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结束，陆焉识从重庆返回上海。抗战胜利的喜悦，很快被战后国民政府腐败与掠夺的风暴吹散。陆焉识回上海的路上，搭载着战后新贵们的货品的船把他们甩下，只是一个开始。
这又涉及到一个历史事件，即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在接收日占区人员、财务、房屋土地等过程中的抢夺、霸占、贪污、迫害行为。国府大员们以胜利者之姿来接收“日产”，但并不仅仅接收日本人的财富。许多在日占区生活的中国人，无论是否有与日本人合作的行为，都被接收大员及其手下趁火打劫。这些接收者的行径，被民众讥讽为“五子登科”，即“捞票子”、“抢车子”、“占房子”、“夺金子”、“玩婊子”，整个接收也被称为“劫收”。
好不容易熬过八年抗战的国人，被这样“劫收”，可谓雪上加霜，大众怨声载道。这也成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大失民心、共产党趁机做大，乃至最后国府丢掉在中国大陆河山的一大诱因。
而陆焉识，不仅面临“劫收”家产的风险，还要解决丢失教职的问题。虽然国民政府释放了他，也没有定罪，但教职还是丢了。这是陆焉识一家吃饭的依仗。坚持理想原则的陆焉识，也明白了理想原则不能当饭吃。
但这时的焉识，仍然还有些骨气和精神。他不愿意接受朋友劝告的“做测试（证明忠诚）”，哪怕以焉识的聪明，违心的答题，必然可以通过。但焉识不愿意撒谎，即便这不需要付出什么“实际”代价，不需要被辱骂、挨耳光、坐牢，还能换来足够养活一家子、在当时多数国人都羡慕的大学教授收入。
陆焉识还是做了一些妥协。他希望邀请凌博士等朋友来家里做客，以私人途径促成教职的恢复。为了这场宴会，日常粗茶淡饭，连公共汽车都舍不得坐的陆焉识，精心准备了昂贵的菜肴，希望得到宾客的欢心。陆焉识还破天荒的因功利目的给朋友送礼。
“焉识怀里抱着那个装礼物的布包。他想，只要李坤一出现，他立刻把手里的布包以最随便最不经意的姿态递上去。千万不能错过最初的几秒钟，越往后拖延越会显得送礼事关重大，因此越是像贿赂。
焉识抱着那一段日本丝绸，一盒新西兰龙虾罐头，一听美国克力架，让三大洲在他膝盖上开贸易集会。他想等李坤话题转换的时候就把它们放在他面前。但话题转换了好几次，从受降转到国共和谈，又转换到蒋经国的经济改革，焉识还是没动。焉识突然想到，这一生他是头一次为了如此世俗、现实的目的送礼。不，他想，应该叫它贿赂。尽管是无偿赠送这么难得的东西，可是他觉得这种赠送既侮辱自己也侮辱朋友。现在他不得不侮辱品格端方的人，来“曲线邀请”凌博士。
他们的谈话已经一个多小时了，焉识的两只手放在布包上隐隐发潮。……
他霍地站起身，把那个花布包往刚才坐的椅子上一放，说那是一点从重庆带回来的东西。不等朋友反应他已经溃退出门。
贿赂别人也要英勇，胆敢去无耻才行。”
陆焉识在给朋友李坤送礼时的窘境，很能反映焉识是颇有羞耻心的，不擅长于贿赂和取悦他人。这在正常的社会里，是优秀的品质，说明是正直清白的、从内心厌恶和远离龌龊之人之事的人。在异常的社会里，本身仍然是优秀的品质，却反而成了弱点，几乎必然会成为失败者。他这种脸皮薄的腼腆和羞耻心，在后来进了劳改农场若干年后，基本消失殆尽了。
陆焉识、恩娘、婉喻精心准备的晚宴，花费了多少积蓄，舍不得让孩子尝一口，翘首期盼着凌博士等人的赴宴，最终却没有等来客人。
他低估了文人的无耻，高估了凌博士的气度，也忘记了“人群的强大”。凌博士没有忘记陆焉识在抗战前对他的批评，哪怕是据理委婉的批评。大卫·韦在中间的挑拨，应该也起到了作用。凌博士不来，其他人宁可得罪陆焉识，也要和凌博士保持一致。文明社会里，谩骂殴打被视为野蛮，但排挤孤立他人，则是惯用的霸凌手段。对这点，我又颇有共鸣。
“听完焉识的话，恩娘慢慢地说：“焉识，真没想到，你读书读得这么没用场。”……“老早呢，觉得你没用场好，心底里不龌龊，人做得清爽。太有用场的人都是有点下作的。现在看看，没用场就是没用场。”恩娘说。“中国是个啥地方？做学问做三分，做人做七分。外国的人要紧的是发明这种机器发明那种机器，中国人呢，要紧的就是你跟我搞，我跟你斗。你不懂这个学问，你在中国就是个没用场的人。”
恩娘说陆焉识是“没用场的人”，可谓透彻。在中国，做学术的学问再大，都不算“用场”。因为在中国，“用场”不在专业能力，而在于人情世故、打点权贵、左右逢源。可陆焉识连基本的人情处理都生涩，一厢情愿以为凌博士不计前嫌，更不知道一开始就不应陷入文坛争论，争论后又不明白结怨的后果，那请客求人被放鸽子、自己吐血昏厥，也就是“自取其辱”了。
不过，陆家精心准备的饭菜终究没有白费，只是给了试图劫收陆家房产的流氓们。当然，一顿饭是不够的，陆家还奉上了金条。这通殷勤招待总算换来陆家房产的保全。
但就像陆焉识在重庆被训诫后忍不住将特务们嘴脸展示出来一样，焉识又忍不住笔头，不吐不快，将接受陆家贿赂的衣冠楚楚流氓们的嘴脸改编写成小说，发表在左翼报刊。而这引起许多人跟进，不仅有其他写作批判国民党腐败和“劫收”丑象的，陆焉识的小说还被改编为话剧。大众纷纷叫好。
这也说明，在那个灰暗的“解放前”几年，国府治下仍然有有限的舆论自由，批判政府的左翼可以办报，揭露丑恶的话剧可以上演。这在那个时期被视为理所当然的权利。专权的国民党也默认这些自由，最多派一些流氓去骚扰。当时的国人想不到，过几年迎来“解放”后，这些人的基本自由，都居然被剥夺了。
陆焉识有言论自由，不代表不受骚扰报复。流氓们认得自己嘴脸，恼羞成怒于焉识的揭露，派了更流氓的流氓上门抢夺房产。逞一时之快的陆焉识，很快又要失去房产。陆焉识的继母，对陆焉识有操控也有亲爱的恩娘，因此急病而死。
陆焉识的人生里，有好几个重要的女性。除了婉喻，最重要的就是恩娘。恩娘对焉识，还是有恩的。没有恩娘的介绍，焉识就不会和婉喻认识、结婚，也没有后来的一系列凄婉爱情故事。恩娘性格是刻薄自私一些，可也操持了陆家里里外外，和婉喻一起抚养三个孩子长大。
若没有恩娘，当陆焉识离开上海前往重庆后，婉喻一个人是难以拉扯三个孩子的。恩娘受了焉识恩惠留在陆家，还给焉识带来很大麻烦。可后来许多年，恩娘操持家务、抚养孩子，无论按照情感还是赤裸裸的功利，恩娘都不愧在陆家的所得。
恩娘去世后，陆家房产的命运峰回路转。经陆焉识以前的学生建议，焉识请他任教中学的美国人教务长帮忙，暂时接收陆家房产，堵塞了流氓们劫收的借口。流氓们敢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耍流氓，却不敢和洋人耍流氓。而中国人包括大知识分子，只有受洋人庇护，才能享有作为中国公民本来就应有的权利自由。这样讽刺的现实，是一百多年来中国的常态，至今也没有改变。
洋人庇护了陆焉识，又抛弃了陆焉识。因为陆焉识允许了跑到他任教学校里的大卫·韦躲在自己房间。教务长礼貌的辞退了他。这某种程度，也象征着国民政府的命运。没有美国的扶植，国民政府就难以战胜日本；战后，美国也继续扶植国府，但并不积极。面对中共的势如破竹，美国选择放弃干预，让中华民国在大陆沦亡，只能偏安台湾一岛。
大卫·韦不仅让焉识丢掉了教职，还忽悠了陆焉识的弟弟和丹麦妻子所生混血孩子皮埃尔，带着皮埃尔参与反国民党政权的示威游行。这位常年在西方生活的青年，言谈中无不透出过于坦诚和清白的“劣势”。他认为追求自由民主是天经地义，对于不好的事情就要敢于抗议，对“中国特色社会”可谓一无所知。这比当时虽然书斋气但毕竟略通世故的陆焉识，还要“差”太多。
皮埃尔的幼稚，表现了中外文化的大异其趣，根源是中外人文环境的迥然不同：
“皮埃尔生长在国外，觉得什么都是可以敞开来说清楚。教给他怎样阅读中国人，已嫌太晚；他已经二十岁了。二十岁一个中国男人，应该可以不动声色地防御，甚至进攻，不露痕迹地交换利益甚至勾当，只要不被抓住永远不算作弊。二十岁，他应该习惯了人的那种淡淡的无耻，把它当成是正常的人味。”
对此，我又一次的有强烈感触和共鸣。我经历校园暴力和网络暴力，深知中国青少年的阴毒，有时不亚于成年人。而且其阴毒更加粗粝、尖刻。当然，阴险和狡猾也是不缺的。在中国，只有从小就在灰暗社会里摸索和自适应，逐渐变成对各种不公不义和潜规则习以为常，乃至纯熟的使用这些潜规则，放下廉耻心、不忍心，耐受各种羞辱与邪恶，不吝于撒谎，做不仁不义之人，才能生存的如鱼得水。如果事事讲道理和法律，反而寸步难行。
但并非中国人天性如此。几千年的专制，满清的残暴压迫，屈辱的经历与扭曲的价值，人们为生存的不得已，塑造了中国人各种不良的品性。民国虽有改善，知识分子带起新文化之风，国民政府也发起了“新生活运动”，但无法迅速改变国民的习性。日本侵华又打断了这些改良。于是，中国社会上的三教九流，大多仍然带着“淡淡的无耻”。
直到皮埃尔被关进国民党监狱，挨了揍、坐了几个月的牢，才悟出来中国不是比利时，这里是残酷的，不讲文明和法治的：
“释放的皮埃尔皮包骨头，神情恍惚，一看就是知道了厉害、好歹，而这种知悟让他感觉非常败兴。在大伯伯递给他一张船票时，他露出“可熬到头了”的神色。”
但皮埃尔仍然没有真的改变。在谈到大卫·韦的时候，皮埃尔幼稚的说：“韦叔叔对你，有些成见。你们应该敞开来谈一谈。”
皮埃尔并不了解大卫·韦的无耻和阴险。大卫·韦在皮埃尔面前，展示的大抵是一个充满热情的、勇敢的革命者形象。而陆焉识在初次结识大卫·韦时，看到的也是这样的形象。可后来的交往，让陆焉识明白大卫·韦多么的无耻。陆焉识多次“敞开”与大卫·韦来谈，却反而被大卫·韦利用，扭曲焉识的话，狠狠的坑害了焉识。
这些，是皮埃尔不知道的。即便陆焉识告诉皮埃尔，皮埃尔也不会信。因为他不能明白那些复杂的心机，不明白谎言在中国人中那样的普遍，不相信对革命、对他都热情洋溢的大卫·韦，竟然会是那样无耻的人。
我不知道严歌苓女士在《陆犯焉识》的写作中，用了多少暗喻。如果在这里有暗喻，对于大卫·韦，我认为可以理解为中国共产党的化身；陆焉识，是大知识分子；而皮埃尔，是涉世未深的进步青年。
中共本身有革命性的一面，尤其早年是充满理想的进步政党。但在残酷的斗争中，逐渐蜕变的阴险和功利，理想变成了招牌，夺取政权和谋私，才是真正目的。
中共用颇具革命性的言辞，诱引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反抗专制腐败的国民党，并勾画了一个乌托邦的美好未来。但当中共利用完了他们，夺取了政权，就“关门打狗”，完全变了脸色，无论知识分子还是学生，都陷入更大的牢笼。当他们发现上当，已经来不及了。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上海迎来了“解放”。旧中国变成“新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