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超级大国为什么崩溃（151）
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4）
面对苏联政治经济危机日益加深的严峻形势，苏共中央1990年二月全会批准了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制计划。苏联政治体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但是，戈尔巴乔夫荣登总统宝座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二月底召开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会议，集中讨论了设立总统制问题。戈氏呼吁尽快设立总统制，以推进和加速改革。但跨地区议员团却反对匆忙实行总统制，他们主张先扩大最高苏维埃主席的权限，然后再考虑设立总统制问题；在实行总统制之前，必须通过国家的新宪法，明确规定新的民族国家体制。跨地区议员团的代表人物索布恰克警告，匆忙实行总统制可能导致独裁。而戈氏坚定的支持者雅科夫列夫则极力主张立即实行总统制。会议辩论十分激烈。有的代表尖锐地认为戈氏匆忙实行总统制具有个人野心，是他自己急于想当总统。戈氏则立即反唇相讥，他把跨地区议员团看成是“业已形成的反对派”。他断然否认自己急于想当总统的说法。最后，会议以347票赞成、24票反对、43票弃权通过设立苏联总统制，通过设立总统制法律草案，并决定1990年3月12日召开第三次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以最终解决总统制问题。
尽管基本上解决了总统制的问题，但叶利钦对戈尔巴乔夫的做法并没有停止批评。叶氏原则上同意总统制，但认为现在苏联不适宜搞总统制。叶氏希望首先解决苏联的国家体制问题，通过一个划分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职能的法律，为共和国提供尽可能大的独立性。在联盟条约和各共和国之间的条约签订之前，实行总统制不仅匆忙，而且是危险的。这样会导致专制。总统制不会导致经济形势的迅速好转、局势的稳定和国内秩序的建立。总统制不是使苏联摆脱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戈尔巴乔夫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应当在他现在的、尚未充分利用的权力范围内，更果断地行动。五年时间不果断、半途而废和妥协，才使国家变成了现在这种样子。不过，叶利钦表示，他和戈氏在战略上没有分歧，但他主张先进行政治改革，然后再转向经济改革。
1990年3月11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会议有两个议程，一个是将修改苏联宪法第六条的建议提交给非常人代会；二是在非常人代会上通过设立总统制的决定后，全会立即推出总统候选人，在人代会上选举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中央全会上讲话，他强调要对在改革年代里形成的党在社会中的地位、职能以及实施党的政策的方式、手段和方法作出新的理解；要恢复党的原始使命——成为社会的政治先锋力量，制订未来发展的路线并把它推荐给社会，通过党员在国家和社会机构中的活动使这一路线得以贯彻。戈尔巴乔夫看到了苏共的完整性正在受到威胁。他批评按联邦原则建设苏共，即把它变成加盟共和国共产党的联盟。同时他也反对规定加盟共和国共产党通过本共和国共产党员的公决退出苏共的权利。他认为这些新做法的后果是不难想象的。
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于1990年3月12日拉开序幕。会议一开始便呈现出复杂的局面。波罗的海三国、格鲁吉亚、乌克兰和苏联跨地区议员团等反对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建议本次人代会只初步讨论总统制法案，然后交全民公决。而立陶宛最高苏维埃主席则根本不参加本次人代会。他有言在先: “我们不想参加选举那个占领我国的国家的总统”。跨地区议员团的领导人尤里•阿法纳西耶夫在大会的第一天就发起猛烈攻击。他说，在这次人代会上仓促决定总统制问题是严重的政治错误。他还把批评的矛头指向列宁，使人代会会场一片哗然。
由于反对势力十分强大，戈尔巴乔夫几次试图通过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的决定均未成功。反对派竭力主张总统制的确立必须经过全民公决；总统的选举必须是全民选举；本次人代会不具备总统产生的条件。戈氏为此感到十分恼火。
反对派的阻拦使戈尔巴乔夫的总统制计划受到挑战。这样下去，戈氏将与总统职位无缘。这时忠实于戈氏的势力紧急出动，在会上会下四处游说，力图挽回局面。雅科夫列夫能言善辩，在会上振振有辞地为总统制辩护。他逐条批驳反对派的观点。他认为，实行总统制是“从含糊不清的集体负责向个人负责”的过渡。这次人代会的主要目的就是选举总统。他认为全民选举总统在现实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目前的局势迫切需要选出总统。作家扎雷金认为: “推迟总统选举，我们就会在几个月内使国家陷入无政府状态。”84岁的老作家利哈乔夫也认为: “在这种情况下，直接选举总统将会导致国内战争。”挺戈尔巴乔夫集团在会下同跨地区议员团首领频频接触，争取其支持，至少不反对。在戈尔巴乔夫势力的攻势下，反对派的态度有很大的转变。跨地区议员团领导人索布恰克在人代会上的发言中改变原来的立场。他同意在这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但必须以三分之二以上的多数票通过。反对派领导人态度的转变，为戈氏通向总统之路打开了大门。大会以1542票赞成、368票反对、76票弃权通过在本次人代会上选举总统。但这是一次例外，以后的苏联总统必须经全民直接选举产生。戈尔巴乔夫终于松了一口气。
在这次人代会上，乌克兰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伊瓦什科代表苏共中央向人代会推荐戈尔巴乔夫为总统候选人；历史学家阿尔克斯尼斯代表以联盟议员团的名义推荐戈尔巴乔夫、巴卡京、雷日科夫为总统候选人。但巴卡京、雷日科夫对提名者表示感谢，主动退出竞选。这样，总统候选人的名单上只剩下戈尔巴乔夫了。不过，戈氏并没有那么轻松。在讨论戈氏为总统候选人时，许多代表直言不讳地反对戈氏作为总统候选人，公开指责他应该对苏联目前的局势负责任。一位乌克兰代表甚至建议戈氏自己取消总统候选人的资格。但反对者毕竟占少数。最后，投票赞成戈氏为总统候选人的有1702票，反对的为156人，弃权者为36人。戈氏距总统宝座只有一步之遥了。
1990年3月15日，戈尔巴乔夫以1329票赞成、495票反对、54票弃权当选为苏联历史上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他赢得了59.2%的选票。
戈尔巴乔夫成为苏联总统，为遏制危机形势、控制社会动荡提供了某种契机和可能性。因为从机制功能的角度看，总统制比最高苏维埃体系更具有现实的组织、管理和决策贯彻的能力和手段。况且，戈氏完全可以以党的总书记和国家总统双重身份和双重权力来把握大局。但是历史只能给决策者提供机会，而不能代替决策者把握机会。遇到机会和把握机会还有相当长的一段距离。此时，戈尔巴乔夫想得到的都得到了——他掌握着苏联党和国家的最高权杖。历史又一次为他创造了机遇，就看他如何把握了。
戈尔巴乔夫就任苏联首届总统后，谁来接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呢？在竞争中，卢基扬诺夫战胜了七名竞争对手，以1202票对682票成为戈氏的继任者。卢氏此前是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第一副主席，他与戈氏个人关系很好。两人是大学同窗好友。他此时是苏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下来就该议论苏共最后一次党代表大会——二十八大了。
曾经担任戈尔巴乔夫总书记助理、总统助理的阿纳托利.切尔尼亚耶夫在其回忆录《在戈尔巴乔夫身边六年》中，对苏共二十八大的回顾是令人难堪的:
关于党代表大会(1990年7月初)本身，我的札记如下:
……这是一大帮发疯的外省人和首都的煽风点火者……发言者的水平如此低下，以致除了中央高级党校的‘马克思一列宁主义’以外简直一窍不通。要不然，就是‘背叛’！客气一点的是‘放弃社会主义思想’。会上要求每个政治局委员亲自述职，并对每个人作出评价。梅德韦杰夫讲话时蔑视地挥舞着手，起先还有人听，后来就对他发出嘘声，并且喝倒彩。有一个人走到会场的一个麦克风跟前，举起自己的红色代表证叫喊道：‘梅德韦杰夫同志，你知道足球裁判手里这样的牌子标志什么吗？那么，我现在就向你亮出红牌: 你犯规了，出场，滚！’这虽然是流氓行为，但却有象征性: 戈尔巴乔夫及其一队人违反了还是由斯大林规定的党的官僚机关的游戏规则。
雅科夫列夫在述职时发言很不错，以大智若遇的小计‘取胜’。他说，我就是这样的人，你们想干什么就干什么，我并不要保住自己的地位。他甚至还获得了一些掌声。但是，第二天回答问题时就显得完全不中用了。他说了许多令人生厌的关于东欧和国际共运的话，似乎共运‘变得好了起来’。此外，还援引自己在立陶宛的讲话，委屈地表白自己: 不是我挑唆立陶宛人搞分裂主义。
代表大会期间，在‘民主论坛′代表面前，即在与那些使他在代表大会讲台上‘受折磨’的人对立的阵营内，相反，雅科夫列夫讲话时却竭力要证明他跟他们是‘自己人’。他还暗示，他第一次‘透露’他是改革思想的倡导者和策划者，戈尔巴乔夫不过是把他的思想变为口号，‘发出声音’而已。
但是，主要的在于另一点，即代表大会击败了戈尔巴乔夫这一队人。这个队——不仅仅雅科夫列夫——证明无能为力进行防守，更不用说实行进攻了。这就清楚为什么他们要保住党，不考虑脱离党，更不必说挺身而出站在反对由代表大会体现的党的立场上了。只有叶利钦以自己野兽般的辨别力感觉到了‘历史号角’的声音。在他发表‘波拿巴式的’讲话之后，面临泰山压顶之势时，便在讲台上宣布退党。于是，他在稀稀拉拉的‘可耻’喊叫声中离开了为之震惊的会场。他十分坚定，不同于戈尔巴乔夫及其‘妥协’策略，这在所有的人都已看清无任何团结可言的时候对他非常有利。”
在苏共二十八大召开前夕，苏共中央政治局核心成员的争斗业已开始。利加乔夫发表谈话，期望二十八大能使党和社会力量团结起来。同时他认为自己既不是“保守派”，也不是“激进派”。“我是一个现实主义者。现在，某些势力需要以我为代表制造和维持一个保守派的形象，以此来达到自己野心勃勃的目的。我站在社会主义的选择和共产主义的远景立场上。”他表示他对社会民主主义丝毫不感兴趣。他说: “我不明白苏联的经济学家现在为什么对瑞典模式那么热衷。瑞典不能给我们什么启发。那个国家太资本主义化了。”他还说他不反对多党制，但多党制不应该成为一种摧毁社会主义的工具。苏联应该向市场经济过渡，但苏联的市场经济是“以国家所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的有计划的市场”，是“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而私有制是“无益的”，是一种倒退。
怎样判断局势已经成为党内分歧的关键问题。雅科夫列夫对局势的判断是乐观的。在一次政治局会议上，雅氏表示: “改革进程在正常地进行着。困难是过渡时期不可避免的，不要这样不安。”而利加乔夫则反驳说: “不要哄我们，安慰我们。这张桌子旁没有神经衰弱的，国内的危机局势已迫在眉睫。”
二十八大前夕，利加乔夫提出按照惯例邀请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参加大会的建议。在他看来，在改革的转折阶段需要外国代表团出席会议，尤其是在党内意见不一致的情况下更需要外国代表团参加会议；况且外国共产党代表团中有许多人长期在多党制条件下工作，他们的建议和意见对苏共有用。利加乔夫向中央提出了这个建议。但是不久雅科夫列夫主管的苏共中央国际部向政治局委员们发去文件，表示不邀请外国代表团。文件没有说明理由。利加乔夫看到文件后马上给戈尔巴乔夫写了一个便条，坚决主张邀请外国代表团。当时，戈氏准备访美，在莫斯科机场，苏联高层都集中在此为戈氏送行。戈氏表示他支持利加乔夫的意见，大家也都表示同意。访美归来后，在中央书记处会议大厅，利加乔夫问梅德韦杰夫，邀请外国代表团参加大会的事进行得如何了？雅科夫列夫马上回答说，“费用太大，要花几百万……”马斯柳科夫不满地说: “这是哪儿的话。难道在这么重要的问题上可以用这种尺度来衡量吗？”利加乔夫则表示: “这是个政治问题。我们过去一直邀请外国同志。如果现在在公开性时代，我们改变做法，我们就会得不到理解。”但是外国共产党代表团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苏共二十八大。
利加乔夫和雅科夫列夫的观点在政治局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自从叶利钦离开政治局以后，利、雅二人成为苏联政治核心的两极。不过，需要指出的是，这个时期，雅科夫列夫对戈氏的影响远远超过了利加乔夫。
1990年7月2日，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召开。戈尔巴乔夫在大会上作了题为《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的政治报告。戈氏认为，苏联处于“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关口”: 要么苏联社会沿着改革的道路继续前进，国家迎来美好的明天；要么反改革势力占上风，国家和人民就将陷入暗无天日的时代。戈氏激烈反驳那种把一切错误都归罪于改革的说法，认为这是“胡说八道”。苏联出现困难主要是过去的遗产“极其沉重”。同时政治局对改革中的种种失误负有责任。现在的苏联处于“过渡阶段”，“原有的体制尚未完全废除，新的体制也没有完全建立起来”。改革受到了“管理机构中的官僚主义阶层以及与之有关的各种社会力量对改革的抵制”。“改革不可避免地触犯到手中握有实权、以人民的名义支配着社会财富的那些人的利益”。形形色色的民族主义破坏力量的猖獗“是不断发生冲突事件的原因所在”。“社会上有一部分势力在怂恿我们实行资本主义制度，他们认为摆脱目前复杂状况的出路在于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于这些势力的表现，我们也不能熟视无睹。”
戈尔巴乔夫提出建立新的经济模式，即一种有多种成分、具有多种所有制形式和经营形式、具有现代化市场基础设施的经济模式。关于党，戈氏提出了“议会党”的观念。他说: “我们认为，不能把先锋作用强加给社会，只有通过为劳动人民利益积极斗争，通过实际行动和以自己的整个政治面貌和精神面貌才能争取到先锋作用。苏共将实行自己的政策，将在民主过程范围内和在中央和地方立法机关选举范围内争取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从这个意义上看，苏共起着议会党的作用。”戈氏认为，苏共是坚持社会主义选择和共产主义前途的党，是在其政策中体现工人阶级、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利益的志同道合者的自愿联盟。
戈尔巴乔夫作完政治报告后，政治局委员分别在全体会议上汇报自己的工作。雷日科夫表示，实行“加速战略”是一个错误，必须放弃它。雅科夫列夫强调，“改革所要打断的正是这个极权体制的脊梁骨。然而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改革招致某些阶层的刻骨仇恨。”谢瓦尔德纳泽坚持全人类价值优先于阶级利益的思想。他抨击了“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是苏联外交政策惨败”的论点。他指出，在最近的20年中苏联同西方的对抗除军事对峙的费用外又花了七千亿卢布，同中国对抗花去了二千亿卢布，进入阿富汗花去了六百亿卢布。政治局候补委员普里马科夫认为，“苏联实际上存在着另一种可能性，即不革新的和非民主化的党的结构会像磁铁那样吸引着那些客观上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反对改革或者主观上反对改革的力量。”他还分析了苏联国内和党内形势复杂的原因: 第一，在实现了社会民主化的同时，没有出现同样规模的党内民主化；第二，虽然有充分根据地放弃行政命令体制的时机已经成熟，可是却迟迟未在维护法制和法律方面采取行政措施；第三，过分强调了地区经济核算的作用，而没有加速建立全联盟的市场基础结构。
利加乔夫对所有制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们改革的目标是什么？目标就是最充分地利用社会主义的潜力。既然如此，我就要问，难道把企业卖给私人能促使社会主义制度所具有的潜力发挥出来吗？当然不能。” 他认为，社会主义的价值观完完全全包括了全人类的价值观。这一点非常重要。但是，这两者不是等值的和相同的。社会主义价值观是个更广义的概念。我们忘掉阶级观点也是不合情理的。他在汇报中表示: “我国现在存在着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CP的势力。这些势力由于在某些舆论工具中有强大的影响，因而活动的劲头十足。它们为使我国的社会主义解体、使党垮台的做法拍手叫好，大声疾呼地将其说成是一种创造，说成是真正的改革。而对旨在革新和加强社会主义的做法则大加斥责，说什么这是保守势力的行动。”他强调: “除了改革之外，我看不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除了对社会主义进行革新之外，我没有看到还有什么别的选择。”他指出: “我既不把自己列入保守派，也不把自己列入激进派。我只不过是一个现实主义者。任何一种轻率的激进思潮、感情冲动的行动、突如其来的做法，在五年的改革时间里给我们带来的好处甚少。”他在回答代表们提出的问题时表示: “我再次重申: 我反对私有制。因为我确信私有制在政治和社会方面将把我们拉向倒退。我坚决反对大量失业，并且再说一遍: 谁想把国家推向自由的市场经济，那么就让他成为苏联的第一个失业者吧。”
谢瓦尔德纳泽、雅科夫列夫和利加乔夫的汇报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欢迎。代表们对政治局委员们的批评非常尖刻。大会的气氛显得十分紧张。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6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