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赤色帝国覆亡之谜（103）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另一个引人注目的内容是，提出在苏联实行总统制。
实行总统制、建立三权分立的国家政治体制是戈尔巴乔夫政治改革的重要步骤。实行多党制，必然要建立与此相适应的一套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建立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在苏共面临巨大挑战之时，戈氏感到要想有效地控制苏联社会变革的进程，就必须重新构筑新的政治框架和结构。戈氏主张实行总统制，一方面表明他准备吸收三权分立政治体制的长处，以弥补苏维埃议政合一制度的不足；另一方面也表明，在苏联处于危机状态之下，他要运用总统制来稳定局势，加强最高决策层的权力。戈氏认为，实行总统制还有一个好处，即在苏共党内出现严重分歧的情况下，他可以把苏联的最高决策权由党的政治局转移到总统委员会，以避免来自苏共党内左右两方面的夹击。这样一来，戈氏也就进一步削弱了苏共。此时，戈氏已经不是采取过去的那种积极推动苏共本身的改革来领导和控制苏联改革的节奏和方向，而是在苏共出现严重危机的状态下，采取将苏联最高政治权力的支点由苏共中央转移到最高苏维埃，从而使苏共的地位进一步下降。不仅如此，戈氏在兼任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后，因政治权力支点的移动而使其主要精力用在议会工作上，使苏共高层的领导决策能力进一步下降。
然而，苏联最高苏维埃只是议会立法机构，在危机和转折的关键时刻往往对事态不能作出及时的反应。其结果将是国家行政权力系统出现故障，无法发挥其管理国家的应有职能。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戈氏进一步提出加强国家行政权力的重大措施: 实行总统制，搞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但是，建立总统制问题在苏共中央政治局里意见并不是统一的。一些人一开始反对建立总统制，后来在强大的政治压力才改变态度。如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特尼科夫在这次全会上说: “应该以自我批评的态度承认，我本人没有及时地支持这种思想。而现在已确信，总统的权力是必要的。”从这里可以看出，戈氏从承认多党制，到实行总统制和议会民主制，一步步地将苏联引向了另一条改革之路，逐渐脱离了苏共二十七大的改革路线。
在这次全会上，政治局委员、苏联部长会议主席雷日科夫出人意料地没有就苏联经济问题发表意见，而是撇开经济讲政治，专门谈了党内问题。他认为，这个问题是“使全体苏联人特别感到不安的问题”。他首先表示赞同中央制订的纲领，任何政党都不能永远垄断权力。但他指出，对党的攻击加强了，党对事业进程的影响削弱了。党的队伍在思想政治上不一致了，出现了左倾激进立场和新保守主义立场。雷氏提出了一连串的问题: “苏共是否仍然是执政党、人民的政治先锋队？苏共要放弃这个作用吗？要不要搞多党制？苏共是否仍然坚定地站在共产主义理想的立场上或是正在倒向社会民主主义？是否充分预见到建立市场经济的社会和政治后果？在这个基础上能够建立人民在1917年10月选择的社会公正的社会吗？或是将建立另一种社会呢？”雷氏认为，讨论是否需要多党制的问题已经为时过晚，实际上多党制已经存在。因此他提出: “我们必须掌握同其他社会政治实体共同工作和生活的重要学问。”
在这次全会上，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利加乔夫在全会开始不久就登台发言，指责政治局和政府在实施改革中犯了“严重的失误和错误”。第一个错误是货币投放量雪崩似的增加，造成了消费市场的混乱；第二个失误是未能认清改革的主要危险，姑息了民族主义、分立主义和反社会主义派别，所有这些才是对改革和苏联的主要的、大概也是致命的威胁。利加乔夫坚决反对实行私有制，扬言决不能为私有制“打开缝隙”，因为“这是关系到我们未来的问题”。他还反对把党变成“无定形的组织”，变成“政治俱乐部”。(后来，利加乔夫表示同意在苏联实行多党制，也赞成党内存在派别。但他强调，党内派别活动应当在党内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超出党章、党纲和党的意识形态。否则，“你就不是共产党员，而是别的政党党员”。 “总之，在共产党内建立派别只能在苏共纲领和章程范围之内，但多党和党内派别是两码事。”)
利加乔夫发言之后，许多与会者对他进行批驳。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市委第一书记卡多切尼可夫指责利加乔夫，说利氏对自己主管的农业问题负有直接责任。“为什么我们不向对此负有责任的人问罪？”政治局委员雅科夫列夫表示不同意利氏将局势看得那么严重，“我不赞同在评价社会和党内发生的变化时表现出的惊慌失措情绪。惊慌失措一向是混乱逃窜和败北的先声。我们可别给自己制造恐怖，这可能导致行动上的瘫痪。政治上的盲目当然是危险的。煽动坏事和故弄玄虚也同样是危险的，是面临着灾难危机。但是，我们的危机是另一种危机，它与新生婴儿出世时的分娩阵痛相似，无疑，它是困难的、折磨人的、痛苦的。尽管形势极其严重，经济和族际关系等问题一大堆，但我不同意这样一种看法，仿佛社会或党现在已面临不彻底的决定、动摇不定，或是让上帝保佑，颤抖哆嗦，那危机就会产生。”
雅科夫列夫的发言耐人寻味。
在这次全会上，最富有戏剧性的发言是苏联驻波兰大使罗布维科夫。他的发言充满了火药味。罗氏把苏共行动纲领贬得一文不值，认为“文件中口号连篇”，“甚至有些大吹大擂”，对过去、特别是对现在们评价是“不确切的”。“给人的印象是，它具有实用主义性质，只是为了满足我们政治的眼前需求。”他批评纲领对改革时期所犯的错误不加评论，“我们更加珍视的似乎不是我们自己对自身工作的评价，而是西方的先生们对我们的评价。”他说: “我们的领导更乐于同西方首都大街上笑容满面的人会面，而不愿意会见愁眉苦脸的同胞。”他还挖苦道: “我们一直在四处奔波，寻找包治一切灾难的灵丹妙药，希望被视为绝对之物的民主能使政治领域中的一切各就其位，而市场会使经济中的一切各就其位。”但是，一切事与愿违。他的结论是，苏联现实的错误是党和国家的领导人所犯个人错误造成的。这位大使认为，戈尔巴乔夫进行的是极度轻率的改革。他用调侃的言语说: “我们这里最时髦的做法是把我们全部的不幸都归咎给′万恶的过去’。我们所要喝光的早已不是昨天停滞时期的菜汤，而是今天用改革原料熬成的稀粥。而我们都把这一切描绘成改革和新思维在国际事务中取得的令人目眩的成就。”这位大使扬言自己不怕被列入“保守派”名单。他最后表示反对实行总统制和设立党的主席、副主席职务。
这位大使的发言立即引起轩然大波。雅科夫列夫表示不能同意这个发言，因为这“实质上一笔勾销了中央委员会及政治局在国际舞台上所做的一切”。“政治迫害、寻找敌人或人为制造敌人，从来也没有得到什么好结果。”苏联外交部第一副部长科瓦廖夫指责对戈尔巴乔夫“不信任”的人是同改革不同路的人。他猛烈回击那些对苏联外交政策新思维怀有敌意的人。他还提出了确定肆意使用和被迫使用武力的界限问题，表示，“如果违背宪法和法律作出使用武力的决定，那就逃脱不了良心和政治的谴责。”苏联科学院院士沙塔林认为这位大使诬蔑戈尔巴乔夫。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发言说: “改革，改革的主张，实现改革的方法，这决不是为骚乱、不负责任和无政府状态提供可能，不是为表现过激情绪，包括表现出政治上的过激情绪提供可能。否则，改革可能成为对我国的一场悲剧，其后果是很难预料的。”克氏这里显然在暗示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步骤太快了。
叶利钦是苏联激进改革派头面人物。在全会上他一开始发言就把矛头指向苏共中央和政治局。他认为，苏联的危机状态，党中央委员会应该承担责任，不仅仅包括通常认为的头号人物，政治局的每一个成员都应该承担责任。叶利钦对主流派行动纲领草案持批评态度，他认为该纲领是按照旧的精神提出来的，没什么新内容。给人的印象是，它是用左右两只手写出来的，总是试图进行某种调和，一会儿向这方面，一会儿向那方面让步。在会上叶利钦提出十点建议，主要内容是放弃民主集中制的原则，放弃作为权力工具的机构，从一党制向多党制过渡，取消宪法第六条等。针对叶利钦的批评，雅科夫列夫反驳说，“这里有人说，纲领草案是迎合左右两方面的观点写成的。我不想把这一点算作缺点，而是算作优点。这个文件使人感觉到一种政治合力，在这种合力的基础上可以建立党的健康政治中心，为苏共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相互协调与合作以及同社会上所有的改革力量与运动的协调与合作奠定可能性。”
1990年苏共中央二月全会是一次具有转折意义的会议。这次中央全会从某种意义上说，完全突破了戈尔巴乔夫1988年的总体改革构想，标志着苏联改革方向和目标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这种变化主要表现在: 第一，此前，戈氏是在一党制的框架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的；而二月全会后，苏联则在多党制的构架下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第二，此前，苏联政治体制改革的思路是“还权于苏维埃”，将最高决策权移至最高苏维埃；而二月全会后，苏联最高决策权将移至总统及其所属机构。第三，经济改革将朝着市场经济方面开始迈进。第四，在理论上明确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上升为政治改革的理论基础和纲领。
这次全会的巨大转变是在前一阶段苏联全面改革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从决策的角度看，出现决策权力机制的重大错位: 最高苏维埃已担当不了最高决策的职能，而苏共的决策权力机制又被架空。戈尔巴乔夫急于实行总统制，旨在重新构造决策系统和决策贯彻系统，旨在增强控制国家全面危机状态的能力。但是，既然决策权力由苏共中央转向最高苏维埃产生了严重后果，为什么不重新将最高决策权再移至党中央呢？当然，戈尔巴乔夫考虑了这个方案，但他否决了。因为当时苏共中央领导核心很不团结，政治局内部对立情绪严重。戈氏对政治局的状况产生了厌烦情绪，一直准备在决策上摆脱政治局的影响。另一个因素是，当时苏共已处于派别林立状态。这表现在: 第一，党内出现了若干政治团体；第二，一些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已经表露出脱离苏共中央的迹象。在政治多元化已经成为既定事实的情况下，戈氏感到很难再将决策权移至苏共中央。此时，在戈氏看来，总统制是最佳选择。
下面请看俄罗斯历史学家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一1991)》中对苏联总统选举过程的阐述:
党的第19次代表会议发动的政治改革飞轮飞快旋转。这一次转到各加盟共和国选举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了。俄罗斯的情况引起了苏联领导人的特别担心。在政治对抗明显加强的条件下，俄罗斯的选举和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工作对全苏联的局势会造成决定性的影响。选举准备工作开始提前进行。1989年12月，苏共中央全会通过决议，在中央委员会建立主管俄罗斯联邦和俄罗斯机构的委员会。为了巩固苏共在俄罗斯联邦的地位，苏共领导人采取了斯大林和赫鲁晓夫都不敢实施的步骤——建立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1990年1月15日，苏共中央俄罗斯联邦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委员会主席就是戈尔巴乔夫本人。该委员会成员包括：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沃罗特尼科夫、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弗拉索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苏共莫斯科市委书记普罗科菲耶夫、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吉达斯波夫、苏联科学院副院长科普秋格、苏共中央委员科罗廖夫(工人)、苏共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库普佐夫和马纳延科夫、《苏维埃俄罗斯报》主编奇金等人。
这次会议讨论的问题非常重要。首先提出了关于俄罗斯经济主体这一概念的问题。对这一问题的讨论研究具有超前的性质，并且提前研究了未来的俄罗斯人民代表大会的问题。必须指出，1990年初，苏共中央内部就深入研究过俄罗斯主权问题，后来正是苏共中央宣布这一问题为异端邪说，而把“主权化”的罪过推到苏共中央的政敌身上。
这次会议指出，俄罗斯开展了积极的人民代表竞选运动。选举前的几个月中，平均八个候选人竞争一个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席位；在各自治共和国的选举中，三个人竞争一个；在地方苏维埃的选举中，一个半人竞争一个。
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大会的选举是苏共的社会威望与影响减弱的明显证据。已经成为对抗现行制度象征的叶利钦的拥护者，在全国举行了成千上万次游行示威。
2月4日，莫斯科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群众集会，参加的人数大约为20一50万。集会的组织者尤•阿法纳西耶夫、伊•扎斯拉夫斯基、瓦√吉洪诺夫、列•舍马耶夫等人号召莫斯科人在选举中支持国家发展民主道路的拥护者。群众集会要求召开“圆桌会议”，为反对派提供机会，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对戈尔巴乔夫的猛烈批评不绝于耳。
2月25日，莫斯科又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有几十万人要求苏共下台，批评戈尔巴乔夫。列宁格勒、伏尔加格勒、喀山、伊尔库茨克、哈巴罗夫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和许多其他城市都举行了类似的示威游行。党的机关没有找到对付这些示威游行的特别有效的办法。
国内出现了一种过去不曾知晓的新现象，这不是政党，而是一种群众运动，自称为“民主俄罗斯”(它在1990年10月才取得政治上的合法地位，虽然其实际活动在当年春季就已经开始了)。“民主俄罗斯”的组织遍布俄罗斯所有大城市，它们直接影响到竞选运动，支持那些成为“民主俄罗斯”的拥护者的候选人。苏联出现了有组织的政治力量，出现了政权的反对派。
1990年3月4日举行了俄罗斯联邦人民代表的选举。这一次在斯维尔德洛夫斯克作为候选人的叶利钦获得了全面的胜利。他的竞选承诺之一是修订俄罗斯联邦宪法，设立总统职位，以候选人的资格参加俄罗斯总统的全民选举。
在竞选选动中，他号召取消宪法第六条，该条宣布苏共为苏联政治体制的核心；他坚决主张通过关于所有制和土地的各种法律。叶利钦声称，俄罗斯应该成为总统制共和国，而未来的总统应该暂时不是其所在党的党员。
他还提出了一项建议，不过他很快就放弃了该项建议：在俄罗斯联邦境内建立七个俄罗斯共和国。
这些新的政治现实迫使戈尔巴乔夫采取了一些政治策略。国家政治生活的现实表明，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已经不能维护他的政治地位起到保障作用了。就连迫使戈尔巴乔夫经常同日益强烈的反对派情绪作斗争的最高苏维埃主席的地位也不稳固了。苏联总统职位的设立使戈尔巴乔夫同西方国家的总统“平起平坐”，巩固了他在政权系统中的地位。而且当时有可能不用通过苏联公民投票，而是通过“捷径”，即在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选举总统。诚然，许多代表可能通过将修改宪法(设立总统职位)同另一种宪法修正案——取消臭名昭著的宪法第六条(该条将苏联的一党专政合法化，宣布苏共为苏联的“政治体制核心”)联系起来。在走向总统职位的道路上，必须预先得到苏共中央政治局与例行的中央全会的支持。
1990年3月7日，召开了苏共中央政治局例行工作会议。列入议程的问题如下:
——苏共中央(1990年)三月全会召开程序；
——苏共中央全会关于《就政治体制(苏联宪法第六和第七条)诸问题修改和补充苏联宪法的法律草案》的决议；
——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
——苏共第二十八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
1990年3月15日，在苏联非常人民代表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当选为苏联总统，还保住了苏共中央总书记的职位。同时宪法第六条被取消了。在就设立总统职位问题的辩论中，(哈萨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纳扎尔巴耶夫第一个发言。他热烈支持设立这一职位，指出各加盟共和国同样设立总统职位的时候已经到了。戈尔巴乔夫在其回忆录中说，他没有料到各加盟共和国的领导人会走这一着棋。联盟总统职位的出现成为各共和国效法的先例。政治主权化获得了强大的推动力。联盟解体进程被赋予了正式的法律框架。
戈尔巴乔夫的战友、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瓦•梅德韦杰夫后来写道：“代表大会上我们赞成刻不容缓的总统选举，与其说是出于原则性的理由，倒不如说是出于实用主义的理由，而且宪法也规定了全民选举(总统)。”戈尔巴乔夫的顾问们这种政治上的幼稚令人惊讶——苏联向来是中央有什么样的政治组织形式，各个共和国，甚至各个州都照搬模仿，向来如此。这一次的情况也是如此。不但仿效设立总统职位，而且多数加盟共和国也仿效设立总统职位的机灵巧妙的手段——即通过听话的人民代表大会。这样，苏联解体的进程具有了新的加速度。
实际上，苏联总统的产生还是比较艰难的。且看下文分解。
(未完待续)
荀路 2024年6月12日