于“矛盾”和“转化”的内容与形式论述。这样的论述本身有其道理，但全篇皆以此形式论述，反而显得单一和偏执。就具体内容看，如“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以天下之至柔，驰骋天下之至坚”、“知其雄，守其雌”……等等，确实颇有道理。但也有“六亲不和，有孝慈；国家昏乱，有忠臣”、“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将欲弱之，必固强之；将欲废之，必固兴之”之类言辞，就过于刻意强调对立下的转化，而失却现实性了。
所以，对于老子及《道德经》的言论和观点，既应肯定其在思想、哲学、政治等方面的伟大，尤其价值底蕴的厚重、辩证思维的锐利、视野的广阔、观念的超前，但也不应过度吹捧、不加具体辨析的一概认同。
老子的思想，与孔子及儒家学说，既有差异与对立，也颇有相通与融合。例如老子所讲的“道德”，既与儒家所讲的以“仁爱”为核心的道德观，无论定义还是内容，都有很大差别。儒家的“道德”是指人基于人道与礼仪的行为规范。老子的“道德”更多指人与自然、与天道的统一。但二者都建基于对人的关怀、对美好的追求、对良善温和秩序的向往与构建。二者也都很强调修身养性、合理处置人际关系的重要性。老子和孔子都主张和平，但老子更强调息兵戈的消极和平，而孔子则强调“行文事者，必以武事备”的“止戈为武”式的积极和平。种种类似与不同有很多，不再一一列举。
整体而言，老子与道家是消极的，孔子与儒家是积极的；老子是顺其自然的，孔子是试图扭转现实的；老子是在“入世”与“出世”中徘徊并在现实中倾向于“出世”的，孔子是尽力“入世”讲学为官、以学术和权力强有力参与现实的。而他们的共同点，是都思想深邃、思考着颇为前瞻和重大的问题、对人与社会有着强烈的注视与人道关怀。
但二者亦皆有弊端。老子及道家的学说，无论其有怎样的动机缘由，根本上是消极避世、放弃对社会不公不义的改造，更多要人修身养性、与世无争，也就等于要知识分子不再去改造社会，任人与人的不平等、社会上种种丑恶，继续进行下去。而孔子与儒家，则是其纲常礼教虽有利于秩序维护和相对和平，却也成为压迫的枷锁。
而在鲁迅眼中，相对于孔子和儒家，老子、《道德经》、道家学派及学说，似乎是更加令其厌恶的。因为道家的消极、无为、对于种种丑恶不加干预阻止，与强烈主张改造社会、实现公平与博爱的鲁迅的观点，正是完全相反的。如果说鲁迅与儒家思想的差别，是在如何改造社会、怎样让人民幸福的内容和路径不同，那么鲁迅和道家的差别，就是到底是不是要去改变现实、实现人民幸福的“是”与“否”之争。
鲁迅活跃的年代，正是中国政治、文化、社会革新的高峰期，以及内外斗争的激进期。政治上的辛亥革命推翻了满清和帝制，文化上开展了新文化运动，而“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的五四运动也波澜壮阔。一方面中国社会取得前所未有的进步，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各方面都有巨量积弊未予消除，日本等帝国主义又不断蚕食和霸凌。人民是愚昧和贫困的，并同时受到国内军阀、地主、资本家，和外国帝国主义的多重压迫。天灾人祸下，许多人痛苦的活着与死去。
这样的情况下，倡导“无为”无疑于对受苦受难的人民大众的背弃、对国家民族的背叛、对种种进步思想和革命先烈遗志的背离。但确实有不少知识分子主张无为和犬儒，并拿出老庄哲学、道家思想来做辩护（这些人有的是真的信老庄哲学，还有的只是以此为借口，为自己逃避救国救民责任进行辩护）。愤慨的鲁迅，不仅批评了这些同时代人，也对包括老子庄子及道家思想，即这些人的辩护理由和部分思想根基，进行了猛烈的批判。
不过，鲁迅在批判中，主要针对的是道家“无为”和“相对主义”的思想和主张，对于道教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则是有所区分对待的。对于庄子，鲁迅较为厌恶，如《故事新编》另一篇《起死》即讽刺庄子“相对主义”的虚伪与其言行的自相矛盾（《起死》同样写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和《出关》同一月内写成）。而对老子，鲁迅反对其思想和主张，但对其道德人格是尊重的。
这在《出关》一文中正是能够体现。全文中没有一处对老子的道德品性进行过质疑和讥讽，而仅仅借他人之口讽刺了其一些主张在现实中的荒唐。这也说明了鲁迅评人论事，虽然激进，但也是客观的，并不会因为不认同其观点而人身攻击、恶意编排。
鲁迅之所以相对尊敬老子而贬低庄子，也和老子仍然颇有入世情怀有关。鲁迅并不赞同老子对于解决现实问题的观点，但他知道老子仍然是关怀大众的、思考问题仍然是民本的。而鲁迅厌恶的庄子，虽然所著文字更多，但基本都在谈各种自然、美学、神迹、幻想，对于民生漠不关心（当然也可以说，庄子并非主观的厌恶民众，但他认为无法改变现实，或者越改越坏，“入世”没有意义，所以才不再评论现实政治和关注民生困苦）。如其《逍遥游》就是例子。虽然这类作品也有其价值，也包含对知识分子的某些建议，但却是与现世社会脱离的、与人民大众极为隔膜的。那些有益于士人阶层自娱自乐或互相追捧的东西，是无益于广大人民的。这自然让对人民尤其底层弱势者极为关怀的鲁迅感到厌恶，对庄子的恶评也就自然而写出了。
在老子和孔子之间，鲁迅也是倾向于老子的。这又可在《出关》中描绘老子孔子之会中看到端倪。老子孔子相会的记载多样，但一般都是在二人间中立，或即便对老子有所抬高，也较少贬低孔子。而鲁迅在《出关》中却暗示孔子对老子阳奉阴违、要和老子在思想乃至现实政治中干仗。这当然不是无中生有，因为后来儒家与道家确实对立和有激烈冲突。但就老子孔子之会本身，孔子的言行（包括会面后的反应）难以看出是阳奉阴违和准备干仗的。
鲁迅为什么在孔子老子之中偏向老子而贬低孔子呢？这又和鲁迅所处时代和文化思潮有关。1915年开始的新文化运动，对当时中国思想界和社会产生了巨大影响。而新文化运动口号不仅有“民主与科学”，还有“打倒孔家店”。民主与科学是新思想新文化新道德，而儒家作为旧思想旧文化旧道德，后者就成了被打倒的对象。而孔子作为儒家代表人物，当然成为批判的目标之一。
虽也有提出“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将后世理学家、道学家（并非道家学派或道教，指尊奉三纲五常、泥古不化的教条空谈之士）所主张的“孔孟之道”和历史上真实的孔子孟子及其思想分开对待，乃至对孔孟有所赞扬，但在思想革新浪潮中孔子仍免不了作为旧势力代表人物被激烈批判。
这样的思想潮流下，强烈反对儒家纲常伦理的鲁迅，虽并没有对孔子有特别激烈的恶言（鲁迅更多在批评儒家的思想和实践），不可能对孔子有什么赞美。相对于老子，孔子作为传统保守势力更大的“神主牌”（例如袁世凯就要“尊孔复古”、对抗革新势力），即便孔子本人及其言行并非后世扭曲的那样，也仍然要加以批判。况且孔子也确有各种保守和反动言论，虽是历史环境局限，但反而也说明与现代社会存在诸多对立。而老子相对不被保守派那么看重，因为其流传下的记载远少于孔子，也就没多少批判的靶子。
所以，鲁迅在《出关》中描绘老子孔子相会时，贬低孔子，对老子相对抬高，也就很正常了。
其实，无论孔子还是老子，其价值观和主张都并不为鲁迅所喜，对他们二人许多言辞，鲁迅还颇为厌恶。但鲁迅并没有因此加以侮辱讽刺，而是在自己作品中相对真实的还原了二人。鲁迅这样“不以言废人”的品性，是很难得的。
许多攻击鲁迅的人，都批评鲁迅，说他因为与人观点不和即大肆诋毁他人。根据鲁迅对老子和孔子的态度，这样的指控是不成立的。鲁迅有时是会因为一些人言辞和行为而对整个人加以否定，但并非私人恩怨，也不是以偏概全。恰恰是鲁迅了解到对方不仅在个别言行上存在谬误（或者通过一些言论窥斑见豹知其恶），本质也是丑恶的、时常为恶或对恶加以辩护，所以才加以整体否定。对于整体上人品不错，只是观点有异，鲁迅并不会将之完全否定、骂的一无是处。那些诽谤鲁迅的，才是典型的以偏概全、因言否人，以及以一些争议言辞否定鲁迅其他明显正确的评断。
鲁迅之所以对老子较为尊重，也应是他理解老子在“入世”与“出世”间的徘徊。鲁迅无疑是强烈“入世”的，反对遁世自愉，批判“无为”和“顺其自然”的消极保守。但鲁迅也明白“入世”后将遭遇的种种丑恶、改变不公不义过程中面临的种种艰险。鲁迅也明白以正义为名的积极的参与世事，也会被恶人利用。所以他对于有普世关怀之心、但又顾虑重重、在“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中徘徊的老子，是理解的，理解后也就生出尊重。
鲁迅本人虽然积极“入世”，乃至整个成年的人生就是在战斗中存在，关怀中国一切需要关注的人和事，向着一切不公不义开火。但我相信，鲁迅在战斗的一生中，必然也有过许多犹豫，内心也想过退缩。因为鲁迅遭遇了太多的攻讦与诽谤，还多次面临政府和军阀拘捕、特务暗杀、仇人寻仇害命的危险。即便鲁迅再勇敢无畏，作为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也不可能完全不在意，在危险和压力下，总是考虑过放弃发声、放下“匕首和投枪”，转而安安生生与家人过日子，或起码不再那么激烈和张扬的做战士的。鲁迅也曾写下过“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这样的句子的。
当然，最终鲁迅并没有选择隐居避世，而是继续战斗了下去。但作为颇有同理心的人，他是能够理解因为种种压力放弃理想、不再抗争的人的。他熟悉《道德经》和老子的生平，可以明白两千五百年前老子的心境。
我之所以如此推测，是因为自己也在文字论争和线下活动中，遭遇过许多攻讦、骚扰、打压、排挤，对于直言和抗争的代价，是很明白的。我当然也有过恐惧、忧虑，也有时退缩过。各种挫折也让我时常有放弃发言和抗争的念头。但当我想到种种不公不义、恶人嘴脸，就觉得不能被吓倒，而是应愈挫愈奋，更坚强的斗争。这说起来容易，现实中迎难而上却是极难的。所以我也能理解一些“岁静”、“精致利己主义者”沉默、自私、拒绝发声的不得已。但我终究认为这是不对的。如果人人都沉默、都被吓倒、都自私自利，那社会风气更败坏、恶人更加横行无阻、国家民族更加堕落。这是不应该的。
如前所述，老子在“入世”与“出世”中的徘徊，也是几千年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的共同写照。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既有儒家“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志向，又有道家清净无为、顺其自然的心性。而儒家对个人修为和人生理想的建议，也有“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灵活性，以及“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多重性。当知识分子得志、有机会变革社会时，就走马上任、澄清吏治、治国抚民；当力有不逮或失意时，就在野在家修身养性、和睦宗族、观古治书。
中国知识分子们这样灵活和多样的选择、相对随遇而安的态度，既是现实环境决定，又很受儒家和道家价值观的影响。儒道两家都是人文人本的、务实灵活的，不强求他人去做难为之事。而这样的思想，又诞生于复杂的现实中，是包括孔子和老子在内许多儒家道家人士对现实经验的总结，加以思考和应对的产物。这又证明了，儒家和道家思想，缘起于世间的自然与人类社会、植根于中国现实之中，又在主观思考后结合现实、改造现实，反作用于人类与现实。这和老子所认为的，“道”与“天地万物”相生相辅、循环不息的世间运转逻辑，是相通的。虽然这种“相通”是联觉性的思想意义上的，并不是逻辑上严丝合缝的。
需要说明的是，我对于鲁迅如何看待老子的解读，是基于鲁迅《出关》中对老子的描述及鲁迅本人思想、老子的思想和著述，做出的推测，而非必然是事实。我也看到鲁迅在《出关》之外评价老子及道家思想，似乎是更偏于贬低的。只是我对鲁迅其他涉及老子和道家的评述文章没有特别研究，所以难以定论。而本文首先是对鲁迅《出关》的评论，然后再联系起其他与之相关的内容。对于鲁迅其他文章关于老子和道家的评论（如鲁迅所说“中国文化的根柢全在道家”），因为更加复杂高深、所涉甚多，在此不再展开，仅在上下文略有评论。
回到对《出关》一文本身的分析。《出关》是《故事新编》中较为短小的一篇（另一篇较短的是《补天》）。简单说就只有两部分，一是老子与孔子对话，二是老子出关过程、关尹喜与下属们对老子及《道德经》内容的态度。而如前述，《出关》又是鲁迅人生晚期的作品之一。这一短篇，又是鲁迅数十年思考的感悟的某种总结，也借此对道家思想做了侧面的解读与评议。
《出关》中对于老子的思想，有理解也有讥讽。鲁迅理解老子避世的无奈，但也借关尹喜和他下属之口，以一般人朴素的是非观与现实性，讽刺了老子及道家“无为”和“相对主义”的不切实际。鲁迅评价人和事，总是站在平民和现实的立场上，即便复杂高深的争论，鲁迅也能将之拉下神坛，以客观现实检验之，看它是否切合实际、对人民大众尤其弱势百姓利弊如何。这正是鲁迅难能可贵和伟大之处。
老子骑牛出关，并不能真正避世，仍将面临生计和温饱的挑战，以及死亡的来临。而函谷关以东中原大地的百姓们，仍然在秩序崩坏下熬煎，并不因老子及其他人的“无为”而得到“无不为”带来的改善。后世虽有以“无为而治”取得的成就，如汉代初期休养生息带来的繁荣。但那并不是真的“无为”、对国家和百姓放任不管（例如不理朝政、在饥荒时说“何不食肉糜”的晋惠帝那样），而是废除秦朝苛法、减少赋税、停止过多的徭役差遣，逐渐恢复秩序，促进经济发展。当然这里也确实借鉴了老子的某些主张。
但在后来的中华历史上，真正伟大的人，都是在危难中敢于“有所为”的人，而非无为避世者。如民族英雄岳飞，在金军入侵、中原惨遭屠杀劫掠破坏、十室九空下，奋力抗金，保住江淮以南免遭相同的悲剧；如汉室后裔刘备，在汉末三国乱世中，坚持仁义，保卫一方百姓，也为后世立下仁君的榜样；如归义军张议潮，在甘凉地带汉人陷于吐蕃等异族围攻、行将绝灭之时，举起义旗，抗击侵略，护卫汉民平安。而在近现代，参与推翻专制统治的革命、抵御外敌入侵的英雄，更是不胜枚举。
在这些危难下，如果隐居避世、不去“争”，那并不是“天下莫能与之争”，而必然是百姓更遭蹂躏、道德更加崩坏，人间成为地狱一般。如晋朝“五胡乱华”、唐后五代十国之乱，都是“争地以战，杀人盈野”、“流血漂橹”、“人相食”。即便那些“有所为”而失败者，如试图击杀暴君的荆轲、抗元被俘不屈而死的文天祥、反抗满清但最终被逼到绝地而亡的石达开/张宗禹，也是看着禽兽遍地却无动于衷的“岁静”们永远不及其一毫毛的。在“亡天下”的时代，“无为”就是作恶者的帮凶，就是助恶的罪人，且自身最终往往也难以幸免。在战乱尤其外敌入侵中，那些避居寺庙道观的僧道、尼姑，难道能幸免吗？那些闺阁中的女性，就会免于战祸吗？并不会的。
这世上没有真正的“桃花源”，和平和谐的乌托邦只存在于梦中。老子的“小国寡民”主张也抵不过秦军大一统的铁骑。真正抗暴护得秩序安宁、民生幸福的，必是既良善又有为的俊才，是武可安邦、文能治国的将相。中国传统中士大夫的“入世”情节，以仕官实现政治理想，是中国传统社会曾多次的、长期的辉煌灿烂的重要原因。老庄哲学长于修身养性，短于经国济世，还不如虽有局限但仍立足现世、鼓励有为、对治理社会有一套完整方略的儒家学说。
老子、孔子，许多思想家已经离世很久，但他们的思想及其争议迄今仍在。鲁迅先生的《出关》，以诙谐平和的描写，展示了更加真实的老子，也褒贬了他的是非。我的解读也是有限的，也未必正确。鲁迅的作品，从不同角度切入和评论，会得到多样的感受与结论。鲁迅在《出关》一文暗喻与表达的东西，除我所议论和推测的，还有许多，也待更多人去探析和评论。
今人看待老子、孔子等古代历史人物及其思想主张，要在认真思考和分辨的基础上合理对待，而不是完全的肯定或否定。在“入世”与“出世”中徘徊的，不仅是老子，当今许多中国学者、学生、社会精英，也在“岁月静好”、“莫管他人瓦上霜”，和“为生民立命”、“为中华崛起而读书/奋斗”间，颇为犹疑和迷惘。
这时，人们应该更多看到世间他者的苦难，想到先辈们为民族自由解放、人民幸福而付出的牺牲，更早的华夏先人心怀天下、重义轻生的精神，不再袖手旁观，对于同胞的苦难、世间的悲剧，要有同理心，要积极的去改变。
“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顾炎武先生所言，可谓至理名言。对于一个政权的存亡，人们可以不在乎它。但对于万民忧乐，每个人都有其权利和责任，去关注、批判不公、祛除黑暗。
最近几年中国社会环境日益恶化、人民生活重新陷入困苦、民族生育率断崖式下落、社会死气沉沉。中国知识分子在这新的民族危亡时刻，更要“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要“入世”、要行动，而不要“岁月静好”和“精致利己”。在利维坦制压和恶劣的大环境中，抗争或许不能有理想的效果，但起码是无愧于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