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焉识个人、中国知识分子、大陆全体国民命运在“解放后”不久的急坠
1949年5月，解放军发起上海战役，半个月内即占领上海。这座东方之珠、亚洲第一大城市，成为红色政权的囊中物。国军兵无战心，即便有以逸待劳、武器精良、工事完备的优势，也很快被解放军击败。
在攻打上海过程中，中共高层特意指示，不要使用重武器，以免伤害到上海市民、避免破坏上海的建筑。当解放军付出数万人伤亡的代价占领上海后，军纪严明，几乎秋毫无犯。许多解放军为避免扰民，穿着军装睡在马路上，也不去叨扰住户或者学校。解放军到来后，迫害人民的特务基本绝迹。这些都让上海市民对解放军颇有好感。而新政府也打击投机、平抑物价，让上海市民更为欢欣。
那时候几乎没什么人能想到，仅仅不到两年，包括上海在内，全中国都刮起了“镇压反革命”、“没收资本家财产”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剥夺了无数人的生命、家产、生计，以及几乎所有人的基本权利自由。
陆焉识的命运，同样是如此转折的。年轻的中共干部、苏北人张同志主动拜访他，新政权把国民党剥夺的教职还给了陆焉识。陆焉识发现张同志不像自己以前那些有着“淡淡的无耻”的朋友，而是淳朴又充满活力。学校也焕然一新，女同事们穿着列宁装代替了旗袍，陆焉识又成为大家簇拥的对象。
但这欣喜是短暂的，转折是始料未及的。大卫·韦以胜利的革命者面目出现在陆焉识面前，炫耀革命给陆焉识夺回了教职。陆焉识仅仅争辩了人信仰的自由，就被扣上“反革命”的帽子，焉识曾经对共产主义的微词的陈年旧语也被翻出。
那位苏北口音的张同志也翻了脸。苏北张同志确实比上海那些油腻的旧官僚少些油滑阴险，但翻脸后更不讲情面。无论善待还是恶待焉识，都是他站在中共党的立场、根据党的需要、作为党的工具，所决定的行为。未来，张同志大抵也会蜕变成更加残酷的党干部，成为党在高校忠诚的“钳子”，扼杀师生们的自由与灵魂。
“焉识说他天天感谢革命，把他的教授职位都革回来了，又把国家的米价革下去了，还停止了物价上涨，制止了流氓横行，教妓女们纺纱织布，识字念书，他陆焉识干吗反革命？！”
陆焉识这时还没有明白，他主张信仰自由、思想自由，本身就是犯罪，就是中共政权眼中的“反革命”。乔治·奥威尔的《一九八四》中有句名言：“思想罪不会带来死亡，思想罪本身就是死亡”。共产党的“新中国”，远比国民政府更明白思想控制的重要性，也更加无情的将媒体、高校、知识分子等领域和人群完全控制起来。“自由即奴役，无知即力量”，制民愚民之术，已全面启动。即便陆焉识没有和大卫·韦有这场争执，此后也必然在涉及意识形态、权利自由的争论中成为政权的靶子，或者屈服，或者失去教职和入狱。
我想到历经政治浩劫的幸存者巫宁坤先生，在他的回忆录《一滴泪》所述的，当1950年代初的北京各大学刮起“思想改造运动”风暴时，知名考古学家陈梦家说“‘一九八四’来了，这么快”。而同时的上海、全国，各地高校、新闻媒体、民主党派，都刮起了以“思想改造”为名、实则批斗知识分子、粉碎异见、统一思想的旋风。1952年中国高等院校的撤并风潮，更是摧毁了中国人文教育的根基，让中国大学丧失了德性、价值、魂魄，变成了纯粹培养工具的技能学校。
北京、上海、中国大陆全境，都逐渐走进《一九八四》里“大洋国”那样的牢笼。这里也有“战争即和平”，即打着保卫和平为名支持金日成侵略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这里也有“老大哥”，就是“伟大领袖毛主席”。这里当然更有无处不在的洗脑和监视。曾经国民政府时代有限的新闻自由、言论自由、学术自由，都萎缩到了几乎是零。这又应了民主人士储安平先生的话“国民党统治下，中国的自由是‘多’和‘少’的差别。共产党统治后，则是‘有’和’无’的问题了”；
而资本家家产被没收、许多资本家自杀，地主被批斗致死，全民都接受政府配给维生，也与《一九八四》中党以配给制控制经济，让国民仰其鼻息而活，是相同的手段；
……
党支配一切的极权统治，在短短几年里，在上海、在中国大陆，成功且迅猛的实现了。
陆焉识在国民党统治下，拒绝为批评政府认罪，不写认罪书，也不愿意参加忠诚测试。他当然也不愿意在共产党这里检讨认罪，辞职成了自然的选择。陆焉识想的是，我放弃教职、自谋生路，虽然失去了优厚的薪水，总是保留了人身和思想的自由。
他还没有明白，新政府并不仅仅管理学校教师的思想，还要管束和决定全中国所有人的生死存亡。这并不是他辞职可以逃避的。而且，不仅要抓现在的反叛者乃至仅仅反共嫌疑犯（现行反革命），还要抓过去曾经或曾经疑似有反共行为者（哪怕没有实际行动、只是表达过与中共主张不合的发言者）（历史反革命）。即便匿名的告发，证据不足，也宁可错杀也不放过。
“不久焉识翻的报纸上出现了这样的词——“肃清反革命运动”。这个词汇从出现就开始听到马路上呜呜叫的警笛。警笛不光是夜里呜呜叫，白天也叫，然后大街上弄堂里商店门板上就开始贴出满是人脸的告示来。都是“反革命”的脸，被宣判死刑、死缓、无期徒刑……
一天，小女儿丹珏告诉父亲，他们的中学被捉走了两个老师……那是两个教书教得很好的老师，在学校很受学生们尊重，从此丹珏再也不拿反革命说着玩了。”
这样的形势下，陆焉识渐渐醒悟了自己正处于一个什么时代。很多人也都有所醒悟（虽然仍然是半梦半醒，不很清楚未来会如何）。但这时，国民政府和国军早已被赶到东南那个小岛上，各地反共游击队也被剿灭。而上海市民们，当年是积极欢迎纪律严明的解放军入城的，对打击资本家投机倒把是鼓掌支持的，对肃清国民党军警宪特是乐见其成的。还有一些上海人，在“解放前”就是地下党，为中共占领上海、统治全中国，起到重大作用。放大到全国范围内，也是一样。中共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也是支前民工小车推出来的。反抗的死硬分子，已在战争中和第一批镇压中被肉体消灭了。当暴力机器、宣传机器、组织力量，全都在中共政权、“新中国”掌控下，要想抓谁，还有任何人能拦得住吗？
有些幸运儿，在国家闭锁的前夜，逃亡出境。最知名的，就是上海的作家张爱玲女士。她敏锐感受到新政府的不宽容，当她因穿了旗袍就被批判、被迫写歌颂颇有血腥的土地改革的“命题作文”时，她知道和穿着列宁装的女同事们是格格不入的，新政府也难以容忍她的自由浪荡的。于是她在政权尚未稳定，所以也还没完全变脸、还需要维持一定的自由开放以笼络中外人心的1950年代初，申请留学，从上海逃往香港。后来，张爱玲又辗转去了美国，终老于异乡。（说到张爱玲逃离中国，如今的中国人，面对近年来中共的倒行逆施，再一次选择逃离。张爱玲算是如今“润人”们的前辈了）
可绝大多数国人没有这样的幸运，没有对时局有清楚的认知、没有对危险有足够的觉察，或者明知危难将至却没有条件逃离。如前述已明白“‘1984’来了”的陈梦家，作为知名学者，又涉及政治较多，不像张爱玲那样有些自由，早被中共监视，想逃也来不及。最终陈梦家历经批斗死于文革，其妻子赵萝蕤精神失常。
不仅许多人无法逃离，还有许多人如巫宁坤，“自投罗网”，在1949年和1950年代初，冲破美国和民国方面的各种阻挠，不远万里从美国返回中国大陆，来“报效祖国”。他们回国后，发现“上当”却无法离开了。在后来的几十年各种运动里，他们饱受迫害，姚桐斌、周华章、陈天池等美国名牌大学毕业的科学家更是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而留在美国的中国学者李政道、杨振宁（二人当时是中华民国和美国双重国籍），则获得了诺贝尔奖。一念之差，命运的天翻地覆。
那时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小说开头描写的西北大草原上的马、牛、羊、各种生物一样，以为自由的天然而不可剥夺的。它确实是自然就有的，但并不是不会被剥夺的。1950年代的中国知识分子，就像那些被突如其来的人类移民射杀的马儿那样，被中共利维坦的暴力机器陆续捕杀了。
1954年，陆焉识被捕了。这时“镇压反革命”运动已经“胜利”结束，陆焉识是在“肃清反革命”中被捕的。“镇压”还有“漏网之鱼”，所以要再“肃清”。这时未被波及的人都暗自庆幸，因为他们不能穿越，没有长前后眼，不知道未来还有“反右”和“文革”。而在内陆的国人，还要经历“人民公社化”和“大饥荒”。连番的政治运动及衍生的悲剧，无人能够幸免。那些自己一时幸免，而对他人受难袖手旁观、幸灾乐祸，既是迫害他人的共犯，也是自己后来落难的共同责任人。
在拿着网球拍的丹珏注视下，陆焉识被送上警车。这一次的陆焉识，比在重庆被国民党特务抓捕时要从容一些，但离开的却要长久的多。除了中间从青海劳改农场越狱的那次、远远的看了一下家和家人，陆焉识真正回到这个家，和婉喻、丹珏、子烨的重逢，已经是二十多年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