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本文根据 2020 年 3 月 19 日大纪元播出的张展访谈中的讲述录音整理，标题为编者所加。
我觉得中国真的有很多人生活在苦难之下，我觉得说，在武汉，和武汉人一起经受这种苦难，对于很多人是一种心灵的安慰吧。但是现在，中共的问题，这种极权政治在我们国家的问题，它不单单是个政治问题，更是个宗教问题、信仰问题，因为直接面临着死亡的威胁。不管是执政者还是普通的民众，为什么都在这种恐怖之下？因为在死亡的咒诅之下。
让我觉得最恐惧和痛苦的事情，还是因为对感染、还有对这个政府的害怕，然后在自己的旅馆里面，什么都做不了，那时候是让我最痛苦的。比如说去第七医院、人民医院、火葬场、方舱医院之后，整个人就是在一种很强的恐惧之中。
每次去之后，总有两三天哪儿都不敢去，很害怕。
死亡人数几乎是一个不解之谜了，因为我了解到，之前在医院里看到，确诊必须是危重病人才给用试剂盒，轻症的人想要做试剂几乎都是做不了的。他们每天报武汉市一天死 100 多个人，但实际上，一个殡仪馆，它的焚烧炉 24 小时轰轰转的话，那整个城市死亡人数远不止他们报的那点吧。
他们建立了一整套的信息封锁机制，不接受外面记者的采访，不回答任何问题。包括在医院里面信息也是隔离，有专门的一个部门来收集信息，感染数据，如感染人数、确诊人数灯信息。社区里边发烧的人都要通过社区报到医院去，导致整个城市的管理是一个黑匣子。我接触的市民，十个有八个对这样的防疫工作都是有苦难言，有两三个可以很直接表达不满的。
刚开始的时候封城，是因为整个瘟疫信息的屏蔽，导致公民大量聚集，没有采取任何防疫措施，整个城市感染人数很多，他们就突然封城。这样的封城，向市民没有做任何的解释，就带来了一个突然的恐慌和城市人口的大逃离。后来社区的封闭又是这种不经过任何探讨就直接下命令了，将每个社区围起来，将人们像猪一样关在家里面。而且对很多信息市民都是蒙在鼓里的，我觉得这更是一种奴化的城市管理，而不是在进行防疫。没有医学人员的参与，而是大量的部队武警的参与。这个体制之前遗留下来的统治基因就没有改变，处理的方式非常的不人性化。
各种匪夷所思的事情每天都可以看到。普通的人去买卖日常生活必需品，都要像做贼一样。比如工商局的人可以直接去商店，就因为他卖了一点东西，就可以把他的营业执照拿走，也不出具任何执法手续，这很常见。以防疫为名义几乎可以剥夺一个人所有的权利。他们说是为了你们的身体健康，你们都回家去吃去喝吧。但吃喝买的东西都这么贵，花谁的钱呢？他们每天在家里没有收入，经济损失谁来弥补呢？他们没有任何的计划，也没有任何的解释，就这样强行推行，希望把瘟疫的数字控制下来。但我觉得如果大部分人像驴子像马一样出于服从的目的待在家里，一旦解禁之后，他们弱的防疫意识肯定会导致瘟疫再次爆发的。
当局把很多的资金财力人力都用在维稳之上，雇佣很多的警察，然后搞大型基础建设包括建立方舱医院，但实际上物资医疗在个人身上的投入非常小。比如给普通民众免费发口罩、免费派发酒精，将核算测试、血液测试纳入医疗保险之内，或免费提供测试、免费提供 CT 拍照……. 这些全部没有，对于民生几乎是零投入。
他们不让小的菜市场商店卖菜，都不让开，通过大型集中采购，居民买的菜价格又特别高，这是说不过去的。这是疫区，大家又没有工作，买的菜应该便宜点啊，但却要承受更高的代价！普通人在这场瘟疫，虽然政府说它投入钱了，但是对于没有患病的人来说，他们承受的经济损失是相当相当大的，不单说停工没有收入，而且买东西物价也很高。当局投的钱去了哪里呢？在“为市民服务”。
我觉得真的，这是很荒谬的一件事情。
有一件事情，就是在方斌和陈秋实被抓之前，他们就对我非常密切的关注之中。他们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我也不知道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不知道他们这么严密的监控，到底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实现的，所以基本上生活在一种恐怖的气氛之下。
现在每个小区都实行通行证管理，这个通行证是要去社区办理，必须要有单位的证明，如果个人有需要的话就办不下来。那就等于说是把市民的需要按照权力当局他们的认可，如果你的需要不被认可，那就不是正当需要。所以就造成了歧视性的管理，不平等的管理。
目前给每个社区划分片区，有网格员，我遇到好多个情形，给网格员打电话
打不通，或给他反映问题，他就推托。他们根本不解决不理会。
2020 年 3 月 19 日
来源：《自由张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